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制造业行业回流影响分析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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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制造业行业回流影响分析报告
2017年美国制造业行业回流影响分析报告
2017年6月出版
1、美国“制造业回流”进程回顾：
成效有限，未达预期
制造业回流是指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和生产从国外向国内转移的一种现象。
制造业回流既包括将海外工厂迁回发达国家本国，也包括在国内建设新工厂扩大国内生产规模，减少对海外建厂或采购的依赖程度。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进程将可能较大地影响到中美经济关系，对两国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研究和评估美国近年来“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实施效果无疑对研究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1.1、美国产业空心化是奥巴马政府倡导“制造业回流”的历史根源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向“去工业化”时代，21世纪初，美国劳动力加速向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转移，同时本土制造业进一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外流，“产业空心化”态势逐渐严重。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已然形成了过度依赖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
图表1：
美国历年部分行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情况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过去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病，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中，作为引爆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受到了重创，金融和房地产行业首当其冲。
在此后的危机应对措施中，美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战略，鼓励和引导部分海
外制造业迁回本土发展，力图强化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纠正过去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
1.2、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进程回顾
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围绕“制造业回流”战略推出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
2009年，奥巴马政府颁布《复兴与再投资法》《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初步定下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设想。
2010年，美国又出台《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政策，为促进制造业再发展铺平了道路，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序幕的正式拉开。
2011年，美国成立国家先进制造项目办公室（AdvancedManufacturingNationalProgramOffice，简称AMNPO），以推动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
2012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研究报告，从劳动力和投资等方面提出了推动美国先进制造业进步的五个目标及对应的措施。
表格1：
奥巴马政府“制造业回流”相关政策一览
奥巴马政府还围绕“制造业回流”战略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性经济政策。
除了上述较为直接的制造业促进政策，美国为推动“制造业回流”而开展的多领域配套经济政策，可以概况为科技进步政策、投融资环境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等五个主要方向：
1）科技进步政策：
一系列技术创新支持政策使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成为吸引美国高端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
2）投资环境政策：
在投融资方面，美国出台了以量化宽松为重点的货币政策；2012
年美国政府提出为在国内投资的美国企业提供新税收优惠政策；此外，美国政府大力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着力营造制造业回流的投融资社会氛围。
最后，美国还不断强化制造爱国的舆论，呼吁跨国企业向本土回流。
3）人才培养政策：
美国政府通过改革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制度，增加对中小学、社区学院和高校教育投资，并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为美先进制造业培养适用对路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
此外，美国通过改革签证和绿卡程序等，吸引高技能人才移民。
4）能源政策：
在能源方面，美国持续推进所谓的“能源独立”。
实际上，当前美国产业发展所享受的“廉价能源”主要得益于美国近年来持续推行的“能源独立”政策以及在油气开发、新能源发展、节能与能效提高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5）市场拓展政策：
2010年初美国政府提出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计划在美国国内增加200万个工作机会。
随后，美国政府又明确提出“国家出口计划”，设立“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将促进出口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以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确保美国国际竞争力为三大目标。
2014年，美国又推出第二代“国家出口振兴计划”，进一步强化此前取得的出口振兴成效。
1.3、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分析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虽有部分知名制造企业回归美国，引发美国社会普遍关注，但
相比于美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仅仅凭借个别知名企业的回归案例，并不能论证美国“制
造业回流”是否有效。
表格2：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部分知名制造企业回流案例一览
制造业增加值是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的最直接指标。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经历了2008年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较显著下滑后，从2009年开始美国
的制造业开始复苏，产业增加值有所增加，但截至2015年也始终没有恢复金融危机前
2007年创下的制造业最高水平。
从制造业增长趋势来看，近八年来的多数年份制造业增速跟不上美国整体经济增
长，金融危机后增长率出现剧烈波动后始终处于相对低位。
2009年制造业增长率跌至
-7.6%的历史低位后，除2010年出现5.3%的较高增速外，其他年份增长率均没有超过
2.0%，且多数年份的增速低于同年美国GDP增速。
从制造业占比情况来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始终在12.0%~12.3%范围
内小幅波动，远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占比水平。
虽然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从2009触底反弹，由12.0%小幅回升至12.3%，但一直没有超过危机前2007年12.8%的水平，更远低于本世纪之初15%左右的较高水平。
2013年以后，制造业比重反而再次下降，2015年回到12.0%的历史低位。
图表2：
美国历年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及增速情况（2009年美元）
图表3：
美国历年部分行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情况
通过振兴国内制造业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实施目标之一，因此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也能间接反映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具体效果。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美国各行业从业人数的年度统计，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在美国各行业从业人数的比重在21世纪之初快速下滑，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跳跃式下滑至9.0%，此后至今制造业从业人数比重转为较为缓和的下滑趋势，2015年比重降至8.8%。
从制造业从业人数本身来看，虽然在2010年人数跌至历史最低点后近年出现小幅回升，但始终没有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
图表4：
美国历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及比重情况
2、全球制造业的现状概览
2.1、全球制造业增速趋缓，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
从制造业增加值的角度来看，2009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出
现大幅下滑，虽在2010年短期内出现高速回升，但随后几年始终处在较低的增速水平。
从制造业增加值的占GDP的比重来看，近20年来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下滑趋势，由本世纪初的20%左右下降至现在约15%的占比水平。
图表5：
全球历年制造业增加值（以现价美元计）
近20年内全球制造业格局出现了巨大变迁，21世纪初，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领导地位，三者的合计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接近70%，排在其后的中国、韩国、俄罗斯、巴西等经济体与前三者差距显著。
在随后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制造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2年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欧盟跃居世界首位，于此同时，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制造业占比逐年下滑至不足全球制造业的50%，韩、印、俄、巴西等国比重虽然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增速远低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并无显著变化。
图表6：
世界各国历年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
图表7：
2013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布
2013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布：
中国第一占23.9%，美国第二占21.2%，欧盟第三占21.2%，日本第四仅占7.6%，其他国家合计占26.5%。
这说明全球制造业分布严重不足，集中在欧美日少数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2、全球制造业转移路径回顾：
劳动力成本是核心驱动因素
回顾历史，全球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进程，目前正在发生第四次转移。
第一次制造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将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陆续向日本、联邦德国等战败国家转移；第二次转移发生于20世纪
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了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第三次则发生在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大陆转移，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中国逐渐成为第三次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在低廉制造成本对中国形成压力，部分
中、低端制造业开始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转移，正在发生第四次制造业转移。
图表8：
全球制造业转移路径示意图
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一个不断追逐低劳动力成本的过程。
每一次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路径都是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向技术相对落后国家扩散，同时也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从本质上而言，制造业全球布局具有追寻“成本洼地”的天然特点，劳动力成本是制造业转移的最核心驱动因素，每一次随着全球制造业主要承担国家（如曾经的日本、德国）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时，制造业企业会自然寻找成本更低的区域予以替代，形成制造业转移现象。
2.3、制造业发展的敏感性因素分析
2.3.1、敏感性因素之一：
劳动力与人口结构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常而言，劳动力供给越充足，
该经济体劳动力的成本就越低，因此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成本乃至制造成本都有着显著
的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每一轮产业转移时期，制造业承接地区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少儿人口的上升期。
例如第一次产业转移期，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德国和日本的少儿人口波峰期从1960年一直延续到1980年，世界人口红利的分布对制造业转移流向具有重要作用。
图表9：
日本历年总劳动人口及0-14岁人口的总人口占比情况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是日本和欧洲，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处于末期，正在步入轻度老龄化阶段，美国因为有移民优势而处于有利位置，而人口最有优势的是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预计2019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劳动成本即将承受更大压力。
随着19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劳动力总人口（世界银行：
劳动力的定义是满15岁至不满65岁之间且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逐渐由1980年的5亿人快速增加到2006年7.8亿人左右，期间每年净增约1070万劳动力人口，从2007年开始劳动力总人口不再大幅增加并稳定，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从2019年中国劳动力总人
口开始逐年减少，并会一直持续到2050年。
图表10：
中国历年总劳动人口及0-14岁人口的总人口占比情况
2.3.2、敏感性因素之二：
市场容量和收入水平
市场容量对制造业规模效应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制造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力
是成本，而成本优势的发挥需要规模效应的发挥。
中、美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本土市场就足够培养一个行业巨头，能在这两个市场成为领头羊的企业基本上在全球也能名列前茅；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市场容量巨大，但就单个国家而言市场容量非常有限；日本国土面积有限，人口规模尚可，市场空间次之；印度人口规模庞大，但消费能力尚弱，潜力较大；而其他市场或局限于人口，或局限于消费能力，市场容量较小。
收入水平决定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品的结构，过去中国人多资源少，收入水平低，一直以中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
美国是全球GDP总量最高和人均GDP排名靠前的大国，所以其市场容量不仅大，而且制造业产品主要以中高端产品为主。
2.3.3、敏感性因素之三：
自然资源（原材料与能源）
原材料和能源的丰富能有效降低一国制造业的成本，提高竞争力。
然而随着全球
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原材料分布的影响已经弱化，例如中东、澳大利亚、巴西、俄
罗斯、非洲等资源丰富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仍然很弱，但在主要制造业国家里，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都比较匮乏。
但在能源成本方面对制造业的影响
仍然较大，由于页岩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北美天然气的价格已经下降了25%-35%，
相比之下，波兰、俄罗斯、韩国和泰国等经济体的天然气价格上升了100%-200%，这对使用天然气作为生产进料的化工产业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北美以外很多经济体的整体能源成本上升明显地改变了各国依赖能源的产业的竞争力。
2.3.4、敏感性因素之四：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中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日、欧在技术创新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韩国等处于第二梯队，中国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通
过并购，正大力追赶并进入第二梯队，很快有望进入第一梯队。
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仍处于劳动密集低端产业承接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弱。
2.3.5、敏感性因素之五：
产业配套
全面的产业配套体系能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由于特殊的国
情背景，中国拥有全球最全面的产业体系，几乎任何行业在中国都有完整的产业链。
美、日、欧都转移了低端产业，保留了相对高端的制造业。
韩国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在优势产业有较全面的产业配套，而其他产业较为薄弱。
2.3.6、敏感性因素之六：
工业基础
工业基础方面，制造业中最基本的材料、制造工艺（铸造、锻造等）、核心零部件
（泵阀、汽缸、电机等），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摸索，国内很多高端制造领域遭遇瓶颈，
往往就是在这些方面没有突破。
美、日、欧发展工业早，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积淀；中国、韩国工业发展相对短，在工业基础方面次之。
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则处于很弱的阶段，因此难以发展高端制造业。
2.3.7、敏感性因素之七：
品牌影响
品牌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也是企业获取溢价的来源。
目前来看，美、
日、欧长期全面占据品牌高地，韩国则在优势产业方面有一些品牌影响力，而中国从
代工贴牌起家，逐渐往品牌化走，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全球知名品牌，东南亚地区则基本上还没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诞生。
2.3.8、敏感性因素之八：
汇率
3、美国制造业的前世今生
3.1、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变迁
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始于工业革命时代。
伴随着独立战争以后的西进运动，石油煤
炭工业的发展为美国制造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第二次工业
革命中，美国制造业得到飞速发展，钢铁煤炭工业跃居世界首位。
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标志着美国成为工业国家。
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柯立芝繁荣时期，美国汽车、电气、建筑、钢铁、化工等行业都确定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罗斯福新政利用加大政府投资和行业整顿帮助美国较快渡过了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工业的世界领先地位。
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实力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也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霸权。
二战结束后，金融垄断捍卫了美国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在布雷诺森林体系确立后，美国的制造业借助金融力量的霸权地位通行于世界市场。
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苏联、日本、西德等国家的竞争，美国制造业领先的地位逐渐受到了威胁。
20世纪70年代，美国走向“去工业化”时代，传统装备制造的霸主地位减弱。
随着国外成本优势的不断增强，美国逐渐开始将大量制造环节转移至海外，通过研发和营销以本国为主、生产制造以海外为主的分工格局来逐渐实现本土装备制造业转型。
其中，普通工业机械、汽车、机电产品等传统装备制造业率先开始大量向海外转移，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美国劳动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降至25%，1983年美国轿车产量首次被日本超过，机床竞争力也下滑到了日本、德国、韩国之后，在传统装备制造领域美国的领先地位开始减弱。
21世纪初，美国本土制造业进一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外流，“产业空心化”态势逐渐严重。
通过20世纪的外流演化升级，美国经济虽然成功向高端产业转移，通讯设备、计算机、航空航天等新兴装备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国本土整体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制造业增长速度已经无法跟上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速，就业人数也随之不断下降。
据统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从1997
年的16.1%下降至2007年的12.8%，10年内下降了3.3个百分点，制造业总就业人数
从1979年峰值时期的1960万人降至2009年的1180万人，30年内减少了约40%。
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已然形成了过度依赖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制造业回流”，但回流效果有限，至今未达预期。
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美国让出了占据一个多世纪的产值龙头地位。
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卸任之际，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美国工业呈现出复苏迹象，但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增长，而制造业本身复苏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朗。
从可以衡量美国制造业动态的制造业PMI指数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先后在2010年和2013年后出现了短暂的小幅回升，但近两年始终在枯荣线附近波动，与2004年的最高水平相差较远。
图表11：
历年美国ISM制造业PMI指数
3.2、美国制造业结构：
消费电子为主的中端产业是近年主要增长动力
目前2015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中，化学产品、电脑和电子产品、食品饮料烟草产品、石油和煤炭产品对美国制造业产值贡献较大，总和约占美国制造业产值的一半。
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制造业的复苏主要还是依赖于电脑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增长，其它行业的产值仍然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2007年的最高水平。
图表12：
2015年美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产值占比分布
具体拆分美国在2015年制造业产值占比较高的行业：
分别是化学产品（17.4%）、电脑和电子产品（12.8%）、食品饮料烟草产品（11.9%）、石化产品（7.5%）、机动车及零配件（7.5%）、机器机械（7.1%）、合金产品（6.9%）、其他交通设备（6.0%），前四大细分行业占比约为50%，占到制造业产值一半，前八个细分行业占77%，占据了绝大部分制造业产值。
这些占比较高的制造业细分方向，分别是化工产品和新材料（农药、先进材料、高端塑料、各种生活用化工产品），电脑、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和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电子产品，食品饮料等日常消费品，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行业，汽车行业、机械工业、高端合金等工业原材料、航空航天和通航等产业。
这些产业多是基础消费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
这也与美国服务业占比高，和中高端产品美国国内需求大及高端产品出口规模大有关。
但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仅12.0%来看，美国每一个行业在GDP的比重就更低了。
但是制造业和金融行业是美国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几个关键因素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制造业这个重要的竞争力是美国的产业基础，因此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让这些高端制造业被替代。
图表13：
2007、2015年美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增加值比较（2009年美元，单位：
十亿美元）
通过对比2015年和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美国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我们可以看到：
进行通胀水平调整以后，201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仍然低于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电脑电子产品和传统的金属、机动车及其零配件行业所占比例有所上升，食品饮料烟酒有所下降。
仅有电脑和电子产品、机动车及零配件、主要金属和其它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了2007年水平，其它行业仍普遍处于下降水平，反映了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局限性。
从2007年到2015年，电脑和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了约45.8%，是增长最多的产业，这也是美国制造业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受美国制造业振兴政策的影响，机动车及其零配件增加值也有一定水平增长，相比2007年水平增长约13.1%。
食品饮料烟酒增加值较2007年水平减少了约7.2%，可能反应了美国消费长期处于较为低迷水平，这可能与美国的老龄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在2016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好转，目前处于
2001年以来高位水平。
化学产品增加值也有较大下降，较2007年水平下降约9.5%。
图表14：
美国历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及制造业其它行业真实产值（2009年美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美国从2004年以来十多年，除了电子行业，非电子行业的制造业产值基本维持一个平稳状态，没有大的增长。
电子行业是过去十几年制造业主要的增长动力。
但在2016年，美国电子行业智能手机的龙头苹果公司的营业收入结束了过去几年的高增长，未来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局面。
同时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企业在快速占领市场。
在2016年财政年度，苹果的销售额达到2156亿美元，净收入为
457亿美元，两个数据均低于去年，2015年苹果的销售额为2337亿美元，净收入为534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是自2001年以来苹果第一次出现全年收入下降。
3.3、美国制造业：
显著的优势与劣势并存
3.3.1、优势之一：
能源价格低廉
中国、法国和德国的天然气成本对于美国不止3倍，日本的天然气成本甚至接近美国的4倍。
虽然全球工业用天然气价格都在提高，但自2005年以来美国正式开始重新开采地下页岩天然气资源，美国的天然气成本却下降50%。
目前，由于页岩天然气还是化工产业等产业的重要进料，因此低成本的页岩天然气还有助于使美国的电价低于大部分其他主要出口国，这对钢铁和玻璃等能源密集新产业来讲就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目前，天然气成本仅占美国平均制造成本的2%，而电力成本仅占1%。
但在大部分其他主要出口国中，天然气成本占平均制造成本5%-8%，而电力成本占2%-5%。
由于还需要一段时间其他经济体才掌握开采页岩天然气的能力或者美国才出口国内的页岩天然
气，所以至少在未来5至10年北美仍然将占据能源成本优势。
3.3.2、优势之二：
创新环境良好
持续的创新能力是美国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从苹果和谷歌先后发布
iOS和Andriod之后，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迅速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当所有传统车厂还
在从汽油动力向混合动力演进时，特斯拉就以纯电动车的形象迅速冒起，整个汽车产业在特斯拉的颠覆式创新逼迫之下向电动车领域加速发展；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拿到了美国内华达州的正式牌照，可以上路行驶，传统车厂又一次面临威胁。
创新环境往往不是影响到一个企业，而且影响到整个产业链。
美国的特定产业往往会集中到某一个地区便于协作共享资源，如旧金山硅谷、波士顿的“128公路”高科技园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这些都被称为“经济群落”，是美国最重要的创新基地，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创新基础。
3.3.3、优势之三：
信息技术强大
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信息技术已经深深嵌入到了制造业从设计、生产、装配到
服务的各个环节。
在制造业信息化方面，美国一直走在全球的前列。
在几十年前，制
造业资源管理最为核心的MRPII/ERP理念就是美国企业提出的，目前全球最好的ERP软件也是美国及德国设计的。
最近十年，影响制造业最大的信息化技术莫过于供应链协同，它让世界各个国家彻底成为了制造业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而美国正是在全面掌控供应链的基础上，进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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