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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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未来十年：
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
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
为此，十八大还提出：
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下面，我结合对于十八大报告的学习体会，谈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第二，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十年；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展望。
一、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
2012年中国最大的事件之一，可以说是钓鱼岛事件。
钓鱼岛的话题在中日之间搁置了60年，突然在2012年浮上了水面，有一定的偶然性，直接的原因是野田政府为了搏取短期政治利益而采取的购岛行为。
这看似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令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或者放缓，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日本，某种意义上讲，是永远地超过了日本。
所以说，钓鱼岛事件实际上也折射了日本社会或者民族的某些危机心理，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方是以钓鱼岛问题试探中国的底线。
到现在为止，总体来说，事态的发展对我国比较有利，这也源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有了底气，增强了谈判力。
未来钓鱼岛事件的走向是什么？
在与其坚决斗争的同时，可能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我们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13亿人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社会问题解决好，坚定不移地发展，坚定不移地成长，这样，我们在解决包括钓鱼岛争端等各种国际问题中的话语权和谈判力也就会越来越大。
（一）纷乱的世界，纠结的中国。
我们来观察一下影响我们生活和发展的几件大事。
第一，欧债危机：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欧洲人一觉醒来，发现欧债危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危机前的希腊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危机后的希腊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游行抗议，另一半在维持治安，最近的发展是警察和公务员也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
2011年中国有一部穿越剧名叫《步步惊心》，不看内容以为是讲欧洲经济的。
欧债远远没有结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东变局：
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2011年至今，民主浪潮席卷中东。
我们印象中的中东，男人都骑着骆驼，女人都带着面纱，好像与现代文明相隔遥远。
但是，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验证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年之内，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强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因此带来民主，今天的中东炮火交加，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第三，占领华尔街：
没有最恨，只有更恨。
从2011年开始，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1860年时，美国作家福勒曾经描述当时的人们对华尔街的印象：
“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
从华尔街诞生的第一天起，美国人民对于华尔街的情感似乎从未改变，一直是“羡慕嫉妒恨”。
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机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似乎更加嚣张，引发了“世人皆曰可诛”的抗议浪潮，没有最恨，只有更恨。
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会不会有类似的割裂？
值得我们警醒。
如果我们回望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世界，发现颇有一些不可思议之处。
第一，美国人输出革命，输出民主，点燃了中东，烧到了后院，美国老百姓自己上街了。
第二，美国地震，欧洲垮了。
2008年美国出了个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经济全面崩溃。
第三，金融危机3年祭，我们发现世界似乎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危机。
第四，中国周边局势：
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2011年年底，北朝鲜发生了权力更迭。
我们惊奇地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世事变幻，敌友易手，唯有三八线两边对峙的集团依然故我，从未改变，一侧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侧是美日韩，为什么？
地缘政治使然。
身处东西方对峙前沿的弹丸之地，因一位28岁年轻人继承大统，牵动了世界上所有超级大国的神经。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也突然发现自己在原先擅长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游戏中，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必须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希望任何的突发事件，破坏崛起的进程。
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并迅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第五，中国经济：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为了一个问题。
2012年总理两会的报告，讲了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大家觉得好像中国第一次放弃了保8的目标，震动还是很大的。
中国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轻易动用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胀，而推动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延缓转型的进程。
保增长，防通胀，促转型，三大政策目标，相互交错，相互矛盾，同时进行。
有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片《太行山上》，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台词是阎锡山说的，他说你看我有多难，我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哪个都不好惹。
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二）历史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
2010年底，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300美元，跨入了中等收入门槛。
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
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社会乱象，这是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问题。
一百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未能跨出这一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
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一方面，一国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
而经济转型往往是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这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人们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
由此形成共振，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仅国内市场一抢而空，很多人甚至不远万里跑到纽约去抢购。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
从富士康前些年的“13连跳”，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得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
（三）成长的烦恼。
中国突然跻身于全球俱乐部中，可能自身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出来了，形象地说，就是我们成长的烦恼。
100年前，有一个国家跟今天的中国一模一样，那就是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于是欧洲人不远千里跑到美国去扼制。
那时候围堵美国的急先锋，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
尤其是英国，与美国同祖同宗，去扼制美国，遏制不住，还要去投资，分享成功。
过两天又要遏制，这样持续了50年，直到美国完全超过英国，两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可以预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将是这么一个锯齿般的关系，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也不会降到冰点。
因此，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二、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十年
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
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万多美元。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
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美国。
第二，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中国将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社会承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或许会平坦一些。
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0年。
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一）美国历史上两次重要的转型。
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在第一次转型中，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迅速崛起的。
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
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和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了美国钢铁集团，一举奠定了美国在世界钢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
资本市场的平台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的阶段，并一举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在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四大新兴产业中，独占鳌头，而这些产业中的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无一例外，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现和推动。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3年后，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冒出了两个东西，第一是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现在超过了700美元。
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3年之内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
第二个是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
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并不是偶然的。
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
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
（二）美国为什么能够崛起？
从过去100年中美国金融体系演变的历程来看，1913年，美国的市值和银行的存款比例是一比一，即是通过市场来配置金融资源和通过商业银行体系来配置金融资源一比一，1999年比例变成九比一，即是90%的金融资源通过金融市场配置，10%金融资源通过商业银行配置。
可能有些同志读过《伟大的博弈》这本书，它是我翻译的，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华尔街的背后看到美国的崛起史。
这个国家200年前是一个不毛之地，现在雄冠全球。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奉行了自由经济，最开始的13个州就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而同一时期的法国，从鲁昂到马赛运一车货物过去，需要交纳50次以上的税赋；金融体系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发挥了的巨大的作用，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变得更加迅捷和有效，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使得几乎人类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证券化，股份可以变成股票，信用可以变成债券，潜能可以变成期权，在统一的电子平台上，一瞬间就可以实现交换。
尽管这样的平台并不完美，而且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存在着过度自由的倾向并为之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美国生产要素交换的速度和效率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经过200年的发展，把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并在每一次新兴产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浓缩历史，希望在未来的30年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
一是加速并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并在全球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前者是中国经济存量的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后者是中国经济增量的发现，需要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市场化筛选机制。
两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
而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还有机会借鉴华尔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三）探究欧洲问题的本质。
欧洲经济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可以用四个字简单概括，叫做“积重难返”。
具体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欧洲的高福利政策。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要匹配的，欧洲的情况是，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所以现在只能往回找。
高福利的国家的典型例子是希腊，我们都知道它是高福利，但不知道是怎样的高福利。
希腊这个国家有一个修道院，里面有很多园丁，享受了30年的福利，还准备再享受30年，最近发现这个修道院其实没有花园，所以全是吃空饷的。
所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突然间崩溃。
出了问题，要紧缩财政，没有人愿意接受，大家都上街游行。
所以希腊人也很有意思，上班的时候不来，罢工的时候都来了，出勤率还挺高，全国超过50%。
所以，过度福利对竞争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欧元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欧元在设计的时候，出于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希望统一货币能够降低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成本，促进欧洲的统一。
但是最初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古训，也就是说，当不同竞争力的经济体被绑在了一起，很快就陷入了“大锅饭”的泥潭。
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被绑在了一起，德意志民族省吃俭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可能仅次于中国人，而希腊人崇尚享乐，最后希腊经济出了问题，德国人买单；过两天，西班牙、意大利出了问题，还是德国人买单。
德国人想明白了，说我也变成希腊人吧，而希腊人变成德国人的几率，大致为零。
当然欧元也不会真的崩溃，因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溃的后果，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都是欧洲。
第三，欧洲产业的空心化。
过去十年、二十年世界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浪潮，大家可能都看过一本书《世界是平的》。
全球化究竟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许现在才慢慢的清晰起来。
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摆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家竞争力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队。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欧洲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尴尬，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中国、印度、巴西，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
或许，欧洲将成为全球化的第一个输家。
即便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中长期来看，竞争力也会有很大问题。
为什么？
除去欧元的困扰外，德国的几大产业，第一，汽车产业，奔驰、宝马、奥迪，生产基地已经转向中国；第二，化工产业，出于环境和成本的考虑，一定也会向新兴国家转移，不是中国，就是印度，不是印度，就是巴西；然后就是精密制造，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而劳动力成本相对还是非常低廉的，我们知道iPhone都是中国的农民工在组装，天津的海鸥手表厂每年向欧美出口几十万个手表机芯。
如果不能产业升级，或许用不了多少年，德国人可能就会没事可做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全球化时代来临了，无论你在历史上曾经如何辉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不能转型升级，原来的阵地失去了，新的阵地又找不到，面临的只有无尽的黑夜，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尴尬刚刚开始。
第二，欧洲产业升级不力，源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太低，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缺乏一套支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制。
而美国有一个硅谷，硅谷后面有一个华尔街。
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很多产业也已转移到新兴市场，但与欧洲的很大不同是，它能不停地发现新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四）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息息相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
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六个国家，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位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
这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的紧密关联。
此次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过去两年和2012年，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而远隔大洋的欧元区还在负增长徘徊。
再看，中国跻身于全球500强的前几十家公司，全都是过去十几年中走上资本市场的公司。
事实上，2005年前后，无论是世界上，还是我们国人自己，担心的是中国国企要破产，但今天有很多人在讨论国企过于强大了，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这里姑且不去讨论。
那么，过去的几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会使得国企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一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给国有企业的发展留了空间；二是大批国有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转换了机制，优化了结构，强化了科学决策，形成全社会监督机制，在市场的约束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增强了竞争力。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改造了家族体制，引进了现代管理团队，也茁壮成长起来。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融资，而是脱胎换骨的机制转换。
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有3个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第一个公司叫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的时间；第二个公司是微软，花了25年；第三个公司叫谷歌，只花了7年。
由此可见，世界的竞争是在加速的，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够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去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是没有机会的。
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五百强”，如果我们有机会浏览这500家企业的名单，我们发现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一个“财富500强”，到那时，从第1个数到第499个，基本上也都将是上市公司。
未来10年左右，中国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
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过程，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独立董事等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
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
（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背景与重要举措。
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观察该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
经济转型应是一个非常系统性、全方位的转型，具体到我国，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向国内外兼顾的方式转变；二是由依靠传统经济拉动，转变为中西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由原来非常关注经济增长，不太关注其他方面，到“美丽中国”的提出；四是在全国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向中游或者上游迁移，尽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我国中小型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温州是今天中国的缩影。
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
为什么？
缺钱。
这就很荒唐了。
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到澳大利亚去炒房子。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缺的是钱，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加了约1619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78倍。
我们有钱了，但却突然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找不到投资方向。
温州凸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发达。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样做呢，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
这两年股市不太好，大家对IPO意见很大，说中国每年有300个IPO，太多了。
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证监会把所有排队IPO的企业名单预先公布出来，大家一看，有500多个企业在排队。
而于此同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寻求IPO资源，因为他们的经济没有增长。
大家说美国华尔街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了，没有那么多上市资源了，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失去了目标，所以没办法，只好去做各种复杂衍生品了，最后自己摔了一大跟头。
中国一边是有大量的上市资源，一边是中国社会有很多钱，这些钱也正需要投资于这些正在成长的企业，否则怎么保值增值呢？
所以从这些因素来分析，是缺乏一个对接的通道或平台，或者这个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
所以首先是怎样去拓展市场体系的问题。
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
只有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叫债券，第二叫三板，第三叫PE。
我们还要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为什么？
一方面，像浙江这样的省份，销售额过亿的企业超过一万家，不可能都来上市，它们中的一部分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个牌，公司得以改制，完善治理结构，有个价格，有人买它，有人卖它，有个市场约束，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中国经济会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半径 10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那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其他周边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来融资，东突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中国的发展，还是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战略。
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还有南宁，辐射东盟经济体，还有海西，辐射台湾，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来融资，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
当然，区域性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证基本规则全国的统一性，防止一放就乱，这方面，秦始皇有个做法值得借鉴，叫做“车同轨，书同文”。
其次，建立了这些市场，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隐瞒经历，不能只想着来圈钱，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监管。
第三，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
所以我们在推动鼓励分红的机制，推动退市机制，这都是目前在努力推动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
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过900%，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市场，只有200%，而发达国家在100%左右。
这两年市场低迷一些，换手率下降了不少，但仍旧是全世界最高之一。
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往往比较活跃，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过于投机，也是很危险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
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
一方面，长期资金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它一般也是大型资金，会有专业化的管理，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多年，跨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多先天不足。
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有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他后来成为了华人中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回忆说，大部分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从零开始，因为他们原来学习的是理工科，而他自己原来是学经济的，所以要从负数开始，因为他原来学习的是计划经济。
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从负数开始，它脱胎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市场由国有股份完全主导，市场文化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
因此，我们的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就不奇怪了。
但我们应该记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叫做第一不要怕犯错误，第二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我们应该坚持这个态度。
（二）资本市场与和谐社会建设。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结合，这关乎和谐社会的设问题。
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围绕“养老金入市”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人简单理解为鼓励老百姓去买股票，甚至认为是要拿老百姓的养命钱去托市。
这里有两个常识性的认识误区，一是“养老金”其实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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