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集体自尊与个体自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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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集体自尊与个体自尊
1引言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惧，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心理现象。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比如，某某说自己心情不好或因为某件事而心里面难受等等，因此可以看出心理现象是我们人类最普遍、最熟悉的。
然而，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却发现它也是世间最复杂、最深奥的现象，同时它同我们的躯体一样，存在着诸多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在面临着林林总总的信息轰炸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因而人们对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多数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在当代大学生中社会适应问题、人际关系障碍、抑郁症、自杀等现象却比过去更加常见。
2012年，央视特别调查“你幸福吗？
”引起全国热议，那么衡量幸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是金钱、是名誉、是地位……？
其中在央视记者在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参访中有提到：
绝大多数人认为你这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
而莫言的回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他说：
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
可见，物质上的满足也并非是决定幸福的关键标准，重点还是在于心理健康。
以往研究者们在提到心理健康时，常常会考虑到个体自尊、性格、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近年来，多数研究者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发现人们对群体的认同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
同时，也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不同种类群体认同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群体认同与个体心理健康关系间所存在的作用机制，提出了自尊、社会支持、控制感与归因等一些重要的中介因素。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容纳了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学生在这个组织中学习和生活，但是这个组织对学生而言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学生在升学过程中往往会从一个学校组织进入另一个学校组织，因而，在此过程中学生往往要面对一系列的适应以及对学校的认同的问题。
大量研究显示，学生的学校认同会对其在校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缺少学校认同感的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表现出消极的学习态度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这也间接地显示了，缺少学校认同感的学生其在校的主观幸福感也将相对较低。
在我国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就业市场上对大学生毕业院校的选择、以及重点高校在社会上的声望及地位等原因，使重点高校成为多数学生的向往。
然而，由于我国招生制度的限制以及考生的逐年增多，使高考竞争显得更加的激烈，从而使很多学生往往不能就读自己所心仪的院校，由此所产生的对自己“被迫”就读的高校认同感缺失问题，不仅会对高校的教育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还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
所以，有必要深入探讨大学生学校认同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预测的指标，是以在本研究中则侧重学校认同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同时，为了了解学校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机制，在本研究中引入自尊变量，探讨集体自尊与个体自尊二者在学校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作用机制，以期能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并为高校从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更为详实的资料。
2文献综述
2.1学校认同
2.1.1认同的含义与分类
Identity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idem，表示“相同”的意思，16世纪在英语中出现，起初主要用于代数和逻辑学，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很多人都面临着确定认同和身份的问题，identity便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流行的词汇，并很快普及开来[2]。
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早期弗洛伊德主要将认同视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表现为在某些方面从心理上成为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3]。
随后，在其《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又在人格结构的基础上提到了认同，并强调认同在性格形成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把认同视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和父母的关系被转移到个体的超我中[3]。
儿童在此过程中努力像他人一样，接纳别人的价值观与信念，将成人对他们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形成规则并遵守，该过程通常与对模范人物的依恋和维护相联系。
因此，可以将弗洛伊德在其论著中提到认同概括为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4]。
随后，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对认同概念加以修正与补充，使之更加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并提出了“自我认同”（也称作自我同一性）概念。
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个复杂的内部状态，它包括人关于自己的个体性、唯一性、完整性以及从过去到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5]，它是一种发展的结构。
埃里克森提出了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自我同一性就融合在这八个阶段之中，它连接着个体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任何一阶段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个体的同一性危机。
他提出同一性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于青春期，在该阶段个体会经历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占什么样的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等一系列感觉[6]，个体只有恰当地解决了认同危机才能顺利地进入个性发展的新阶段,否则将会出现同一性混乱，在此基础上埃里克森还提出了同一性延缓。
Marcia（1980）延续Erikson的理论，根据“探索”与“承诺”的存在与否，将自我认同划分了四种主要状态：
同一性获得（identityachievement）、过早自认（identityforeclosure）、同一性扩散（identitydiffusion）和同一性延缓（identitymoratorium）[7]。
同时Marcia与Erikson观点相同，认为一个健康的青年人有可能应该经历过同一性延缓状态，即努力寻找恰当的同一性但又没有完全确定下来[8]。
国内学者在对“认同”进行研究的进程中，多数沿用埃里克森等人对认同的界定，主要聚焦在回答“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问题。
我国学者沙莲香（2002）把其概括为用来解释人格统合机制的概念[11]。
在社会学领域中，多数学者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去诠释认同。
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个社会理论家帕森斯与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一个核心问题，把认同视为一种具有动力的人类需要，人们通过共同的认同从而在相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以及会采取一致行动来保持、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认同[9]。
在Theodroson的现代社会学词典中，把认同定义为：
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等，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0]。
该定义与社会理论家帕森斯与哈贝马斯的概念相似。
换句话说，当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等成为群体中每个成员所共同认同的标准并将此内化于己时，那么作为群体的个体成员将会主动地去维护或执行他们所共同认同的标准。
随着学科发展的日益成熟，当代学者对“认同”的研究涉及到了多学科、多领域，但是各个领域对认同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对所有的群体认同均感兴趣，甚至包括实验过程中所虚构的群体；政治领域侧重于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感兴趣；组织行为学研究者则聚焦于员工对组织的认同[12]。
二十世纪后期，欧洲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如Tajfel、Turner&Hogg等人,则将认同划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
社会学家Jenkins（1996）又认为社会认同与个体认同均包含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
社会认同的内在方面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13]。
Jenkins将社会认同视为内在与外在两者之间互动的产物，并将社会认同解释为人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是关于“我们”是什么人和“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14]。
个体认同的内在方面是个人在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外在方面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分类和综合评价。
社会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群体，人们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之中，往往也不是仅仅的隶属于某一个群体，在个体身上可以看到多种群体的融合，因此，个体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如年龄、性别、职业等），是各种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人身上的独特的综合[13,14]，社会认同也是以人的自我认同为中心而形成的。
因此，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并非相互独立、彼此排斥。
我们往往隶属多个群体，因此，在我们身上往往也是集合了对多个群体的认同，所以，对于“认同”一词，我们可以依据它前面的不同的定语来划分[14]，比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性别认同、儿童的群体认同，疾病患者群体的认同，以及对家庭、学校、工作组织等这些小群体的认同等等。
Tajfel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更是为研究者们研究群体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了有关认同的研究领域。
2.1.2学校认同的理论基础
学校是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那么学校认同则就是不同于企业单位的另一种形式的组织认同。
然而，依据Ashforth等人有关组织认同的研究，其把组织认同看作是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学校认同既是一种组织认同，同时也隶属于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2.1.2.1社会认同的理论观点
不少学者将社会认同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Tajfel为解释群际冲突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社会认同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Turner的自我分类理论的提出对其进行补充完善，将社会认同研究拓展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再到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结论，更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像“最优特质理论”、“群体动机理论等”，同时在对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方面也更加的广泛了，其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像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组织认同等其他的一些小群体认同的研究均是以该理论为基础。
社会认同理论是一种在研究群体过程或群际关系间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理论，最早是由Tajfel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基于“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15]Tajfel（1972）将其定义为：
“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该理论对于社会中存在的群体偏见、歧视及冲突等问题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同时，[16]Tajfel认为这种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且这种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人们的知觉、态度以及行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常常会将自己归类到一个或多个群体之中，并在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认同，通过其群体来规范界定自己的身份、信仰及行为倾向等。
[17]Tajfel认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维护和提高自尊，而群体间的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
因此，内群体成员总是通过与相关的外群体成员进行大量的有利的比较来努力实现或保持积极的社会认同[17]。
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便可能会离开他们现有的群体，或者为群体寻找能够实现积极区分的方法[17]。
因此，社会认同理论把社会认同视为一个过程，该过程主要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等三个子过程而建立起的。
社会分类（社会范畴化），它是基于个体对事物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个体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以及构建社会关系，从而把人们归类成不同的群体。
Tajfel和Turner将社会分类视为一种认知工具，把它用于区分个体，同时定义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
根据社会分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被强调，同一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差异被低估，从而两个群体之间的特征差异最大化，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见则由此而产生。
Turner（1985）等对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在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分类理论。
自我分类理论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分类过程，其核心在于去个性化，人们在归类的过程中会自动地区分出内、外群体，当个体将自己或他人分类到某一群体中后，便会向群体的原型靠拢，更多地表现出原型的各种特征，而忽略个体特征[14]。
自我分类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比较即个体在将自我进行归类之后，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间进行比较从而显现出自身所在的群体的价值。
个体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倾向于对自己所在的群体给予积极的、正面的特征描述，以获得积极的区分，从而维护自己的集体自尊。
可以说，群体间的积极区分是进行社会比较提升自尊的一种策略。
[16,17]Turner和Tajfel（1986）指出有三类变量会影响群体间区分：
（1）人们必须主观上认同他们的内群体；
（2）情景允许评价性群体间比较；（3）外群体必须是可以充分比较的。
2.1.2.2组织认同的理论观点
组织认同是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
组织认同的概念雏形出现的较早，其理论结构模型最早是由Simon&March（1958）提出，并对其多维本质、前因和后果进行了表述[18]。
但是，在随后的20年间，有关组织认同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学者经常将组织认同与组织承诺相混淆，针对组织认同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Ashforth等人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到组织研究中，并把组织认同定义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认同，至此，对组织认同的研究才得以转变地位，日渐成为组织行为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至今为止，学术界对组织认同的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研究者们往往依据自身研究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对组织认同进行定义。
例，Lee（1971）认为组织认同是个体广泛的认同其组织的程度[19]；Hall、Schneider&Nygren（1970）在其研究中把组织认同视为个人和组织的目标逐渐整合或趋于一致的过程[20]；Ashforth&Mael（1989）将组织认同界定为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个人与组织具有同一性的感知或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18]；以及Duttonetal（1994）、Pratt（1998）、VanDick（2001）等均依据各自观点对组织认同进行了不同的定义（见附录Edwards,2005,对组织认同的主要概念的简要总结）[21]。
此外，学术界对组织认同的界定也存在着一维与多维之分。
Riketta（2005）对组织认同的元分析的研究中将组织认同理论的发展归纳为三个维度，即从认知、情感、社会学角度对组织认同进行定义和分析。
Ashforth等（2008）通过对已有研究者的组织认同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依据其所包含的维度的不同将其分为狭义的组织认同与广义的组织认同，狭义的一端是从其认知维度出发，以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为基础的概念（例，Ashforth&Mael,1989;Bergami&Bagozzi,2000;Duttonetal.,1994;），把组织认同看成是基于组织成员资格的自我定义[18,21]。
相对广义的概念把组织认同扩展到价值、目标、信念或其他一些特征及行为上[18]，即把组织认同从认知维度扩展到情感、评价、行为等。
学者们对于组织认同的不同界定，相应地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测量方法。
例如，Brown（1969）的测量量表、Halletal.（1970，1971）的测量量表、Cheney（1982）组织认同问卷、Mael&Ashforth（1992）的组织认同量表以及Bergami&Bargozzi（2000）的组织认同图解量表和Dick（2004）基于不同的维度编制的量表等。
然早期Brown（1969）、Halletal.（1970，1971）的量表被认为问卷内容与其操作性定义相差太大，因而未被广泛的使用。
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Cheney（1982）、Mael&Ashforth（1992）所编制的测量工具。
Cheney接受了Patchen（1970）关于组织认同的观点，即认为组织认同包含成员关系、忠诚和相似性三个可识别的维度，并以此维度作为基础从而设计了包含25项指标的组织认同问卷；Mael&Ashforth的组织认同量表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所编，仅涉及1个维度——认知，包含6个项目，结构简单并被广泛应用。
此外，Dicketal.（2004）借鉴社会认同的维度区分方法，设计的包含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四维度的组织认同量表在一些研究中也同样被广泛地借鉴及应用。
国内学者在对组织认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通常是基于认知、情感及社会学三个角度对其加以界定。
对于组织认同的测量，在对国外编制的量表加以修订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外文化差异及相关研究内容也编制了许多适用于国内的测量工具，像王彦斌（2004）的组织认同心理调查量表、组织认同公民行为量表及孙健敏、姜凯丰（2009）所编制的中国背景下的组织认同量表等等。
2.1.3学校认同概念的界定
国外学者在对学校认同的研究过程中常常将大学生视为一个社会群体，而学校则为容纳该群体的一个特殊的组织。
在研究学生对学校这个特殊的组织的认同时，常常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为框架研究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对于学校认同的界定也依据各自的研究角度而有所不同。
例如，Finn（1989）、Voelkl（1997）等从归属感等方面出发，将学校认同定义为学生感觉到他/她属于这个学校并且重视与学校相关的成果[22,23]；Bizumic（2009）以社会认同为框架研究学生的学校认同，把学校认同等同于社会认同等。
国内对于学校认同的研究较晚，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概念的界定也多种多样。
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学校认同的界定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类：
（1）以社会认同和组织认同概念为核心从而对学校认同进行定义，但并未清晰地界定其维度。
例如，石中英（2006）在探讨学校文化、学校认同及学校发展的关系时，将学校认同看作集体认同的一种，是学校师生员工在心理上对学校文化的接纳、肯定和欣赏[24]；陈洁（2007）在对农业院校大学生的学校认同的研究中，虽未直接定义学校认同，然在对认同理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学校认同更侧重于社会认同，表现在大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自豪感及荣誉感；以及沈鹏和刘佳丽（2008）、李芬香（2009）、张干群（2012）等把的学校认同视为学生对学校的承认（或认可）和接受并产生的归属感等等均以社会认同和组织认同的概念为依据。
（2）从社会认同及组织认同的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定义。
丁立（2008）借鉴了国外学者对组织认同的维度的划分，将学校认同定义为“大学生对所属学校学生身份的知悉、情感上的接纳，对所属学校的评价，以及由于这些认知和情感而产生的外在表现[25]”涉及了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四个维度；周海涛（2008）把大学认同视为组织认同的一种具体形式，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大学生的学校认同；以及李慧（2013）、王严凇（2014）等在对学校认同的概念的界定的过程均明确地提出了它所涵盖的维度。
学校是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它是属于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与社会组织一样，具有特定的目标、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及相应的行为准则等。
因此，在本研究中把学校认同视为一种特殊的组织认同，同时借鉴丁立（2008）对学校认同的概念的界定以及Dick（2001）对组织认同的界定，把学校认同视为学生对其所属学校成员的身份的认知，对于自己所属的学校的情感上的接纳与评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倾向，包括现实的行为。
2.1.4学校认同的研究现状
学校可以被视为由教师、学生及其他员工组成的一个群体，因此，这样的一个学校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心理群体，群体成员通过内化其规范、价值、信念等来塑造其身份。
因此，学校认同是学校组织影响学生身心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研究和解释学生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视角。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对学校认同的研究主要聚集探讨影响学校认同的因素及学校认同对学生心理、行为的影响方面
国外学者在对学校认同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学校氛围，教师对学生的反馈、支持与接受均会对学生的学校认同产生影响（Honora,2003）。
同时，学校认同对学生的学校适应、学业成就、学习动机、心理健康等具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Finn（1989）对青少年过早退学的问题的研究，并针对其退学的提出了“参与——认同模型”强调儿童与学校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即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那么，相应的行为问题、退学等就可能增加。
Finn把学校认同视为包括两个成分：
归属感、价值感。
Goodenow（1993）在其研究中指出学校归属感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卷入程度及参与度有潜在的重要影响，并且其研究结果还显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还存在着性别与种族的差异。
此外，Voelkl（1997）基于Finn的学校认同的理论基础，对1335名学生进行纵向调查研究得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与其在校行为及个人在校成就存在一定关系：
学生的学校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且还对学生在校的早期行为及学业成功和失败有所影响[22]。
与此同时，Voelkl还提出学生的不良情绪及孤独感可能与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失败相关。
Bizumic（2009）以社会认同为框架研究学生的学校认同，把学校认同视为社会认同，指出学校认同与学校氛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解释学生辍学、挑战性行为及心理幸福感时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26]。
近年来，国内在基于国外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学校认同感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丁立（2008）借鉴心理学和组织理论的内容将“大学生学校认同”分为评价、认知、行为、情感四个维度，同时以研究生为对象，对影响学生学校认同的因素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
陈权、陆蓉（2013）以江苏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大学生的学校组织认同感与学习动机及自主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对其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对大学生学校认同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的过程中得出，师生关系、学校支持感、家庭支持感、同学关系、专业满意度及图书馆满意度都是大学生学校认同感的重要影响因素[27]。
国内的多数学者在对学校认同的研究中都指出了，学校认同对学校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学校认同还能够影响学生的自尊、自信、自我管理能力、参与度等。
林辉（2015）等以生命愿景来表示大学生积极面对生活的方式，并提出学校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愿景[28]。
还有研究表明，学校认同对学生的集体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学生的集体行为[29]。
2.2自尊
2.2.1自尊概念的界定
有关自尊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颇受学术界研究者的重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创设了众多重要理论和观点，同时也给自尊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1890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James）在其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将自尊引入心理学的学科范畴之中，并把自尊视为自我系统的重要成分之一，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把自尊视为个体的一种自我情感和态度，与自我知觉和自我行动相关联。
[30]詹姆斯将自尊这一概念融入一个简单的公式之中：
自尊=成功/抱负，把自尊的高低取决于成功的水平与其抱负水平之间关系。
此外，20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多数学者在对自尊的相关研究中，依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对自尊的界定也各有所不同。
库利（C.H.Cooley）在詹姆斯的理论基础上提出“镜像自我”，并从“镜像自我”的角度阐述个体的自尊是通过“镜像过程”形成的，即个体的自尊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与评价[31]。
具体而言，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镜像过程），并从这些评价中摄取他们自己的形象，从而形成与自我感觉相联系的带有情感和评价性质的观念，即自尊。
米德（G.Mead）从社会互动的观点出发，提出儿童的自尊是在想象“概括化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他人对自我是高度重视的，那么个体就会有高自尊感，相反如果他人对自我根本不重视，即他人对个体的判断是消极的，那么该个体会内化这些消极的看法或态度，从而形成低自尊[31]。
罗森伯格（1965）则在詹姆斯、库利、米德的基础上把自尊总结为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
库伯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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