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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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城市规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来自新加坡的经验
李太格
1. 即使要快速出成绩,也要争取美感
现在中国的城市中心规划和发展多数没有注意到可步行性,市中心的发展有一点像美国的郊区,只要出行必须使用小汽车而不能步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种情况没有在新加坡出现,新加坡主张发展功能比较完善的城市。
做一个比喻:
一个城市功能完善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健康,如果身体非常健康,就不需要打扮;如果身体不健康,即使努力打扮也不美;而身体健康的话稍微打扮一下就会很美。
我们要重视城市功能的完善,所谓的功能完善是一种系统化的工作,人体应该是宇宙中最完善的一部机器,一个城市也要像人体一样,要把各种功能处理完善。
现在许多城市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但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把此类形象工程囊括在内,多数是将其摆错了位置。
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杂货店。
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找少数亮点的工程,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举个例子,我们非常喜欢巴黎,都感觉她是非常美的城市。
可以看到在塞纳河附近有几栋形象工程,但不多——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为数不多的几栋,其它都是背景式的建筑,虽然千篇一律,但其本身也体现了设计的美。
好比合唱团,这些背景式建筑就像合唱团的合唱团员,唱的是谐音,而地标建筑就像是独唱团员,如果巴黎或者其它城市所有的歌唱者都只突出自己的声音,那最终效果就是杂音,不能达到和谐——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城市变成了建筑的杂货店。
我们要从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建筑形象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解决居住的问题。
比如过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做的“组屋”——就是中国所谓的保障性住宅,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居住问题。
1960年代新加坡独立之后,有190万人口,大概有140万人口住在破旧的房子,没有正规的屋顶、没有正规的墙,只有集中的几个点供水。
那时候新加坡国民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大概是三百美金,今天是六万多美金。
所以,我们若要把这个城市做成现代化的城市最要紧的就是尽快建好适于居住的环境,把所有的钱投入在最大量的居住开发,而不是做花哨的工作。
当然,这与政府政策支持有关,但重要的是对做好环境、人民安居乐业的发展理念的理解。
我还有一个理念,即使城市很穷困,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争取它的美感。
建筑最基本的美感是什么?
我认为是比例。
比如竞选世界小姐,每个小姐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都是一样的,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比例。
当时即使很少钱花,但我会花很多时间把建筑比例处理适当。
这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
建筑立面比例,还有建筑与建筑之间,如高层和低层间的比例等。
我们当初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街道的建筑设计”,当时设计街道根本没有钱,我们还是想办法做得美一点。
所以,穷不一定做丑陋的房子,还是要争取美感的。
在1980年代初期曾有台湾的政治家去新加坡,惊讶于我们的建筑很有地方特色,是因为我们用了当地的红土砖,和一些有地方特色的灰色花岗岩,比例方面是根据黄金比例来处理。
这就要注意到东方的比例和西方的不一样,所以从比例上也可以显现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比如西方的门多数是很标准的比例5∶8,可是中国的门估计一般是7∶2左右。
这种建筑的设计手法不需要本钱却是很重要的资源,现在比例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虽不用花钱,可也要下功夫才能做得好。
与穷的时候同样要追求美感一样,急于出成绩也不是不要美感的理由。
那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方面他知道新加坡非常穷困,另一方面他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国家的意识,华人就把中国当做祖国,印度人把印度当祖国,马来西亚人把马来西亚当祖国,所以他要赶快把这个城市建设好,使人民产生爱国的心态,现在来看他绝对是成功的。
你说他那时是不是赶着拿成绩出来?
可能他的压力比现在中国国内很多城市的领导还重大。
所以速度还是很重要的,如何体现呢?
就是一方面尽快发展,即使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也要尽快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要尽快拿出一个好的方案,等方案出炉就跟着方案走。
所以,十年之后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已经规律化了。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它是从1974年开始建,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的建筑在建设。
除非这个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价的,否则不能进入,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发展的速度?
这不会放慢发展速度,因为做全市规划时,规划有几十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这边进不来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
我们保持中央商务区档次必须高,档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这也保证了发展的速度。
这说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
一是初期的快速发展,二是长期的系统化发展我们都做到了。
我们有了方案之后更是严格控制执行的,而且速度一点不放慢,其中关键是做成一个好的规划。
2. 做规划时要跟土地“谈恋爱”
作为规划师,我经常面临市领导换了之后规划师也被换了,我规划师的身份也换了,我的项目组也停止了,而且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有人问在这种状况下为何我还要继续?
我认为如果这个城市对我的方案可以保持30%的内容,我就给我自己打满分,因为在我看来,我即使能够为他们贡献30%也是一种贡献,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令我欢心的纪念,比如厦门岛的规划。
那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三十年前做的,幸亏他们后来的一系列市长和书记们都尊重这个规划,就一直执行下来,当然也有修改。
我现在去厦门会感觉到厦门城市现状对当初的规划大概保留了50%-60%,这十分难得,因为不断持续了三十年。
关于规划问题,拿新加坡来说,我的上司是政府领导的李光耀先生,他定的是战略和策略,从来不干预技术问题。
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技术人员,只负责定政治策略;技术人员做得好是他们自己的荣誉,做得不好也要负责任。
而且他们定的策略是很详细的,是我们看得懂,读得懂的,才能知道怎么继续做下去,这很重要。
我们的责任很大,并且我们也是因为爱国才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也不断研究。
我提出的一个理念是,城市规划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从科学上做比,城市就像一部机器,规划师要知道这部机器里面有哪些零件,多少,多大,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比如规划师应该要懂得一个微型镇的人口大致是怎样的规模、小区大致是什么样的规模、设计小区主要秉承的重要理念是什么等。
研究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社会学、经济学,不过最后成果是一个空间指标的形式。
我认为新加坡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即使很多欧美专家对我的理论非常不认可,我还是继续推动——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和必要去理解,他们一百年来没有如此迅速发展,或人口惊人膨胀的经验,但我们亚洲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从艺术方面讲,有景观还有历史文化保护等。
在这方面我提出:
一方面要保护历史人文,同时做规划的时候要跟土地“谈恋爱”。
如果我们对土地没有感情,横冲直撞画几条直线领导喜欢就可以交卷,可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把土地当成活的东西,我们是跟它有感情的。
如何设计这部机器、如何与土地个性配合还是要花很多心思处理的。
总而言之,第一是领导不应该干预技术问题,第二是规划师一方面把规划城市当成设计机器,知道里面所有的零件,同时在设计时将其当做一件艺术品,当做是在为土地服务。
我对“城市机器的零件”的认识是在做建屋发展局工作的时候开始的。
因为我们的雇主、业主就是老百姓。
不过很幸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物业管理部门,所以他们经常跟老百姓接触。
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草根的组织协助政府调查民意,组织里的人员和我们的管理部门几乎每周都给我提供意见,所以我二十年来不断在学习。
这种反馈的系统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利益,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做对人民有益的方案,如果做对人民利益有偏差的方案人民的反抗声会更大——“城市机器零件”的理念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要做到符合人民的需要,人民就会支持你,这就要求有反馈信息。
此外,我们当规划师经常面对媒体,因为我们有责任对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制定了某种政策,解释清楚之后人们就能以理智的方式来提供意见。
这么做人们对我们反对的声音几乎是没有的。
我再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我1969年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因为那时发展局的工作只做了九年,很多还不熟悉,所以那时候报上的人民的声音都是这么讲:
我们住在破房子里面已经住了三代都没有事情,为什么要强硬把我们搬到高楼去?
我们不习惯住在高楼。
之后我们在做高楼的时候不但把建筑设计得通风,基础设施做得好,而且里面有学校、服务、公园、体育设施等等。
所以到1972-1973年人民的声音还是有的,但讲的就是我们已经等了三年怎么还不拆走。
所以,如果把工作做好就可能减低人民对政府措施的反抗。
3. 每个城市必有它的紫禁城
对于中国的城市,有一点我觉得十分可惜,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老建筑,多数都没有被保护好,很多都被毁掉了。
所以我希望今后对于目前没有被毁掉的,要尽快把它抢救。
我觉得中国人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建筑艺术是全球人士非常欣赏的,即使再破旧的古建筑,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非常值得被尊重的。
我想对中国人提出:
每一个城市必有它的“紫禁城”。
能否想象把紫禁城拆掉建新的住宅区?
这是不能想象的。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相当于北京紫禁城那样有高度价值、高度历史意义和建筑艺术水平的古建筑,应该保留。
一般中国城市政府都想把城市做得有特色,但结果就是把现代建筑做得奇形怪状——每个城市想把自己的城市做得有特色,但最大的两个工具反而没有被政府考虑到:
一是自然景观的特色,因为每个地方的自然景观都不一样;二是历史建筑的特色,现代的建筑要做到有特色很难,因为现代建筑的结构理论是全球化的、材料是全球化的,且建筑形象处理方式几乎也是全球化的,大家都从建筑杂志里看到了,若想做到有特色就容易做成奇形怪状的建筑,但那是没有经典艺术水平的,是不耐看的,可现在这样的建筑到处都是。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中国很多城市变成建筑的“杂货店”——更不客气地说就是建筑的“垃圾堆”——的原因。
只要是古建筑就一定是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所以若想要城市有特色,不要忘记自然环境和古建筑才是最大的贡献者。
而且,“紫禁城”本身的布局也是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布局文化,中国四合院的布局也是文化。
所以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建筑,还要保护它的街区纹理,因为这也体现历史;还要保护胡同里砖石的铺法,这个是中国的特色,与西方不同。
有时街区是保护下来了,可却是用西方砌磁片的做法翻新,这就将传统味道减掉了。
我们应该有两种做法:
一些建筑只剩下独栋就独立保护,但中国很多地方是片区的,片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代表了过去的社会的状况。
我也曾说过要保护历史街区,保护古建筑,这些相当于城市的记忆——好比皱纹是人岁月的记忆。
保护历史,保护自然环境,如果把这些毁掉,会使整个城市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记忆。
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多古城里面都存在,我到过不少这种所谓老城,发现这个城市既没有记忆,又没有灵魂,这是非常可悲的。
我过去做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时候,首先就是考虑这些山水,我们其实没有山水,但一个小丘陵我们当作是西玛拉雅山来处理,一个小水沟就当作是扬子江去保留。
我们的老建筑最老的只有一百四十年,现在保留在宪法上有注明的总共保留了七千多栋,可能还会继续增加一些,我们称其为禁建区,这些地方是严格不能动的,在这些地块之外进行新的建设。
所以,关键是对自然环境和历史街区重视是否足够,如果足够重视的话,接下来就是是否有决心把它做成。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小岛,可是我们还是舍得把这些山水放进来,在其它剩余的地方采取新的开发。
当然在新加坡保护和开发过程当中这许多年也曾留下遗憾。
比如有一些老建筑,有几栋房子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但当时没能说服领导;还有一片很珍贵的湿地,也没能说服领导就被破坏掉了,这种遗憾是有的,不过并不多,至少我能够取得95%以上的成功率。
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到处都可以适用,不过如何使用要看具体地方的条件。
我刚才所说的“城市机器的零件”也可用文学来比喻:
这些零件就是语言的文字,零件之间的关系就是语言的文法,有了文字和文法不够,还需要创意。
同样的中国方块字和中文文法,大文豪和普通人的使用的结果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城市机器的零件”的认识不会影响使用这些原则时对地方特色的体现,第一对零件认识要下功夫,第二在如何使用上也要下功夫,这样我觉得中国城市会做得好。
中国的官员、专家、学者去外国学习经验多数是到大城市去,所以研究的都是大城市的问题。
在欧洲我们经常走访一些小城市,因为每一个小城市都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酒,不同的气息,不同的烹调术——其实这些中国都有,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其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面对规划时就要首先运用科学的手法,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有审美观,还要有创造力。
现在的中国人其实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人一样,以老建筑为耻,甚至认为那是过去殖民时代留下的痕迹,代表了过去耻辱的历史。
所以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主张要将其拆掉,那时候政府也不愿花钱去保护,幸亏当时我千方百计把它保护住。
我们对破漏的老建筑应用什么样眼光去看待?
它们是“灰姑娘”。
继母虐待灰姑娘使其满身炭灰,但洗干净后是很漂亮的——老建筑就是“灰姑娘”。
这些建筑在你们没有能力修复的时候一定先把它保留下来,那些建筑就会是你们旅游的金矿。
我有时甚至气愤地跟中国的领导说:
以新加坡人的立场我希望你们把你们中国所有的老建筑拆光,因为这样游客就全来新加坡旅游了——因为我们同你们的老建筑是比不了的,中国的古建筑远比我们的更珍贵,把它都拆光,我真的觉得很不忍心。
面对一个复杂的局面,我们的城市领导和规划师还有建筑师应该秉持这样的态度:
第一,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古建筑、要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在做新建筑的时候要为后代留下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建筑,将现在的建筑做成精品的话对将来来说也是文化遗产;第二,中国至今还在崇尚欧陆风格,觉得欧陆风格就是进步,我觉得这种观念也令人十分可惜,因为要知道全世界都很尊重中国的建筑造诣。
城市工作者除了要把城市做好、要把老建筑保留等,最终目的也是要把城市做好之后提升民族自尊心。
我们现在很敬仰西方,原因不少,其中一个是他们的城市做得很好,中国人要提升自身要把城市建设好,也一定会提升自己国民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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