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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
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
欲谋大事而惜身
2009年04月02日18:
32书摘【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29条
康有为太失望了。
他和皇帝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半小时，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但最终，居然没有给他升官。
三年前他就已经是六品的工部主事，皇帝随后的谕旨却只是给自己换了个衙门，让自己去总理衙门实习，做一个同样芝麻大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里说，自己根本就瞧不上眼这种小官，觉得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
梁启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也愤愤不平地说道（译文）:
“皇上召见康先生，谈得很投机。
但朝廷大权却把持在西王母的手上，其他的事情已经无从期望。
总署行走这样的官职，真是可笑至极，不如立马卷了铺盖走人。
”显然，康有为认为，自己之所以没能升官，没能得到主持维新的权利，是慈禧太后在背后捣鬼。
确实，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目的就是防止光绪重用康有为。
一如黄彰健先生所说:
“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后世的许多戊戌史著作（包括康有为的著述在内）遂将此事当作慈禧太后顽固守旧，扼杀新政的罪证之一。
问题是:
反对康有为必然等同于反对维新，反对戊戌变法吗？
不要忘了，变法正式开始前那段时间，光绪皇帝几乎天天来回奔走于皇宫和颐和园之间。
正是因为取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变法才能正式启动。
不要忘了，当因为废除科举制的问题，满朝大臣争论不休，僵持不下的时候，是慈禧太后最终拍板，做出了废除科举的最终决定。
不要忘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
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已经将清王朝逼到了悬崖边上，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意志，连徐桐这样之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的铁杆守旧派，在戊戌年也开始上折子请求变法了。
考察史料，戊戌年上半年，朝廷内外，根本找不到几个明目张胆的反对维新之人。
……
然而，在康有为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包括他代人起草的折子，却一直都在声嘶力竭地警告皇帝:
朝廷内外存在着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
1895年，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记录“公车上书”的那一年，康有为没有去“上书”，但却将他的的上书草稿删删改改，改头换面变成了《上清帝第三书》。
据康有为自述，他这篇文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激赏，事实也确实如此，戊戌年皇帝还让人把这份压在箱底的折子找出来，看了一回，又叹息了一回。
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
“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有所任命的有几人？
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
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人又有几人？
陛下不分昼夜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这些话，可真是说到光绪皇帝的心坎里去了。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子，可惜，这样的梦想眼下看来，还只是一种奢望。
恐怕这也正是皇帝激赏康有为这份折子，对之念念不忘的最根本的原因。
显然，康有为这份折子很有挑拨光绪和慈禧、挑拨光绪和现任朝廷大员们的关系的嫌疑，在康的语境里，慈禧和那些现任的朝廷大员，都站在光绪皇帝的对立面。
一个多月之后，皇帝将康有为的这篇上书和其他九件也是要求变革的折子，下发给各地督抚将军们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
地方大员们一致同意改革，不过他们建议皇帝不可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全盘西化，而要兼顾中国国情。
最值得注意的是:
同意改革的地方大员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康有为的改革思路。
康有为主张速成改革和全盘改革，而地方大员们却主张循序渐进的稳健策略。
看起来，康有为和现任的这些地方大员们在要不要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分歧，说他们是同志也不算过分。
但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在他眼里，不同意自己的改革速成论者，就是改革的敌人，就是顽固派、守旧派。
戊戌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了一道由康有为起草的《请定国是折》。
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
“守旧之人，并非不知道眼下应该变法，但这些人或者年老不能读书，或者气衰不能做事。
不能读书，就不能了解新政；不能做事，就畏惧改革。
担心新政推行，肯定要淘汰、排斥许多旧官，对他们的荣华富贵，大有不便，所以惟有全力加以阻扰……皇上每天推行行政于上，守旧者却每天在下面进行抵制，虽有诏书，但新政却不能推行……推广新政，对皇上来说是大利，但对守旧派来说却是大害；顽固守旧，对皇上来说有大害，但对守旧者来说却有大利……”
在那次长达10刻钟的面圣中，康有为对皇帝说（译文）:
“凭皇上手上现有的权利，虽不能做到全变，但若重点改革一些重要的事情，也足以拯救国家。
只是现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些老朽的守旧之人，对外国的事情一窍不通，皇上想依靠他们变法，犹如缘木求鱼！
”
总之，戊戌年的前前后后，康有为一直在向光绪皇帝灌输这样一种观念:
朝廷内外，确实存在着一个势力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守旧派。
现任中央和地方大员多是慈禧的班子，基于对这些人的反感和不信任，光绪皇帝也对康有为的说法深信不疑。
所有主张“改革稳健论”、“循序渐进论”，而反对康有为的“改革全变论”、“改革速成论”的官员，无一不被扣上了一顶阻扰新政的守旧派的大帽子。
可是慈禧太后支持“改革稳健论”。
根据《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研究结论，慈禧太后归政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还存在着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即官员们递呈的重要奏折，须在事后送给慈禧御览。
考之史料，戊戌百日，光绪帝共向慈禧太后送呈重要奏折达462件，最多的一天，送呈了29件。
可见，虽然已经宣布退休，但对朝局变化的总体趋势，慈禧却还能够清晰的把握。
自然，康有为在正月份所上的那道请开制度局的折子，慈禧也是知道的。
靠替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太后，折子里那些皮里阳秋的鬼蜮伎俩，自然瞒不过她。
皇帝没有经验，也许看不透康有为折子里企图借制度局和十二分局架空现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企图（也许光绪看透了，但却很乐意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就可以将慈禧的班子完全换成自己的），慈禧岂会看不出来。
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就此事作出反应，是因为她相信，军机大臣们决不会让这样的折子获得通过。
但是，时局变化太快，主张稳健维新的恭亲王突然去世，对康有为的用心产生了警觉的翁同龢也被皇帝悍然罢免，6月1日，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的折子一递上去，皇帝居然当天批复，作出了三天后召见康有为的决定。
形势已经容不得慈禧不出面干预。
虽说阻止康有为当政，慈禧的私心不可否认（光绪可能想借此瓦解她的班子），但更不可否认的是:
康有为当政之后，必然着手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分局，而如此缺乏深思熟虑，冒冒失失地试图架空现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绝非国家之福，也绝非改革之福。
自打康有为成功说动了皇帝开设制度局、十二分局和地方议政局以来，朝廷上下的人心就乱了。
一向盲目乐观的康有为，也开始发觉事情有些不妙，突然有了给谭嗣同、林旭、梁启超相面的“闲情逸致”。
制度局带给新政的阻力，主要来自中央掌权的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等实权派，因为架空的是他们的权力。
真正将广大中下层官僚驱赶到新政对立面的，则是康门党徒一直叫嚣不止的裁撤冗员的呼声。
《清廷戊戌朝变记》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译文）:
“京城中已经有了裁撤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的谣言（指康党向光绪力荐心怀不轨的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人伊藤博文），竟有老迈昏庸、懵懂无知、焦急欲死的官员，整日毁谤皇上，诅咒康有为。
”
对此，康有为觉得自己实在是冤死了。
自己只建议皇帝引进新人，设立制度局；可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
这倒也是事实，康有为确实没有向光绪建议过裁除旧机构，那些建议裁员的折子，只是一些轻浮的维新党人看到光绪对康有为的改革设想颇为欣赏后，忘乎所以递呈的。
虽然政治手腕低劣，但康有为也知道暂时不能将满朝臣工集体得罪。
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之所以会有人给皇帝上这样的折子，康有为的引导力量不可忽视。
且看他在戊戌年正月给皇帝的折子里的这些言辞（译文）:
“那些藩臬道府，都是冗员；州县守令，选举他们的时候就很轻浮，习气又极坏，而且仅仅负责收税和断狱，与民生根本没什么关系……督抚们官位尊贵，资格很老，往往衰老昏庸，畏惧听到变法。
”
没有康有为“思想”上的指导，“新党少年”们断不会接连不断给皇帝上折子请求裁员。
8月23日，太仆少卿、晚清三屠之一的“官屠”岑春煊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再次请求裁除冗署。
岑的建议十分大胆，光中央政府，就建议应裁除以下机构:
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门）、内务府（裁掉一半）……岑的折子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举朝反对，连康有为也觉得太过了，随即在29日也上了一道折子，劝告光绪皇帝“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
但皇帝认为新政到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原因正在于没有裁撤掉这些旧官僚——就是这些人反对皇帝设立制度局；就是这些人拒不执行或者阳奉阴违皇帝狂风暴雨般的新政旨意。
皇帝已经一意孤行决定大刀阔斧裁除冗员，连康有为的进言也说服不了他了。
就在康有为上折的第二天，在没有作任何预备性部署的情况下，皇帝就悍然发布了大规模裁并冗署冗员的上谕。
对岑春煊折子里建议裁处的机构，皇帝几乎完全接受。
一时间天下大乱，人心惶惶。
当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当日亲身经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今日读来，仍不免使人唏嘘不已（译文）:
“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
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的忧戚……（太仆寺被撤之后，我去接受公事档案），前往该寺察看情形，发现自从上谕下达之后，众人已如鸟兽散，不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连印信、文件也全都找不到了，办公室的门窗也都被全部拆毁，一切接办都无从着手。
”
诚然，太仆寺、太常寺这一类机构，当时确属冗署，裁撤它们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
皇帝事前居然没有任何准备措施，包括安置裁撤人员和安排接受人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计划。
近万官僚一朝失业，会给京城带来多大的乱子，皇帝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
上谕发布之后，各部门官员文吏一哄而散，不但文书档案印信被随意丢弃不顾，连衙门里的门窗都被拆毁无存，其怨恨之深可想而知。
如此重大的改革，却又如此形同儿戏，即使没有后来的政变，又岂能不败！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并在那里住了长达5天之久。
皇帝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说服慈禧，批准他开设懋勤殿。
然而结局可想而知，对权力十分痴迷敏感而且对权术十分精通的慈禧，不可能看不透此事所将导致的最终后果。
懋勤殿人事上不受品秩的限制，设在宫中，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表面上只是政策咨询机构，实际上等同于政策决定机构，原来负有咨询和决策功能的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将因此而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
这既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的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是:
如果懋勤殿得以制度化，康党上台，慈禧本人将丧失手中的绝大部分权力。
如果说10天前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对慈禧的权力的藐视和否定的话，那么，皇帝开设懋勤殿的提议，则明显是想掏空她的权力基础。
皇帝此举，已与政变无异，不过是“温柔的政变”罢了。
尽管14日光绪与慈禧之间关于懋勤殿的争论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一目了然:
次日，皇帝就给军机四卿之一的杨锐发出了一道求救密诏。
诏书全文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为难之情形也。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
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尔其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繕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
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特谕。
”
皇帝如此焦急地要杨锐拿出一个能够调和新政与太后矛盾的折中方案出来，显然，14日他受到了慈禧的严厉斥责。
所谓的“十九日朱谕”，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旨意，慈禧极有可能选择了在这个问题上对光绪发难。
根据史料记载，光绪终生对慈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每次遭到慈禧训斥，他都会两股战栗，浑身哆嗦，冷汗淋漓。
14日慈禧的训斥显然极为严厉，皇帝深受刺激，以至于次日就给杨锐写了这么一道求救密诏。
密诏的主旨，是想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政变，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
皇帝希望罢黜旧臣，但前提是不能因此开罪慈禧太后，否则自己的帝位尚且不保（很可能慈禧有这方面的威胁）。
但令光绪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份密诏，导致了他的终生囚徒的悲剧。
这份密诏彻底破坏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成了慈禧心中永不能原谅他的一种忿恨，临死都要将他拉上垫背（慈禧这么做显然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后荣宠）。
上面引述的光绪诏书显然不足以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
慈禧所看到、听到的，是一份伪诏。
不是前面这份真诏书，而是这份伪诏，囚禁了光绪一生，并最终要了他的性命。
康有为篡改出来的伪诏。
光绪密诏的原始文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
直到10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杨庆昶才在宣统元年（1908）八月，将原件交还都察院。
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
而在此之前，社会上四处流传的密诏文本，其实是康有为一手篡改的伪诏。
康有为的伪诏是这样说的: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进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
而皇太后不以为然。
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
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特谕。
”（《戊戌政变记》）
和真诏书相比，伪诏书主要篡改了这么几个关键点:
（1）真诏书要杨锐找一个能够既继续变法又不违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伪诏书对此一字不提，只要求众人“设法相救”。
（2）对当前形势的描述，真诏书只提到:
如果将那些旧臣全部罢免，全面开展变法，那么光绪自己的皇位就不可保，这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判断；伪诏书却故意略去这种假设的前提，直接将当前的形势定位为光绪帝位不保。
（3）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
真密诏是给杨锐的，光绪只提及了军机四卿的名字，没有康有为；而伪密诏却不但掺入了康有为的名字，而且还将其排在了军机四卿的前面。
也就是说，一份给杨锐的密诏，被篡改成了给康有为的密诏。
事实上，光绪带给康有为的，是另一份明诏，那份诏书让他极度失望。
杨锐接到密诏后，正因为看出了皇帝无意让康有为参与此事的意图，遂在16日，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单独给皇帝写了一个“覆奏”。
17日，覆奏递呈，光绪接受了杨锐的建议，随即发布了一道明诏，让康有为迅速离京，赶赴上海督办官报局。
同日，康有为还在死党宋伯鲁家里宴饮，兴致高昂地唱昆曲卡拉OK。
显然，他仍然陶醉于懋勤殿的即将开设，对光绪的求救密诏和自己的外放一无所知。
18日，杨锐将墨写的密诏给了康有为，原本则自己收藏了起来；同日，康有为接到了让自己离京的明诏，同时弟子林旭还为他带回了光绪催促他迅速出京的另一份密诏。
光绪在密诏里对康有为说（译文）:
“朕如今命令你去上海督办官报，实在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形容。
你赶紧离开京城，不可拖延。
你的一片忠君爱国的热肠，朕是深知的。
爱惜身体，好好保养，以待将来。
”
光绪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催促康有为离开京城，其实恰恰证明了他无意于与太后直接对抗。
外放康有为，目的正在于缓和太后以及朝廷旧臣对自己的抵触和愤怒，无疑是光绪向太后妥协的产物。
三份诏书在手，康有为有被抛弃的感觉。
其实他也早已准备抛弃光绪。
对密诏的篡改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康有为的“亲密战友”王照，戊戌年流亡日本之后，曾对他的日本朋友痛心疾首地揭露过康有为的作伪（译文大意）:
“皇上给谭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诏，有朕位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之类的言辞。
这是皇上不想与太后对抗的真实情形。
皇上只让康有为前往上海，根本没有让他武装夺权……如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密诏》，其实是康有为的伪造。
这份伪诏一公布，皇上与太后之剑的仇恨，终于终生无法化解！
这真是千古伤心之事……”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光绪皇帝的死党自诩，自日本到美国，自美国到欧洲，四处奔走，一直打着拯救光绪皇帝的旗号。
殊不知，将光绪皇帝送入瀛台，囚禁终生的致命一刀，正是他康有为亲手砍下的。
除了些许被抛弃的失败感之外，皇帝的密诏其实并未给予康有为过多的刺激。
因为早在这份密诏出炉之前，康党已经在筹划着武装夺权了。
康党武装夺权早有预谋，绝非如其自述，起源于光绪皇帝的求救密诏。
看到杨锐墨写给自己的真密诏的同日，康有为就派了谭嗣同前去秘密会见袁世凯。
根据黄彰健先生的考证，谭嗣同带给袁世凯看的，正是这份尚未来得及篡改的墨写本密诏。
因为不是朱谕原本，同时真密诏里也并无起兵救驾之词，所以袁世凯认为这是一份伪诏。
康有为之所以敢于当机立断与袁世凯联络武装政变，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发现的史料《毕永年日记》对康党筹划政变的前前后后有着详细的记录。
毕永年，湖南人，早期革命党，为人任侠仗义。
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友颇深，康党武装政变的直接参与者。
后弃康党而去，投入革命党孙中山麾下。
民国之后，愤慨世事，削发为僧。
根据毕永年的记载，9月14日晚上，也就是光绪墨写密诏到达康有为手中之前四天，康有为就把毕永年叫去，对他说道（译文大意）:
“太后想在九月（阴历）天津阅兵的时候，杀掉皇上。
唐朝有张柬之废掉武后的举动，我想效仿他。
皇上手上无一兵一卒，难以成事。
我已经奏请皇上诏袁世凯入京，想借他的手除掉太后。
”
——所谓的天津阅兵废掉光绪，戊戌年之后，一直被康有为肆意渲染，但显然是绝不可能之事。
一者，天津阅兵是早在变法刚刚开始时就确定了的行程，当时的慈禧支持改革，不可能有废除的意图；二者，凭借慈禧的手段，根本没有必要将能够在宫内直接干脆利落、秘密解决的事情放到天津阅兵这种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去办，她不可能如此弱智。
唯有缺乏基本政治训练的菜鸟康有为，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借口。
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这些，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任务想要交给毕永年去做，但当时并未明言。
第二天毕永年和谭嗣同见面，谭也不知道康有为想让毕永年干什么。
当天晚上，光绪赐袁世凯侍郎候补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极为兴奋，终于向毕永年吐露了他的计划（译文大意）:
“我打算让你率领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就冲进去把慈禧抓起来废掉。
”
此时此刻，康有为仍然尚未见到光绪的密诏。
很明显，康有为正在酝酿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却是光绪皇帝所不知道的。
瞒着光绪谋划武装夺权只是康党最后的无奈之举，康有为最希望发动的，其实是一场“和平政变”。
这可以从光绪的求救密诏出炉之前康党的大肆活动中得到证实:
康有为上奏，请求皇帝仿照日本先例，身着戎装，亲自统领六军，设立参谋本部，遴选天下熊罴之士、不二之臣；谭嗣同请求光绪召见袁世凯，给予他脱离荣禄控制的单独奏事之权；康有为邀请伊藤博文来华“指导改革”……
最能显示康党急于发动一场“和平政变”的证据是:
康有为石破天惊，居然向光绪提出了断发、易服、改元、迁都的建议。
断发、易服和改元虽然属于清朝意识形态领域的禁区，但总不过是个形式，姑且不论。
最敏感的问题在于迁都。
康有为建议光绪，以出游为借口前往上海，等到了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迁都，就此摆脱北京一干旧臣和太后的控制，至于随行人员，康有为说，只要让他和十几个康党人物相伴就足够了。
显然，康有为想蛊惑光绪，达到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上海组建一个纯粹的“康党内阁”。
然而，正如梁启超、康广仁等人所评价的那样，康有为是一个眼高手低、固执己见、乐于想当然的政治菜鸟，好谈权术，却手段拙劣。
所谓的迁都计划，根本完全不切实际，毫无可操作性。
皇帝没有接受迁都的提议，但却答应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一直是康党极力争取的军事力量。
康党青睐袁世凯，无疑与袁世凯早年曾参加过强学会，戊戌年也积极赞同改革有关。
在袁世凯之外，康有为还试图让王照去活动掌握着武卫军的聂士成（王照与聂士成是把兄弟），但王照坚决反对武装政变，此事不了了之。
袁世凯也就成了康党最后的选择。
康有为对袁世凯极度信任，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当然的结果。
当毕永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始终未曾动摇。
此前他曾派亲信徐致靖前往天津摸袁世凯的底，徐致靖的报告是袁世凯绝对可信，而康有为同样认为徐致靖的报告也绝对可信。
然而据王照事后披露，徐致靖在天津根本就没有见到袁世凯本人，只由他的幕僚接待了一下。
除了徐致靖不负责任的“调查报告”，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信任还源自袁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康党举荐他入京面见光绪——袁在信中有“赴汤蹈火”一类的词语，康有为居然对这种例行公事的官场客套话深信不疑，当毕永年怀疑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拿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袁世凯的这封信。
9月11日，徐致靖呈递了由康有为写的举荐袁世凯的折子。
当日，光绪就作出了召袁世凯来京的旨意，同时还把徐致靖的折子送给慈禧阅览——徐折的主旨是提议让袁世凯脱离荣禄独立出来，把这样的折子送到慈禧跟前，等同于把脖子洗干净了请人来杀。
荣禄也好，慈禧也罢，都不可能对皇帝的这种异动置若罔闻。
康党的“政治阴谋”，毋宁说是“政治阳谋”。
光绪对袁世凯的眷顾，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出自康党的撺掇，同样和他培植帝党势力的用心有关。
当光绪赐衔袁世凯侍郎候补、给予他专折奏事权的时候，康有为兴奋地对梁启超赞颂“天子圣明”，唯有王照，那个在戊戌年随波逐流而又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小小的六品主事，对此深感忧虑。
他说（译文）:
“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旨意一颁布，犹如一声霹雳，明摆着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
”
在王照看来，袁世凯入京，尤其是部分新军随行，逼近京畿显然有着欲盖弥彰之嫌。
对光绪忠心耿耿了一辈子的他决定对此事做些挽救，正当他缮写折子，奏请皇上命袁世凯率军移驻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以作掩饰的时候，康有为却兴冲冲地前来找他，假借光绪的名义，让他写一份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的折子。
王照的折子因此晚了一天才送抵颐和园。
但王照的殚精竭虑不过是欲盖弥彰之后的再次欲盖弥彰，这样的手段瞒不过慈禧锐利的眼睛。
许多人的最终命运，就要来了。
当阴谋成为阳谋，随后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到皇宫对整个帝国打了一声招呼，宣布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她掌管。
随后，老太后就回她的颐和园去了。
这个简单到了极点的情节，史称“戊戌政变”。
同日，慈禧下令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措施是“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考虑到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可能会泄露消息，这一谕旨避开了军机处，是一道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旨。
但奇怪的是:
康有为居然早就跑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政变前一日，即9月20日一大早，他就离开了北京，当天傍晚就赶到了天津塘沽。
政变发生的同日，顺利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
貌似康有为早已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
康有为是否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暂且不论，至少康党内部并不知道。
就在政变当日，铁杆康党成员，御史宋伯鲁居然还上了一道举荐康有为的折子，正好撞在慈禧的枪口上，结果被当即革职，永不叙用，罪名则是“滥保匪人”。
康有为的人品问题又一次被迫摆上台面。
须知康有为令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的时间是9月18日，当时他还对毕永年信誓旦旦，表示绝对信任袁世凯，然而仅仅30多个小时之后，康有为自己却脚底抹油，偷偷溜出北京，跑到了天津塘沽。
若说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预料到了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显然不合情理——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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