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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3
蜀道与蜀身毒道
段渝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四川在地理上位于中国三大阶梯的第二级台阶，向西迎接青藏高原势力的东进，向东控临长江上游，直逼长江三峡以东，向南面对云贵高原，逼临横断山区，又北穿秦岭，交通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处于多边联系的枢纽位置，具有非常突出的区位优势。
所谓蜀道，历史上特指从蜀地腹心成都北出，经汉中、越秦岭、至西安的道路，后来把古代从四川盆地通往汉中进而通向中原的交通线路，统称为“蜀道”。
一般以为，蜀道之名来源于唐朝大诗人李白流传千古的诗篇《蜀道难》，诗中说：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蜀道开凿于秦汉时期，是秦汉时期蜀中通向中原的交通线。
这种流行看法虽然有一定依据，但却是一种误解。
其实，蜀道之名来源于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东汉来敏《本蜀论》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所述秦伐蜀、蜀王令五丁开石牛道的故事，而早在先秦时期，从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和中原地区的交通线路不但已经开通，而且在古蜀与中原文明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等交流互动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蜀身毒道是以古代成都为枢纽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与东南亚、南亚进而与西亚和欧洲文明相互交流的文明载体，从先秦时期以来长期发挥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作用。
一、蜀道
古代四川有多条道路与外界相连，北路数道即蜀道，是巴蜀与中原相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主要由褒斜道、嘉陵道、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亦称金牛道或石牛道）、米仓道，以及阴平道等数条线路所构成，统称蜀道。
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见诸史乘很早。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史记·河渠书》：
“沿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漕。
”古褒斜道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今石头河）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故名，也省称为斜谷道、谷道等。
其走向，先由蜀之金牛道抵汉中，经褒城，出褒谷口，越七盘岭或穿石门洞，经孔雀台，沿褒水干流狭谷险段至褒河上游三源相会的西江口，又经两河口，西折入红岩河上游虢川平地，入石头河中游宽平的桃川河谷，翻老爷岭，东北入斜谷关，经眉县，过周至，西行至户县，再东北直抵西安。
褒斜道在商代即见开通。
殷卜辞所见蜀与商王朝交往，蜀文化中所见商文化因素，多由此道南入汉中，再入蜀之本土。
武丁期卜辞“伐缶与蜀”，缶即褒，可见褒、蜀有路相通。
殷末蜀师北出褒斜伐纣，西周末郑之遗民南奔南郑，春秋初蜀、秦商品的流通，战国时蜀、秦争南郑，蜀有褒、汉之地等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1〕，都说明褒斜道在先秦时长期畅通不衰。
故道是北出蜀地，联系关中的另一条重要道路，因此道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故名。
故道的走向，先由金牛道经五盘岭或阳平关至金牛镇，北至略阳，沿嘉陵江东北行，翻老爷岭，至白水江，北越青泥岭至徽县，东北折入两当县，东越嘉陵江支流永宁川、庙河、红岩河，入嘉陵江河谷狭谷区至凤县，东北经黄牛岭，越大散门，进抵渭水之滨的宝鸡。
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
近年在宝鸡发现的大量古蜀文化遗物，即由故道进入。
西周早期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建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是故道。
《水经·渭水注》也提到宝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
可见故道之开通，其年代大概与褒斜道相差不远。
故道是蜀道北段诸线中里程最长的一条道路。
《史记·河渠书》记载说“故道多坂，回远”，从中原经此入蜀，比经由褒斜道多四百里路程，因此先秦故道的繁荣不如褒斜道。
不过，由于故道途经之地居民区较多，又较之褒斜道安全，所以汉唐时期官员商旅多由此道往来。
其余诸道如米仓道、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等，都从不同方向沟通了四川与中原的联系。
至于阴平道，则辟于秦灭巴蜀以后，但由于此道艰险，官员商旅很少沿此道往来，倒是古代善于谋划用兵者沿此道取蜀，以攻其不备。
二、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
如果说，蜀道是沟通四川与陕甘和中原的交通大动脉的话，那么，蜀身毒道则是沟通四川与云南、贵州并进一步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大动脉，并通过成都这个交通枢纽，将蜀身毒道与中原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中国西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体系。
古代在成都以南，有数条道路分别通往西南地区（即古代的南中，包括今四川宜宾市、凉山州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这几条道路都十分重要，尤其是自蜀入滇再出外域的几条道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
蜀至夜郎的道路，在今四川合江县沿赤水河南下，经赤水、习水、温水，跨娄山关，直抵夜郎。
两周之际，蜀王开明氏即由此路自鄨入蜀。
先秦秦汉独产于蜀的枸酱，也经此路输于夜郎，再转输番禺（今广州）。
从蜀经云南出外域的国际交通线，古代称为“蜀身毒道”，现今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蜀身毒道的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为从成都到印度的“蜀身毒道”，或称为川滇缅印道；东线为从成都到越南的“步头道”和“进桑道”。
西线从成都出发南行，分为东、西两路。
西路沿牦牛道南下，出四川双流、新津、邛崃，经名山、雅安、芦山、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云南大姚、姚安、楚雄，西折至大理。
东路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彭山、乐山、犍为、峨眉山、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
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云南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向北进至东印度阿萨姆和曼尼普尔〔2〕，至南亚、中亚和西亚地中海地区。
这条国际交通线的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3〕。
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也分为东西两路。
西路即步头道，是一条水陆相间的道路，从成都南行，经四川宜宾至云南昆明、晋宁，至通海以南即利用红河下航越南。
《蛮书》卷六：
“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航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
”通海之南步头所在，众说纷纭，但诸说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路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4〕。
方国瑜先生在《南诏通安南道》中认为，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5〕。
东路即进桑道，严耕望先生在《汉晋时代滇越道》〔6〕中认为，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
据此，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直抵河内。
以上各条国际线路，在先秦均已开通。
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官道，但早在殷末，杜宇即由此从昭通北上至蜀。
从云南通海之南步头下红河入航越南的水路，蜀王子安阳王在战国晚期率众数万从越巂循此道入交趾。
从蜀至云南，经滇缅道抵中亚，再进而北上西亚的远程国际交通线，近年来也以蜀、滇各地所出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物品或文化因素，证明自商代即已开通。
由诸此线路所共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商代以来一直发挥着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纽带的重要作用。
三、小结
可以看出，蜀道和蜀身毒道，是以成都为中心枢纽，分别通向北、南两个方向的交通体系，蜀道向北连接中原大地，蜀身毒道向南连接西南地区及南亚和东南亚，这两条线路把中原大地与西南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进一步沟通了中原与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不论蜀道还是蜀身毒道，都在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今天更加突出，更加彰显。
参考文献
〔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2〕伯希和：
《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
桑秀云：
《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0分，1969年，台北。
饶宗颐：
《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台北。
〔3〕段渝：
《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1993年第2期。
段渝：
《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4〕参阅向达：
《蛮书校注》卷6。
〔5〕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21～530页，第566～586页。
〔6〕严耕望：
《汉晋时代滇越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1986年。
南方丝绸之路与先秦古蜀文明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重大项目“成都：
南方丝绸之路起点调查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JJDZONGHE001）之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颜信，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8。
颜信
〔摘要〕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连接中西方之间的重要贸易路线。
经考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也是古代西南通往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国际交通线。
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蜀地区与南亚、东南亚以及近东古代文明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极大的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
为此，笔者将通过分析南方丝绸之路在古蜀地区经贸文化所处的地位，进一步去探寻其对古蜀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向外传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明；文化交流
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条与外界交流融通的道路，在秦汉时期我们俗称其为“蜀——身毒道”，我们通常习惯把这一条经西南通往外界的商贸古道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正是这一条对外国际交通路线的形成进而使当时的成都平原古蜀王国与外界频繁的经贸交往并吸收众文化，从而有助于早期的四川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古蜀文明，同时也使古蜀文明借助这条路线向外传播，使古蜀文明广播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
就此笔者将试以南方丝绸之路对古蜀地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互通等相关问题，去探究南方丝绸之路对古蜀地区早期文化及经济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就古蜀文明对南亚及东南亚文明所起到的影响进行相关论述。
一、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交通
在横贯中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开辟之前，我国西南地区与印度东部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一条中国最早的路上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
公元前122年张骞在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说：
“臣在大夏（现今阿富汗北部一带地区）时，见邛竹杖、蜀布。
问曰：
‘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地区）。
身毒在大夏东南各数千里。
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
其人民乘象以战。
其国临大水焉。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
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
”从张骞的报告中我们可知：
在四川和印度之间有一条“宜径“的古道，商人们早就通过这样一条古道把四川的货物运往外界，同时也使外来的各种物资输入四川。
在通商的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和古蜀文化因素也在相互交融，从而对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文化进行着影响。
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到秦汉时期这条西南对外交通的道路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显。
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是由国内段与国外段组成，其中国内川滇段有两条路径：
其一为我们俗称的“零关道”，这条道路是从成都出发，途径双流、邛崃、雅安、汉源、冕宁、西昌，到达会理县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
另一条道路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过乐山、犍为到宜宾，再沿着秦时的“五尺道”一路南行，经过高县、筠连等地，向西南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昭通、曲靖抵昆明，再由昆明至大理。
这两条道路在大理会合后，再沿着现滇缅公路，经过云南的保山、腾冲，沿大盈江南下，经干崖到达缅甸境内。
再从缅甸境内出发经水陆两种途径最终到达印度地区。
而印度位于中南半岛，印度可通西亚、中亚直至欧洲，也可南通东南亚、南亚各地。
古蜀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即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一路线，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区域成都，一路南下，经云南出境过缅甸到达印度，这也正是《史记·大宛列传》所指的“蜀身毒道”。
在先秦时期就构架起了古蜀地区早期对外交通图：
以古蜀地区成都为起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达中南半岛的印度，并以印度为中转点使古蜀商品广泛的交易到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各地。
就如美国学者劳费尔所指出的：
“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经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又因为印度的西北边疆和伊朗的领土相接连，中国的商品就这样得以到达伊朗。
”〔2〕这也是我国较早时期对外交通交流的典范，远远早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对外经贸文化交通路线。
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交通线的雏形，也是先秦古蜀对外交通的最重要的线路，古蜀国正是借助于此而频繁的与南亚、东南亚、中亚乃至近代地区进行着经贸文化间的交流。
二、外来文明入蜀与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蜀地区一条对外商贸路线，同时也是古蜀地区十分重要的一条文化交流路线。
在早期的古蜀文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非本土文化因素的存在，特别是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能够很好的反映出这一特点。
这些非本土的文化因素来源于哪里？
受到什么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去分析思考，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外界交流沟通我们可以较好的去进行分析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对古蜀文明的影响。
古蜀三星堆文明时期，集王权神权于一身的三星堆金杖尤为引人注目。
此金杖发现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中，它是一根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为500克的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
由于埋藏时间较为久远，包裹在金箔内的木棍已经碳化，所以只留下圆筒形状的外包金箔。
经考可断，此杖上端有一根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其可分为三个部分：
最下一部分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
中间部分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鱼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3〕。
根据专家推测，这一金杖可能与传说中的鱼凫时代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金杖的图案及内容上分析，此杖可能是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与宗教祭祀相联系的一根祭祀巫术用杖。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地区，权力象征物并非杖类，而是以鼎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而作为杖式文物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考古发掘中并无发现，从而预示着权杖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段渝师则认为：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其文化的式样与风格上完全与巴蜀本土文化不同，也不能找到与这类文化因素相关的古蜀本土文化渊源。
由此可以证明三星堆金杖的文化来源并非本土与本国。
同时期，在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古埃及地区，出土了不少的象征神权统治权的权杖，而作为古蜀王国的三星堆发现的金杖却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因而我们可以在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出土文物中去探寻其根源。
正如段渝师所说：
“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构成的文化从，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
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近东文明有密切关系〔4〕。
三星堆金杖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而来？
笔者认为：
金杖文化因素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
在当时地处中南半岛的印度地区早已和中亚、西亚等地进行着广泛的经贸文化交流，而以古蜀国中心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可通达印度，古蜀商贾借助这条贸易通道与之进行密切的商贸交易。
在商贸进行的同时，文化也在进行着交流，金杖文化也随之引入到当时古蜀地区，从而被古蜀国所接纳。
古蜀国把金杖文化与古蜀地区的图腾崇拜物加以结合，形成了三星堆金杖的原型，使其成为古蜀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物。
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古蜀地区各种权力象征物不同于中国固有权力象征物，而和近东地区权力象征物密切联系，这正是借助于南方丝绸之路使这些文化因素传入古蜀地区。
作为我国古代最常用的也是最普通的兵器——剑，在中国广大地区均有发现，而这些青铜剑中以柳叶形青铜剑为代表。
在陕西长安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柳叶青铜剑并非中国境内时代最早，而且也不是柳叶青铜剑发现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早在商代中晚期，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就已经存在着柳叶青铜剑，且数量大集中。
这种柳叶式青铜剑可以称为蜀式青铜剑。
蜀式青铜剑其特征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
这种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剑身较宽而薄，中起脊，两侧有血槽，剑基多浅刻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种剑身较窄而厚，不见纹饰符号。
这种剑就是学术界认同的“蜀式柳叶青铜剑”〔5〕。
从这些剑的出土上看，前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和渝东长江干流及其周边地区。
后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集中分布于古蜀文明中心区域的成都平原。
其中后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年代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都比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柳叶式青铜剑的时代较早一些〔6〕。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在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地区是柳叶青铜剑使用和传播源所在地。
柳叶式青铜剑的起源并非为中国西南古蜀地区，至今四川地区并未发现有关于它起源发生的依据，而这种柳叶式青铜剑出现在古蜀地区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
为此我们可以判断这种剑是外来的剑型，是古蜀吸收了其他外来文明的成果所致，并非古蜀自身创造的文明。
根据考古材料分析可知，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纳托利亚文明，时代应该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传入近东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出现大量的柳叶青铜剑，到公元前三千世纪中期，柳叶青铜剑已经出现于印度河流域，这种剑型的遗址在印度地区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7〕。
古蜀地区出现的这种剑应该在当时的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
从柳叶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诸多情况分析，古蜀地区的这种柳叶青铜剑应该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的。
从柳叶式青铜剑传入的途径看，笔者认为这种剑型的剑应该是通过境外南端的印度地区通过缅甸进入云南传入四川地区，这一传入路线正与南方丝绸之路线路相符。
而印度地区关于柳叶青铜剑正是通过与中亚和西亚地区文化与贸易交流而引入的，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四川地区会出现中国境内最早的柳叶青铜剑，也可以看出南方丝绸之路是早期古蜀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从而使各种境外文明源源不断的流入古蜀腹地，成为古蜀文明的一部分。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青铜立人、黄金面罩等，这些青铜器物与黄金器物其文化因素并非本土，这些器物文化因素来源与西亚有关，特别是与近东两河流域地区文明紧密联系的。
笔者认为这些西亚文化因素传入古蜀地区，应该是经过西亚到南亚的贸易路线，再经过南亚印度中心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四川地区。
在古代西南地区，特别是古蜀地区多见蚀花琉璃珠，其为瑟瑟的一种〔8〕。
瑟瑟是古代波斯地区的宝石名称，是阿拉伯语的译音。
中国古代各史籍中关于瑟瑟的性质认识各有不同，但是主要都是指宝石，明代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9〕。
成都地区多出瑟瑟，从它的性质看应当指宝石一类，其来源应是西亚地区。
有关蚀花琉璃珠的在四川地区的发掘情况有：
四川茂县曾出土不含钡的琉璃珠〔10〕。
四川理塘县也曾发现不含钡的琉璃珠〔11〕。
这种不含钡的钠钙玻璃珠，产自中亚和西亚〔12〕。
以上四川地区各地所出的玻璃珠，经化验和比较可知，其均来自中亚和西亚。
而这些玻璃珠在之后被古蜀文明所接纳，逐渐在古蜀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广泛的传播。
这些瑟瑟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笔者认为其来源的途径应该是通过贸易交换而来。
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着蜀布、邛竹杖通过古蜀商贾贸易流入中亚地区，这样就不难想象瑟瑟同样也可通过这一贸易路线流传入蜀国地区，这条贸易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
就此可以看出古蜀文明中大量外来的文化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而交流，并与古蜀传统土著文化加以整合，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中原传统文明和各外来文明的古蜀文明。
三、古蜀文明的外向传播与南方丝绸之路
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的古蜀文明，这一文明不仅影响着该区域内的各种原有土著文化，同时也对周边地区各文化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古蜀文明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云南地区、南中地区各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古蜀文明的影响。
在中南半岛及东南亚地区各种文化遗迹中也包含着诸多与古蜀文化相联系的文化因素。
在东南亚的越南地区，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南部〔13〕、印尼苏门答腊的南部〔14〕以及爪哇的中部和东部〔15〕等地均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
这些石棺葬经研究考证后，西方学者将其认定为属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遗物〔16〕。
古蜀地区很早就流传着有关于石棺的传说，且有与之相关的文献记录。
《华阳国志蜀志》中载：
“有蜀候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
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17〕蚕丛是古蜀国传说中的蜀王之一。
《蜀王本纪》：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
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18〕石棺葬文化始于蚕丛，那可以看出在古蜀早期这种文化已经存在。
从四川各地发掘出的石棺看，在整个川西高原，从岷江以西直至金沙江流域，是中国石棺葬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19〕。
在云南地区西北部也发现了石棺葬，但是就其文化内涵来看，这些都是四川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石棺葬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南进可以通达中南半岛地区，这就可以使得石棺葬文化从古蜀地区向南借南方丝绸之路一路南传到东南亚地区，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何在东南亚地区会有这么多石棺葬的存在。
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各种大石遗迹遍布美洲、欧洲及亚洲各地。
这样一些上古遗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遗迹从欧洲的丹麦到地中海沿岸，从亚洲伊朗到印度，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
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大石遗迹分布相当的广泛，其分布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沿着马来半岛直达苏门答腊、爪哇等地〔20〕。
这些地区出现了独石、墓石、石台和列石等大石遗迹。
对大石崇拜的习俗在东南亚地区延续时间漫长，据海涅戈尔登的估计：
最早出现于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左右〔21〕，直至今日这些大石遗迹依旧保留在南洋群岛的某些山地部落之中。
对于这些东南亚的大石遗迹的起源，专家学者试图将其与离这些大石遗址最近的印度南部大石遗址加以比较研究分析探寻其共生关系，但是经过对比研究后发现“南印的大石遗迹与东南亚发现的并无显著的相似之处，就是共生的器物群也是完全不同的。
”〔22〕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与中南半岛相毗邻的云南也未曾发现过真正的大石遗迹。
但是在南方丝绸之路境内起点的古蜀地区却流传着众多关于大石建筑的传说，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大石遗址。
从时间上看古蜀地区的大石遗迹从商周时期直至战国西汉时期都有存在。
如在川西南地区安宁河流域，各种形式的大石墓葬更是构成了战国西汉之际土著民族的特征〔23〕。
在对古蜀地区大石遗迹与东南亚地区大石遗迹分析问题上，童恩正先生认为：
在对两地大石遗迹进行全面分析之前，我们自然一时难以肯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相距不远的两个地区之内同时存在相似的现象，无疑应当引起注意〔24〕。
笔者认为如果东南亚地区的大石遗迹是受到古蜀大石文化影响，那么这种文化传播途径应该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印度地区，进而进一步的传入东南亚的印尼等地。
四、结语
在先秦时期，地处长江上游的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的古代文明，这种文明不单单是一种只包含本土文明因素的土著文明，在其文明发展进程中也吸收了来自境内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应该是一种多元文化集中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明。
这些外来的文明传入需要借助相应的传播途径，而作为早期西南地区对外的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正可以提供这样有利的条件去促进古蜀文明的繁荣。
同时古蜀文明也会因其自身的极度繁荣而影响周边乃至境外文明，古蜀文明要想对境外文明去产生影响，同样需要借助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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