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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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
黄道炫：
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
多年来，尽管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罕见，影视及文艺作品的浪漫呈现和地道斗争的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涵，相差也不可以道理计。
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中共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
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敌意，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事实上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
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方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
吕正操回忆：
“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掳，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
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
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
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
”地道初起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证实了吕正操的说法：
地道“最初的形式，仅[是]在村外的一个洞而已”。
单个的地洞由于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
“当敌人进行搜索时，‘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敌人的手掌的……于是长距离的地道开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着，而且地道从这个村庄通到了那个村庄，通到四周围的村庄去。
”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好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
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
“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
战道与水井相通，内有通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
古战道在土中的埋深，浅的顶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
”明人王士性描述过山西的地道：
“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虏，虏人遇窖不敢入，惟积草熏之。
然其多歧窦，即熏烟，有他窍出不为害。
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长里余，尝与他家穿处相遇。
”可见古地道规模已很可观，躲藏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
抗战时冀中的地道在保存干部乃至武装力量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时人谈到：
“地道不但与干部、游击队员的生命联系着，而且与干部、战士之工作、作战情绪有重大关系。
有了一个好洞，比保有一处华丽的庄院还要高兴痛快。
”
地道在冀中得到发育，关联着自然、历史、社会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因素。
自然地理条件是地道产生的基础。
冀中位于华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黄河、海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地表下2—6米区域为轻亚粘—亚粘土。
轻亚粘—亚粘土塑性指数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稳固，且轻亚粘—亚粘土相对易于挖掘，便利地道形成。
杨成武总结挖掘地道条件时，首先即提到：
“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质，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积土），否则不仅无用，而还有倒塌房屋之危险，同时敌人容易掘开。
”冀中的地质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地下水的位置是影响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条件，冀中的安新县因为“大部县境是水地”，挖掘地道就较困难，民众对挖地道不以为然，抱怨：
“上边叫挖就挖吧，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们军队吗?
”不过，冀中大部分地区地下水都较深，不会影响浅表的地底作业。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
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
1937年10月，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
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
此时，日军南攻，国军溃败，“群众悲观失望，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卖烧饼的小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时要遇到20多起路劫;贴票诈财成为常事。
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军队，而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吕部回到冀中后，与东进的八路军主力一起，大举编并各类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
这样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
“创立了很大的党和军队，发展了民运，建立了政权，使冀中平原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都是冀中区领导同志坚持执行中央路线与冀中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
”而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在冀中“横行”的指责，也侧面说明了其在冀中的壮大。
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阳时，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在有白净台布的长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适的西式椅子上”向冀中的文化人介绍陕甘宁边区的状况。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在华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
1939年，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开始将重心放在巩固其控制区域上，冀中作为日军眼皮底下的敌对地区，首当其冲受到日军连续攻击。
尽管在抗战初期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中共造就了一个强盛的冀中根据地，并充分调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资源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面对日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持续保有根据地还是力所难能，有关报告显示：
“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为敌占区和游击区）。
”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形成日军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
“敌人不断的采取着不同方式对我实行进攻，我之根据地常有部分的变为敌占区。
由于我之不断的进攻，又使敌占区变为我之根据地。
因此，我之各种武装，为要遂行其所担负的任务，就要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
”
中共和日军争夺异常激烈的特殊态势，催生了冀中地区挖掘地道的动能。
中共和日军交叉拉锯，互有进退，而从总的趋势看，由于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中共在日军的蚕食进攻中，地区逐渐被蚕食，武装也处于游击运动的相对被动状态，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
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客观而言，地理环境对游击和躲避并不有利，地道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
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
当时干部分析地道产生背景时说：
“如果说只是因为敌人扫荡、清剿频繁，才逼使群众这样干的，即所谓‘压力大，反抗也越大’，从当时的事实看也说明不是全面的，如当时在冀中东部沿津浦铁路附近和冀中北部（大清河北）某些党和群众基础还差的地区，对敌人频繁扫荡清剿宁愿应付顺从，从而忍耐下去也不肯搞地道斗争。
反过来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冀中中部处在滹沱河和潴泷两河之间的安平地区，整个县只有县城内有敌人，而且从1938年至1942年大扫荡一直是长期处在我优势兵力包围下，敌人根本不敢出来扫荡。
虽然安平县的党和群众基础也很好，但缺乏敌人压力，单靠我们发动或用什么强迫办法硬要搞出地道斗争也是困难的。
”地道是不稳定环境的产物，如果对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则地道和地道斗争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自身如果处于安定环境中，挖掘地道则不免画蛇添足之嫌。
拉锯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环境，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对此，中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地道斗争必须依靠于群众的力量，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
”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同时民众是否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过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
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众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
中共与民众的关系，其对手方留下了不少记载，日本人承认，中共的“武装和党组织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应当看到匪区的全体民众都是怀有敌意的，因此单凭宣抚工作来分离匪与民是很困难的”;“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
在“扫荡”中，日军处处感到中共武装和民众结合的威力：
“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
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
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在条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
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为显示威力，日军在初期占领地区，烧杀特别严重，就华北总体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
“敌人在北面的屠杀人民的政策执行得很凶，但在平津路方面欺骗政策就比较的多了。
敌人在邢台一带，也召开群众大会，散发抢来的香烟、食盐、糖果给百姓。
有时并抱抱小孩，以表示亲热……对于抗日的人则大批屠杀与火烧。
”冀中作为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被难地区，当地民众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又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
“五一大扫荡”后，由于中共的坚持以及弥漫在民众中潜在的反抗和敌意，日军的统治相当困难，屠杀成为强化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以镇压办法检查反共誓约，背不过即杀，每村一定杀一两个（高阳三区），为背反共誓约杀了62个人。
有的是汉奸家属，有的是地主，背不过的杀，背过了的说是八路军也杀。
”一直留在华北的英国人林迈可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人发现：
“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政府只有依靠变本加厉的恐怖才能维持。
面对民众一致的敌意，除了滥用恐怖和报复，没有其他控制办法。
在冀中，日本人实施了一项政策，只要有公路被挖断，就把最近的村子里的一名男子活埋。
”屠杀固然可以吓阻于一时，却也激起民众更为强烈的敌意。
冀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军的屠杀有关，同时还缘于这里民众的相对高素质。
民族情绪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浸润，从知识和文化教育中提升。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时，一般和知识水准呈正相关状态。
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领先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旺盛，吕正操曾指出：
“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学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准一般较高。
定县有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村有几个大学生，并且在抗战前受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也甚大。
”周士第也肯定冀中“群众文化水平相当高，有相当的斗争经验”。
平教会在定县所作调查显示，1928年，定县62村“找得出中学毕业及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学毕业的人有18村”，这一数据本身在当年已经比较让人乐观，经过战前十年教育的较大发展，尤其是平教会的促动，相信到抗战前这一比例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另外，由于靠近几大都市，冀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战前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华北最著名的布产区即在高阳（产区包括蠡县、清苑等地），县志记载：
“轧轧之声，比户相接，集期一至，毂击肩摩，商贾云屯。
”陈翰笙1934年撰文提到：
“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
”而陈翰笙对河北的调查，恰恰选在他认为较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冀中清苑县。
日军入侵，对这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以饶阳为例，“以前饶阳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万，到关东者可收入百余万。
‘七七事变’后生意完全停顿，300万收入化为乌有，地方损失很大”。
高阳的织布业更是在日军侵占东北后遭到沉重打击，东北市场失去，日本又倾销棉纱，使国内布业难以为继。
冀中民众在日军侵略中体验到的现实伤害，和民族情绪结合，很容易加剧民众的愤怒。
日方在冀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县份高阳所作调查发现：
“高阳是革命的（因高阳是工业区，织洋布，对外贸反对）、爱国心高的地区。
”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冀中民族主义情绪旺盛的状况，作家王林在日记中记下其亲身体会：
“临村商家油坊，也挺爱国，只若是抗日军到他家，老是给白面吃，绝不向村中要。
他说：
‘自己吃了，不是乡亲就是乡亲，谁吃了也比日本人吃了强!
’各县群众团体募捐，一写即写百元。
”
20世纪前期，中国内战频繁。
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内战，华北平原多属战争中心，冀中紧邻平、津、保，尤使其成为惨烈的修罗场。
中共文件写道：
“冀中区，周围平铺着三条笔直的北宁、津浦、平汉三大铁路，摆在华北政治经济中心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都市，还是军阀战争最高的诱物。
二十年来北方军阀的混战，总是在这些都市和铁路的周围滚来滚去，很少把这些地方例外的饶恕过去。
而且战争打到这里，很多时候是最后决战，双方都是咬牙切齿拼命狠斗，除非打到狗血喷头你死我活的程度，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因此冀中民众战争经验之多，感受战争痛苦之深，别的地方民众是望尘莫及的。
”长期的内战使冀中民众了解、熟悉战争，当战争到来时，相对更具应付的经验和信心，所谓“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富庶，民心强悍”，这也是民众可以帮助八路军挖掘地道、应付日本人的重要历史背景。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斗争必须依托村落进行，“村落在平原地是主要的地物，战术上价值很大。
不论敌我军，不论进攻防御，都离不开村落”。
华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在华北的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
围墙的建筑，其基本或主要用处是防御盗劫，保护村民”。
这为利用地道进行村庄防御提供了基础。
同时，村庄规模对于地道功能的发挥也有重要影响。
如果村庄过小、村庄之间相距过远，则回旋余地不足，地道的隐蔽及战斗功能都会受到很大限制，村与村之间的地道联络更难以实现。
研究显示，河北村落规模较大，多数研究者均承认“河北多百户大村”的事实。
冀中作为富裕的平原聚居区，人口密度高，村落规模更是超过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
“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间的距离由一里至数里，十里以上无村落的很少。
村落多是数百家、千余家，十数家的小村庄很少。
房屋多是砖墙平顶，很坚固。
”日本人长野朗统计，唐县5个区266个村，户数过百村共168个，占总数266村的63.2%。
平教会对定县东亭乡的调查更为详尽，该乡62村，村落本身面积达到600亩以上的有2个，最大的达到640亩，相当于0.43平方公里;300亩以上的有18个，平均222.5亩，相当于0.15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该地村宅的平均大小可达长500米、宽300米之谱。
就户数言，1930年定县最大村达到1200户，全县平均每村146户，一个村二三百户属于常态。
这样的环境对于地道斗争形成天然支持因素，当时分析写道：
“一个据点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个敌伪军。
没有其他据点敌伪配合要独自包围整个村庄是很困难的。
当敌人包围东街一个角落时，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个地道、地洞隐蔽起来，或顺地道跑到村外。
”
二
地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后，起初中共内部看法不尽一致，由于地道主要用于隐蔽，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退却，对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这样的想法应该不难理解。
随着冀中困难局面的不断加深，冀中领导层开始改变看法，程子华带队考察地道后决定予以推广。
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强调：
“在敌后平原残酷的战斗环境里，一方面群众的生命财产要求安全，抗战的物质资财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仅需要坚持，并且要求猛烈广泛开展，这就需要创造新的斗争方法。
作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托，地道斗争就是适合于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创造。
”随后，经由中共各级组织的推动，地道迅速在冀中发展，“五一扫荡”前，还呈现由单纯隐蔽转向战斗和隐蔽功能兼具的趋势，中共报告中写道：
“在‘五一扫荡’前的根据地时期，地道主要是用作村落战斗的依托（作为部队隐蔽的前进道路），以大量杀伤敌人，并阻止敌人对我蚕食的进展。
其次是在敌‘扫荡’时，群众用以掩藏物品，躲避身体，以避开敌之摧残破坏（有的将牲口也藏在地道内）。
”尽管报告或许颠倒了实际上的主次之分，但地道已经在作战中发挥作用应为事实，日军当时的报告中称：
“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
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
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日军总象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林迈可在1943年写道：
“这些地道帮助人们从日军包围中脱身，或让中国军队出现在日军认为已废弃的村庄里。
地道有地上的地雷和地下的陷阱保护，这使日军不愿挖地找地道，也不愿冒险进地道。
地道在冀中反“扫荡”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质，日军基本实现对冀中的控制，地道斗争的集中发展戛然而止，进入中挫时期。
如中共一再强调的，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战、爆炸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才能真正开展，根据地变质，中共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上述战斗失去顺利展开的环境，地道斗争相应也受到很大限制。
虽然冀中军区曾经要求：
“普遍开展地洞的斗争，使之成为积极的战斗的武器，而不是消极躲藏与单纯坚壁的保险洞。
”但在日军环伺、根据地丧失的背景下，地道作为战斗武器毕竟已不现实，绝大多数时候只能维持其隐蔽功能，冀中区委提出的对敌应付方针中，地道被作为坚持生存的重要方法提出：
“利用地道和地洞配合爆炸反对敌人抓捕。
在目前应抓紧一切空隙将地道挖成，地区可发展地洞”;“青壮年除尽可能参加武装斗争外，亦必须善于利用地道、地洞、爆破、‘爱护’村及机动转移等办法，免敌捕捉”;“非战争机关人员应尽量利用社会关系大量分散，或利用地道地洞，或尽量跳出‘清剿’区免敌抓去”。
尽管战斗功能难以为继，继续大规模挖掘也不可能，但既有的地道仍为中共和根据地居民渡过“五一扫荡”后的难关提供重要帮助。
中共报告写道：
“目前地道建设均被破坏难以再建。
但秘密地洞则更广泛发展，民兵利用此保存自己掩护干部，使敌难以捉捕他们，极为秘密。
”时人分析：
“‘五一’变质后，干部的牺牲量是很大的。
如藁无县两年来党政军民、经济部门牺牲被捕的县区干部近百人（游击队队员不在内），假如没有地道作掩护的话，干部及游击队员之牺牲、被捕更不知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
”地道不仅帮助干部、民兵隐蔽，还充当地下电台、兵工厂、医院乃至办公地，甚至被中共寄予隐藏财物的任务：
“地道斗争要与坚壁清野联系起来，所有物资、合作社、小工厂等都可安坚壁所内，牲畜都要藏起来，不被敌人抢去。
”1942年秋，冀中十分区为保障分区与晋察军区的密切联系，“电台便转入地下，成了地道里的电台，每天从地道里发出和接收电报。
开始只是挖了个地洞，后来发展成地下室”。
地道的隐蔽功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
“地道行之有效，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条件，干部战士与群众取得了紧密的联系。
不然那〔哪〕怕地道是铁打的，也必遭敌之破坏。
”“五一扫荡”后，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冀中分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隐蔽根据地及敌占区等不同性质的四类地区。
前三类地区，由于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众对日的敌意，程度不同地可以利用地道隐蔽：
“在我抗日游击根据地，我有深厚的工作基础，为了避免敌人的抓捕蹂躏，基于过去地道斗争的经验，能自发的挖掘秘密洞以隐蔽自己，在我组织领导下（联系群众切身利益进行动员），一般的说，是容易开展的。
在游击区内，由于敌我斗争频繁，群众生活不安定和政治认识上的不足，广泛的开展地道斗争则较困难，但部分的小型的秘密洞（借以隐蔽我之工作人员及精干小型武装）的开展还是可能的。
在隐蔽根据地内，由于群众认识差，合法观念重，则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少数的绝对秘密洞（敌特活跃，群众一般不敢挖），以掩护我之个别的工作人员，也是能够做到的。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地道安全与民众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日军控制严密地区，地道的作用已经有限，尤其在敌占区“干部活动是相当困难的，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如七分区藁无一个时期是这样的）”。
不过，冀中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
日军通过“五一扫荡”虽然暂时在冀中取得控制地位，但由于中共此前几年在冀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日军有限的兵力面对中共不断游动的游击武装、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及充满敌意的民众，明显不敷分配。
整个冀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掌握在中共手中。
“五一大扫荡”后，日方的统计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村庄，“在献县为45%，在衡水为9%，在束鹿为50%，在深泽为66%，在晋县为10%，在武强为50%，在安平为87%，在交河为38%”。
这样的态势，就是中共所总结的敌我对比中敌之劣势：
“1.当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之根据地已有初步基础，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巩固。
2.异民族征服中华民族的野蛮性，〈是〉日益增深民族仇恨。
3.兵力不足与分散。
”
中共总结中提到的日军几大劣势，的确是知己知彼的精辟之论。
日军在冀中必须面对中共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民众的民族仇恨，这两者相互激荡，严重威胁着日军依靠军事力量暂时取得的优势。
况且这种优势还始终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短板，即兵力不足，这是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在中国的持久抵抗下，这一缺陷无可避免成为日军的致命伤。
谈论地道斗争，不能离开对日军这一短板的观察。
日军侵华后，由于其本身人力、国力的限制，加之称霸亚洲、太平洋的梦想导致作茧自缚，以苏联、美国为长期假想敌，乃至直接发动对美战争，其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持续维持在百万上下，占其总兵力的1/3左右。
由于中国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尤其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韧性坚持，日军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巩固占领区上，其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
这就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统治是有限的、战略性的，控制区域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线附近。
相对而言，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区控制虽较为严密，但也必须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据点完成。
日军的碉堡战术据信有模仿蒋介石“剿共”战法的成分，但两者又不尽一致。
国民党军是以碉堡作为防御和前进阵地，碉堡被用于压迫式的进攻中，限制中共反击并在进攻中起压制作用。
碉堡的修筑，基本意味着国民党军对该地的完全占领。
之所以如此，盖因国军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共又缺乏攻坚能力，这是国民党军当年可以利用碉堡战术取得主动的关键。
同时，国民党军不像日军那样需要面对存在敌意的民众，这是内战和侵略战争的巨大区别。
日军的碉堡则主要用于驻防，对于日军而言，碉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固然强化了其火力控制的能力，却也分散了其可以用于机动的兵力，使其面对游动着的中共武装显得力不从心，这就是中共分析的：
“在新的情况下，敌人兵力更加分散了，每个据点或碉堡，平均不过二十八点三人，大据点不过上百人，小碉堡仅十数人;其中大部分又为伪军，敌军超不过四分之一，战斗力与突击力都降低了。
一般的小碉堡，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伪军增加了，其中很多是被迫抓去的农民，更增加了其内部动摇的成分。
”
相比中共以及国军在敌后的部队，人数的确是日军的致命伤，尤其中共不以占据地区为原则，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更使必须保有交通线的日军捉襟见肘。
华北各地多有报告：
“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
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
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
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
”冀鲁豫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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