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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络参与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网络参与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

文章在广泛阅读国内有关网络参与文献的基础上,从内涵、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领域等方面对网络参与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今后网络参与的研究应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参与领域的多元化及理论、实践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网络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

  中图分类号:

G25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3-0107-06

  AReviewonDomesticNetworkParticipatingintheResearchLiterature

  AbstractThearticleisbasedonthestudyofextensivedomesticnetworkwhichparticipateintheliterature,andanalyzetheinnerconnotation,theobjectofstudy,themainresearchareasofthenetwork.Fromthepreviousresearchresults,theauthormakesaconclusionthatnetworkparticipationshouldstrengthentheobject,thediversityofthefieldandtheoryandpracticeinthefuture.

  Keywordsnetworkparticipation;onlinepoliticalparticipation;publicpolicy;e-government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公民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形成了网络参与迅猛发展的现实土壤。

网络参与作为传统公民参与的有效补充,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络参与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时间,但研究文献从2000年的几篇到现在的几千篇,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说明网络参与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

分析网络参与的研究成果,总结和掌握当前国内网络参与研究现状,以期更深层次对网络参与进行科学全面论证,成为网络参与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1网络参与内涵

  虽然学术界目前对网络参与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定义结构存在某种一致之处。

陶东明和陈明明[1][2]认为公民参与定义的结构一般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参与主体,即“谁参与”;参与客体,即“参与什么”;参与途径,即“怎样参与”。

通过比较学者给出的网络参与的定义可以发现,参与途径几乎大同小异,即利用信息、通信、计算机、网络等多种技术手段,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参与主体与参与客体。

  1.1参与主体

  参与主体主要有一般群体和特殊群体。

一般群体,有的认为是公民,如黄婷[3]认为网络参与是公民以网络为基本载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生活,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公共决策或公共事务的一种政治行为。

李斌[4]则认为网络时代,“网民”和“网络共同体”是新型的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并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网民及虚拟团体通过网络平台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特殊群体是有针对性研究的群体,例如大学生。

李广宝[5]认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大学生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达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影响某一政策的制定或改变政治决策、监督决策而实施的政治运行过程。

  1.2参与客体

  公民参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6],从狭义上,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参与是政治行为,参与客体是政治领域,翁士洪[7]认为网络参与就是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

胡宗仁[8]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以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并通过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等物质形式来影响政治系统决策的行为过程;

  从广义上,有的学者认为公民还应参与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等行政领域。

例如李亚[9]认为电子参与是在公共管理和政策制定中,社会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应用信息通讯技术获取或提供决策相关信息,表达观点和利益诉求,促进公共决策提升的一种现代参与方式。

魏娜[10]提出公共政策中的网络参与是公众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以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等形式,参与制定、修改、评论公共政策的过程。

  2网络参与研究对象

  网络参与研究对象有政府、公民、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政府、公民两个角度来讨论网络参与,很少从组织的角度来讨论。

  2.1政府

  

(1)政府治理创新:

网络技术是当代西方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式变迁的革命性力量,是行政发展的技术要素。

以网络为手段的公民参与加快推动了政府的治理创新。

顾丽梅[11]认为网络参与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建立利益共享的治理理念和责任共担的社会治理机制;推动治理方式创新:

“网络问政”与政府治理的平民化;推动治理角色创新:

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12]。

严雄飞[13]认为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不同于政府管理模式和市场管理模式。

其治理理念是保障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地方公共事物管理的权利;治理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治理结构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加入了社会的力量,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治理机制在于网上征求公民建议,根据民意制定政府政策;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或事件作出回应,努力解决等。

  

(2)政府行为选择:

胡宗仁[14]认为面对复杂的网络政治参与,担当公共责任、增强回应能力、引导有序参与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翁士洪提出为保证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的有效运作,政府要增强自身的信息判断能力,不要让网络舆论影响判断力;改进信息发布制度,树立政府信息源权威;建立开放性的政策制定网络系统,建设参与回应型政府;改革政府决策机制,提高政治参与的成本收益率;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参与秩序。

  2.2公民

  主要是从一般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网络参与展开研究。

  

(1)一般群体,学者们普遍关心网络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其问题归纳为:

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欠缺、参与的非理性、无序化[15]、群体极化[16]等。

解决措施有:

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17],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培养理性、利他的公民等[18]。

  

(2)特殊群体:

从2009年开始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大学生。

学者们以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他们网络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崇文[19]认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是热情与冷漠并存,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理想与功力同在,认知与行为脱节,提出应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完善网络监管体系,统一网络平台,推进“一站式政民互动”平台,提高领导网络驾驭能力;杨媚[20]认为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加强社会实践,把网络政治参与同现实中的政治实践相结合;加强网上主流舆论引导,占领网络文化阵地;加强高校的教育管理职能,规范、引导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大学生网络舆情、舆论管理。

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对高校稳定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胡大伟[21]认为大学生具有与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心理特点,其网络舆论监督带有情绪化表达、娱乐化参与和网络路径依赖三种不良倾向。

因此对大学生参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引导与规制应该以尊重和交互为理念,以网络公民教育为核心,以法治化为落脚点。

黄广发[22]认为高校必须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引导网络舆情:

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加强“把关人”信息控制,培育意见领袖,权威信息的发布,开展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发挥网络评论的作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胡庆亮[23]阐述了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的机遇,但也指出参与的困境:

网络参政能力不高,理性思考不足;缺乏归属感,缺少主动政治参与的动力;活动相对封闭,与现代政治参与的思想、技能相脱节。

为此,他提议:

网下网上并举,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政治参与能力;设置相关议题,激发他们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提高网络参政的积极性;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和代言人,建立农民工利益代表组织,创建农民工参政的网络平台。

  3网络参与的主要研究领域

  早期的网络参与主要应用于政治领域,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崛起,网络参与业已应用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社区管理等领域。

通过对中国知网1990年到2011年11月文献搜索可知,研究政治参与的文献最多,其中“网络政治参与”的文章达到224篇,其他的领域也有涉及。

以“网络”+“参与”+“政策”为关键词的文章共40篇,以“电子政务或电子政府”+“参与”的33篇,“网络”+“参与”+“社区”18篇,“网络”+“参与”+“公共管理”5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1篇。

由于社区管理、公共管理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网络参与、电子政务中的网络参与进行文献分析。

  3.1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21世纪初期,我国开始了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

研究专著并不多,多是以网络政治学专著中部分章节的形式出现。

例如在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李斌的《网络政治学导论》,任孟山翻译的《互联网政治学》等著作中都有部分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介绍和论述,为我国研究网络参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网络政治参与文献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以理论研究居多,但实证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归纳出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成果。

  3.1.1理论研究

  

(1)网络政治参与的“两重性”。

有学者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社会有积极影响:

促使政府管理发生深刻变化;推动政治社会化;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技术手段,使政治参与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完备[24];降低政治参与成本,加速网络民主化进程等[25]。

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忽视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数字鸿沟”导致公平缺失;非理性政治参与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网络参与易受制于各类霸权[26],不能表达公民的真实意见;主流政治文化受到冲击等。

  

(2)网络政治参与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这部分的文献相对较多。

问题方面有的学者从信息的客观性、参与的规范性、公平性角度分析[27];有的从不均衡性、非理性、非规范性、群体极化、法律监管缺位等角度分析[28];有的指出参与存在非制度化、政府回应力不强等问题[29]。

应对措施主要从参与主体(公民与政府)、法律法规、技术环境、电子政务、网络舆论、网络伦理等方面着手完善网络政治参与。

  (3)网络政治参与的舆论危机及其治理。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与理想的网络民主差距依然很明显,网络群体事件日益增加,导致网络舆论危机。

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网络舆论危机的产生及危害并展开研究。

有的研究网络舆论危机的产生机理,尹冬华[30]应用议程设置理论和公共领域概念解释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和网络舆论的生成,李斌[31]从政府公信力角度探讨政府网络舆论危机,郁彩虹[32]从生成机制研究网络舆论危机的产生;有的研究治理措施,李斌[33]提出构建“回应政府”、规范网络参与、积累信任资本、政治体制改革四个层面;邵杰[34]从观念、制度、人员、沟通渠道四个角度提出地方政府治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措施。

  3.1.2实证研究

  在一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2009年学者们开始重视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

研究的群体主要集中于一般公民群体和大学生。

对于一般公民群体,王青松[35]通过对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证研究分析公民和政府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张红军[36]从网络舆情视角得出目前400多万温州网民主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呈现出的五大发展态势:

参与主体构成向群体性参与发展;参与意愿向主动性参与发展;参与频率向长期性参与发展;参与组织形式向组织性参与发展;参与对象特征向有针对性参与发展。

  对于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张海波等[37]通过对南京市336名大学生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实证分析发现,网络虽然拓展了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内涵,但并没有预期的“热度”。

同时,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与认知脱节,现实政治参与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而网络政治参与稍具理想主义色彩。

邹静琴等[38]对广东省八所高校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关注却并不参与,属于活跃而沉默的观察者。

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支持和肯定,是大学生保持沉默的思想根源。

作为尚未卷入社会资源分配的“政治人”,大学生对政治决策的资源分配功能缺乏感性和理性认识,在理性选择原则作用下,以网络为娱乐、沟通和信息交流的平台更符合其利益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事务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等上海9所各类型高校组织开展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状况调查。

齐庆发[39]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当前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差异较大,部分非常积极,相对消极的亦占相当比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具有较高的层次,其主要原因是出于责任感,利益因素的影响较小,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治效能感;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认识较为理性,总体评价较为积极,但能够充分认识到网络政治参与影响的复杂性;网络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成长的政治影响较大。

应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引导,促使他们能够有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

  3.2公共政策过程中网络参与研究

  目前公共政策过程中网络参与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处在基础阶段,研究力度和深度均待加强。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影响、存在问题及措施、具体过程中的网络参与。

  

(1)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双重影响。

积极影响是:

有助于明确公共政策公共性价值取向,规范公共政策程序,克服政策参与主体的单一性[40],促进政策信息公开,提高政策制定质量[41],有助于推动治理型的政策网络的形成,促进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的实现[42]。

消极影响是:

网络参与群体的有限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非理性化造成“假民意”的流行,进而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其有效性,网络参与提供的过量信息,引起政策制定者的“盲目决策”,政策制定所需信息被技术官僚所控制,造成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性等。

  

(2)公共政策过程中网络参与的问题及对策:

大部分的文献多集中在这方面的研究。

这也说明国内政策过程中网路参与的研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

对于公共政策过程中网络参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群体意见缺乏代表性、建议缺乏理性、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意识淡薄[43];非理性参与、真实性、公平性[44]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纷纷献计献策,归纳起来主要是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

政府方面,应充当“利益局外人”、“裁判员”的角色,立于利益关系之外[45],对网络舆论树立正确的态度,提高自身对信息能力的培养,加强网上道德教育,完善网络立法,加快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注重政策制定议程、拓展参与方式、建立政府回应制度,提高公民网络参与率,培育第四种力量即新闻媒体。

公众方面,应强化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等[46]。

  (3)公共政策具体过程中的网络参与:

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公共政策的一般过程,对具体过程的研究不多,有待进一步加强。

公共政策具体过程包括政策问题形成、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政策监督、政策终结等。

宋志辉[47]分析网络媒体对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各个过程中的作用。

闫曼悦[48]指出网络参与政策评估存在片面性、技术标准及网络舆论的对公共政策权力造成冲击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策略。

王瑞敏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对公共政策问题构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政策方案规划的影响、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的对策[49]。

  3.3电子政务中的网络参与

  随着电子政务在我国地方政府的普及,它业已成为政府与公众间联系的重要枢纽,而且也为公民提供了良好的参与平台。

但电子政务中“参与方式陈旧,参与效率低,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成本高、参与渠道单一,参与过程不透明”[50]等已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诟病。

为此,学者们详细分析电子政务与公民参与间的关系,并提出促进电子政务环境下公民参与的措施。

  

(1)电子政务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韦彩玲[51]认为电子政务为公众提供便捷、全新的政策诉求的窗口和政策参与的途径,并且强化了政策过程的监督手段。

公民参与是衡量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公民参与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外部评估模式。

阳艳等[52]认为培养参与文化也是电子政务的责任之一,电子政务不仅极大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全面深入,而且能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培养民众的理性参与精神,形成参与习惯、规则和机制,积淀社会参与文化。

  

(2)促进电子政务环境下公民参与的措施。

方军[53]认为信息公开是电子政务环境下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

苏晔等人[54]从市民社会视角提出电子政府应突破传统政府中心模式,在角色、功能、结构、机制等方面渗入更多公平、民主、参与等因素,由此最终转变为参与型模式。

贾岷峰[55]认为应开设决策论坛,建立一个反应迅速、及时的反馈机制,建设完善的有利于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制度环境。

李响[56]认为电子政府下应构建网络民主参与平台、民意收集与回复机制、民意信息库和政府施政知识库,使政府在以公众为核心,运用及扩大政府内外知识,不断创新管理,在政策、服务与沟通模式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绩效,增进公众的参与及信任。

  4今后研究的建议

  网络参与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讲,研究中泛泛而谈的文章较多,有理论深度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见。

今后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

  

(1)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网络参与的主角不仅仅是政府和公民,更应发挥公民团体、组织的作用。

在网络参与中,个体的声音既可能被重视,但也更容易被忽视。

而群体的声音往往比个体能起到更好的参与效果。

  

(2)网络参与领域的多元化。

网络参与不仅应应用到政治领域,更应广泛应用到行政领域。

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并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从而实现真正的民主。

  (3)加强网络参与的理论研究,注重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很重要,它事关网络参与的发展方向,网络政治参与、公共政策中的网络参与及电子政务网络参与等理论问题研究应有新的突破。

目前研究网络参与实践方面的成果较少。

由于网络参与是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如果没有对其实践的深入研究,既难以解决网络参与中的实际问题,也很难支撑中国网络参与理论这棵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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