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圆桌会议之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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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圆桌会议之一

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

“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圆桌会议之一】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以学术为底色以思想为旗帜

圆桌会议·编者按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

问题与对策

2016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后真相”不仅总结和凸显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大数据时代，权力、技术的深度介入，真相变得面目可疑，甚至面目可憎，谎话、流言、绯闻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不知所踪。

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

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

近日，本刊编辑部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

问题与对策”研讨会。

本期刊发论坛上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后真相与民粹主义：

“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一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激荡变化，人们开始不无忧虑地谈论起“民粹主义”的话题。

虽说这个术语或许并不准确，但似乎总是意指某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指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之失范所形成的乱象。

不仅如此，最近在欧洲又出现了“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惊叹。

所谓“后真相”，无论其具体的所指所用如何曲折隐晦，却总意味着真相、真理的消退隐遁，意味着坚实的客观性已然坍塌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虽说我们对这类现象尚未做过全面而专门的研究，但从哲学上来说，它们却决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

只有对现代性完全非批判的观点才会对此感到莫名惊诧，仿佛那是来自外太空的邪恶入侵了尽善尽美的现代世界。

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还是所谓的“后真相”，都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无限制的主观性，即“坏的主观性”——它潜在地包含在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形而上学中——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指证纳粹主义乃是启蒙的辩证后果和理性主义的极致一样。

“坏的主观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主观性的无限制扩张，用以表示主观主义的极致，用以表示主观性通过“坏的无限性”来拒斥实体性的内容，并以此来取代或冒充客观性。

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性植根于真正的普遍者；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者既不是主观性的无限集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

举个浅近的例子来说，可以有一千种甚或一万种主观意见，但这些主观意见的集合或平均数并不就是真理；即便我们将这样的主观意见置放到“坏的无限性”之持续不断的扩张之中，在那里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决不是真理。

因此，在理论上试图通过单纯主观性的集合来建立普遍者或客观性的意图，从一开始便陷入到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别属于现代并因而在现代世界中有其根源的幻觉。

社会契约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卢梭的贡献在于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然而他所谈论的意志，不过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的意志（费希特亦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一来，许多单个人之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但契约并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

换言之，社会契约论只是以一种主观性的集合来冒充普遍者罢了。

关于这种理论的情形，马克思说得更加明白深透：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猎人和渔夫），乃是18世纪关于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而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乃是以同样的虚构为前提的。

“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

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首先在西方文明的轴心期奠基中见其端倪：

苏格拉底正是由于将这一点道说出来，由于这种被道说出来的主观自由与希腊的伦理传统相冲突而被判处死刑的；而柏拉图则是由于见诸这种主观性的巨大威胁，“为谋对抗计”，亦即为维护国家的实体性本质而写下了他的《理想国》。

主观自由的一个更为持续和深远的教化过程通过基督教的发展而得以缓慢地实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那解除了一切血缘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种种关系方始成立的“原子式个人”，是通过长期的基督教教化而为其做好准备，并在现代世界中以特定的方式而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1500年。

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是昨天的事。

”

如果说，我们终于看到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世界中的繁花盛开（其最突出的标志便是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哲学），那么，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只是在现代世界中才得到其最充分和最彻底的发展，并在特定的阶段上趋于极致——“民粹主义”和“后真相”等等不过是其极致上的诸表现罢了；另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且尤其可以在观念形态上被简要地看作是1500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现代世界把握为“基督教的世俗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

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的“人的主权”，在政治民主制中乃成为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政治民主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

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二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开辟出崭新的历史纪元，而且创造出无比丰硕的文明成果，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世界的一切伟大的奇迹、业绩和收获，都是与之本质相关的。

贯穿于现代文明之终始的主观性原则，并非从一开始就纯全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

虽说古典哲学时代的某些理论构造似乎以“坏的主观性”为前提，但就哲学思想的总体而言，就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生活的总体而言，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尚未无限制地激进化，它依然使自身保持在与真理、现实、实体性和普遍者的张力和统一之中，依然或多或少地守护着哲学上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莱布尼茨乃是第一个试图调解传统形而上学与近代科学的思想家：

他一方面以其全部天才将新的科学思想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代经院哲学关于实体形式的教义乃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试图将科学和哲学、主观性和实体性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把握的巨大努力一直持续到黑格尔。

就此而言，“19世纪天真的特性就在于，它把对知识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文明的信仰建筑在社会确认的道德程序这个稳固基础之上……然而在今天，这种对社会现实恒定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

正是在这样的稳固基础和恒定性意识隐退消逝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观念等才在总体上从属于“坏的主观性”。

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将“坏的主观性”看作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只是指主观性被置放到“坏的无限性”（即可以不断向外扩张并因而是永远达不到的无限性）之中，并且用这种抽象的和形式的主观性及其集合来代替和冒充真正的客观性。

只是在现代世界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时，“坏的主观性”才成为笼罩和支配一切的现实力量，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见到其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而“民粹主义”或者“后真相”等，亦不过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的极致后果罢了。

标志“坏的主观性”在总体上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把一战定义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因为正是伴随着一战，出现了一种真正划时代的意识。

这种意识是表示：

在以往，“……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

换言之，这种划时代的意识表示：

那个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获得信念支撑的整个观念体系，特别是其实体性的内容——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永久和平的理性设计、经济和科技之合乎理性的无限制发展，以及在一切领域中的“公理战胜”——第一次全面地、不可挽回地陷于瓦解状态中了。

与这种瓦解状态相适应，标志“坏的主观性”之全面扩张的哲学格言通过尼采之口被道说出来——“上帝死了”。

这位先前曾默默无闻甚至被看成疯子的哲学畸人，在大战之后很快被当作先知而受到推崇，事实上乃是其哲学之意义被重新发现了。

正如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上帝死了”并不只是某个无神论者的意见，它在尼采那里意味着：

“超感性世界”——在包括现代形而上学在内的2000多年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作为真理、理念、本质出现的整个实体性领域——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尼采的思想是以虚无主义（Nihilismus）为标志的，而“‘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

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

‘上帝死了！

’”

随着超感性世界的崩坍垮台，随着超感性世界中一切实体性本质的消遁隐匿，随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虽则不同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对此会有不同取向的回应，但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以及一般的知识领域，似乎只剩下单纯的主观性在活动和起作用了。

正是这种时代境况推动了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从而使“坏的主观性”在历史的现实中，也在观念的形态中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真相”或“民粹主义”等现象的研判和讨论，就其哲学上的深入而言，不能不使之在根源上归结于“坏的主观性”，并且不能不首先将其作为“欧洲虚无主义之降临”的一部分来把握，尽管此种现象之波澜所及和萌动发越决不仅限于欧洲或西方。

三关于“后真相”的议题，看来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

在这样的转折过程中，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取向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并且在怎样的程度上使我们处于所谓“后真相”的境域中？

如果我们就此来回顾一下黑格尔关于公共舆论的讨论，将会是很有裨益的。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以实体性的理念为根据，而且在于人的主观自由这一原则获得了重要性和意义，因此，公共舆论尤其在现代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然而，公共舆论乃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共舆论一方面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等，并且正是这种实体性的东西构成公共舆论之内在的东西；但“在这个内在的真理进入意识并表现为一般命题而达到观念的同时……一切偶然性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出现了”。

因此，公共舆论的实存乃是经常存在的自相矛盾；在其中，实体性的真理和无穷的主观错误是直接混杂在一起的。

我们由此很容易理解到的一点是：

当实体性的东西在公共舆论中瓦解陵替之际，这个领域也就为“坏的主观性”所占据，以至于到最后完全成为各种主观意见的集合，成为它们彼此之间冲突驰骋的战场。

用“后真相”一词来标志此种状况是合适的，因为所谓真理、真相总是同普遍者、同实体性的东西内在关联的。

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坏的主观性”的批判乃是完全正确的，其哲学的偏谬则是在另一方面。

关于这一点，洛维特说得对：

马克思之所以捍卫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而马克思之所以反对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把普遍者或实体性的东西神秘化了。

因此，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观察到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种种表现，那并不是因为神秘的绝对理性在自我活动的行程中通过“坏的主观性”来达到其实体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市民社会”的现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哲学上表现为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并在其特定阶段上抵达或可称之为“后真相”的极致。

所谓“民粹主义”的问题境况大体也是如此。

在关于政治制度的哲学讨论中，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一般来说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原则的，但这应当被理解为“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应当被理解为作为实体的善“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在黑格尔之前，无论是在现代的政治哲学还是在现代的政治实践中，实体性与主观自由的调和在历史的客观态势上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建立在“坏的主观性”之上的理论构造，也从来不缺乏使之与实体性相勾连的各种资源。

我们知道，虽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免于“坏的主观性”之幻觉的批评，但他还是区分了所谓“众意”（诸主观性的集合或平均数）和“公意”（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性）。

毫无疑问，黑格尔非常正确地意识到：

“坏的主观性”乃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并因而是使自身趋于瓦解的东西；但黑格尔力图使之与实体性相调和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一方面由于其哲学的思辨性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历史的实际进程。

正是马克思彻底纠正了黑格尔：

“坏的主观性”的观点即“原子论”的观点并不是什么“令人诧异的东西”，也不是可以用思辨理性的观点就可以改变的东西；如果说某种观点是原子论的（即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的），那只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原子论的，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的。

因此，事情的本质乃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及其客观的历史趋势，而这种趋势不能不表现为“坏的主观性”达于极致并使自身进入到终结阶段。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现代选举和选举改革（作为趋势）时指出：

选举是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直接的和实际存在的关系。

“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

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因此，选举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这个国家解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

”没有什么比这一论断更简要地揭示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势及其历史限度了。

那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种种现象，如果不是“坏的主观性”即“原子论”之抽象的完成，又会是什么呢？

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所谓“后真相”和“民粹主义”等现象，显然还需要做许多专门的研究，才能对之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然而从哲学批判的视野来看，它们乃是现代性发展在特定阶段——终结阶段上的产物，其本质方面应当被把握为“坏的主观性”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联络员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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