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玛丽麦卡锡的身体书写解读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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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玛丽麦卡锡的身体书写解读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
从玛丽．麦卡锡的身体书写解读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
摘要：
玛丽·麦卡锡在作品中大胆表达婚姻爱情观，直言不讳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大量直白而细腻地描写性爱，招来颇多微词。
令她享誉世界的、自传色彩的畅销小说《少女群像》（TheGroup）对性和两性关系不遗余力的露骨描写，使她遭到口诛笔伐。
作品最大的原创性在于从女性的角度公开地谈论了两性关系，[1]作品以全新的叙事手法和女性视角颠覆着窠臼的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语言和写作模式，酣畅淋漓地书写着女性的身体和心灵的欲望。
她的作品正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身体书写”的倾力之作，为我们今年研究1930代美国知识女性的生活境况提供了宝贵的蓝本，也启迪着我们如何有效地解决当代妇女的社会婚姻问题。
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身体和书写；女性书写模式；男权话语统治；玛丽．麦卡锡
（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身体书写”
有学者提出，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首先提出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朱丽娅·克利斯蒂娃和波伏瓦、露丝·依莉格瑞对其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和升华，埃莱娜·西苏最终将这一理论发展为系统化的、详实的理论体系。
[2]学界普遍认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是“身体书写”的倡导者和先驱。
细读其理论，可对其精髓做如下理解:
一，女性身体的内涵包含并超越了“肉体”的概念，它是肉体、女性生理、心理和文化信息的复合；二，用“身体书写”不是倡导抛弃语言符号，而是用词语书写女性身体的、精神的需求，反对把女性视为男性之外的"他者”来压制其需求。
这是女性自我救赎和团结互爱的方式，是与男性沙文主义抗争的有效途径之一。
西苏认为，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促进了女性写作，而女性写作又推动了女性的觉醒和女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她重点论述了女性写作对女性解放的重大意义。
她写到，女性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是遭排斥和压制的“第二性”，是遭“静音”而保持缄默的“他”者，女性仅仅是男性证明自我存在的表征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
为维持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男性竭力地遏制女性，钝化她们的自我意识，漠视她们心理的、生理的正常需求，剥夺她们应有的权利，使她们麻木地屈从于自己。
因此，女性要消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钳制，就要打破男性话语权的独裁，打破缄默的无声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蹊径便是写作。
她认为，社会变革归根结底是主体的变革，而对主体意识和行为具有制约作用和掌控权的是男性为主导的话语；女性可以通过写作尝试颠覆男性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对社会进行变革。
她深信，一切社会变革都与语言的变化息息相关，主体意识形态的变化都会反映在语言中，即，语言是意识形态革新的载体和媒介；而语言通过传播新的思想和观念推动社会变革。
因此，写作是女性改变自身境况、解放自我行而有效的道路。
她认为：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
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那样。
”[3]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表述权。
“女性书写"，这种描写女性躯体和欲望的写作，汲予女性源源不断的自悦、自信，是一种完全颠覆男性话语权的写作创造。
它是女性专有的领地，也是女性的利剑。
这一理论呼吁女性互爱，痛斥男权文化，对女性文学和女性解放运动产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4]
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认为：
女性通过写作不仅可以摆脱男权社会的种种道德桎梏，更重要的是，可以释放自己身体的欲望和需求。
唯有女性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满足后，女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潜能和智慧。
“写你自己。
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
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
”（194）她论述到，在以逻各斯语言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遭剥夺，身体是她们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
“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195）。
由此，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的观点，鼓励女性打破沉默，拿起笔来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用笔宣泄自己被男性殖民的躯体和压抑的灵魂，包括被男权社会视为洪水猛兽的女性一切正常的欲望和需求。
“几乎一切有关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
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
”（200-202）
西苏谈到，男性沙文主义将女性的身体视为单纯的“肉体”，视为他们的男性意志的殖民领地。
她认为，女性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有无限丰富的内涵，不断变化着，充满活力，有着超越自我的无限潜能和对抗男性逻各斯主义的巨大潜能。
女性的身体是体验的场所，她们唯有用自己的身体才能感知社会，也只有通过身体才能抒发被压抑的心声，才能使人们听到她们的诉求，才能调动身体的无限潜能与男性逻格斯中心主义对抗，进而救赎自己；她呼吁女性作家用身体的全部去体验一切。
“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
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是写作。
”（202）"身体写作”赋予语言以强大的生命力，它摧枯拉朽，它突破理性和规范的藩篱，它将女性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渗透到男性话语权主导的文本中，进而蚕食父权制文化的根基。
“身体书写”是一种瓦解窠臼的男性逻各斯主义的文化策略，指女性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她们长期被压抑的需求和自我救赎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女性群体对抗男性沙文主义体验的集合。
不难看出，西苏期冀“身体书写”能为女性提供自我解放和救赎的希望和途径。
她鼓励女性拿起笔来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书写自己，走出被男性话语压制的历史阴霾，摆脱“第二性”的“他者”地位，实现自我救赎。
她坚信，“男性”和“女性”这种对人的性别二元对立划分终将被一个模糊性别的中性词涂抹。
纵然，她的女性写作理论有一些乌托邦式的盲目乐观，但毋庸置疑，“身体写作”是具有创新性和生命力的女性写作理论，在解构菲勒斯中心的意识形态和语言、唤起女性自我意识、促进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
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不仅影响了当代大量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也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视角，为读者解读女性文学作品、解码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和社会风尚开启了精妙的“触角”。
玛丽·麦卡锡的大量作品诠释了“身体写作”这一理论的内涵。
本文旨在运用“身体写作”理论来透析玛丽·麦卡锡作品中对传统性别意识和父权话语文本系统的颠覆，揭示1930年代处于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大变革时期的美国知识女性的生存境况，希冀得到解决当代社会妇女社会婚姻问题的启示。
（二）西方文学经典中理想的女性形象——贞洁而顺从的“天使”
父权社会的文本中，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文学作品渗透着男性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
自古以来，西方文学经典的书写语言都是男性话语，因而作品中塑造的“天使型”女性形象实际是男性视角下的理想女性形象，通常是美丽、贤淑、贞洁、温婉、无私的化身。
淑女是贞洁的、无欲望的，性欲是男性的专属，女性性欲在文学经典中几乎等同女性的堕落和放荡。
“天使型”女性形象较早的原型可追溯到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Odysseus）忠实的妻子佩内洛普（Penelope）。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她诠释了由男性话语权定义的完美女性形象，她集忠贞、顺服、美丽等品质于一身。
她的丈夫奥德赛外出20年，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而她一直在为丈夫守护财产和保持贞操。
奥德赛一生寻花问柳、放纵情欲，仍被传颂为英雄；而她唯有恪守贞操才能流芳百世。
对两性贞洁的双重标准是男性话语权独裁的恶果；佩内洛普的贞女形象实际上是女性意识受到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摧残和压抑的畸形结果。
此外，在宗教领域，最深入人心、最具感染力的女性天使形象当属圣母玛丽亚，她是童贞女与母亲的糅合，体现了父权文化对女性贤淑和贞洁的渴求。
佩内洛普和圣母玛丽亚作为“天使型”女性形象成为了文学作品中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型，而这些文学经典又以巨大的感染力将男性话语权规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渗透到了社会意识形态中，从而强化了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天使型”女性成为现实生活中男性梦寐以求的、女性争相效仿的楷模。
（三）对女性“天使”形象的颠覆——内心挣扎困惑的“欲”女
这些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天使”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仅折射着父权文化中女性的“他者”、“第二性”的地位，而且通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进一步向女性灌输和强化费勒斯中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范和强化传统妇女道德操守。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
“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
一旦剥去由美、诗意、和爱情编制成的面纱，女性被贬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
[6]而玛丽·麦卡锡作品中的女性（尤其是《少女群像》中的女性），完全颠覆了这些塑为典范的贞女形象。
《少女群像》追踪了以凯为代表的八位美国知名女子大学瓦萨学院1933届毕业生从毕业至1940年大战前夕的生活经历。
作者揭示了传统女性角色观念给妇女生活带来的后果，再现了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的生活风貌，开创性地从女性的角度公开地谈论了两性关系。
该作品使玛丽·麦卡锡的写作生涯达到巅峰，为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享誉世界的知名度；然而，小说中大量的对性和两性关系的露骨描写，置她于文学评论的风口浪尖，使她在文学界的美誉遭遇滑铁卢。
小说发表于1963年，所讨论的两性话题令舆论界哗然，为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的性革命推波助澜。
玛丽·麦卡锡喜欢毫无粉饰地描述所见，毫无闪烁其词和警小慎微，因而她所写的必然不是赏心悦目的，对两性关系和性的直白描写让很很多人瞠目结舌。
她直白的叙述、明锐的洞察力、辛辣的讽刺成她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性奥秘的评论家。
“她的作品反映了和她同时代的美国女性所面临的古怪困境，即她们为自己所倡导现代性身处囹圄”。
[7]1932年8月18日，JamesAgee在一封写给神父Flye的信中把20世纪30年代早期主流的精神风尚描述为“几个世纪以来最黑暗最悲惨的”。
科学和“准科学的伦理观念”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摧毁了爱情。
女权主义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更是昭著。
这一切使得下一代甚至是下两代的女性陷入痛苦的深渊：
她们拼命地追求自我，这种对自我的崇尚使她们不能在爱情中做妥协（虽然实际上她们可以）；她们标榜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迫切地感到必须遵从新观念，竭力地摒弃从小耳濡目染的旧传统，却在爱情中一败涂地。
[8]
性生活混乱和通奸，对许多玛丽·麦卡锡的女性角色来说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而这所谓的“解放”并不彻底。
这些女性在蹈行性解放的同时，内心深处仍旧被强调妇女恪守贞操的传统道德所困扰。
在小说《她的伴侣》（TheCompanySheKeeps）中，故事《残酷而野蛮的处置》（“CruelandBarbarousTreatment”）中红杏出墙的妻子不愿意伤害她丈夫：
她不会和他谈论自己和小情人的风流韵事。
作者对浪漫婚外恋的复杂性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分析：
“在婚外恋中......负罪感，阵发性的极度的自我厌恶感挫伤了双方的情感，偷情人强迫性的犯罪意识，使双方更加依赖对方。
这只会使这种偷欢变得更复杂，持续更长时间。
”[9]玛丽·麦卡锡非常善于捕捉在这样场景中的自相矛盾的动机。
婚外情使得女主角有种优越感。
她并不想让让丈夫戴绿帽子。
“似乎通过背叛丈夫，她足以胜过他.....”[10]她喜欢的正是这种刺激，正因为它是不道德的，被禁止的，所以她喜欢这种经历。
她最终向丈夫坦白了这段婚外恋，而促使她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
她并不希望保守秘密，却渴望将其公布于众。
婚外恋暴露之后，她面临的是离婚。
在去离婚的路上，她意识到：
她永远不可能嫁给自己的小情人；她必须面对的是未来必然成为寡居老妇人的悲惨命运。
故事以讽刺隐喻的形式凸显了社会对离婚和通奸的态度的变化：
这不仅远非是耻辱的和败坏名声的，而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1930年代的美国知识女性走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前沿，她们向传统的妇道观发起了挑战。
在玛丽·麦卡锡作品中女主人公在性方面的被动性是一个突出特点。
这些女性往往发现自己不情愿地跟男人发生了关系。
譬如，MargaretSargent总是把自己想象成献祭的羊羔。
她认为自己和穿着BrooksBrother衬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是她人生的最低谷。
哈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Hardwick）发现玛丽·麦卡锡在描述性场景时十分直白，“与当时男性作家惯用的平铺直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她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对性总是既羞涩又好奇，既执迷于逐性体念又时常自责，既明目张胆又有内省式的自嘲。
”[11]
《少女群像》中有大量对两性关系和性生活直白而细致的描写：
性引诱、女同性恋、失贞、避孕。
从多蒂（Dottie），一个23岁痴迷于阅读D.H.劳伦斯作品的处女的描述中，读者可以窥见1930年代女性的性观念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和妈妈反复讨论并一致认为:
如果你在恋爱，和一个不错的年轻男子订婚，你们至少应该发生一次关系以确保婚姻的美满。
妈妈，年轻而时尚，知道一些她朋友圈内的悲催事例——一些夫妇在性方面根本不和谐，根本不该结婚。
多蒂不支持离婚，认为处理好婚姻中的性很重要；失贞，这个女孩们在吸烟房内时常嘲笑的话题，她讳莫如深。
凯说自己和哈罗德曾今有一阵子在性方面很糟糕，在他成功进入她身体之前有五次失败的尝试......[12]
这段描述中以喜剧的方式揭示了当时的知识女性对性和两性关系的矛盾的心理：
她们一方面标榜自己是时尚的弄潮儿，渴望摆脱传统妇道观的束缚，对婚前性行为跃跃欲试；她们着迷于性生理，认为在这个领域博学而经验丰富是当代新女性的标志。
另一方面传统贞洁观在她们内心早已根深蒂固，对婚前失贞讳莫如深。
玛丽·麦卡锡无意以性作为噱头，她以年轻知识女性的性爱观来窥探她们所信奉的人生信条，展现她们对所谓“进步”堂吉诃德式的盲目崇拜，在追求幸福和成就感过程中的迷茫，如何迫切地想要摆脱那些曾今束缚了前几代人的陈旧的道德偏见和禁忌。
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身体的、精神的需求，作者向读者呈现了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的自我的觉醒、对个性的崇尚。
（四）对女性顺从形象的颠覆——在围城中痛苦挣扎的勇士
在《少女群像》中，玛丽·麦卡锡粉碎了那些内心极其复杂的女性角色对浪漫爱情的幻想。
她们都歇斯底里地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却最终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群少女意识到了她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能无力:
多年的挣扎和拼搏带给她们的回报远少于她们预期的。
凯（Kay）对从未真正地把握住丈夫哈罗德（Harald），他总是对爱情中的化学反应和神秘性高谈阔论。
她决心要拴住他的心，但很快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危机。
哈罗德开始不忠于妻子，和丈夫性无能的Norine有染。
凯被丈夫送进了精神病房。
她的婚姻已经破裂。
她在婚姻中长期受虐，已无以复加，她不再爱他了。
但如果她接受离婚，无异于承认自己在生活中彻彻底底地失败了，这让她无法接受。
一向雄辩的Norine对了凯的困境做了如下诊断：
她太好强了。
她长期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急进功利却屡屡受挫，随而将自己的雄心壮志转嫁给丈夫。
“她一直在驱使他赚钱，她对男性气质的一贯崇尚实质是在不断地无情地抽他的底气。
”[13]接着传来了耸人惊闻的消息：
凯从窗户跳下而身亡。
小说以凯婚礼开端，以凯的葬礼结尾。
这样的讽刺让人不寒而栗。
女性被描写成长期受苦的、爱的殉道者，男性野蛮和欲望的必然受害者。
男人是不是罪魁祸首?
或是女性推崇的“自由”和“自我价值”、所受的教育最终成了她们的侩子手？
当然，作者并没有做断然的判断。
在小说《她的伴侣》（TheCompanySheKeeps）中，故事《杂草》（“TheWeeds”）中的女主人在婚姻中并不幸福。
她离开了丈夫，离开了自己精心栽培的花园，来到了纽约。
她被惰性困扰，大部分时间呆在酒店房间内，偶尔外出找工作。
她这才意识到，离家出走只是使自己从被压迫的囚奴变为了自我的囚奴；更可怕的是，在这里她无路可逃。
没有了丈夫这个替罪羊，她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内心苦闷不堪。
几周后，她垂头丧气地回到乡下的家，心爱的花园已杂草丛生。
她意识到那个不断计划和努力、充满希望的自己已经迷失溃败，她开始向丈夫妥协，接受他喜欢她的花的谎言，她的生活恢复了老样子。
“杂草”在这个故事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虚伪和谎言最终战胜真诚和事实，正如野草在花园里肆无忌惮地蔓延，摧毁了女主人公对美的信仰。
荒芜的不仅是花园，还有被残酷现实挫败的女主人公的内心。
故事生动地展现了19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跃跃欲试地向传统发起挑战，试图冲破藩篱，却在残酷的现实中败下阵来，内心充满了的困惑和无奈。
（五）结论
玛丽·麦卡锡作品中不乏这样的女性形象：
她们自我标榜为时代的“新女性”。
这些“新女性”一方面积极走出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意欲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全身心投入工作，通过广泛而又丰富的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消极抵御自己的他者地位，追求享受和标新立异，拒绝牺牲个人利益，对维多利亚时期抑制性自由、性表达、性享受的清规戒律嗤之以鼻。
她们不满婚姻现状，不再满足于做贞洁的“天使”，家中的贤妻良母；她们积极地冲破父权制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勇于试婚、离婚，勇于尝试同性恋，甚至性乱交。
麦卡锡的写作就像一个文化符号，折射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整体的生活境遇。
麦卡锡通过描绘这些女性的生活，无情讽刺了这个所谓进步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
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和思想意识的转型时期。
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带了重创，妇女不但承担着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职责，还和男性共同分担了养家糊口的职责：
她们勇敢地走入了社会，在职场、政治、社会改革、艺术和文化等领域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些“新”女性们热情的拥抱新思想、新潮流，向传统的父权制的道德观发起了挑战。
然而，在这场新旧意识的交锋中，她们遍体鳞伤；正如《少女群像》中的瓦萨学院的8位知识女性，意气风发、满怀期望走入社会，却最终在婚姻和职场中败下阵来。
“1930年代，人们对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达成了根深蒂固的共识，这些共识是通过媒体、宗教、文化传统传播并得以巩固的，它们规范者男人和女人的行为。
”[14]小说中的8位少女的遭遇浓缩了知识女性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新旧思想意识激烈碰撞时的生活境况:
她们向传统道德观发出的冲击如螳臂档车，被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旧观念和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嘲弄和粉碎。
但她们的努力和呐喊并没有湮没，以玛丽·麦卡锡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全新的女性视角，以女性特有的书写方式——身体，书写着这一群处于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女性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和诉求，书写着她们性和身体的需求，书写着她们的迷惘、困惑和挣扎。
从这种意义上说，玛丽·麦卡锡尝试着用女性的身体和写作争取在男权社会中的话语权，试图与男性话语权抗衡；她的作品可谓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身体书写”的倾力之作，为我们今年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的生活境况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蓝本，也为我们解决当代的妇女社会婚姻问题提供了宝贵了经验。
Notes:
[1].哈德维克女士写到，玛丽·麦卡锡的原创性在于“她已从女性的视角来写性的戏剧性。
那些粗俗的行为已被细节的真实性展露无遗（tohavewritten,fromthewoman'spointofview,thecomedyofSex.Thecoarseactionsaredescribedwithanelaborateverismoofdetail）”。
Hardwick,Elizabeth."MaryMcCarthy,"AViewofMyOwn:
EssaysinLiteratureandSociety[M].NewYork:
NoondayPress,1963.p.35.
[2].谢玉娥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J]《河南大学学报》2008,（3）:
1.
[3]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8）.文中涉及《美杜莎的笑声》的引文，皆转引自该版本，不再另注，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4]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4.
[5]Selden,Ramam,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M].London:
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5,45.
[6].SimonedeBeauvoir,TheSecondSex[M],trans.H.M.Parshley.NewYork:
Vintage,1989.25.
[7].Mckenzie,Barbara,MaryMcCarthy[M].NewYork:
TwaynePublishers,1966,24.
[8].Agee,James,LettersofJamesAgeetoFatherFlye[M].NewYork:
BantamBooks1962,52.
[9].McCarthy,Mary,TheCompanySheKeeps[M].NewYork:
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42,4.
[10].Ibid.
[11].ElizabethHardwickfindsthefranknessofMaryMcCarthy'sdescriptionofsexualencountersindirectcontrastwith"thehotproseofmalewriters....Inherfiction,shameandcuriosityarenearlyalwaysfoundtogetherandinthesamestrangeunionwefoundself-condemnationandthedeterminedpursuitofexperience;introspectiveironyandflat,daringaction."
Hardwick,Elizabeth."MaryMcCarthy,"AViewofMyOwn:
EssaysinLiteratureandSociety[M].NewYork:
NoondayPress,1963,35.
[12].McCarthy,Mary,TheGroup[M].NewYork:
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63,23-24.
[13].Ibid,346.
[14]Ware,Susan,AmericanWomanin1930s[M].Harber,Barbara,Edited.Bostan:
TwaynePublishers,19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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