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体系完善与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讨论稿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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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完善与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讨论稿概要
银行体系完善与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讨
论稿
一、银行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
针对金融机构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的问题,国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进行了研究。
部分学者肯定金融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WalterBagehot（1873和JohnHicks（1969认为,金融系统通过促进资本筹集的作用在英国工业化的兴起中起了重要作用。
JosephSchumpeter（1912认为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是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它能重新配置资本使之价值最高,但没有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或交易成本带来损失的风险,并强调金融部门的发展对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增长水平有正面影响。
RossLevine（1997用理论和事实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
他的观点是不能只认为金融系统是对工业化和经济活动自动做出的反应,或者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重要的附属物。
经验研究方面,King&Levine（1993研究了1960-1989年80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发现一个国家初期的金融发展水平与该国后期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力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效应的经济规模非常大。
Jayaratne&Strahan（1996研究1972-1991年期间美国部分州废除禁止银行在州内设立多家分支机构的这个规定的影响,发现废除禁令后一年的年均增长率增加0.51-1.19%。
Rajan&Zingales（1998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首先适应一些产业的需要而发展,然后再促进其它年轻产业的发展。
这也符合Chandler（1977对十九世纪美国金融基础建设发展的描述。
RobinBurgess&RohiniPande（2002研究了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的变革,结果表明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用行为,并导致贫困减少并产出增加。
世界范围内大量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文献表明,许多国家确实从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金融自由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的成败严重依赖于一国是否具有较为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即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是支持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必要条件1。
这里的金融基1张捷,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础设施包括综合的法律体系、交易规则和技术、支付和清算系统、规制与监管、透明度原则与会计准则、破产法规与合同强制履行机制等。
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他的理论模型表明在市场经济中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产业资本的积累,而且,一个经济的金融基础设施越发达,其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越强。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银行体系实际上就是金融基础设施,它起着填补存款者与投资者之间信用缺口的作用。
银行同时还可以弥补许多由于缺乏正式的、非人格化机制（formalandimpersonalmechanisms2所带来的问题,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这就是银行主导型的经济,而另一种是市场主导型的经济。
对于这两种融资方式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国内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间接融资要逐步被直接融资所取代,银行未来的命运堪忧。
应该说,这种排斥间接融资的观点有悖中国国情,是不可取的。
但实现中国金融体制转换,使市场更好地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则是毫无疑问的。
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国务院发布的《九条意见》对此都有深刻、精辟的论述。
目前我国的实际是,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银行体系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得主要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金融基础设施。
所以当前的问题是逐步完善当前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基础设施。
本文主要分析武汉经济圈银行体系不完善的内容,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银行体系因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阻碍经济发展的银行体系因素分析
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考察,目前武汉经济圈的银行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二重缺陷。
结构性缺陷是指政府的银行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民间资本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社区互助银行缺失、县域性和地方性银行机构缺失。
功能性缺陷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缺乏,即功能不全、地区资金蓄积功能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差、风险分散与转移机制不健全。
功能性缺陷与结构性有着密切关系——结构性缺陷形成了宏观意义上的功能性缺陷。
结构性缺陷是立足于宏观层面上的考察,而功能性缺陷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考察,也包括微观层面上的考察。
银行体系的缺陷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六大方面:
2这些机制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中是出于银行体系之外的。
如信息披露和会计准则、保证合同履行机制和保护投资者的法律与制度安排、支付系统等。
（一经济需求结构与银行供给结构不对称矛盾及其对经济结构的逆调节
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金融服务需求已经越来越多地由非国有的市场部分产生,而金融服务供给仍主要由带有一定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和后遗症的国有部门“寡头”垄断,主要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服务。
不仅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一如既往地坚持“立足大城市、面向大企业”的“两大”原则,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也出现了与国有银行行为“趋同”现象,企业债发行和股票上市的大门也基本上主要对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开放,对民营中小企业存在事实上的歧视或忽略,导致金融服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不对称,形成了经济金融新的二元结构。
金融结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金融结构面临的首要问题和最大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融结构不仅不能为新经济成分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应有的必要支持,反而还有可能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新经济成分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抑制,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形成一定的逆调节作用,强化了原有的二元结构。
银行体系结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金融结构面临的首要问题和最大挑战。
短期内实体经济层面的紧缩状况难以缓解,使得货币政策技术层面的松动努力难以奏效,使货币政策稳定币值的法定目标遭遇严峻挑战,而且还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造成持续性的不利影响。
（二银行改革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的非同步特征。
从时间序列来看,大凡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银行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总是相对比较多、金融秩序比较差;而金融秩序整顿得比较好、银行方面“问题”趋于减少的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往往趋于放慢,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往往比较多。
从地域特征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银行方面的“问题”往往比较多;银行方面“问题”比较少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一般则比较慢。
这一矛盾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银行体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支持新经济成分增长的地方性中小银行体系没有建立健全,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传统金融体制所内在隐含的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难以双全、安全性和赢利性无法兼顾的巨大矛盾。
在银行体制改革难有重大进展、现行
银行体系未有实质改观的前提下,降低不良资产比例、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付出增长减速的代价。
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要求加大信贷投入,由此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就意味着不得不紧缩信贷投放,经济快速增长无法保证。
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问题,而银行机构不良资产和风险防范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无论对于银行机构还是监管当局来说,防范风险都是硬约束,而促进发展则是软约束,在此不对称约束条件下,金融风险防范是第一位的选择,必然形成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改革发展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双重角色集于一身的内在冲突。
（三降低微观成本、提高单个银行竞争力与改进宏观效率、提高整个银行体系完整性的矛盾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在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对金融风险的不甚重视、听之任之迅速转变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努力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风险防范行为,即不是积极进行贷款投放,而是不加甄别地“惜贷”、“慎贷”,更有甚者,将资金上缴或存入中央银行吃利息。
与此同时,为了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了县及以下撤退的办法,相当比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基层分支机构逐渐撤并,没有撤并的县级分支机构也因为权限减少而日益呈现“储蓄所化”倾向。
由于银行改革缺乏整体规划与协调配合,没有及时在整个金融体系方面进行必要的补救措施,体制外金融机构未发育,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没有及时跟上,致使在县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金融服务的薄弱甚至空白点,必将严重影响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项事业,从而使得单个银行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具有“制度性进步”意义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了整个银行体系完整性降低的“体系性退步”这一“非理性”结果,个体成本节约导致了宏观成本增加。
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考虑,撤并部分基层分支机构乃大势所趋、未可厚非,下一步如果需要甚至还可以再撤并部分分支机构,但因为牵制面比较广,一定要把握好撤退节奏,制定好时间表,有步骤、分阶段推进,把负面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小。
金融体制体系改革必须有进有退,不能只退不进。
国有银行撤退一
定要注意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步伐保持协调一致,尽量避免给地方和基层造成金融服务空白。
（四应对WTO的短期行为与金融发展长期趋势、金融改革深化方向相背离的问题
为了应对我国加入WTO后日益加大的外资银行竞争,国有独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紧上市筹备步伐的同时,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了收购兼并。
如果说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退本身是符合改革方向的,只是没有做好配套措施以填补撤退后可能造成的农村金融服务薄弱甚至空白,预先解决县域经济融资难的话。
那么,股份制商业银行收购兼并城乡信用社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行为则需要进一步观察甚至检讨,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弊大于利的活动。
虽然微观上兼并银行有利于提高自身竞争实力,但在宏观上却降低了本来就不太高的地方金融业竞争程度,不仅不利于对地方中小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等金融服务的改进,并有可能通过银行内部的纵向资金调度导致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成为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之后的又一个资金外流渠道,且有背于打破垄断、健全体系、提高竞争度的金融体制改革大方向和大趋势。
当前,实力比较小的新兴金融机构扩大资金实力、提高竞争力,要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基层分支机构改革、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结合起来通盘考虑,不能重蹈多年国有商业银行铺摊子、城市信用社大合并流下严重后遗症的覆辙。
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通过增资扩股、新设机构等方式,走增量扩张之路,尽量避免收购兼并已有机构而沾染现行体制和机构的一些弊端。
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农村和县城的撤退结合起来,向郊区和附近农村地区延伸,发展成为地区性商业银行,弥补国有银行撤退后形成的金融服务空缺。
（五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集中化与金融风险集中化的矛盾
四大国有银行撤并在乡镇的机构,将机构和权力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化现象,随着权利向上级银行尤其是省级银行和总行的集中,资金和信贷投放也越来越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各大商业银行竞争性地向大企业、大项目尤其是上市公司、优势企业以及邮电、通讯、电力、交通等垄断性行业贷款。
银企关系甚至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企业求银行,变成了现在的银行求大企业。
与此同时,对在企业构成中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明显弱化,
企业资金供求的结构性不平衡越来越突出,甚至出现了“马太效应”。
从短期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这样做也许可以兼顾安全性与盈利性的理想选择,比较符合银行业所谓的20%的优质客户提供80%的盈利“二八规律”。
但由于各个商业银行竞争性地向少数所谓优质客户提供贷款,有可能造成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大企业的资金富裕甚至过剩。
从长远来看,有可能给本来已为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所深深困惑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造成新的金融风险和不良资产隐性累积,使目前主要公开分散于商业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不良资产逐渐汇集成为长期性、集中化而又隐性化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有可能将问题掩盖起来得不到解决。
应该汲取日本韩国对大企业过度贷款、大银行--大企业恶性互动、造成巨额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惨痛教训。
（六地方创建金融安全区与改进金融服务、解决县域经济融资难的矛盾
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退和信贷行为变化,客观上将地方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一方面地方的金融服务在弱化,地方迫切需要和高度关心的金融发展与改进金融服务工作进展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要对地方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负责,但面对地方经济遭受信贷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困扰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虽然对地方金融问题缺乏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却不得不在创建金融安全区方面大张旗鼓,并“义不容辞”地承担一些莫名其妙和本来应该由金融机构自身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创建金融安全区、也不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撤退,而在于承担金融安全责任的同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权利;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撤退的同时,金融服务没有得到应该的改进,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使得地方处于一种极其矛盾而又无能为力的两难困境之中。
这样的安全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可能是安全的,但对于地方经济来说则肯定是不安全的。
上述矛盾与问题的出现,标志着武汉经济圈的银行体系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应该以应对WTO为契机,对于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整体规划、配套推进WTO过渡期武汉经济圈的银行体系完善,将单个银行机构的改革与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将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切实协调起来。
三、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促进武汉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武汉区域的经济结构以钢铁、汽车、机械、农业等传统产业为主,总体生产水平和效益还不断提高。
未来武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的是,通过结构调整,形成产业优势,并通过着力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实现结构效率的提高。
未来武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
第一,巩固、优化第一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实现“三高”农业。
第二,利用先进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本地区具有一定优势度的食品、纺织、钢铁、化学等行业,进一步提高这些行业的发展水平,增强其竞争力。
第三,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建设以“中国光谷”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行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增强其带动湖北省经济发展的能量和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
第四,巩固、加强商贸、运输业的传统优势,大力发展以信息服务、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
面对这样的经济发展规划,银行体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一构建适应不同细分市场需求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应当说,目前武汉区域的银行体系是多层次的,从性质来看,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从服务范围看,有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和地区性的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从组织形式看,有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也有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还有合作性质的信用社。
但是,由于产品和服务对象的雷同,我们的银行体系只有形式上的多层次,而无实质上的适应不同细分市场需求的多层次。
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没有数据显示银行经营需要相应的规模,在美国,许多小银行的利润率就高于大银行几倍。
就像其他市场一样,银行只要服务好一个细分市场就能取胜于竞争者,从而得到不错的利润。
但中国的银行经营者在规模与效益问题上,总是偏好于规模,由此造成了多层次银行体系实质上的模糊。
经济的多层次发展需要多层次的银行为之服务。
进一步明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不仅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
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展开全面的竞争,他们在批发和零售业务上主要抢占高端客户,其在高端客户服务上的优势是明显的,如果中资银行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与之展开错位竞争,提前找准自己的目标市场,就不会在竞争中惨败。
同时,金融空洞化和地下金融的治理,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去填补服务上的空白,只有建立明晰的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才能找到相应的服务提供者。
银行体系多层次的明晰,需要培育银行细分市场的意识,更需要统一的规划。
具体来说,要使大银行建立较为全面的服务体系,并形成自己的经营特色,培育他们与外资银行直接竞争的能力;使地区性的银行向社区银行的方向发展,主要为中小企业和市民服务;使农村金融机构向草根金融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1、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改善资本结构,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2、加大商业性金融在产权重组中的支持作用。
为外部资金收购当地企业产权时提供融资支持,以加速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3、加大政策性银行对武汉地区的支持力度,确保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及产品的进出口和劳务输出有可靠的资金保障。
甚至在有些地区组建原生态的农民银行,由银监局统一监管,在农村形成与农信社共存共荣的竞争局面,为农民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
4、武汉区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经济开放,外资银行应该成为我们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充分发挥中小民营银行机构在地区资金融通上的优势,积极推动商业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的支持力度。
“社会二元不等于金融体系也需二元”的认识,是目前银行体系改革路径选择的思维障碍。
武汉还存在“现代城市工业市场经济背境下的半商品经济的小农生产模式”,与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对接不上,一些居民没有大规模盈利主产业,可自由支配资源几乎为零,巨额生产性金融服务暂时没有需求。
但居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与有盈利预期、讲求信誉、资产抵押的抗风险性金融服务,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银行体系改革的路径,非另起炉灶,走民办金融之路不可。
让中国的多种所有制、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不同发展阶段的现状有与之相对应的外资、国有、民营金融为之服务,相互适应。
（二建立区域银行体系存款保险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促使世界许多国家在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同时纷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目前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保险体制问题的研究,而我们则强调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是在保障中小储户利益的前提下防止储户的系统性挤提成为金融体系在外部冲击下的纳什均衡解,存款保险制度消除了金融机构的无效清算和由于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转化而引起的金融危机。
我国目前并不存在明示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的隐含存款保险制度,隐含存款保险制度向明示存款保险制度的转变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防止系统性挤提成为金融体系提款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又可建立一个顺畅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的竞争。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隐含存款保险制度向明示存款保险制度的转变逾显迫切。
因此可以考虑在区域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挤提方面考虑,个别或少数银行出现问题时,存款保险机构能有效防止非理性挤提事件的扩散,防止出现“大江”挤兑风潮引起的金融风险的扩散。
（三银行体系应当完善风险能力
银行体系应当成为经济稳定器。
主要是改变银行贷款顺周期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一个措施是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当前则可考虑提高资本充足率与动态拨备。
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经济过热,无论是总量过热,还是局部过热,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接控制银行的资金投放,实现对经济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中后期的经济过热,当时还存在信贷额度,调整手段是通过限制各银行的信贷额度。
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过热,意识到主要是银行利用各地的资金市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热点行业。
调整的方法是限制银行向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资金,逐步脱离非银行业务与投资业务,并关闭地方的资金市场。
90年代中后期,中国股票市场过热,我们的手段也不外乎是限制银行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
我们喜欢把这种手法称作“釜底抽薪”,“断水源”,对经济的降温效果不错,可谓屡试不爽。
因此,监控者对此手段似乎情有独钟。
1、首先一点就是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今日美国的银行比上世纪80年代初衰退及1990年~1991年
衰退时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
即使在衰退期,资产质量高、盈利高、资本充足率高,如2002年第三季度总的不良贷款率是1.5%,仅比1998年时的1.0%高0.5个百分点,而在1991年第一季度,总的不良贷款率达4%左右。
银行的良好表现是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动力。
这主要归功于银行已具有了更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
一个正式的风险管理框架,尽管未必会使我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更准确,但它提供了一个持续而一致的分析框架,使银行必须去收集、组织、综合每个信贷风险状况的信息,这样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以及监管者,可以全面、理性地评估整个机构的风险状况。
银行在放款时,需要不断地比较过去发生的事件,推算出同类项目违约的可能性,并得以取消对还款可能性较小的项目,或对它收取较高的利息。
2、银行应当提高资本充足率与动态拨备。
要改变银行贷款顺周期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另一个措施是提高资本充足率与动态的拨备。
就是要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提高银行拨备,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这正是“风险为本监管”理念的贯彻,也是差别对待不同风险的银行的理据所在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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