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创新与发展中国应对持续性发展挑战的战略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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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创新与发展中国应对持续性发展挑战的战略选择
包容性创新与发展中国应对持续性发展挑战的战略选择
摘要：
美日欧接连爆发的危机与后来的持续不振，对于中国发展面临的持续性挑战不容忽视。
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前者鼓励有?
于经济弱势者的各项创新活动，主张提高其知识吸收能?
，开发适应其需求的产品，扩大其经济机会；后者进一步强调发展过程的人人有责、机会均等，注重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和成果分配的利益共享。
立足实际，中国可以从有利环境与氛围营造，以及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充分发展。
关键词：
包容性创新；包容性发展；公共服务；创新型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1/F061文献标识码：
A
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前些年接连不断爆发的各种危机与后来的持续不振，不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也凸显了中国高度依赖出口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面临的严重风险。
我国现行的主要基于初级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一方面实现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的再平衡，另一方面改变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不足状况，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而要实现这两大重要目标，其可行的战略方向即是在世界各地日渐兴起并广泛践行的包容性发展模式。
在印度等国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Innovation）实践基础上拓展演化而来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Development）战略与模式，不仅有助于破解中国发展目前面临的持续性挑战难题，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进而实现机会均等、利益共享的和谐社会发展局面。
一、中国发展面临持续性挑战，迫切需要推进包容性发展
多年来，我国创业基于初级要素投入和外商投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主要依靠的是低成本竞争优势，既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也未能形成世界品牌和战略性国际营销网络，因而，在国际竞争中不仅面临较大的被其它低成本国家和地区替代的横向挤压风险，而且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国际产业分工中，还经常受到掌握核心技术、世界品牌和国际营销网络的跨国公司的纵向压榨，所能实现的增加值和收益都较低。
以iphone的价值分布为例，美日韩控制的iphone硬件创造值为187美元，控制研发设计的苹果公司为360美元，而中国企业只为6.5美元。
即便如此，美日欧还经常找借口抑制中国出口，欧盟对光伏产业“双反”案例就是典型。
因此，从国际经济角度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低级要素的出口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从国内经济看，主要依靠廉价要素投入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面临持续性发展的挑战。
第一，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其它生产要素，其成本与价格上升已呈必然趋势。
毕竟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不仅制约劳动者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创新型经济的全面发展；更何况，低廉的要素价格在资源要素日益稀缺的大趋势下，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我国虽然处于能否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两难困境，但是劳动者报酬上升趋势却不可阻挡。
在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尚未培育出来之前，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报酬，不仅会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影响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影响劳动力需求，而且还面临着劳动者自身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瓶颈约束。
尽管如此，劳动者报酬上升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由于受到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的制约，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面临持续性挑战。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在最终消费需求迟迟未能发挥主导性增长引擎功能的作用，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还受到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
因此，由于受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初级要素价格上涨、高级要素缺乏和消费需求不足等因素制约，面临持续性的挑战，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在目前社会劳动生产率较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高且差距较大的今天，一方面高端消费需求外流，另一方面中低端消费需求不足，要提升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引擎功能、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升级，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可行的战略路径选择，因为它们都关注并鼓励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创新活动、产品开发，都重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国民的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提高，发展条件的创造、发展机会的均等，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
因而，实现人人有责、无处不在、机会均等和利益共享的包容性创新和包容性发展战略，有助于应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持续性挑战，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高效快速发展。
二、包容性创新与发展：
新的创新思路与发展理念
实质上，包容性发展是在包容性创新的基础上引申拓展而来的，之后包容性创新则成了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1997年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的一次研讨会上，印度学者GSKrishnan基于本国实践提出了包容式创新的概念，论述的是印度鼓励国内的个人、企业、组织都投入知识创新过程。
后来，印度的实践反复说明，知识创新和吸收要与穷人的需求息息相关（M?
杜茨，2009）。
进一步而言，包容性创新不仅鼓励有?
于经济弱势者的各项创新活动，开发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创造相关的商业机会和?
润，而且主张积极提高经济弱势者吸收知识的能?
，增强其创新能?
，扩大其经济机会。
印度著名学者MasahisaFujita说法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创新应该是无处不在、人人有责的。
在印度，包容性创新的例子非常普遍。
如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塔塔集团在2009年推出了世界最便宜的“Nano”汽车（售价10万印度卢比，约合2040美元），2011年7月又宣布推出世界最便宜的住房，以期能让穷人买得起，其中住房最基本的户型面积约20平方米，建造工期仅需要一周时间，每套成本仅为500欧元。
印度市场上还有一系列“全球最廉价”的创新产品，如750印度卢比（约合15美元）的净水器、2000美元的心脏直视手术。
而在2011年10月初，开发商Datawind又宣布推出45美元的平板电脑Aakash，以期满足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所有人的需求。
与此相比，苹果最廉价的iPad平板电脑售价为499美元，最新宣布推出的亚马逊平板电脑KindleFire的售价为199美元。
后来，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将印度创新的“包容性”特征嫁接到增长和发展上，并在其研究人员研究成果（AliIfzal，2004；SarahCook，2006；WorldBank，2006；Ravi&Ganesh，2009）基础上正式使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包容性发展范畴。
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的惯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使用“发展”，而“增长”则多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在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总体或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增长。
相比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收入的增长，而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波金斯、拉德勒等，200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发展是包括包容性增长的。
当然，包容性发展则比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它除了追求收入增长、结构优化，还特别重视增进社会公平，比如在收入维度上，不仅关注人均收入的增长，而重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以防止产生太高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
具体来说，包容性发展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发展过程的公平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等方面（高传胜，2011）。
（1）从发展内容上看，包容性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发展，还重视非经济的其它维度，如社会、政治进步等，强调经济社会政治等的全面协调发展。
（2）在发展主体上，包容性发展强调全民共同参与、发展人人有责，特别是要给弱势群体创造条件和机会，比如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服务，以期提供他们的可行能力。
（3）包容性发展关注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反对歧视和垄断。
（4）包容性发展特别强调发展成果分配上的利益共享。
因此，包容性发展是一种更加全面、更具人文关怀，同时也是更趋公平、因而也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与模式。
正因为如此，亚行、欧盟等国际组织都将包容性发展思想写进了2020战略框架中，印度更是早在2006年公布的“十一五”计划中便强调这一发展理念。
2011年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正式使用包容性发展一词。
三、包容性发展：
我国应对发展持续性挑战的可行战略选择
（一）我国发展面临的持续性挑战的核心问题
中国发展面临的持续性挑战的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失衡，二是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不足。
前者主要反映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失衡上，即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难以长期持续，而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又迟迟提振不起来；后者主要反映在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强上，这一方面使得在基于GVC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利益分配受制于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出口不仅面临着被其他低成本国家和地区替代的风险，而且受到发达国家的贸易抵制。
进一步分析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失衡问题。
（1）较高的投资贡献率不可持续，一方面是因为受边际投资效率下降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长期占较大比重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持续下去，而民间投资由于受宏观环境的原因，投资实业的动力并不强，反而对投机领域兴趣很浓。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就是这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2）2005-2007年刚刚持续三年的较高出口贡献率，不仅很快被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而且日本和欧洲接连不断发生的突发事件和危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出口的复苏。
（3）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长期不振，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不高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偏差，导致普通百姓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消费能力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则缘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较低，使得普通老百姓即便有钱也不敢随便消费。
更何况，国内高端和中低端二个消费市场不仅开发不力，而且消费环境也不尽人意。
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不足，与中国长时间依靠初级要素投入、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关。
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不仅使得劳动者报酬较低，而且劳动者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不高，这样又会进一步抑制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使得要素驱动型发展，难以转型升级到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上来，创新型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创新型经济（innovationeconomy），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才驱动发展的经济，它必须以国民为基础，通过弘扬国民的创新精神、激发国民的创新热情、增强国民的创新能力和保障国民的创新成果来实现（高传胜、刘志彪，2005）。
显然，依赖初级要素投入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会锁定发展的路径，难以产生出创新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基础和专业要素、高级要素的生长环境。
（二）包容性发展破解持续性挑战的路径
包容性发展不仅追求经济、社会、政治等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关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发展权利、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和发展收益，并主张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保障和增强国民投身发展的活力、激发国民参与发展的动力、提高国民从事发展的可行能力以及调动国民主动发展的创业创新和创造力。
因此，包容性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有助于从根本上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强中国发展的自主性、协调性、安全性和持续性。
具体来说，包容性发展模式破解持续性挑战的路径与方式包括：
1.创造宽松有序而又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更多的国民投身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中国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与累积的制度创新，激发更多的国民、以更大的热情与努力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中来，进而创造了更多的产品与财富。
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的是农民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热情；国有企业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挖掘的是国民参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乡镇企业制度创新，释放的是集体与民间经济中的国民投身发展的潜能；而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后来的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则是激发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国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高传胜、刘志彪，2005）。
近些年，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央企对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价高升、房价居高不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严重地影响民生，而且也抑制了中小房地产企业的发展。
而一些央企垄断行业，更是严重压抑了其它企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如石化等资源开采、加工与贸易经营行业，邮政、通讯等公用事业行业，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行业，航空、铁路运输行业，甚至公路客运行业、城市公共交通，也都被一些地方性垄断企业控制着，个人或民营企业要经营，都必须挂靠在这些垄断企业之下，向它们交租金。
总结改革开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结合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种种行为，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并通过制度创新与加强监管，创造更加宽松有序而又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激发更多的国民、以更高的热情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尽其所能，真正做到发展机会均等。
这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要义。
事实上，在中国创造机会均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环境，不仅是推进包容性发展的最基本要求，而且还是增进社会公平、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基础性手段。
当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还需要财税政策、工资制度等综合改革的积极配合。
因为在中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下，由于劳动者相对处于弱势，因而企业具有极强的税负转嫁能力，这样，反而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成了税负的主要承担者，而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不仅可以享受较高的在职消费，而且可以通过职权范围内的报销制度，规避税负。
2.充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业，增强国民发展的可行能力
依赖一般性（generalized）、初级要素（basicfactor）投入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要向创新驱动型模式转型升级，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支撑，必须要培育出丰富的专业化（specialized）、高级要素（advancedfactor）（M.波特，1990）。
教育与医疗卫生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不仅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实质自由（substantivefreedom）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A.森，1999），更好地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而且有利于实现国民发展的起点公平，增进社会公正。
再者，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业发展，还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
更何况，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整体上升，还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
显然，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方面，都是包容性发展必须非常重视的。
然而，我国恰恰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关乎社会公平、人力资本发展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制约障碍。
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质上就是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不足造成的。
医疗卫生领域，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准入管制和人事编制管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进入不畅、竞争不力、有效供给不足，造成了公立医院垄断经营的市场格局难以改变。
这样，不仅未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进行该行业发展，而且每年毕业的医学专业学生也有许多难以进入该行业提供服务，这只要去分析一下这么多年来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医护人员的增长状况与医学专业毕业生的增长状况便可知晓。
此外，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也存在问题，媒体经常报道的医药流通领域乱象众生足以证明。
综合起来看，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最主要是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
而这种滞后，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影响到国民素质与能力，影响到创新型经济发展。
3.鼓励包容性创新并加强市场监管，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
如前所述，最终消费需求尚未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引擎，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中国缺乏像印度那样包容性创新氛围，市场环境不尽如人意，都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
因此，努力应从多方面进行：
（1）应借鉴印度经验，积极鼓励和引导包容性创新，开发适合普通民众的商品与服务。
如对于中国的“山寨现象”，政府应该加以合理引导，让它转化成包容性创新，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或者让它永远成为一种地下经济。
（2）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让普通民众能够放心、明白、愉快地消费。
如对于不安全、不诚信的商品的发现，要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民众监督的力量，而不是坐等单薄的监管人员去大海捞针式监管。
（3）应调整甚至废除一些不适合鼓励普通民众正常消费的政策。
如，现在不少城市都出台了限制摩托车在城区行使的政策（俗称“限摩令”），这一政策其实是值得探讨的，毕竟摩托车作为一种普通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城市公共交通现在日益发达了，但是公共交通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直达，更何况它还有拥堵的时候，而摩托车具有点到点直达的便捷性，并不是公共交通可以做到的。
而且，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家庭轿车即使可以买，但是，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一是做不到每人一辆，二是城市停车场所也满足不了这么家庭轿车人手一辆的消费。
事实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电动自行车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其与摩托车并不相同。
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民众的未来预期，让老百姓敢于消费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较低，造成老百姓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因而即便有钱，也不敢轻易消费。
毕竟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就业难等新四座大山仍然悬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
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消费驱动的顺利转换，减少对出口需求的过分依赖，进而增强经济发展自主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保障水平，是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相当于国际上通行的社会福利（socialwelfare）概念。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社会福利，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集体责任”。
在现代国家大规模地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之后，社会福利便成为“制度化的政府责任”。
20世纪以来，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主要包括六大类服务：
一是收入保障服务，包括社会保险（socialinsurance）和社会救助（socialassistance）；二是医疗服务；三是教育服务；四是住房服务；五是就业服务；六是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
有些服务（如教育、医疗）前文已经阐述过，这里还需阐述包括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在内的收入保障服务――这也正是国际上所说的社会保障服务和住房保障制度。
我国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体系建设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为核心，各种专项救助为补充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但是，不仅救助项目多、管理分散，部门间协调不畅，未能有效地发挥体系的整体效能，而且作为救助体系核心的低保制度，还存在着救助水平较低、标准调整滞后等诸多问题，具体反映在：
不少省份在不少年份里，作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高限的低保标准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都低于占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衣、食消费支出水平及其增长速度。
因此，社会救助体系的救助水平之低，是可想而知了。
至于社会保险，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对居民消费有重要影响的、作为社会保险体系中重要支柱的基本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不仅覆盖面比较窄，尤其是城镇，而且保险水平比较有限，因为中国目前的劳动者报酬水平偏低，还不足以支撑较高的保险水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1年包括城镇职工和居民在内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只有68.53%，而且地区间差距比较大。
同样，作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只覆盖到单位效益相对较好的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正式员工，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或者单位不给交纳公积金，或者收入太低，没能力买房，因而也享受不到公积金制度的保障，反而造成“劫贫济富”问题。
由此可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提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引擎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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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传胜（1973―），男，江苏淮阴人，博士（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
陈合营）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突破：
基于服务功能视角的分类研究”（70973051）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江苏战略研究”（2011ZDAXM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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