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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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任方

【摘要】摘要：

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谈判中，美国以“维护人权”、“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名，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

美国利用国民党当局和战俘中的反共分子，采取暴力胁迫和欺骗利诱等手段，制造出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粉饰曾被美国斥为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

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利用与配合，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

【期刊名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39）002

【总页数】6

【关键词】朝鲜战争；战俘谈判；自愿遣返；美国对台政策

1951年12月11日战俘谈判正式开始后，中朝方面提出双方战俘全部遣返的原则，但美方坚持要求首先提供战俘资料。

12月18日，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

中朝方面收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战俘共计11559人，其中南朝鲜军7142人，美英等“联合国军”4417人。

联合国军扣押的中朝战俘共有132474人，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74人，志愿军20700人（7）。

双方战俘人数上的巨大差距，使美国在心理上和气势上占据了优势。

1952年l月2日，美方提出一个战俘遣返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选择遣返的战俘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应解除其战俘的身份变为平民，正式抛出了“自愿遣返”原则。

中朝方面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

2月4日，国务院致总统的题为《美国政府关于自愿遣返在朝鲜战俘的最后立场》的备忘录中说，自愿遣返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不仅涉及3000名美国人、8000名联合国军人和南朝鲜士兵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朝鲜战争“在无法预料后果的情况下拖延下去”。

无论对共产党人施加多大的军事、外交和舆论压力，他们也不会接受一个含有“自愿遣返”战俘原则的停战协定。

如果美国坚持这一原则，共产党人会扣下相似数量或比例的联合国军战俘，而美国没有有效的方法加以保护。

但“平衡所有考虑并斟酌所有风险后，我们的结论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专制，美国在道义和心理战上的立场要求我们不接受任何强制遣返战俘的行动”（8）。

4天之后艾奇逊致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任何让美军强制向共产党人交还战俘的要求“都与我们强调个人重要性的人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将会严重危及美国反对共产主义专制的立场”，催促批准坚持“自愿遣返”的立场，杜鲁门批示：

“同意”（9）。

从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的实质，就是在军事上追求心理战效应，在政治上对抗“共产主义专制”，在价值观上彰显人道主义立场。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决策层不惜把联合国军战俘作为赌注一博；至于中朝战俘的命运，更不过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而已。

二

美国意识到如果大批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并着手向这个方向努力。

1952年1月，美方谈判代表利比在会上公开试探，是否允许志愿军战俘在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之间进行选择，中方谈判代表柴成文“顿时变得怒不可遏起来。

他声明说，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他们将斗争到底。

”（10）3月12日，新华社发表消息，揭露美国抽调大批台湾特务到战俘营中任“教员”，用强迫刺字、签名等手段，阻挠遣返工作，企图将我方被俘人员转交蒋介石（11）。

3月14日国民党“中央社”巨济岛电讯声称，绝大多数志愿军被俘人员已被刺字并写有血书，将其送交台湾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12）。

4月2日，国务院远东司官员约翰逊为讨论朝鲜停战谈判准备的要点中指出，在此前的战俘谈判中，共产党人讨论的重点放在“受联合国军雇佣的国民党官员在中国战俘集中营进行的活动”和“指责联合国军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战俘交给‘在台湾的蒋帮’”这两个问题上。

对第一个问题，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海军上将曾向李奇微建议，所有受雇于联合国军的“台湾人”应该从战俘营撤出，但尚无就此采取行动的任何消息。

对第二个问题，可以考虑两个办法：

一是“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商讨之后,由联合国军保证所有最终去福摩萨的中国籍战俘不会加入中国国民党军队”。

二是可以考虑把中国人安置到台湾之外的其他地方，但除非美国政府愿意无限期地保证支持这些人，否则这么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13）。

这段话不仅承认了国民党官员在战俘营活动的事实，承认了这些活动与联合国军有关，承认了联合国军对这些活动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而且表明美国强行扣留的中国战俘只有交给蒋介石这一条路。

为了证明战俘不愿被遣返，给“自愿遣返”原则提供依据，达到扣留中朝被俘人员的目的，美国从1952年4月8日开始，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

采取屠杀、殴打、恐吓等手段，逼迫战俘表示不愿遣返。

战俘的反抗，导致了震惊国际舆论的巨济岛事件①。

从5月7日巨济岛事件到6月10日，美军为恢复战俘营秩序和继续“甄别”，开枪打死打伤中朝战俘500余人（14）。

在刺刀和枪口下的所谓“甄别”根本无法表达战俘的真实愿望，更不可能客观地反映不愿遣返人员的准确数字，这一点美国军方也毫不隐讳。

5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第3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电报承认，“近来发生在巨济岛的事件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以前处理战俘时的信心和甄别结果的准确性。

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甄别亲共战俘营，造成不愿遣返者的数目太少”；另一方面，在反共战俘营里允许对战俘个人施加压力，导致不愿遣返者的人数又太多（15）。

6月初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詹金斯对柯林斯说，巨济岛事件积蓄的感情作用使联合国军不强制遣返战俘的原则黯然失色，同时使能否停战的关键取决于那不光彩的甄别方案，“而该方案的结果如何是大可怀疑的。

”（16）

至6月底，美方对战俘的强行“甄别”全部结束。

7月13日美方提出总共遣返83000人的方案，其中朝鲜人民军战俘76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志愿军战俘仅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

显然这一方案是要在中朝之间制造矛盾，并且达到多扣留中方战俘的目的，把中国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置于不利的地位。

这一“甄别”结果也与美国勾结和放任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活动有直接关系。

1951年6月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到巨济岛后，台湾当局派出了23名翻译和55名“教官”到战俘营工作。

美国情报机构和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威胁利诱战俘中的原国民党军官，成立了“反共抗俄同盟”等团体。

其中骨干分子经短期培训后被战俘管理机构任命为从联队到小队的各级“俘虏官”。

这些“俘虏官”网罗一批兵痞组成“警备队”，杀害和拷打爱国战俘，强迫战俘集体写要求去台湾的血书，在战俘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样，并拍照登报。

对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希基不无得意地肯定有10000多名中国俘虏将利用一切手段拒绝遣返，“因为他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而且是由同情国民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所指挥。

”（17）

中国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甄别”结果，与朝鲜和苏联达成了共识，拒绝了美方7月13日的方案，也顶住了美方狂轰滥炸的压力。

从7月下旬到9月底，停战谈判处于僵持状态。

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停战谈判中断，战争被引向了1953年。

三

1953年1月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为兑现其竞选时“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的承诺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取消“台湾中立化”政策，代之以“放蒋出笼”，意即不再限制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攻击。

随后，美国政府又考虑了封锁中国、把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一带的“蜂腰”部和使用原子弹等扩大战争的方案，试图压中朝方面就范，但都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和国际压力而没有实施，美国政府只得回到谈判桌旁。

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提出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试探中朝方面的态度。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通盘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为在战俘问题上取得突破并恢复谈判提供了基础。

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

至5月3日，双方病伤战俘释放完毕。

6月8日，谈判双方在互有让步的基础上，最终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

所有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在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印度等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

战俘所属国家派代表向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

90天之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18）。

尽管达成了协议，美国和台湾还是勾结起来破坏遣返，台湾当局策反战俘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当天，蒋介石发表“致反共战俘文告”，表示台湾欢迎反共战俘。

8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战俘营分发蒋介石的“文告”，胁迫战俘拒绝遣返，前往台湾。

8月26日、27日两天，台湾的飞机到济州岛向战俘分发慰问品、蒋介石的像片和信件。

9月20日，台湾发起“支援反共战俘归来动员周”，大造声势（19）。

11月28日李承晚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策划扣留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并共同发表了声明（20）。

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应在9月25日开始，但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场地，致使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

解释工作开始以后，美方又指使混杂在中朝被俘人员中的特务进行破坏和捣乱，用暴力阻挠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致使中朝方面的解释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由于美方的阻挠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软弱，致使中朝方面在规定的90天时间内，实际只进行了10天解释，有机会听到解释的中朝被俘人员还不到总数的15%。

12月23日第4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发表声明，终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

尽管如此，还是有629名战俘（其中志愿军被俘人员441名）经过解释或突破特务控制回到中朝方面（21）。

1954年1月21日，志愿军战俘14000多人被运送到台湾。

4月5日，到台所有战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22）。

四

美国与国民党当局勾结起来劫持志愿军战俘，标志朝鲜战争期间美蒋在遏制中国上找到了共鸣点，推动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和美蒋关系的转暖。

朝鲜战争之前，美国通过1949年8月旨在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和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关于不在军事上干预台湾的声明，宣布了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脱身”政策。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发表的“台湾中立化”声明，意在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冻结台湾的地位，同时也成了美台关系的转折点。

蒋介石把朝鲜战争的爆发当作天赐良机，多次向美国请求出兵朝鲜，以此修补与美国濒临破裂的关系，争取美援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考虑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强、自身难保和容易引起战争扩大及盟国反对等因素，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

但美国在策划台湾独立、联合国托管台湾、另立亲信取代蒋介石失败之后，为了“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也只得面对现实，转变政策，以加强军援为主要手段逼迫国民党政权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以稳定台湾政局，重塑形象，使其“能够成功地支持美国远东政策的目标”。

1950年7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提出：

“不管韩国发生什么情况，美国应继续执行阻止共产党军队占据福摩萨的现行政策”。

要改变美国不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

8月25日，美国拨出1400余万美元，作为第一批对台湾紧急军事援助款（23）。

中国出兵朝鲜给了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之后，美国政府内部要求取消“台湾中立化”政策的呼声高涨。

1951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改变台湾中立化政策，提议取消对国民党部队进攻大陆的限制，并向其提供后勤援助（24）。

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两次写信，认为美国应把台湾建成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多方面重要性的反共反华基地，要求支持蒋介石返回大陆（25）。

1951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8／5号文件，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支持台湾和中国大陆上的反共势力，推翻中共政权，并在朝鲜战争中继续惩罚“侵略者”（26）。

在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战俘遣返问题就成为美蒋之间相互利用、相互配合的最佳契合点。

对台湾当局而言，这是在政治上改变形象的一个重要机会。

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最大作用就是瓦解共产党的军队。

当初要求出兵朝鲜被拒后蒋介石就愤愤不平地说，一旦国军加入联合国军作战，“战场的情势必将完全改变”，“可使匪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在韩国境内，即可以瓦解中共匪军。

”（27）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蒋介石总算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与美国配合扣留了志愿军战俘的三分之二。

这些战俘有家不回，有国不归，无疑是向世人宣示，中共政权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才是众望所归。

另外，蒋介石组织回到台湾的所谓“反共义士”到许多国家进行反共宣传，既为美国争了面子，也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共活动拓展了空间。

从军事方面看，美国既然要与台湾结盟，就希望其加强军事实力，不仅能自保，而且能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发挥作用。

1952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对国民党陆军的37.5万人进行密集训练，给予充足的装备，把其用于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进攻行动；或者发动两栖作战，牵制住部署在广州到上海大约40万的中共军队（28）。

但训练和装备美国可以解决，兵源和士气却无能为力。

而遣台的14000多名战俘不仅增加了军队员额，更重要的是具有心理战的作用，有利于重振士气。

对于美国而言，“自愿遣返”原则是建立在战俘遣返回去会受到严厉处罚甚至被处死的假设之上的，在战俘被遣返之前这一假设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为了这一假设的前提，美国在战俘营中虐待、毒打和枪杀想要回家回国的战俘；轰炸朝鲜城乡、水电设施和农田等非军事目标，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拖延战争一年多，使前线官兵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不愿遣返战俘的人数。

这些世人皆知的事实使得强加在战俘遣返上的所谓“人道主义”原则疑云重重，声名狼藉。

另外，靠双方都会有的少数“变节者”来证明社会制度的优劣也实在勉为其难。

台湾当局的配合，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十分尴尬的困境。

“自愿遣返”的战俘如果没有台湾作为落脚地，14000多人会给美国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就连南朝鲜都坚决不要这些战俘。

没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和台湾当局的欺骗利诱，也不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有家不归。

没有蒋介石政权作为载体和参照物，战俘“自愿遣返”原则的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目标就会空泛无物，黯然失色。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也为美国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和分离台湾作了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台湾当局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弥补了数次要求出兵朝鲜遭到拒绝的缺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帮了美国一个大忙，其意义甚至超过出兵朝鲜，使美国看到了国民党政权在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新中国上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杜鲁门政府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设置障碍，拖延并中断了谈判。

在没有对话渠道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首先考虑用扩大战争的办法向中朝施压，迫不及待地“放蒋出笼”，完成了从弃蒋、扶蒋到放蒋的政策转变。

一度被美国遗弃、苟延残喘的蒋介石政权起死回生，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制造东亚紧张局势的帮凶。

美国用草菅人命的暴行宣示“人道主义”原则，用被自己斥为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证明“自由制度”的优越，为其自我标榜的干预朝鲜战争的“正义性”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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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FRUS1951,Volume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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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18）（2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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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2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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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85.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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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M）.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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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四册（Z）.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198-199.

【责任编辑王铭】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进攻南朝鲜，美国政府认为战争是由苏联发动和怂恿的，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出兵干预。

与此同时，美国又以共产党军队如果占领台湾会威胁到美国部队安全为借口，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把中国台湾与朝鲜战争绑到了一起。

10月上旬，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被迫出兵，联合国军被赶回了三八线以南。

美国把军事上的败绩和武力统一朝鲜目标的破灭，转化为对新中国的极端仇视，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的主要对手。

1951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为了“打击共产党中国已被夸大到危险地步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凸显干预朝鲜战争的意义并树立胜利者的形象，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把战俘谈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志愿军战俘。

其战俘管理机构利用战俘中的反共分子、特务和国民党当局，采取暴力胁迫和欺骗利诱等手段，制造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以丑化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义之师的形象，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为曾被美国斥为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招魂，费尽心机地使战俘遣返问题成为自由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国民党中国与共产党中国优劣相较的象征和焦点。

美蒋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配合与利用，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

一

美国提出战俘“自愿遣返”原则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志愿军战俘中曾在国民党部队服役的部分官兵容易动摇的特点制造心理战效应。

早在1951年7月战俘谈判还没有开始时，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向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提出：

原来是国民党部队官兵的中国俘虏，假如被强制遣返回去，很可能受到严重惩罚甚至被处死。

如果给他们选择机会，他们可能会愿意去台湾。

假如中国官兵相信即使投降也没有被强制送回大陆的危险，将会出现更多的投降者，这对将来开展心理战会极为有利

（1）。

柯林斯和直接领导谈判的联合国军第2任总司令李奇微都认为这个想法有显而易见的优点。

8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

对于战俘中是前国民党员或愿意加入国民党的人，如果台湾方面“可以接收”，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根据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的联合国军战俘的安全情况，决定是否将其送往福摩萨（即台湾，下同）

（2）。

8月27日，国务卿艾奇逊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指出，这一原则与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冲突，“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所有联合国军和韩国战俘尽快被遣返”（3）。

10月27日，李奇微在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提出：

“如果对确保早日达成释放联合国军和韩国战俘的协议或对防止停战谈判破裂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同意成批交换战俘，包括全部交换。

”（4）国务院和国防部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同意这个意见。

10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不希望看见因为与联合国军合作过的战俘遣返回去后生命不保，他“不会同意任何全部遣返的解决方案”（5）。

由于估计到中朝方面在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上的坚决态度，12月中旬杜鲁门在前述立场上退了一步，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妥协方案，即尽可能坚持一对一为基础的战俘交换计划，实在不行，“可以提出以全部遣返为基础进行交换”（6）。

可见这个时候“自愿遣返”原则的“人道主义”光环还没有那么耀眼，美国决策层还是比较现实地把联合国军战俘的尽快遣返放到了优先考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