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与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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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与选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与选择
郭根山
2006年02月05日09:
09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经制定了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带领人民用革命方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造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成功的救国之路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163年的中国历史，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界，前80年虽有数次求富的尝试，但几经坎坷都化为镜花水月，富强的目标到终了还是求之不得；后83年，不仅赢得并保障了民族独立，而且国家总体上已步入小康社会。
前后两个阶段何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
对此，国际上有资深学者认为，中国民族资本“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和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
[1]这一分析固然正确，但却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
“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
”[2]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无一不是仅仅关注如何富强的问题，而对实现现代化、达到富强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却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中国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过对一个半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线索：
中国为达现代化的目标曾走过一条改良→改革→革命的道路。
从改良到改革再到革命的这种步步演进，既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同时也表明革命是中国造就现代化前提条件的最后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
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
”[3]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取得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殖民者不能为殖民地提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已是现代化问题专家的共识。
究竟哪些真正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殖民地一般提供不了适宜的环境，对这些国家来说，首先必须推翻外国的统治，然后才能使工业化摆脱殖民统治而前进。
”[4]“布莱克（Cyril E.Black）教授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也指出：
“现代化一旦超越其初期发展阶段便会陷入复杂的、代价高昂的，并且一般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而这些变迁只有土生土长的领导者才能完成。
”并且，“保护国（tutelary societies）希望把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好处仅仅局限在一定程度和一些特别领域之内，能够满足他们需要就足够了，他们不愿看到一个全面的现代化，因为它将会最终导致被统治者的独立，统治者将会丧失殖民统治体制下的既得利益”。
[5]可见，铲除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是被压迫民族走向现代社会的先决条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大业，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权保障。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革命的终极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它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引起的。
“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
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6]这是毛泽东考察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得出的结论。
中国革命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7]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8]这虽然还不是生产力的直接发展，还不是现代化的实现，但是，它却为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有了这个先决条件，“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9]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
仅仅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问题，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只是具备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政治条件和可能性，要真正使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得以实现并加以保障，就必须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党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选择和制定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战略性赶超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实现后来者居上的捷径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就呈现出一幅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的壮观场面，特别是自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各国通过战略性的赶超实现了后来者居上、成为现代化国家，更是不乏其例（详见表1）：
表1 六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均GDP及其位次的变化（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附图
注：
——上的为第一名及国别变化；上的为第二名及国别变化；上的为第三名及国别变化。
资料来源：
据A·麦迪逊《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表格编制。
自现代化浪潮兴起之后的500年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中，实现后来者居上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觉的行为，也就是说，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各国都强化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实际上，除英国等少数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外，所有后来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并实施了赶超战略。
“历史地看，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努力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过程。
”[10]
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赶超的典范。
自19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幅政府主导的战略赶超型的现代化历史画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作用的幅度和强度也越来越大。
德国开始了一条不同于先前国家实行的那种放任型的现代化道路，而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1870年以后的30年中，德国逐步强化政府在工业化中的职能，统一了币制、经济法规和铁路管理，加强贸易保护，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积极学习英、美、法等国家先进的工业化经验。
同时，为了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也为了军事、国防的特殊需要，德国政府制定并确保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做了有力的诠释，为迅速启动经济增长，它们大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推行了一套赶超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战略。
列宁是社会主义赶超型现代化思想的奠基人。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提出了“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的论断。
[11]他认为“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12]在斯大林时代，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起着的决定性作用，苏联集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选择了赶超型社会发展战略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选择了一条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国后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经过几十年努力之后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也不如近20多年大，由此有些人就对赶超战略产生了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那么，怎样看待这一发展战略呢？
经济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明确了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赶超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
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把超英赶美作为实现现代化总体目标的一个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也要总结在赶超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失误在于：
一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
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光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工业方面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一项指标。
二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
这种指标单一、短时间的赶超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挫伤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信心，扭曲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认识，损坏了赶超战略的声名，以至于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把“大跃进”、“超英赶美”、“重工业优先”等同于赶超战略，（注：
有关论点参见《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模式与战略：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岭南学刊》2000年第3期；《赶超·均衡·备战——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资源结构升级：
赶超战略的误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
）把急躁冒进当作赶超战略的代名词，从而无意中也降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政策上的偏失，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但我们无权对那个时代提出苛评。
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在执行赶超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上曾经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如果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初起阶段。
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
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追求后来者居上的最终目的，它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政府主导下有意识的、以赶超工业化、现代化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核心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对赶超对象的超越，而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运用何种手段来达到赶超现代化先行者、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的。
从本质上说，赶超战略首先是一种理念，其次才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捷径。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使用过的那些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抑或是进（出）口替代理论，都不过是策略和工具而已。
无论哪一种手段（几种手段并用的情况也不鲜见）都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实现后来者居上。
既然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标，那么，寻求捷径实现赶超就成为战略制定之后必不可少的工作。
寻求捷径就意味着必须进行创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路，在战略规划、战略方针和战略实施上都要有新思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超常规地发展，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否则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试验，这些都是探索性的创新。
（注：
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
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
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从广义上来说，今天所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一种在发展思路和方法、手段上的创新，是在信息时代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新的发展观，从本质上说也是为了寻求一种赶超的捷径。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施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配置形式。
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有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发挥。
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变化，从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过渡到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一旦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且处于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了，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三、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实施赶超型社会发展战略取得的成就
第一，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我们应当充分估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开展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和保障国家政治独立的作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发展来看，“一个在政治上宣告‘站起来’的民族，未尝不会在经过一段喜悦之后，在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再度‘坐下来’或是‘躺下来’”。
[13]因此，“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14]从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前哨，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国家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第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科技与管理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
第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摸开放提供了基础。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15]
第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使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评价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成就时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无可争辩，但以下三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
（1）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为什么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
（2）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速度快于改革开放以前，为什么我们不在一开始就选择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再发展重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工业化道路以实现赶超呢？
（3）采用赶超战略，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为什么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如近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不能与经济增长水平同步提高。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人口增长过快。
由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和实际寿命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因而“中国急剧增加的国民收入当时没有变成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应增加”，“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最后20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许多用于赡养迅速增长的人口”。
[3]（p.488）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超过20‰的高速的人口增长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16]关于中国的人口与国民收入增长和世界的对比情况，参见表2。
表2 1955～1980年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 单位：
%
附图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2页。
二是为了积累的需要，经济增长除了养活增加的人口之外，余额的大部分都进了国库，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剩余的部分仅仅能维持人民收入水平的少量提高。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
既要巩固国防，又要为共和国打下基业。
党和政府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有限的资金动员起来投入重工业，实行高积累政策，“勒紧裤带搞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
后来，中苏分裂更加剧了我们周边的紧张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已成为重中之重。
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发展重工业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正是重工业使人民共和国挺直了脊梁。
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成功，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元首会神秘地访问北京？
至于改革开放以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具体的分析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赶超战略的策略选择。
我们搞了50多年的建设，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甚至连工业化我们都尚未完成。
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不是赶超战略之“过”，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起大国所共有的特征。
除了现代化的后来者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齐头并进的任务之外，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农业国的现实也决定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说实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现代化的水平与日俱升。
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择了一条适合当今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
即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调整重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那么，是否可以假设建国初期就选择一条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然后再发展重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道路呢？
如此假设，貌似合理，实则不然。
看问题要有历史的观点。
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忽略两个因素：
一个是国际环境，另一个是前30年奠定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开放政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我们已经增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战略策略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宜的战略策略，是后近20多年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也不要忘了一个历史事实：
改革开放以前的励精图治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那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如是说；“二十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8]――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中，才找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17]――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教授如是说；“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
没有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即使引进了市场机制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作为依托”[18]――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如是说。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第三个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实行了现代化赶超战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为中国今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之后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去。
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客观事实。
数百年来，尽管几乎所有的后进国家都在追赶先进国家，并且部分国家确实缩短了与先进国家在现代化整体水平上的差距，有的甚至超过了先前的领先国家，从而实现了后来者居上。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向我们展现出所有后起国家哪怕是大部分后起国家逐步缩短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美好景象，甚至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同发达国家差距逐步拉大的相反后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巨大的绝对差额，从1950年以来一直存在，甚至有所拉大（参见表3）。
表3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按197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瑞士］P·贝罗赫：
《一九○○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71页。
表3的数据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世界经济史专家保罗·贝罗赫（P.Bairoch）教授根据联合国《1971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及该刊以前各期的数据综合而成的。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前7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比，在整体上出现了逐期下降的趋势：
1900年前者为后者的14.89%，1953年为10.65%，1960年为9.16%，1970年则为7.93%。
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较快的拉丁美洲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而这种差距拉大的现象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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