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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媒介可信度的讨论与测量

关于新闻媒介可信度的讨论与测量

王旭

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副教授

莫季雍

国立体育学院体育治理学系

副教授

汤允一

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媒介表现:

关于新闻可信度的讨论与测量

中文摘要

社会大众对大众传播媒体的表现一向是贬多于褒,然而这些对媒体的微辞又有何依照?

大众传媒的表现又该如何评鉴?

评鉴的标准又是如何样?

本研究针对以上的问题,第一讨论研究媒体表现之方向与步骤,接着就McQuail以「公共利益」为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媒体表现分析模式」为分析大众传播媒体表现之标准加以讨论,并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于1998年7月执行的「台湾社会变迁差不多调查计画三期四次:

大众传播组」以及研究者于1998年9月以辅入学的政大传播学院大一新生为对象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两笔实证资料,针对「媒体表现」中阅听大众关于新闻传播媒体之可信度加以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有四:

1.什么是可信度,不同媒介的可信度之间是否有异,各媒介可信度是否会因测量工具的不同而有差异。

2.阅听人评判可信度时会受到哪些因素阻碍。

3.可信度之于阅听人对社会真实的认知有何阻碍。

4.媒介新闻表现的内涵,其与可信度之间有何关联。

本研究分析的结果如下:

电视新闻的可信度较报纸为高。

在阻碍可信度的因素方面,女性对报纸与电视可信度所作的评判较高,教育程度或个人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对报纸和电视可信度的评判较低。

此外,年纪愈大、对电视新闻可信度的评判有升高的倾向。

而就「比较法」方面报纸和电视孰较可信来做比较,女性较男性更相信电视,教育程度以及个人收入较高的受访者较相信报纸。

就可信度对认知社会真实的阻碍而言,在认知「产业外移」方面,相较于认为新闻报导较实际情形严峻,对有亲躯体会的受访者而言,对报纸可信度所作评判高,将媒介真实视为社会真实的可能性愈大,电视可信度在此的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认为实际情形较新闻报导严峻,不论受访者有无亲躯体会,对报纸可信度所作评判高,将媒介真实视为社会真实的可能性愈大,电视可信度与认知社会真实之间的正向关联仅存在于没有亲躯体会的受访者。

在认知「暴力犯罪」方面,相较于认为新闻报导较实际情形严峻,对没有亲躯体会的受访者而言,对报纸可信度所作评判高,将媒介真实视为社会真实的可能性愈大,电视可信度在此的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认为实际情形较新闻报导严峻,不论受访者有无亲躯体会,不论报纸或电视新闻的可信度与认知社会真实之间都没有显著关联。

媒介的新闻表现量表经因素分析,可得出五个共同因素:

新闻品质、专门利益、负面内容、倚赖和操纵、形式。

新闻品质那个共同因素所指涉的范畴与新闻可信度有相当重迭,可信度可视为是新闻表现的一个面向。

媒介表现:

关于新闻可信度的讨论与测量

「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色情与暴力的内容!

」、「新闻报导偏向某些党派或团体,有失公平!

」、「大众传播媒介关于犯罪情节的描述详细又耸动,全然就在提供学习的范本!

」、「大众传播媒介对某些情况的报导唯恐天下不乱,引起大众的恐慌!

」。

不管何时何地--日常交谈或是学校课堂,这些差不多上我们常常听到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大众传播媒介看起来成为社会纷乱之源。

人们会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批判,是基于一项观看和一个假设。

一项观看是:

大众传播媒介「融入渗透」〔penetrating〕于整个社会之中,随手可得,处处可见,差不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普遍性以及易得性,因此假设其对阅听人个人、团体、社会和国家必定有所阻碍。

既然假设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相当大的阻碍力,人们自然对其有所期待,对其表现所作的批判也就随之而来。

然而,这些批判的依照在哪里?

其标准为何?

是谁在批判?

什么缘故有这些批判?

在探究这些课题时,身为传播媒介的研究者不能往常一观看和假设,以及依照这观看和假设所做出的推论为满足,因为它们不是连续且有系统的研究结果。

再加上大众传播的环境与内容连续地快速转变,使得就媒介表现进行批判一事所涉及的情形更加复杂,这也更凸显了连续且有系统地研究大众传播媒介表现的迫切性。

本文研究者认为,此一主题的研究应置于研究文化的范畴之中,本研究将先阐述此一论点,然后提出研究大众传播媒介表现的一些概念以及进行研究的两个要紧方向--媒介内容和阅听大众。

媒介表现里的新闻表现,是传播研究者较为关怀的主题,本研究将循所勾勒出的媒介内容和阅听大众两个方向,就媒介的新闻表现进行较为详细的探究。

关于媒介内容的分析,要紧是整理McQuail近年来连续提出的论点,建立一个概念性架构;阅听大众对媒介新闻表现进行评判,历年相关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新闻表现里可信度的面向上。

在这两部份的文献探讨之后,本研究分析两笔阅听人评判媒介新闻表现和可信度的实证数据,并尝试将分析数据所得到的结果与内容分析的概念性架构作对应。

1、文献探讨

Carey〔1988〕指出,文化是对现实〔reality〕的认识、体验、说明以及再制的历程,此一历程可藉由符号系统传递予他人〔atransmissionmodel〕、或是展现出来邀请他人分享〔aritualmodel〕。

在此定义下,传播是一个「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现实的符号过程」。

因此,文化的本身确实是传播。

Rosengren〔1984〕认为,文化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直截了当观看或分析。

大众传播的内容那么是一个充满符号的系统,此符号系统正是文化实践的一种具体的表达。

因此,要就文化进行研究,得先建立文化指标〔culturalindicators〕,从研究这些指标入手。

而大众传播既为文化实践的表达,大众传播媒介的表现就必须置于文化指标的理论架构中进行探讨。

与文化指标有关的众多研究里,连续且有系统地以大众传播为研究重心的,以Gerbner及其同侪所进行的研究为代表。

他们的研究总称,确实是「文化指标」,并建议采取三种研究取向进行这方面的探究:

组织流程分析〔institutionprocessanalysis〕、媒介讯息分析〔mediamessageanalysis〕和涵化分析〔cultivationanalysis〕〔Gerbner,1969〕。

组织流程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阻碍媒介表现的各个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媒介内容系统性地产生作用的过程。

媒介讯息分析在检视媒介所出现的内容〔专门是电视黄金时段的内容〕,重点在于找出为较多数阅听人接收的讯息里所隐含的形式〔pattern〕。

涵化分析那么是以阅听人为对象,探讨媒介讯息分析所发觉的「媒介真实」〔mediareality〕,与阅听人认知的「社会真实」〔socialreality〕之间的关联。

Gerbner等涵化研究者强调,涵化研究检视的是媒介长期的对社会、文化的阻碍,得置于总体的分析层面〔aggregatedlevel〕来进行〔Gerbner,Gross,SignorielliandMorgan,1980〕。

此外,McQuail〔1994〕在讨论大众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不管是大众传播的产制或使用,处处可见文化的实践和再现。

将传播研究置于研究文化的范畴下,他列举出一些研究课题,例如:

生产、制造具有文化意义文本的媒介从业人员;从文化中使用、分享、了解文本的阅听大众;具有文化意义的媒介文本本身,或是产制媒介文本过程的实践;以及媒介使用的文化意涵,或是媒介使用深受文化阻碍的阅听大众之组成、认知与行为。

把研究焦点置于媒介表现,McQuail〔1992〕认为媒介表现的研究具有诊断〔fordiagnosis〕、了解〔forinformation〕、建立标的〔forsettinggoals〕以及评判〔forevaluation〕等功能,并对涵化研究里组织流程和媒介讯息两种分析取向之间的连结提出进一步的说明。

他指出,如图一所示,媒介如何表现受到媒介本身运作〔conduct〕的阻碍,媒介的运作受到媒介结构〔mediastructure〕的牵制,至于媒介的结构那么受限于两项因素:

一是媒介所存在的社会文化,一是因应此一社会文化的政策。

也确实是说,媒介的表现能反映其背后的组织流程和社会文化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McQuail指出,研究媒介表现的最终目的,也就或多或少带有对社会文化以及政策提供回馈的意图。

因此,进行媒介表现研究时的资料是以媒介的表现〔performance〕以及其对社会/文化(society/culture〕的阻碍为来源。

图表1:

阻碍媒体表现与社会科学研究角色示意图

综合Gerbner和McQuail所进行或倡议的研究取向,在文化指标上,因此如Gerbner所言,须从组织流程、媒介讯息、以及涵化分析着手,然而,媒介表现研究所重视的是影像、文字等符码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再现,以及阅听大众关于媒介处理这些符码结果的评判。

媒介本身处理符码的过程,以及阻碍此一过程的因素,在媒介表现的研究里应属于情境〔setting〕因素,而非要紧的研究对象。

因此,要就大众传播媒介的表现进行探究,能够从两个要紧的方向--媒介内容和阅听大众--着手。

前者以分析媒介内容为始,了解媒介文本的文化意涵,从而探究媒介文本所由而来的过程及阻碍此过程的因素;后者从阅听大众切入,让文化消费者主动对所使用的媒介表现进行诠释与评判,继而对媒介文本的内容和产制提出回馈。

这两个方向或观点,彼此之间在概念厘清和实证检视上相互对应,合为一体。

1、分析媒介内容

新闻是真实世界的再现〔re-representation〕,经由新闻产制的过程--选择、编辑、强调某些部份、扭曲、甚至操纵--将发生或发觉的资讯建构成新闻。

尽管大众传播的内容形式有许多种类,且部份研究者并不认为在探究阅听人分享文化意义、建构社会真实的过程里,区分新闻和其他种类文本的差异有绝对的必要,只是,阅听人在评判新闻时通常以最高的标准来进行,在传播研究里新闻也一向被给予有别于其他种类媒介内容的地位。

因此,本研究在探究媒介表现时,以媒介表现里的新闻表现作为讨论的重点,先从媒介内容、再就阅听大众的观点,来看该如何样评判新闻表现,以及实际评判新闻表现时的表现。

新闻有别于其他种类媒介内容的特性之一,是新闻被视为具有促进「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的责任。

从规范性理论〔normativetheories〕动身,讨论新闻媒介的「应为」〔should〕与「不应为」〔shouldnot〕,用以做为评判媒介新闻表现准据的学说,始终是传播研究里的重要领域。

Sibert及其同侪早在1956年进展四大报业理论〔FourTheoriesofthePress〕,其后Merrill〔1974〕对专制〔authoritarian〕与自由〔libertarian〕进行讨论,Hachten〔1981〕又提出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进展性的〔developmental〕、西方的〔Western〕、共产主义〔communist〕与专制性理论,在Hachten的架构上,McQuail〔1987〕增加了进展性和民主参与两项,另外还有Altschull〔1984〕提出的市场〔market〕、马克斯主义〔marxist〕和进步〔advnaceing〕理论等。

这些规范性理论有一个共通的差不多假定:

新闻媒介提供给人们的是「公共利益」或一样性福祉的议题〔McQuail,1991,1992,1994〕。

换句话说,它们假定新闻媒介在文化和政治领域里,负有促进社会福祉的责任。

「公共利益」一直是分析新闻媒介组织体系及其内容表现的要紧概念。

只是,那个概念会因时、地、人的不同,而各有所异,有时甚至会如后现代主义论者所言,被当成是压迫少数团体或不同意见的工具。

有鉴于此,McQuail〔1991,1992,1994〕强调,进行媒介分析时不宜僵化公共利益的本质,而应采纳Harbermas学派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与「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action〕等概念,来阐释公共利益〔Harbermas,1979,1984,1987,1991〕。

从那个角度来看,公共利益是民主辩论以及公众决议的结果;它不是依照辩论者的背景或身份所产生,而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摸索,所选择的最正确的辩论结果〔Tang,1996〕。

基于如此的立论,McQuail〔1991,1992,1994〕近年来连续阐释「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及「秩序」〔order〕等三个概念,以此为核心来评判新闻媒介的表现。

「自由」那个概念是由独立〔independence〕、发讯者的媒介使用权〔accessforsenders〕、接收者可接触的多样性〔diversityforreceivers〕和内容的客观性〔objectivityofthecontent〕等四个次概念所形成;后三个次概念同时也是构成「平等」那个概念的三个面向。

「秩序」那个概念有社会的〔social〕和文化的〔cultural〕两个面向,前者可进一步说明为团结〔solidarity〕、亲社会的阻碍〔pre-socialinfluence〕及操纵〔control〕,后者那么是由品质〔quality〕、非文化〔un-cultrual〕和认同〔identity〕所构成。

这些概念和次概念,可用来从组织的角度对新闻媒介运作的过程进行评判,也可就新闻内容的观点采纳内容分析的方式予以验证。

例如,在「自由」的概念下,独立可经由新闻内容的可靠性〔reliability〕、独创性〔originality〕及批判立场〔criticalstance〕来判定。

在「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下,发讯者的媒介使用权表现在新闻媒介对任何消息来源一视同仁的开放或平等〔openand/orequal〕,且其内容要能反映消息来源的比例〔proportional〕。

接收者可接触的多样性可再分为多样化的节目供给〔diversityofsupply〕与多样化的传播管道及新闻内容〔diversityofaccessandcontent〕;多样化的节目供给指的是接收者有其选择〔choice〕,同时也暗示内容的改变〔change〕,而传播管道及新闻内容的多样性那么是表示新闻内容的改变〔change〕,以及顾及社会上不同群体〔reach〕的结果。

内容的客观性是假设新闻内容为中立〔neutrality〕、公平〔fairness〕及真实〔truthfulness〕。

在「秩序」概念的亲社会面向上,团结表示新闻的内容具有同情心〔empathetic〕而且是可被认同的〔identified〕;操纵那么表示新闻内容应提供符号上的共识〔consensus〕与公共秩序〔publicorder〕。

在文化面向上,品质表现在具有教育/科学〔educational/scientific〕以及艺术/审美〔artistic/aesthetic〕的内容;非文化的概念出现在低品味〔taste〕、粗鄙〔in-decency〕及暴力〔violence〕的内容之中;认同那么指的是提供国家的〔national〕和次文化〔sub-cultural〕的认同。

要对媒介的新闻表现进行内容分析时,那个概念性架构可提供建立类目的参考。

下节「评判新闻表现」里,将对此一架构做进一步的分析。

此一架构里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图说明:

图表2:

评判新闻媒体表现概念结构图

2、评判新闻表现

与分析媒介内容相对比,从阅听大众动身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焦点要紧集中在新闻表现里的可信度,由阅听人进行评判。

历年来成果因此丰硕,然之于学术理论上的奉献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本文作者认为,从阅听大众观点进行的可信度研究,在概念测量上应该与从分析新闻内容动身的研究取得一致,否那么就会如Gaziano〔1988〕所说,新闻可信度研究本身就有可信度的问题。

罗文辉和陈世敏〔1993〕回忆美国过去进行的关于新闻可信度的研究,将之归纳为三个研究取向:

比较不同媒介的可信度、探讨可信度的面向、分析阻碍可信度的因素。

第一和第二种研究取向似可整合为一,即探讨可信度的内涵,而新闻可信度有何阻碍似可成为另一种研究取向。

可信度的探讨在可循上述各取向进行的同时,还有选择研究对象的考量。

历年研究里,有以某类媒介的新闻表现做为研究对象的,如Meyer〔1988〕研究报纸和电视的可信度;有以某一媒介的新闻表现为研究对象,如Times-MirrorCompany〔1986〕列举出各个新闻机构,请阅听人就各机构报导新闻的可信度进行评判;有以某类新闻的可信度为研究对象,如Lee〔1978〕将报纸和电视新闻分成全国/国际新闻和地点/州两类;有以某那么新闻为对象,如Perloff〔1989〕探究关于中东局势报导的可信度;还有以新闻记者为研究对象的,如Markham〔1968〕设计55个语义差距题项的量表,由大学生评估电视主播的表现,得出严谨〔reliable-logical〕,看头〔showmanship〕和可信任〔trustworthiness〕等三个可信度因素。

罗文辉和陈世敏〔1993〕称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为「认知参考点」,是受访者在研究情境里针对研究主题形成意见时,据以判定可信度高低的基础。

研究对象的选择基于研究问题或假设,本研究将媒介的新闻可信度视为媒介新闻表现里的一环,在进行相关讨论时,要紧以各类媒介的新闻可信度作为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的表达里,可信度、媒介可信度或新闻媒介可信度,指的差不多上媒介的新闻可信度。

(1)可信度的内涵

比较不同媒介的可信度和探讨可信度的面向这两种研究取向,从测量方法的角度来看,前者是在问卷中采单一题项、用类目或命名式的表尺,探询受访者比较相信哪种媒介报导的新闻,后者那么是用连续性表尺的测量方式、通常以包含多个题项的量表,来探究各类媒介的可信度内涵。

单一题项的测量方式较早被使用,如Westley和Severin〔1964〕问道:

「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三者间,您觉得哪一个能提供最正确真实的新闻?

」。

Roper机构在提问时加入「报导不一致」的条件:

「假如你发觉广播、电视、杂志或报纸对同一那么新闻的报导不一致或不同,对这四种不同的报导,你会倾向相信哪一种--广播、依旧电视、依旧杂志、依旧报纸?

」〔引自罗文辉、陈世敏,1993〕。

除了问受访者最相信哪种媒介的新闻报导外,有的研究另外用问受访者「最不相信」哪种媒介的方式,来比较各媒介新闻可信度的高低〔如:

林东泰,1998〕。

采纳单题方式所得到的测量结果,在电视逐步成为社会上一样人最常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之后,回答最相信电视新闻的受访者比例始终最高,且此一比例与排名第二的报纸之间的差距,总是较采连续性表尺量表法所测得的两媒介可信度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

究事实上,单题方式的测量虽有其意义,但所得结果不是可信度本身,而是不同媒介可信度之间的比较。

假如能就可信度本身先进行了解和测量,然后再比较不同媒介可信度间的差距,所得到的发觉可能更有意义。

由多个题项构成、用以指涉可信度的量表,所得到的测量结果多利用因素分析〔factoranalysis〕或其他统计方式加以整合,得出数目较少的几个共同因素,做为可信度的指标。

尽管不是针对媒介,Hovland,JanisandKelley〔1953〕在探究可信度那个概念时,第一区分其中的各个面向,认为可信度应该具有专业〔expertise〕和可信任〔trustworthiness〕两种因素。

Kelman〔1961〕认为这两个面向指的是可信度的认知〔cognition〕部份,在情感〔affect〕部份可信度还可再区分出吸引力〔attractiveness〕和威望〔prestige〕两因素。

Berlo,LemertandMertz〔1970〕和McCroskeyandJenson〔1975〕参酌前述Markham的量表进行调查,分别得出不同面向。

Berlo等人将可信度分为资格〔qualification〕、安全〔safety〕和动力〔dynamism〕三个面向。

McCroskey等人因素分析46个语义差距题项,得出能力〔competence〕、特质〔character〕、社会力〔sociability〕、〔composure〕和〔extroversion〕五个可信度因素。

GazianoandMcGrath〔1986〕分析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探讨报纸新闻可信度所进行的研究里,一套16个题项5个级距语义差距量表的测量结果,发觉可信度可分为「报导可信度」〔credibility,包含十二个题项〕和「社会关怀」〔socialconcern,包含三个题项〕两个面向。

Gaziano等人的调查访问了1200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研究结果连续经美国学界重行检视。

Meyer〔1988〕认为,Gaziano等人所使用量表里各题项正反陈述夹杂,可能误导受访者,且缺乏表面效度及理论基础。

在重行编排量表题项后,Meyer的研究结果指出,不论报纸或是电视新闻的可信度,都可各得出两个面向:

「相信」〔believability,包含七个题项〕和「社区关联」〔communityaffiliation,包含四个题项〕。

Meyer连续对构成「相信」那个面向的各个测量题项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删去两个题项,认为公平〔fairness〕、无偏见〔unbiased〕、报导完整〔tellingthewholestory〕、正确〔accuracy〕和可信任〔trustworthiness〕这五个题项,是构成此一面向的最正确指标。

Meyer的同事West〔1994〕后来就Meyer提供的原始数据作进一步的检视,支持这五个题项所构成的「相信」面向,比Gaziano等人原先十二个题项组成的「报导可信度」面向,在测量报纸和电视新闻可信度上都更具效度;只是,其他题项的测量结果经重行分析,难以支持「社会关怀」或「社区关联」是媒介新闻可信度里一个单独面向的说法。

以上列举的由受访者评判媒介可信度所得到的「可信度」面向,各个研究的发觉彼此之间有互通之处,但也不尽相同。

就互通之处而言,Meyer和West研究发觉的「相信」,与GazianoandMcGrath的「报导可信度」似有许多重迭,且此一概念似能含括Berlo等人所说的「资格」和「安全」,以及Kelman和Hovland等人提出的「专业知识」及「可信任」。

综合与此一部份研究发觉有关的讨论,「平稳」〔balance〕、「公平」〔impartiality〕和「客观」〔objectivity〕似是阅听人在评判新闻可信度时的要紧依据。

「平稳」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指的是媒介应该提供各式各样的内容给阅听大众,让关怀各种主题的阅听人都有可选择的传播内容,另方面是新闻关于冲突议题的双方或多方,应该给予相同的报导机会,做到公平和没有偏见。

也确实是说,平稳含有多元〔diversity〕和均等〔equilibrium〕两个次概念。

「公平」指的是不偏不倚,在充满竞争与冲突的世界中能够将每种观点都出现给阅听大众,新闻工作者就必须以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方式处理新闻。

「客观」那么是在报导时不持有任何预设立场。

这三个由实证研究结果所归纳出来的概念,可与前述内容分析建立的概念性架构里「平等」概念下「发讯者的媒介使用权」、「接收者可接触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客观性」相对应。

与内容分析所建立的架构一样,在评判新闻表现上也可归纳出「客观」那个要紧概念。

「平稳」里多元的涵意与接收者可接触的多样性相似,均等那么与发讯者的媒介使用权近似,「公平」的意思也与多样性和使用权有所重迭。

从阅听人观点探究可信度内涵所得到的发觉,与从内容分析动身建立起的概念性架构有相对应之处。

换句话说,假如各实证研究经量表所测得的此一共同因素,确实是新闻表现里的「可信度」面向,那么,用来评判新闻表现的概念性架构里「平等」那个概念,就在指涉可信度,可信度的内涵也就在此。

(2)阻碍可信度的因素

在探究可能阻碍可信度的因素方面,美国早期的研究多半将焦点置于阅听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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