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之歌》曲高和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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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之歌》曲高和寡

《凤凰之歌》曲高和寡

　　正式接下金凤这一角色张瑞芳感到非常兴奋随着角色创造工作的深入展开她对金凤这一人物的认识愈加深入亦愈加喜爱曾以“很像谈恋爱”来比拟自己当时的体验。

　　从舞台“冲”向银幕

　　影片《凤凰之歌》的由来，与戏曲片《天仙配》有关。

正是它的拍摄上映引起强烈反响，促成黄梅戏在其主要流行地安徽城乡风靡一时。

因当时可供上演的剧目不多，从影院到剧场翻来覆去皆是“老三出”：

《天仙配》《打猪草》《夫妻看灯》，很快就有“顺口溜”不胫而走：

“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就连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耳闻，遂下决心抓新戏编演，不仅大会发号召，还找人到家里去谈，一再强调“要写新戏！

”

　　因《天仙配》走上银幕而享有盛誉的严凤英再也坐不住了，到处寻找作家为她写新戏。

与新中国同步成长起来的文学新秀鲁彦周便成了首选对象，其时他所创作的独幕话剧《归来》，刚获1956年全国首届话剧汇演剧本一等奖，电影剧本《春天来了》亦由上影摄成影片，这两部作品都因反映社会生活变迁、注重农村新人塑造受到好评。

严凤英专程登门约请鲁彦周为她写一部黄梅戏现代剧，情真意切地表示：

“我不想再演仙女、小姐、公主、丫环了，我想演现在的活人，演我们的同代人，我们的姐妹，我想创造我们社会里的人。

”

　　尽管鲁彦周从未写过戏曲剧本，更未写过黄梅戏剧本，但他为严凤英对艺术的真挚追求精神所感动，还是答应了下来，并以最快速度挥笔赶出三幕九场黄梅戏现代剧《冲破暴风雨》。

该剧取材于解放初土改时一个童养媳翻身的事迹，具体剧情为：

双泉山下要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叫王金凤的十九岁的姑娘，三岁时被卖给中农李天成家当童养媳，熬到如今未婚夫出外不归，还带信回来要她退婚；而公婆舍不得这个劳动力不愿放她，准备将她再次卖掉。

王金凤气愤苦恼而又束手无策，就在这时党和群众给了她力量，使这个连大门也不敢出的苦媳妇，终于冲破重重困难，成长为合作化的带头人。

　　剧团方面对本子基本满意，认为剧情虽不曲折，但富有传奇色彩，思想意义也是颇为显著的，只是作为舞台表现还有些不足。

为了能赶上全省首届戏曲会演，遂决定一边请作者修改，一边开始作曲、背词、排练。

担任该剧导演之一的王冠亚，上午排练结束便赶往鲁彦周处去取修改好的剧本，有时还未完全改出来就在旁边等候。

时值盛夏酷暑，鲁彦周便在伏案挥汗写作的同时，铺一张草席于地上，请王冠亚席地而卧稍加休息。

这段路有三、四里，大热天两头跑，还要不误排戏，王冠亚吃饭就成了问题，他有时在鲁彦周那里吃，有时就在严凤英那里吃，由此还引出一桩佳话：

当时王冠亚从部队转业分配来剧团不久，与严凤英一样都处于单身状态，平时排戏接触就多，又加上常在她那里吃饭，引起了“搞对象”的议论。

开始严凤英气得连连解释与申辩，反而更引来同事对她的打趣：

“爱情这玩意，有时造造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后来两人果然喜结连理。

　　这出戏编、导、演、音乐等合作得十分融洽，相互之间直言不讳，甚至互开玩笑。

剧团同志就曾当鲁彦周的面，对《冲破暴风雨》的剧名“说三道四”，认为“冲被”二字立意确实很好，喻示冲破封建婚姻的枷锁、冲破落后的陈习陋规、冲破坏人的阻挠破坏，从旧中国的农村妇女“冲”成新中国农村的新人，但总体不像中国戏曲的名字，倒像一部苏联电影，当时恰好苏联有个来中国演出的歌剧就叫《冲向暴风雨》。

鲁彦周听后坦然表示：

“好吧，就请你们改吧！

”于是大家出主意就改成了《王金凤》。

严凤英为扮演王金凤这个成长中的人物费了不少心，她联想到自己的童年与王金凤身世很为相象，排练时不知不觉打开记忆仓库，犹如重回愚昧落后的农村，遭遇卖儿卖女的惨剧，表演得既细致又生动，但是排演到后面成为合作化的带头人，远不如前边的童养媳的戏朴实自然，显得有些“硬做英雄状”。

编导想了很多办法帮助弥补，把劳动模范请到团里来或者登门访问，还观摩一些电影寻求启示，严凤英自己也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设计了很多方案，经过反复加工不断改进，终于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在全省会演时获得表演一等奖。

　　意外的是会演中对这出戏的总体评价却不高，认为导演没有“戏曲化”，是“四不象”、“话剧加唱”，剧本更受到挑剔，被指为这也不合理、那也不合理。

鲁彦周承认由于“赶任务”不免粗疏，但认为自己为创作这个戏还是用了心血的。

同时，他又花了几天功夫，以原戏曲剧本为基础，一气呵成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结果不仅获得1958年文化部电影剧本征文奖，而且很快被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

　　“我喜欢这样的人”

　　虽然《凤凰之歌》的最初剧本还不很完善，但毕竟属于反映农村社会变革的现实题材，对于农村中涌现的新人物塑造显示了难得的敏锐和热情，上影方面颇为重视和看好。

适逢此时执导完成《铁道游击队》的赵明，有感于自己以往所拍几部影片，题材都较大、人物也较多，固然社会背景广阔是一大特色，却往往形象不够细致、人物性格不太鲜明，试图导演一部题材较小、人物不多而形象较为鲜明细腻的影片，觉得《风凰之歌》与自己的需求不谋而合，便主动请缨拍摄该片。

　　1957年1月初，赵明从上海赶至安徽合肥与鲁彦周交换剧本修改意见，同时开始物色演员，重点是主人公金凤的扮演者。

他首先从本厂的演员考虑起，由于有的已在别的影片中担任了角色，有的则不很适合，一个多月下来，陆续敲定女指导员王琦、新恋人吴桂生、玉兰嫂、婆婆张氏等，分别由李明、康泰、王静安、于敏等饰演，唯有金凤一角还没着落。

其间各方面观众热心推荐，也根据一些线索赶至北京、沈阳等处寻找，结果都没有成功。

最后赵明决定请曾在《三年》中合作过的张瑞芳来试镜头，看看她的演技和造型能否克服年龄上的距离，创造一个年轻的从童养媳到女干部的农村新女性形象。

　　对于赵明的热情邀约，张瑞芳一开始曾勇敢地答应下来。

因她读了剧本后，对这一角色还是很为喜爱的，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年龄比剧中人要大出很多，但摄影冯四知表示可在镜头运用上加以处理，于是她同意先试镜头再作决定。

待到决定试镜头的前夕，她又有些犹豫了。

急得赵明连夜打来电话询问。

张瑞芳先说怕自己不行，因为“快要四十岁的人啦，怎么能演这么年轻的童养媳呢？

”赵明赶紧再作动员：

“形象有摄影师给你保征，你只要在演技上多努一把力就会胜任的。

”这时张瑞芳在电话里直笑，赵明又紧追不放：

“你倒底喜欢不喜欢这个剧本呢？

”张瑞芳只得实说：

“我？

我是喜欢的……”赵明赶忙下令：

“那就来试试镜头，好歹是个尝试！

”

　　第二天虽然飘起雪花，摄影棚里的水银灯依然在早上八点准时亮起，导演和工作人员全都站在摄影机旁，当化好装的张瑞芳走过来，刚说了声：

“我这样行吗？

”她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原来她已拖起一条乌黑的长辫子，闪亮着一双聪明伶俐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破棉旗袄，变成了年轻俊俏的金凤凰了！

　　正式接下金凤这一角色，张瑞芳感到非常兴奋。

随着角色创造工作的深入展开，她对金凤这一人物的认识愈加深入亦愈加喜爱，曾以“很像谈恋爱”来比拟自己当时的体验：

“你接受了一个角色之后，就像认识了一个恋爱对象。

你会日夜的想着她，时刻的捉摸她，她的一言一笑都对你大有深意，你都想弄清里面含有什么暗示。

但角色和角色不同，就和人与人不同一样。

有的人使你一看见就会产生好感，譬如说她有一副美丽的外形。

但接下去你发现她的内心是贫乏的，你找不出她思想活动的线索和性格特点，你和她的交情，总是深入不下去，停在‘君子之交淡如水’上。

有的人，虽然一见面不觉得什么，但久而久之你会被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吸引，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无限快乐，你随着她会唤起很多想像，看到未来理想的美丽远景，你会深深的爱上她，无形之中会用她的眼晴去看周围，用她的耳朵去听，用她的心去想。

”张瑞芳认为能达到这种地步才是演员创造上最快乐的境地，金凤这个人物就给她很多这样的感受，坦言“在生活中我喜欢这样的人，在创造上我也喜欢这样的角色”。

　　越是爱一个角色，演起来越不感到吃力。

在后来的整个拍摄过程中，无论怎样紧张与辛苦，张瑞芳始终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为了寻找合适的外景拍摄地，摄制组走遍了苏、浙、皖的许多偏远山区，最后才选中缙云的周村、古溪、交雅一带，当时农村条件相当艰苦，剧组成员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而且在持续拍摄的几个月里，自然季节跨越初春至深秋，剧情规定却只是夏天，角色始终身着单薄服装，免不了挨饿受冻。

张瑞芳与大家一样坚持工作毫无怨言，而且表演得非常投入。

戏里许多地方张瑞芳都会自然地激动起来，很快就能进入规定的情境之中。

譬如当金凤知道男人已经不要她时，原来就很渺茫的梦破碎了，她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到哪里去诉说呢？

只有找唯一的亲人――党，于是她深夜去找指导员王琦，听着王琦述说自己的历史和斗争经历，感到字字句句都是对自己的抚慰和鼓励，她深为激动充满幸福，眼泪止不住顺着面颊往下流。

　　这些场面所以演得真切感人，张瑞芳在影片上映后曾撰文披露是因为金凤的身世及特定情境，唤起了她很多情绪上的联想。

正像张瑞芳所说：

“通过金凤，我体验着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宝贵感情。

”

　　一心创新惹争议

　　《凤凰之歌》开拍正值上影正式分建为三个故事片厂，承拍的江南厂将其列为首批推出片目。

此时自上而下贯彻“双百”方针形成热潮，在创新精神氛围的推动之下，导演赵明不甘于只把它拍成一部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宣传片”，很想在创作风格上有所突破，一心把它作为艺术探索片来打造。

　　虽然对于赵明接拍这个戏非议不少，有的还出自他所尊敬的友人，但他没有丝毫动摇。

这不仅在于最初一经过目剧本，赵明就深为喜爱，感到它人物清新、细致动人、格调优美、有独创性，而且在经过一番深入思索之后，赵明认为，对剧本意见较多集中于情节结构所存在的松散和杂乱的毛病，几条线索没有很好扭结在一起，作为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焦点――合作化和反对合作化，没有清晰地展开，与主人翁金凤的命运未能有机结合。

实际上这些在剧中是作为后景来处理的，作者有意未予充分展示，而是把最大的热情集中在金凤这个童养媳的精神成长的刻画上，通过她美好形象的塑造反映山区农村的新面貌，在这方面笔触细致、情绪饱满。

剧作者的这一取向得到了赵明的理解和赞同，在他看来这正是可以在创作上作为反对公式主义概念化突破一下的，也是该剧比较新鲜独特之所在。

　　从这一意图出发，赵明进行了影片的创作构思，他在《导演阐述》里明确提出：

“这是一部‘农村片’，但它不同于一般正面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或农业生产‘问题’的影片，而是着重描写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成长的……这部影片的样式风格必须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具有极其优美的造型技术的，带有民间音乐歌唱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时又是饶有情趣的。

在戏剧样式上无以名之，姑名之谓‘抒情正剧’。

”

　　最后完成的影片确实体现了赵明的艺术追求：

并不回避当时中国偏辟山村中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贫乏而带来的愚昧麻木，剧中既有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之间的矛盾，又有两个村庄之间为争水的宿怨而引起的宗族间的械斗，这些矛盾又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两条道路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总体把握上还是淡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与农业合作化过程，而将浓墨重彩集中于金凤这样一个性格倔强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翻身成长的经历，在其与顽固保守的公婆、族长李远民以及二流子李小毛这类颇有特色的对立面人物的尖锐复杂的冲突中，凸显出挣脱封建势力束缚压制、争取妇女解放和个人幸福的主题，这正是该片比其他仅仅围着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而营造故事的同类影片的高超之处，在人物性格化方面确实前进了一步。

　　在影片的造型样式上，赵明同样力避公式主义和平庸乏味，他还提出两条处理原则：

一、大量使用风景和细节描写，烘托人物心情。

二、寻找生活根据，处理歌唱场面，不协调的就加以扬弃。

这些努力为影片增添了一定的清新特色和优美格调，具有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

特别是重视画面与声音的造型作用，别具匠心地使之形成互补，营造出人物渴望美好生活的环境气氛，成为构建影片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在赵明的影片中尚属独创，在解放后一般国产影片中也不多见，与一般农村故事片主题单一、宣传气息过重，而且多数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粗疏简陋，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所谓“农村片怎么拍也不美”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论调。

　　影片上映后，相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先是观众与评论都认为很好，有生活气息，风格清新，能感动人，随着“反右”浪潮不断高涨，另一种否定意见开始出现并渐占上风，指责这部影片“歪曲农村真实面貌”、“歌颂爱情至上和个人幸福”，是一朵“假花”，还被扣上了“模糊了故事发生的时代，离开了社会斗争的主流，孤立地刻画人物，错误地刻画了党的工作者的形象”等帽子，成为戴着“帽子”公映的一部特殊影片。

作为主创人员的赵明、张瑞芳，不得不就所谓“自我欣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过于强调抒情、追求唯美”等做出检查。

堪为欣慰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曾被锁人“冷库”的《凤凰之歌》，重见天日后受到观众喜爱，而且一再在电视屏幕上播放，这样一部孜孜追求、不辞辛苦拍成的主题上积极进取、艺术上生动活泼的影片，终于获得应有肯定和客观评价。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