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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申论范文国考省考必备
安全生产
多措并举确保公共安全齐心协力推动社会发展
近年来，我国公共安全事故频发，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公共安全事故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
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曾在政府工作会议上指出：
“让人们安居乐业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政府造福一方的重要内容。
”而当前公共安全事故严重影响了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人民乐享发展成果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局势在必行。
政府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者，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者，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调集资源、组织力量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保障公共安全建设中，也应当承担起责任，发挥好作用。
完善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公共安全的硬件保障。
近年来，我国生产、卫生、交通等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基础设施配置不足和保障不及时造成的，这就在无法控制的天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祸的因素，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牵涉面广、投资量大、收益小，因此，政府不但应在财政预算及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同时还应有效调集、调控社会资源，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安全事故防范的屏障。
各类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还要做好企业的安全能力建设。
要鼓励和督促企业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很多企业或面临着严重的生存竞争压力，或没有足够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和投入都不到位，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适当扶持，增加投入。
同时要求或帮助企业做好领导干部和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生产技能的培训。
公共安全的实现，离不开健全、完善、及时、有效的监督机制建设。
政府既要强化自身公共安全执法监察能力建设，强化行政部门安全监管职能，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尊重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为社会监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做到对于群众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深入调查、及时反馈、妥善处理。
公共安全建设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它由诸多方面组成，由多种力量维系，由多个体系保障，绝非一人一时之力可达成。
因此，只有全社会共同行动，将公共安全建设作为一项必须始终紧抓和重点建设的工作进行下去，我们的公共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社会也必将更加和谐。
走好养老路共享夕阳红
——立足国情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不论今天你有多年轻，明天依旧会变老。
”如今，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时候。
据有关数据显示，预计到2014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突破2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问题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人福祉的双重压力，而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大、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模式亟须创新……诸多由人口老龄化衍生的养老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老龄事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纵观国外老龄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无不是立足本国国情，以高瞻远瞩的姿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亦应从本国国情出发，踏实地走好养老路，让老年人共享夕阳红。
循序渐进，实现制度公平。
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公务员、农村地区等养老金差别巨大。
据调查，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企业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低两三倍。
走好养老路，需打破养老金双轨制，逐渐提高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养老金发放标准。
同时，从完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入手，实现社会保障福利的全覆盖，逐步实现制度公平。
未雨绸缪，超前谋划老龄事业发展。
我国老龄化阶段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未富先老”的典型。
为更加从容地应对老龄化，应当把构建完整的养老服务体系摆上议事日程，尽早、尽快、尽好地统筹安排，不断加大力度推动老龄事业的发展和推行福利社会化，将分散、自发的地区老龄事业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行为，为老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群策群力，发挥社会力量发展老龄事业。
新加坡把扶老助老作为一种社会时尚，把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作为一种追求，鼓励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事业中来。
鉴于此，我国的老龄事业发展应该在充分利用家庭资源的基础上，注意整合吸纳民间力量共同打造老年人养老事业，积极探索引入市场机制，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丰富、更加优质的服务途径。
鼓励私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老龄事业并为其发展提供便利，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实现政府主导、吸收社会力量的良好格局，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我国老龄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养老是一项全国性的课题，创新养老模式，从容地应对老龄化需要公民的共同努力。
2013年“常回家看看”入法将养老问题提升到了法治的高度，这反映出国家对老龄事业的重视和积极应对老龄事业的决心。
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关注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发展老年文化教育事业，让天下父母真正老有所依
莫要“病急”才“投医”
——谈食品质量管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使人们愉悦。
它能提供人体必需的营养，还能助人们预防疾病。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食品安全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食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断涌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构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加强食品质量管理势在必行。
加强食品质量管理有助于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食品生产流通环节比较多，如不注意加强质量管理，不能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就很容易造成食品污染，从而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搞好食品质量管理，可以预防、减少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有助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加强食品质量管理有助于提高食品企业的经济效益。
良好的食品质量管理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品损失和浪费，减少原材料、动力和工时的消耗，降低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比较少的消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食品尽快占有市场，易于销售，从而缩短库存时间，加速资金周转，同时，还能不断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
加强食品质量管理有助于企业按国际通用标准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海关等部门依照我国的法规对进出口食品质量和安全进行严格管理，对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经常面临进口对象国的贸易壁垒。
只有加强质量管理，才能提高出口食品质量，促进食品出口；只有提高检测水平，才能提供有利的质量保证，推动食品的出口。
食品质量管理应重在预防，不能等到出现重大事故才来补救，病急才投医。
应尽快成立食品质量卫生安全认证机构，积极开展“安全食品”的认证工作；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使食品安全工作有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覆盖面宽、时效性强的食品供求、交易、价格等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制度和监测抽检预警网络系统，做好食品供求、卫生质量预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同时，辅之以食品安全的宣传工作，让全社会、企业、公民都认识到食品安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共同推进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
诗云：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越到最后的紧要关头，越需要我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相信只要迎难而上，就一定能为群众营造一个“吃得放心、喝得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农村医疗不能成为“短板”
——推动公共医疗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我国政府当前和将来一段时期内的面临的重要任务。
当前民生问题中“看病难，看病贵”突出，尤其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严重短缺，三分之二的农民仅占有20%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缺。
农村的医疗保障问题，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关乎农村的和谐稳定，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如何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民生问题。
对此，我们应该积极按照新医疗改革的要求，推动医疗资源的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的医疗利益。
合理分配城市和农村的医疗资源，推动医疗的公平化。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的市场化分配出现了马太效应，导致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看病难”随之而来；基层医院自食其力的运作机制导致药价虚高，“看病贵”难以避免，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究其根源，医疗资源分配的过渡市场化是罪魁祸首，医疗产品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单纯依赖市场来分配已经被证明行不通，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进行合理引导。
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发挥作用，有所作为，通过政策调整积极向农村地区进行倾斜，引导医疗资源从城市向农村、从大医院向基层医院流动，真正实现城市农村之间的医疗公平。
加大对农村医疗的财政补贴力度，还历史欠账。
我国曾经的合作医疗制度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医疗”，引起全球的赞誉。
而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原有的合作医疗随之瓦解，“赤脚医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公共补贴，成了自食其力、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
农村卫生事业几乎成了遗忘的角落，绝大部分农民毫无医疗保障。
时至今日，我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大为改观，政府应该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加大对农村医疗事业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力度，切实解决农村医疗单位运转困难的问题。
在实践中继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在落实。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
制度在我国还是稀缺品，尤其完善的制度是解决问题的长效之策，当前我国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在具体层面还需探索，我们应该积极吸取以前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每个地区的实际有所区分，在筹资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泰国的农村健康卡制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制度等，为我所用。
“社保是民生之依”。
农村医疗保障更是关乎民众福祉，是老百姓心之所依。
我们应积极调整医疗政策，合理分配城乡医疗资源，加大对农村的医疗补贴力度，让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继续完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真正实现公共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农民的权益，从而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治理大气污染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诗中如画般的景色，现在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
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了一己之私而肆无忌惮地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攀比并炫耀般的过“高品质”的生活，向大自然排放出大量废气、毒气，导致了空气污染，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也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整治大气污染。
整治大气污染需要调整产业发展结构。
当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我国生产结构中占据着相当大的部分，并且低水平重复生产，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
而符合低碳环保型、高技术特征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因此我们应调整生产结构，调整高耗能、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为低碳环保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如此，既可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又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整治大气污染需要调整产品需求结构。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一些不文明的消费方式刺激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如，一些人驾驶大排量高耗油的汽车，住高耗能不节能的建筑。
因此，政府应当调整需求结构出台措施抑制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并倡导低碳节能环保的消费方式。
不仅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上承天意又下顺民心。
整治大气污染需要调整资源投入结构。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为支撑的，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样的增长格局难以长期保持下去。
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应由由主要依靠物质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既有利于建设创新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可以节约能源，为整治大气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
”整治大气污染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
整治大气污染需要调整生产结构、需求结构、投入结构，唯有如此，才能使国人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的世界里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
深化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我国重点关注的改善民生的主要问题之一，更是胡锦涛所指出的振兴中华的三大战略之一。
教育问题不仅是关乎广大民生问题的社会问题，更关乎促进国家发展，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战略任务。
当前中国的教育发展进入了瓶颈期，无论是从教育的投入公平上还是从教育的模式上都存在不同的欠缺之处。
正如钱学森所指出的“中国的教育体制很难培养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没有创新的教育体制，就没有能够创新人才，就难以实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深化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势在必行。
培养崇尚科学的学术氛围，营造宽松的学术体制是促进学术进步，培养创新的前提。
当今屡见不鲜的学术不端，学术造假行为为人们所诟病，达到名校院士的剽窃著作行为，小到普通高校学生相互抄袭的论文行为。
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学术界所丧失的崇尚诚信，崇尚严谨的学术精神。
学术精神的缺失是学术腐化，创新衰落的主要体现，也是中国教育的耻辱。
因此，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深化教育体制的首要任务。
将学术研究和行政化、官本位、金钱崇拜剥离开,加强监管和审核，避免造成了大学的产业化倾向、学术浮躁和制度缺失,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甚至学术商业化。
这是能够真正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
加大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落实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不仅使得地区间的学生得不到公平的教育，甚至在高考（微博）升学方面出现不同地区划分不同的分数线和户籍限制问题。
农村学生得不到义务教育，甚至由于贫困被拒之门外。
我国相关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当前的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更导致学生的权利受到侵犯。
因此加大投入，是解决我国教育体制中的教育公平缺失的重中之重。
创新教育模式，实施实行高校自主办学，并与企业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教体制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之策。
师生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使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使高校成为科技创业型大学，实现科教强国。
美国大学普遍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生产、科研部门的信息时时都相通，故每年有上千个专业被淘汰，又新增上千个专业，所以美国大学永远能跟上企业的创新需求，创新人才很多。
同样日本教育能走在中国之前，也同样是在教育模式上遵循支持创新鼓励创新，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
因此，中国教育体制在计划体制之下已经严重被束缚，与社会需求脱钩，必须深化改革，才能走出“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困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二十一世纪，人才是各发达国家关注和争夺的资源，也是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就需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而对于我国而言，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振兴中华的根本。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才能走科教兴国之路，最终实现民族振兴的梦想。
医患关系（暴力杀医）
日前，温岭杀医血案，把医患关系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点评：
开门见山，提出问题）。
就在最近，多起暴力伤医事件此起彼伏，上海交通大学（微博）附属仁济医院一名医生被患者殴打昏迷；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3名护士被患者砍伤；广东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一名护士被产妇丈夫殴打。
暴力袭医事件频频发生，刺痛社会的敏感神经。
（点评：
开头有两大特色，一是开门见山、提出问题；二是采用了排比式开头，彰显了本文写作的重要性，也引人深思）
屡屡发生的暴力袭医事件已经让医生成为了公认的“高危职业”。
医生和患者本应在同一个战壕中狙击病魔，本应是唇亡齿寒、同命相连的关系，为何如今竟拔剑相向？
难道医生和患者，注定要脱离理解与信任的轨道，就此跌入猜忌与对抗的深渊？
（点评：
分析段以连续两个问句结尾，发人深省）
显然，无论医患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也不管患者对具体的医疗措施怎样怀疑，诉诸暴力都只能将问题恶化，动用暴力都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
事实上，频频发生的暴力袭击，已经让医生心理负担过大，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当医生成为暴力袭击的无辜受害者，对于患者治愈疾病有害无利，暴力伤医难道不是医患双输的悲剧吗？
（点评：
本段落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了引证法，引用数据表明作者的论点，童鞋们要学习；另外，在引证法的同时，文章作者还运用了设问的修辞方法）因此，对血案一查到底，对暴力依法严惩，这是促进医患关系回归信任的起点和前提。
（点评：
本锻炼起始和结尾都在申明论点）
事实上，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毕竟医学专业门槛太高，医患之间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正如一位医生所感叹的：
检查多了，病人说乱检查；检查少了，病人又说延误病情。
但是在当下中国，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尤为突出，看病难、看病贵自不待言，医生群体中也确有一些害群之马，或收取红包，或开药提成，抹黑了整个医生群体的形象。
（点评：
指出医患纠纷是世界性难题，彰显作者的开阔视野，也丰富了文章的论证角度）
社会转型期，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渐趋多元，医患关系缺乏信任，固然也与社会戾气增加这个大背景有关，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医疗体制。
（点评：
运用转折式开头论证作者的论点，彰显文章的层次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方面，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的患者分布在农村，而80%的优质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痼疾犹存，国外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惟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
（点评：
文章运用了引用数据的论证方式，论据使用较有说服力，能从正面论证作者观点，最后一句话导出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制度）
因此，不要再让救人之地成为伤医之所，固然需要加强医院安保，但是从根本上杜绝暴力袭医，从本源上修复医患信任，还需要深入推进医疗改革。
根除“以药养医”的顽瘴痼疾，确立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才能让医生与患者真正唇齿相依、和谐共处。
（文章摘自人民网
从“竞争生存理性”转向“和谐合作”的共生理性
说起公共文明建设，我们往往会想到这些年来大规模的城乡开发建设，海外来人往往惊叹我们一些大城市的规模气派，甚至以为一些中等城市的设计布局和外观也可与欧美比肩；人们也往往会想到从“五讲四美”到“八荣八耻”的种种文明礼仪活动，这些活动规模的广度和力度，也是国人能感受到的。
然而，这些年来，随着公共空间的日益扩大，国人有违公共文明的行为屡屡发生，往往令人咋舌扼腕。
公共文明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何以出现反差？
国人公共文明的素养何以裹足不前？
面对问题，今日的公共文明建设，似乎应有一种新的思考、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何谓文明？
被称为“21世纪社会学家”的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经典著作《文明的进步》中认为：
文明是一种结构，也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说文明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文明的进程实质上就是诸多结构要素互动影响的过程。
毫无疑问，公共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特定环节，公共文明的建设进程，是由其诸多结构要素相互影响发展的过程。
整合多种研究观点，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结构立体化为两个层次：
浅层次与深层次，当然，我们也可形象地称之为“浅水区”与“深水区”。
“浅水区”大致包括“器物建设”与“文明举止”；“深水区”大致包括社会文化与人的理性。
公共文明建设的过程要求浅层次与深层次的要素同步向着一个方向进行整体性的“转身”。
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浅层次的“器物建设”和人的表面化的文明礼仪规训的时候，深层次的要素也应同步跟进。
具体地说，一方面，要使处于结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实现从“自我中心”的生存文化向“承认他者”的公共文化转身；另一方面，作为结构又一深层次要素的人的理性，则实现从“竞争生存理性”向“和谐合作”的共生理性转身。
公共文明的建设正是这种整体的、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是自然而缓慢的过程，革命式、运动式的方法似乎并不适合这一类建设。
“百年树人”的箴言似乎更切合解释这一建设特点。
当我们大致了解了文明建设的一些特点后，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作出回答了，这是因为我们比较习惯以传统的、平面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公共文明建设问题，以至于止步于浅层次的文明建设要素，而未认识到更深层次的建设要素。
以现代的、立体的、过程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公共文明建设，那么，新的目标、新的拓展点就隐约可见了。
当然，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也十分重要，这里也有一个转变习惯思维方式的问题。
实际上，公共文化的建构与人的公共理性的养成，仍然是一种结构性的进程，唯有诸如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导向、教育方式、文化传播乃至人的心理状态等要素，形成一种良性的同步互动机制，文化建构与理性提升才有可能避免“单兵”突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今天，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国人“转身”意识的日渐强烈，正是我们实现整体“转身”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公共文明建设的“深水区”，实现新突破、新拓展。
公共文明建设并非仅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内部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放眼世界，我们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举足轻重的政要，并未摆脱“冷战思维”，从而使得保证全人类和平共处、和谐生活的“地球村”的公共文明建设举步维艰。
不过，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人类终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地球村”的公共文明建设终将或正在迎来“进行时”。
民工易老城市难留
——新生代农民工何去何从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作为一个数量庞大、情况复杂而又对经济与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影响的固有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以下六大问题：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二、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五、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从新生代民工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看清其在新时期的新特征。
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
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
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
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正是在新的经济格局与旧有户籍制度对冲影响而生，所以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分析深层次成因，由四方面入手，切实解决问题：
一、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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