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及其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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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及其意义
五四运动及其意义
[摘要]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所开创的革命传统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关键词]五四运动；经过；历史特点；历史作用
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本来，几千学生游行，这在近现代中外历史上并不是罕见的事。
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北京各大学2000多人和天津少数学生就曾为反对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结队到总统府去请过愿，但这次爱国行动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为什么从五四游行开始的运动会震动全国，并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弄清楚五四运动是怎样发生的；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比较，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
它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经过
1.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五四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本人痛心地说过：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一位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回忆五四前夕的情况时讲到：
“这时辛亥革命的痕迹已经全部抹去了”。
清王朝专制政府的反动统治机器和统治人员、统治方法基本上保存了下来。
“首都北京城里驻扎着帝国主义者的军队，随时都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得全国人民透不过气来，而青年知识分子“比别人更有沉重的责任感”。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中发生的。
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1914年8月至1918年10月，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由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以欧洲为主要战场，进行了一场世界大战，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主要是西方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这场战争以同盟国失败、协约国胜利而宣告结束。
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
1917年8月，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曾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它派了一些华工去欧洲，并没有派军队前往参战）。
因此在战后，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政府也应邀派出专使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意见作为会议的主旨。
其中表示：
“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对于殖民地之处置”应“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等等。
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使得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对这次和会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甚至把协约国的胜利看作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提出了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换文的陈述书。
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绝。
和会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的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
1897年，德国寻找借口，派兵强占了胶州湾。
次年，迫使清政府订立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为99年；又规定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
山东由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如今德国战败，它所侵占的山东权益理所当然地必须归还中国。
但是，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竭力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它在对德宣战后，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据点青岛、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
它要求和会确认这个既成事实，即由它继承德国原先侵占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情况十分关注。
1919年2月，即和会召开的第二个月，北京大学学生就曾召开全体大会，并推出代表联合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
4月20日，103700余人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维护山东主权的决心，并致电巴黎专使，要求他们务必“誓死力争，义不反顾”。
出乎中国人意料的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的和约有关条款竟然规定：
将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己!
事实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口头上宣扬的所谓公正、平等之类，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协约国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而这个所谓的“和平会议”，实质上只是强权者的一次分赃会议而已。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
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这实在是令国人难以容忍的屈辱。
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就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了。
一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由此开始。
2.5月4日示威的准备与进行
5月1日，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有所披露。
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g7。
他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罗家伦等。
许德珩回忆说：
我从蔡校长那里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
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睛里要冒出火来。
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大会如期举行。
学生代表争相上台发表演讲，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
他们发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呼声，并且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惩办曹汝霖等三人的要求呢?
这是因为在当时，对中国构成直接和主要威胁的是日本侵略势力，而这三个亲日派官僚是将中国利权出卖给日本的直接责任者。
其中曹汝霖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中日“协约”就是经他签订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系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济（南）顺（德）和高（密）徐（州）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是向日本进行各种卖国性借款的经手人。
大会开得紧张、热烈。
会议进行中，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想以此激励国人，但立即被劝阻。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以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大会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
许德珩回忆说：
“由于（大会）推定我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让庶务科给我一刀纸，以便印发宣言。
”
5月4日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昕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
谢绍敏写的“还我青岛”四个字的血书也挂在天安门前，令人触目心痛。
面对前来企图驱散群众的反动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
他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
大会决定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
一个宣言是用文言写的，由许德珩起草。
宣言揭露了巴黎和会“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实质，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大声疾呼：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另一个宣言是用白话写的，由罗家伦起草。
宣言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宣言最后号召：
“国亡了!
同胞们起来呀!
”这两个宣言把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有力地表达出来了。
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
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限之态”。
他们感到：
“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如何?
”正如一个亲历者所说：
“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怒起来了!
‘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的呼声真是响彻云霄。
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
”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
这时，“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学生游行队伍在行进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队伍到达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前街时，军警已将道路封住。
学生向军警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说：
“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
”“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
”军警于是让学生进了胡同。
这时，曹宅大门紧闭，有学生翻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众多的学生遂蜂拥而入。
“学生的目标集中在曹汝霖，对其家人仍以礼相待。
见到曹父，仅愤而责之曰：
‘你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你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子为难，你快走罢!
’”他的幼子和小老婆，也被学生交由警察送了出去。
当时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正在宅内。
曹躲进一小房间，未被发现。
“大家见到（肥胖的）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围上去打”。
有细心的学生“取下客厅里挂着的曹汝霖的照片一对，才知道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于是“人都散开了”。
示威学生事先并没有火烧曹宅的计划，他们找曹不着，即陆续离开曹宅散去。
但进入曹卧室的人中，“有一个同学吸香烟，身上带有火柴，（他）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
这就是后来史书上所说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半小时以后，大约是下午6点以前，警察总监等率大批军警赶到。
这时，学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几十百把个人还在现场。
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
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
由于学生们的抗议，和经蔡元培等组成的校长团的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获释。
3.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了，但是学生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5000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
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
反动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武力镇压。
6月3日，到街头宣传的学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但是学生们并未被吓倒。
6月4日，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
这一天，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600多人还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
6月5日，更有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三队学生于是手拿旗子，大呼爱国，在长街上游行。
最后，这2000多学生一齐奔向用作囚禁学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坐牢。
他们说，这些学生被捕是因为爱国。
如果爱国有罪，那么我们都有罪，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好了。
反动当局无奈，没敢再抓捕学生，还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围北大的军警。
学生的斗争是英勇的，他们站在了爱国运动的前头，是人民群众中首先觉悟的成份，起到了某种先锋的作用。
但是，学生的力量毕竟有限，仅仅靠学生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救国的事业的，也难以使斗争长久地坚持下去。
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由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在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示威之后，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举行有20000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以示声援。
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
“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想到去动员工人，但工人却自动起来斗争了。
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等的工人，沪宁、杭甬铁路的部分工人，也相继罢工。
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
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
上海的“三罢”实现了。
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
上海工人的罢工完全是工人自己发动的。
据当时上海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记载：
在工厂中“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
他们说：
“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被日本占领）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
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
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压制得了的。
”圆器厂的工人还捐出自己的血汗钱，修起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毋忘国耻”四个大字。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长沙等地学生的罢课宣言呼吁：
“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
”但是从“六三”以后，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
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这就是说，在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镇压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实在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当时，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的情况时曾经说：
“在战争结束后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
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五四运动的重大胜利
迫于群众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表示妥协。
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说，“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坚决不出拘留所。
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命令是分三次发布的。
当天上午，北京政府只是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
由于银行界向北京政府声明，“如不能（于）本日将罢免曹、章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当局才在下午又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
下午天津总商会更急电北京政府，告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己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这更使反动当局感到极大恐慌，不得己，在当天深夜，再发布了一条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它们从来都是轻视民意、一意孤行的。
这次，不管反动当局如何不心甘情愿，他们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把他们千方百计想加以庇护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免职了。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鲜见的事情，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一个胜利。
曹、章、陆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人心为之一快。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
海宁人感到，出了陆宗舆这样的人是海宁的耻辱。
他们专门召开公民大会，议决集资在本县三处竖石立碑，碑上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个大字，表示对陆进行谴责，使之遗臭万年。
不过，曹、章、陆虽被免职，山东问题尚未解决。
因此，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为重要的拒签巴黎和约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约即将交付签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发出让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电令。
23日，电令中国代表在签字问题上“相机办理”。
24日，通电各省，申述所谓不能不签字的“理由”。
北京政府这种惧外、媚外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抗议。
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
他们先后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并面见总统和代理总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签和约的保证。
5月27日，北京学生及其他群众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壮观局面。
“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
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
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多封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
在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留学生和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据当时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回忆：
“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
不允保留即予拒签。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
”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约签字仪式的前夕，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还前往巴黎近郊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
顾维钧在与他们会见时，对他们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
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这里附带说一下，北京政府到底有没有下令拒签和约?
有材料说：
6月28日，学生代表在会见大总统徐世昌时严正要求，“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
徐无奈，令秘书当场拟就电文，拍发中国代表。
但是，拒绝签字实际上是中国代表“相机办理”、自行决定的。
陆征祥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就明确地说，他们“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
徐世昌政府事后也讲过，“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于是不签字之局，遂（得）以实现”。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不知同外国列强签订了多少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从根本上说，对于外国列强的无理要求，它们往往是俯首听命、不敢坚持抗争的。
这次，中国代表“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竟然敢对“国际和平会议”拟定的包含有损中国主权内容的条款，公开表示拒绝。
这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
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当然不可能在群众发动的一次性冲击中完成。
但是，五四运动确实是这场革命的一个新的开端。
就这次运动中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具体目标来说，经过广大群众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还是胜利实现了。
二、五四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
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呢?
毛泽东说过：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
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
前者针对的是侵犯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后者针对的是出卖中国利权的封建官僚。
广大学生和各阶层群众为此所进行的坚定明确、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
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人们对挽救祖国危亡的途径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原先也曾经说过，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美国总统威尔逊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
但在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之后，他的看法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揭露，“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不值一文的空话”；要求得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李大钊更提出了必须“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明确的主张。
救国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念。
1919年6月11日，由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有关要求的同时表示：
“我市民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7月1日，上海10万人为反对巴黎和会举行集会游行。
一位工人代表更进一步指出：
“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
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这正是这场革命不能彻底的重要原因。
而“五四运动不仅使学生卷入了运动的漩涡，同时也吸引了资产者、小商人、工人参加战斗。
它不是官僚、政客、上层分子的活动，更不是军事投机或军事阴谋的行为，而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
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
这个事实，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
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
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
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
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参加了这次大会。
他听到这些话以后也热烈鼓掌。
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
“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孙中山的这种虚心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向革命实践学习的精神令人敬佩。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会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这是因为，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五四以前，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
第二，五四以前，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
”五四运动由此获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五四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青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
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
对于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推动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
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即指出：
对于五四运动。
“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
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
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
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
五四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有许多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
五四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虽曾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过这场斗争，但他们并不是它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
1919年8月，孙中山在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对于五四运动再次给予肯定”，“但是，他认为学生手中没有武器，只能游行示威，而北洋政府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
他说，我要给你们五百支枪以对付北洋政府，如何?
”
那么，究竟什么人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呢?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
他这样说的根据，大概是因为，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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