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与技术进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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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与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一
一、技术进步和唐代江南的水利、农业
唐代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人口南移、生产工具的进步、兴修水利、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劳动人民辛勤耕耘等等。
在这些因素中，贯穿着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这根主线，例如，人口南移问题，如果南移的劳动力缺乏技术训练，素质低，肯定不能对南方的农业生产起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增加人口压力，于农业生产发展不利；生产工具的进步也包含技术改革，并且以此为标志；兴修水利也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劳动人民辛勤耕耘势必带来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
如何从这个角度分析唐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是我多年来注意的课题，现将浅见陈述如下。
（一）灌溉工具和灌溉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旱灾。
其中旱灾和水灾相比，又以后者为甚，这是江南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
但是，不等于说旱灾的威胁不大，由于江南地多丘陵，灌溉工程并非处处都有，一逢干旱之年，旱灾仍然威胁着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
所以，灌溉工具和技术的改进问题必然成为人们关心的大事。
传统的人工灌溉工具是桔槔。
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可以事半功倍。
但是，桔槔不能连续运动提水，于是有水车。
水车在汉以后广泛使用了。
《后汉书·宦者传》记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乌”，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云：
“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1]农史学家以为“渴乌是一种利用虹吸原理的提水土工具”[2]。
水车发明于北方，使从渠、井中引水机械化。
从汉至唐的文献资料看，“使用翻车引水，安装坡度不能超过四十五度，提水高度一般也不能超过一丈”[3]。
一般翻车显然难于从竖井中提水。
而北方井灌多于渠灌，所以必须改进水车的装置。
唐代邓玄挺所见水车应即为这种改进后的井水水车。
“唐邓玄挺人寺行香，与诸僧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
乃曰：
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
答曰：
遣家人挽之”[4]。
水车以木桶相连，就可以从竖井中提水。
但是，这种水车的结构要比原来的翻车复杂，这也说明当时机械学的知识比较丰富了。
另一种水车是从河渠中汲水的手摇式或脚踏水车，其使用范围遍及南北方，而且似乎南方使用更普遍。
唐史著作中多次引用的文宗大和二年（828）“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5]这条资料。
唐文宗从江南征发工匠到京兆府承造水车，可知这是江南通用型的水车[6]。
水车的发明在北方，后来传到南方，是北方劳动人民带到南方的一种生产工具，然而在南方推广时显然有所改进。
这种型号的水车主要用于塘、渠车水之用。
除水车之外，还有一种用于汲取江水的机汲，闵宗殿同志名之曰“曲柄辘轳”。
为研究方便，移录刘禹锡的记载如下：
“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
余谪居之明年，主人受馆于百雉之内。
江水沄沄，周墉间之。
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且曰：
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耳。
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
余方异其说，且命之饬力焉。
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
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臬，辇石以壮其址，如建标焉。
索绚以为组，縻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
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
及泉而修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
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
瓶缩不羸，如博而升。
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脉。
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锖釜以盈。
饪悚之余，移用于汤沐。
涑浣之末，泄注于圃畦。
虽瀵涌于庭，莫尚其霈洽也。
余……观夫流水应物，植木之善建。
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
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
合而同工，斯所以然也。
”[7]
以上引文一些著作引用时未加考释，因而难详其意，所以难于说明它在机械发明史上的意义。
现就个人揣摩心得试释如下。
刘禹锡《机汲记》所记年代为他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市）的第二年（元和元年，806）。
他所遇见的工匠是一位发明家。
工匠依地形建造汲水机械装置。
首先，在江里树木桩，作为牵引支撑物，方法是以竹编畚筐作底座，运石块压牢，上插木桩，一如建标桩方法。
其次是在木桩顶端（标垂）系上绳索，绳索的另一端自必系在江岸的木桩上，但是未见明确记载，只能从“亘空以竣其势，如张弦焉”句推断如此。
如何提水?
这是《机汲记》最费解部分。
“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的是什么装置?
从机械功能说，这个装置既能在索上走（滑行），又可挂上汲具（水桶之类）。
在索上滑行，必须在两支木桩顶端各安装一个滑轮，横索绕两滑轮，而岸上木桩顶端的滑轮安上曲柄，以人力转动曲柄，上下横索分别向着相反方向移动，挂在下方索上的装置及汲具即顺绳索斜面向岸上方向滑行，从远处看“其来如推毂”，如推车上坡。
这种绞车式装置，我国古代曾用于拖网、拉船过闸[8]。
唐代工匠从其师傅处，或从民间流传经验中，或从士人口中知道绞车制造之法，并应用于汲水。
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刘禹锡记载的汲机应命名为绞车式辘轳汲水机。
关于提水、运水装置是什么样器物，着实令人费解。
所谓“锻铁为器”容易理解。
该器“外廉如鼎耳”的鼎是锅，即外壳薄如锅的耳。
里面的“键”，即可开闭的铁栓，它闭合时横栓在铁器上，故曰“牝牡相函”，固定在横索上，可以随索移动。
这个器物下部估计有孔，穿绳悬挂汲具陶瓶。
因为横索靠岸一端高于水中木桩一端，所以当摇动岸端木桩顶端曲柄时，器物顺横索向上移动，由于器物挂着盛水的陶瓶，承重较大，移动速度慢，望之如推车上坡；当器物到岸端后，陶瓶由人接去把水倒人木槽，器物减重，放开曲柄时，器物和陶瓶的自重使它顺横索下滑至水中木桩处，望之如高屋“建瓴之驶”。
这时器物“修绠下缒”，悬挂着的陶瓶恰好到水面，便会自行倾斜汲水。
陶瓶汲满水后，岸上的人再摇曲柄，把陶瓶提上去（见示意图一）。
为什么汲水器要用陶瓶呢?
这是因为陶瓶自重大，加上烧制成重心在中间的橄榄形状（肚大口小底尖）就会自行倾斜，水从瓶口进入，西安半坡出土之汲水瓶就是这个形状。
陶瓶汲满水后如何“圆轴上引”呢?
一种解释是岸端曲柄转动时，连着曲柄的辘轳也转动，挂着陶瓶的绳索被绞上去。
从岸上看，陶瓶离水面越来越高，上升了。
因为辘轳也是轴，所以辘轳转动可以叫“圆轴”。
[示意图一]李文绚副教授绘
[示意图二]李文绚副教授绘
我请教厦门大学科仪系机械学教授黄长艺同志，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江中木桩与岸上木桩之间的绳索（或竹索）是固定的，有一个装置（我猜想，如滑轮形状，由左凹右凸两半合接而成，即所谓牝牡相函）成为一个巧妙的滑轮，通过绳索，由岸上曲柄辘转动牵引，“走于索上”。
这又可备一说（见示意图二）。
提上岸的陶瓶由人接住倾水入水槽，即所谓“刳蟠木以承澍”。
木槽又连着毛竹水管，曲折通到用水人家，一如现之自来水管。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了水的反复利用，水注入釜，以为炊饮之用；余则移于汤沐；洗涤之后，“泄注于圃畦”，灌溉蔬菜。
大概是这种机汲之水，费工费力，来之不易吧，所以节水的办法应运而出，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这在一千一百九十年前是非常难得的，称得上是一项重要发明。
但从唐代江南的实际情况看，机汲是仅见现象，水车较普及，戽水、桔槔间或使用，主要灌溉方法仍然是利用河、渠、塘、浦等水源，引水灌田。
从灌溉技术角度看，唐代江南水利设施不但有灌溉作用，而且有拒潮、排水等多种功能，改变了单一的灌溉（如井灌）方式，颇具创造性。
周魁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一文中指出：
“东南沿海地区水利受海潮影响，形成一种可称之拒咸蓄淡的独特工程型式。
即采用一组闸坝建筑物，抗御海潮入侵，蓄引内河淡水灌溉。
唐太和七年（833）在今浙江宁波兴建的它山堰，就是这种类型的工程。
它山堰为有坝灌溉枢纽，溢流坝横断大溪，用以抬高下游（似应作上游）水位和隔断下游咸潮。
堰上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二十四万亩。
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由下游泄回鄞江，泄水人江处的闸门同样有拒咸蓄淡的作用。
灌区内有日月二湖，与渠系相连。
增加了灌溉水量的调节能力，整体规划相当完备。
”[9]
除它山堰外，杭州湾的捍海塘也有同样功能一一拒咸蓄淡。
郑肇经、查一民先生著文指出：
浙江海塘在浙西沿海地段的海塘工程修筑最早，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钱唐记》载：
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
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
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10]。
郑、查两位先生文章的这段话所据为《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
原文“旬月”这里作“旬日”，误。
唐代浙江海塘修筑工程浩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盐官有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
开元元年重筑。
”上引郑、查两位先生的文章认为《地理志》指明是“重筑”，足见唐开元以前浙西已有长距离的海塘建筑。
这种推断是可信的。
五代钱氏据两浙，进行了大规模筑塘工程。
后梁开平四年（910），即吴越天宝三年八月，始筑杭州捍海石塘，钱僇动员了大批劳动力，并采用了“木桩竹笼”护岸结构，形成坚固堤坝，“堤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晃柱’”[ll]，筑海堤防御海潮袭击，保护农田；在堤内形成石塘，蓄水灌溉江滨土地，“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2]。
杭州捍海石塘防海潮、蓄淡水、利泄洪，功能上较一般陂塘多。
福建的一些陂塘也具有拒咸蓄淡功能，如泉州的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达四十里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潮汐，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纳清泻卤，环数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13]。
以上所举的浙东它山堰、浙西钱塘捍海石塘和泉州六里陂的共同特点是拒咸蓄淡，防止海潮对农田侵蚀，蓄水灌溉沿江、沿海土地。
在这两种功能之外，还有泻卤作用。
它山堰灌区的主渠道所经之处有数处堰闸，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通过闸门泄回江中。
捍海石塘、六里陂也应有泄水闸。
这种泄水闸作为堰（堤）区的配套工程极为重要，不但可及时泄洪，而且起了泻卤作用。
因为潮浸比较严重的滨江、滨海农田，土地普遍斥卤，要改良土壤，必须排卤，而排卤的最佳方案是洗田。
当洪水来时，浸泡农田，土地的盐碱经稀释后排人陂塘渠道，通过退潮时开闸泄洪，盐碱水亦排人江海中。
所以六里陂古人赞其有“纳清泻卤”之功，事实上潮浸严重的滨江陂塘与滨海陂塘都有这种功能。
为什么江南沿海农田的排卤问题能解决得比较好，是和它的灌溉工程具有“纳清泻卤”功能分不开的。
灌溉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对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上。
白居易刺杭州，制定《钱塘湖事四条》，详述用水规定利害：
“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
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
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
（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
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
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原注：
州图经云：
湖水溉田五百余顷，谓系田也。
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余顷矣）。
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人田，准盐铁使旧法。
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
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
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原注：
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
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
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
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
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原注：
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
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
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
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14]
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记录了周密的用水计划。
他根据“春多雨，秋多旱”的特点，对用水、蓄水、泄水作了严格规定。
用水则“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
百姓请水有审批程序。
蓄水不足是旱季的一大难题，于是决定加高堤岸，增加蓄水量。
泄水则以湖水涨至“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
严禁湖边无税田田户盗泄湖水以保田地的行为，并指示把泄水与护堤联系在一起，“若水暴涨，即于（笕南）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
从技术角度看，用水、蓄水和泄水计划与工程设施都比较先进，符合科学原理。
比如用水量的计算“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
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
所谓减一寸指减湖水一寸。
（二）治水治田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治水治田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现综合两者分区叙述如下。
1．太湖地区治水治田成绩
汪家伦先生曾对太湖地区洪涝的特征作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撮引如下：
太湖地区洪涝灾害并不稀少。
太湖地区的严重水患是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
太湖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造成该地区水患的原因有：
（1）降水变率较大。
太湖地区位于北纬30°—32°度之间，地处东南沿海，雨量比较丰沛，年平均降水量1000~1400毫米。
梅雨季节和台风期间。
雨量多，雨日也多。
这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2）地势平衍低洼。
太湖地区的基本特点是四周高仰，中部低洼。
西南山峦叠嶂，丘陵起伏。
东北及东南边缘环绕着长弧形冈身地带，高度4—8米。
中部平衍，为湖沼洼地，高程在2~3．5米之间，通常低于汛期河湖水位。
这种地形易酿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
（3）向外排水不畅。
因为太湖地区地势过于低平，而江海潮位又相对较高，湖差较小，所以出水河港水平流缓，宣泄不畅。
太湖水患显著特征是洪涝范围广、浸淫时间长和浸淹城镇次数多。
汪文在述及宋以前太湖治水的显著成就时，概括为三点：
①调蓄山地径流，控制上游来水。
汉至唐修筑的拦截西、南两路溪流的塘、湖，起了调节山地径流、减轻平原洼地的洪涝威胁，有重要意义。
②疏治下游河港，保持了出水通畅。
③建筑塘浦圩田，增强了抵御洪涝的能力[15]。
我赞成汪先生的观点，并就治水的三个方面的情况作些补充和探讨。
首先是拦截西、南两路溪流工程情况。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湖地区西北之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
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16]。
练塘原是东晋陈敏所筑，周四十里，后废，至唐永泰中韦损重新疏浚，扩大水面一倍[17]。
李华作的《润州丹阳复练塘颂并序》称颂韦损集民力“畚锸盖野，浚阜成溪，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遐尔受利”[18]。
所谓“遐尔受利”应指既有旱时灌溉之惠，又有涝时蓄洪之利，后者对于控制茅山来水，减轻太
湖东部洼地洪水威胁作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练塘蓄泄能力对江南运河北段通航也有重要作用。
潘镛先生指出“江南运河的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常州以上靠江潮灌注，常州以下靠太湖济运”。
江南运河的北段自镇江（京口）至望亭，该段“地势自西北向南倾斜，其中镇江至丹阳段地势最为高亢，多冈陇地区。
运河水在这一段的流向也以丹阳为分界。
整个河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
为了维持运道水量的控制，曾设堰埭来调节”。
“西晋惠帝时，遏马林溪，受高骊、长山八十四派之水，汇聚成湖，史称‘练湖’，又称‘曲阿后湖’，后称丹阳湖。
湖周围四十里，其功能蓄水济运”。
曲阿新丰塘与练湖地理相接，不仅能灌溉田八百余顷，而使这段运河有了一个大的蓄水库来济运，收效较为良好[19]。
可见练塘及新丰塘的蓄洪是和济运、防涝联系在一起的，大抵上梅雨季节和台风季节时，练塘等水利工程拦截各溪流洪水，减缓对太湖低洼地的浸灌威胁；同时，部分洪水自塘泄人运河，阻遏江潮自京口内灌运河，也有减缓对低洼地的浸灌威胁作用。
冬春枯水或逢旱灾之年，决泄湖水人运河，由运河导渠灌田。
这种陂塘、运河并联，蓄泄并举的系统，正是唐时江南水利进步和水利知识积累的标志。
太湖西北部有一条自南而北的夹苎干渎，汪先生认为这条溪河“构成高水排的控制线，导引茅山东部的冈陂水经江阴通江诸港泄人长江”[20]。
荆溪，属义兴。
荆溪西通水阳江，上承胥溪。
胥溪筑有五处堰坝，也控制山水东流[21]。
此外太湖南面的苕溪也是南水北注太湖的重要水道。
“霄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东北流至州南与余不溪水、苎溪水合，又流人于太湖，在州北三十五里”[22]。
苕溪水系的陂塘同样具有灌溉、蓄洪作用，亦有利减少泄人太湖水量。
比较有名的陂塘有乌程的官池、凌波塘、蒲帆塘，长城的西湖，安吉的邸阁池、石鼓堰等[23]。
其次是太湖的泄水道治理。
古时太湖出海通道号称“三江”，即吴淞江、东江、娄江。
吴淞江即松江，在吴县南五十里，经昆山人海[24]。
娄江在今江苏常熟与太仓之间，现名浏河。
东江为太湖尾闾之一，故道自太湖之东七十里三江口分松江经白蚬湖东南流人大海[25]。
娄江、东江自八世纪以来堙塞不通，于是太湖东北、东南各浦通海者就成为泄水通道。
对吴淞江和各浦人海通道的治理见之于文献者有吴越天宝七年（914）十一月“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径下吴淞江，自急水港下淀山湖人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26]。
后人对钱缪置“撩清军”“治河筑堤”一事有许多评论，在评论中补充了某些事实。
如《吴郡志·水利下》引郏侨语云：
“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堰防闸之制，傍分其支派支流，不使溢聚为腹内畎田之患。
”又云：
“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到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
”《吴地记》说到松江南的柘湖亦云：
“湖水深广，后渐浅狭，吴越时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人海。
”[27]柘湖本海盐旧址。
这些评论补充了一项重要事实，这就是钱氏的泄水计划是通过兴建堰闸、浚河开浦完成的。
看来当时已充分考虑到太湖水排泄人海，一要通道（河、浦），二要设法防止江海潮倒灌的必要性，故有堰闸系统，退潮则开闸放水，涨潮则关闸御潮，“久无患害”。
复次是建设塘浦圩田，把治水治田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治理太湖洪涝过程中，把开浦挖出的泥土筑成堤一样的圩岸，圩岸内
排干积水，成为圩田；圩岸外是湖或江浦。
圩岸上建闸，旱则引湖、浦水入圩灌溉，涝则闭闸以防湖、浦暴涨溢人圩内。
圩内开成塘浦纵横的排灌系统，田地错落其间。
对于圩田问题，缪启愉等先生有系统的研究[28]。
我想举陆龟蒙记载的治水治田经过，说明塘浦圩田建设对农业生产的作用。
陆龟蒙《甫里先生传》云：
“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圩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
先生由是苦饥，囤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
”甫里先生有池塘数亩、屋三十列、田四百多亩、牛十头，雇十余人，为了防止暴雨造成的涝灾，亲自率农夫筑堤防。
堤防即圩岸，可以有效地防涝，正如李伯重同志指出：
“私家地主组织的小型工程技术也颇高，像陆龟蒙自建的工程，不仅可防潮浪，‘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臣焉’。
”[29]
2．浙江东西治水治田成绩
浙西包括太湖地区，除了上述吴淞江流域圩田系统外，湖州、嘉兴、杭州诸邑皆有大工程的记载。
于頔任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在千顷，久堙废。
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杭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30]。
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记载：
“吴兴塘，太守沈攸之所建，灌田二千余顷。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亦称长城县有“西湖灌田二千顷”。
但该书卷一七二《于顿传》则仍从《旧唐书》于顿本传，说是三千顷。
又说于颐“命修复堤阏，岁获杭稻蒲鱼无虑万计”。
所谓堤阏即堤圩，阏与圩同义。
可见，于颐修复了西湖堤堰，使堤内（圩内）废弃农田重新垦启，大获其利。
嘉兴官方屯田，也是结合治水的一个典型。
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之序云：
“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
”“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
公（朱自勉）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
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
冬耕春种，夏耘秋获，朝巡夕课，日考旬会，趋其时也。
”颂辞又曰：
“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
朱公浚之，执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与湖连。
上则有涂，中亦有船。
旱则溉之，水则泄焉。
”以上“序”、“颂”记载了嘉禾屯田的规模、范围、屯内排水系统及开垦、种植之状。
从范围看，它包括今嘉兴、平湖、海盐、嘉善、桐乡广大地区，西及太湖，东至海。
屯内排灌系统齐全，小沟、大浦与湖相连，“旱则溉之，水则泄焉”。
农田在排灌系统的保护下，“冬耕春种，夏耘秋获”。
嘉禾的收获影响到浙西民食有无。
“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31]。
嘉禾屯区是唐代治水治田成功的一个范例。
就浙东而言，除了前述明州之它山堰灌区以外，还有明州境内广德湖、东钱湖、仲夏堰、普济湖、花屿湖等处；越州境内之大农湖、防海塘、越王山塘等处。
其作用大抵也是蓄泄并举，农田获利。
3．江西湖南治水治田成绩
江西的水利工程，仅《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就有：
洪州南昌县的东湖，“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塘以溉田”。
建昌县“南一里，有捍水塘”，西二里又有堤。
江州浔阳县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
东有秋水堤，太和三年刺史韦珩筑。
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害”。
都昌县“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
饶州鄱阳县“东有邵父堤。
东北三
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筑以捍江水。
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32]。
江西的洪州、江州、饶州属鄱阳湖区，所以这些堤塘湖的开筑，实际上也是鄱阳湖区开发的一部分。
和太湖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样，堤塘湖水利工程服务于圩田（湖田）的开垦。
鄱阳湖是江南三大湖（洞庭、太湖、鄱阳）之一。
鄱阳湖畔低地极易围垦成圩田。
“登亭望湖水，水缩湖底出”；“流注随地势，洼坳无定质”[33]。
所以鄱阳湖区圩田建设自然为历代官民所重视。
经过劳动人民的开垦，洪州的农田扩大了，“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34]。
江州位于鄱阳湖北部，是湖与长江的接口处。
白居易谪居江州，所写诗中反映了该地水稻生产的发达情况。
有一天，他访李生在湖边的住宅，“何以引我步，绕篱竹万茎。
何以醒我酒，吴音呤一声。
须臾进野饭，饭稻如芹英。
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
他的另一首诗中则有“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
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句[35]，反映了江州水稻种植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圩田开垦的成绩。
饶州即今波阳，辖境为鄱、信二江流域，位于鄱阳湖东南隅，亦为唐时江西的一个颇为发达的农业区。
鄱阳的水利对沿湖地区开发的作用自不待言。
唐时湖南水利工程相对于江西而言比较集中。
《新唐书·地理志》只记载朗州武陵郡的武陵县有若干水利工程：
“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
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坡，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人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
东北八十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
又有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一千顷。
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令崔嗣业开，翱、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
翱以尚书考功员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为刺史，故以官名。
东北八十里有崔陂，东北三十五里有槎陂，亦嗣业所修以溉田，后废，大历五年刺史韦夏卿复治槎陂，溉田千余顷。
十三年以破坏，遂废。
”[36]就是说，有唐一代，朗州水利工程之多冠于湖南各州，其溉田面积也大。
这些渠、堰、陂治水、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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