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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兴起
蒙古的兴起
第一节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
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
蒙兀就是蒙古（Mongqol）的唐代音译①。
《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
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
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
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
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nequn，qun意为山崖）的地方②，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
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
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
《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
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n，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
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
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①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
其《松漠记闻》云：
“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蒙兀部。
”
②拉施都丁：
《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51。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
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
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
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
《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Kiyat，kiyan的复数）。
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
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感注：
1.2.3..为氏族部落序号，下接第二表。
（1）
（2）（3）..为世代序号，第二表同。
天光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
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
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
附注:
1.《史集》又列29.Doban,30.Barin及其分部31.Suqnut,32.Sukan,33.Qingqiat于尼鲁温蒙古诸部中.2.Qongqotan,Sunit,Qarqas,Iljit,Kekuman,Otonaut,Arulat等部亦列于八鲁剌思同源诸部中。
“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
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
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①。
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②，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
《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③。
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
《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
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
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
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
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①。
《契丹国志》说，当时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
①参见韩儒林：
《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
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页418。
③《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18。
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
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
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
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②。
《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
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
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
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
《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
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
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
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
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2。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
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
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
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首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发表意见，他回答说：
“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
你们众主公。
请口吐贤明良言，使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
”①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首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首领的权利。
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
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超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
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
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
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l）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l），“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chubo’ol），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
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
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
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②。
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①。
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
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
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
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l）的社会单位。
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
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
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
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
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证明。
①《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页57。
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①《元朝秘史》第180节总译。
原文为：
“你是我高祖家门的梯已奴婢，我曾祖的门限奴婢。
”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chen，贤者）、“蔑儿干”（mergen，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
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
草原贵族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
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
第二节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
十一、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其他几个强大部落：
塔塔儿部（Tatar）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地区。
《史集》记载说，塔塔儿部在古代就非常著名，由于那时他们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不同名称的部落全都被称为塔塔儿。
公元732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最早记载此名，作“三十姓Tatar”，显然就是对当时汉文史料所载室韦诸部的统称。
可见Tatar也应是室韦诸部之一，大概因为这个部落最邻近突厥而且比较强大，所以突厥人用它的名称来概称室韦诸部，而汉文文献中则沿用北魏以来的名称，把他们总称为室韦。
后来回纥人沿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
到九世纪中叶这个名称才传入中原，译为“达怛”①。
回纥汗国败亡后，被突厥、回纥人统称为“达怛”的室韦各部落大批西迁，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体民族，汉文文献中也逐渐普遍地使用达怛（又译达靼、鞑靼、达打等）一名泛称北方各部落了。
塔塔儿人有六个部落，共七万家。
其中最强大、尊贵的是秃秃黑里兀惕部（Tutuqli’ut），Tutuq就是汉语“都督”，大概是唐朝时此部首领曾授都督官号，故其后裔所统部落称“都督之部”。
塔塔儿人的势力比蒙古部更强大，但各部之间时常互相争战，只是在与别部作战时才暂时联合起来。
他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辽、金常利用他们去攻打其他反叛的属部。
当蒙古部反金时，塔塔儿人就站在金朝方面，先后把蒙古咸补海罕、斡勤巴儿合黑等首领捕送到金朝处死，因此与蒙古部结下极深的仇恨。
他们与克烈部也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克烈部（Kereit）分布在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部。
据《史集》说，克烈人是蒙古人的一种。
《辽史》把他们称为“北阻卜部”，“阻卜”是辽朝对达怛人的另一称呼；十一世纪哈拉汗朝学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也指出，当时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一带的居民（即克烈人）是达怛人。
克烈人可能是最早迁入漠北草原的达怛—室韦部落，吸收了大量突厥族人口，因而突厥化程度最高。
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远比蒙古部为高，在辽时就形成强大部落联盟，其首领称汗号，但服属于辽，封为“大王”（夷离堇）。
十一世纪初，克烈汗率其臣民二十万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辽大安五年（1089），克烈首领磨古斯（即《秘史》所载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被任命为“阻卜诸部长”，不久，他联合漠北各部举兵反辽，历时八年才被镇压下去。
磨古斯子忽儿札胡思继位，其营帐设在窝鲁朵城（回纥汗国故都），分封子弟于辖境东西部。
①见李德裕：
《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二书均作于842年），《会昌一品集》卷五、八。
他死后，诸子争位，长子脱里（即王罕）阴谋杀害了继承父位的弟弟台帖木儿太子和不花帖木儿，夺取了汗位。
克烈人与东面的塔塔儿部，西面的乃蛮部和北面的蔑里乞都经常相互争战，脱里幼年时就先后被蔑儿乞人和塔塔儿人捉去当奴隶。
后来乃蛮部可汗又支持脱里之叔古儿罕、弟也力可哈剌与他争位，占领克烈部许多地方，脱里遂与蒙古部贵族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结成联盟，打败敌人，恢复汗位。
自此势力日盛。
1196年，他协助金朝镇压塔塔儿部叛乱，被封为王，遂称王罕。
乃蛮部（Naiman）分布在阿勒台山东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杭爱山。
《辽史》作粘八葛部，《金史》作粘拔恩部。
乃蛮人可能是突厥语部落。
《元史·地理志》说，相传乃蛮部最初居住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地，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代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发展成的。
十世纪时，乃蛮部被辽朝征服。
金朝前期，他们臣属于西辽，直到金世宗时（1161—1189）才归附金朝，金封其可汗为大王。
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漠北诸部中，乃蛮部最为先进，较早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设有统兵的将领，掌印的文官，并采用了回纥文字。
十一世纪后期，乃蛮贵族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
亦难赤汗死后，长子拜不花继承汗位，因金封大王，故称太阳罕（“太阳”为“大王”之音讹）。
其弟不亦鲁黑汗亦自立。
于是乃蛮部分裂为二，势力受到削弱。
蔑儿乞都（Merkit）分布在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有三个分支部落，故称“三姓蔑儿乞”。
蔑儿乞人与蒙古部同属蒙古语族，也是达怛—室韦人的一支。
《辽史》中写作梅里急，又作密儿纪，为辽朝的属部。
“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①。
蔑儿乞部与蒙古、克烈为邻，时常相互争战。
斡亦剌部（Oirat）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姆河和库苏古尔泊一带。
《史集》记载说，斡亦剌人的语言是蒙古语，只是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②。
可见他们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
斡亦剌部大概有四个分支部落，多数居住在森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其他部落低。
斡亦剌部首领号“别乞”（beki），为萨满（巫师）头目的称号，说明萨满教在部民中占有很高地位。
汪古部（Onggut）分布在漠南阴山（大青山）之北，《辽史》及宋人著作中称之为“白达达”（白鞑靼）。
汪古部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突厥人、回纥人、达怛人，可能还有党项人，但突厥族无疑居于多数；其统治家族自称是沙陀突厥贵族、唐末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的后裔。
辽时为属部之一，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守卫西南路界壕边墙，蒙古语称边墙为unku，故名汪古部③。
汪古部人共有四千车帐，以游牧为主，略有农业。
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接触远比漠北各部密切，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①《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②《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193。
在贝加尔湖东西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还分布着许多森林部落，蒙古人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irgen）。
他们是八剌忽（Barqut）、豁里（Qori）、秃马惕（Tumat）、不里牙惕（Buriyat）、憾合纳（Qabqanas）等部。
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部（即唐代黠戛斯）本来势力甚强，但到十二世纪时，历经西辽、乃蛮等多次攻击，加以内部分裂，已经衰弱了。
与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比起来，蒙古部兴起较晚，势力也较小。
辽时，他们还是一个分散的部落，“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毛、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契丹国志》），所以没有引起辽朝的重视，至称之为“远萌古国”。
直到辽道宗时（十一世纪后期），其首领察剌哈还只得到小部族官“令稳”的官职；到他儿子想昆必勒格（《元史》宗室世系表作直孥斯）袭任，才升为“详稳”。
不过从这时起，蒙古贵族得以借助辽王朝的声威号令部众，把各个分支部落纳入管辖之下，势力日益强大起来。
葛不律罕继任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
其时正值辽亡金兴，金朝把主要兵力用于经略中原，攻打宋朝，这对蒙古部势力的发展非常有利。
金帝闻葛不律罕强盛，遣使招其来朝，葛不律罕在金帝面前颇不恭敬。
金帝因他拥有众多部众，不欲为此引起敌对，未予加罪，且赠金、玉、衣服，遣归部，但因臣僚建言此人不宜纵还，又遣急使将他捕获。
葛不律罕脱身后，设计杀金使臣，从此蒙古部与金朝为敌，屡屡攻扰边境地区①。
金朝史料记载，天会十三年（1135）“萌古斯扰边”，遣太师领三省事宗盘、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统兵破之，大获其牲畜②。
南宋史料亦载此事①，当即指葛不律罕反金事件。
葛不律罕死后，由想昆必勒格之子咸补海（《秘史》作俺巴孩）继承汗位。
咸补海罕被塔塔儿人捉去，送到金朝处死，临刑前传命其子哈丹太子等和葛不律罕之子忽图剌等统领部众，为他复仇。
结果，忽图剌罕被推举为全蒙古大首领，他骁勇无比，统率全蒙古部众，连年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
据当时南宋方面的记载，自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至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即1135至1146年间，蒙古部与金朝有多次战争，最后金朝不得不遣使议和，将西平河（疑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割与蒙古，册封其酋长为国王。
到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金帝完颜亮在给宋朝的公文中说，近来蒙古等部“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②，咸补海罕死后，泰赤乌氏贵族为推举首领发生内讧，争议不决，最后由咸补海的侄子塔儿忽台当了首领。
③《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30。
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42—44，48，53—54。
②《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
①《建炎江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
王国维疑此系完颜亮拒绝南宋使臣入境的借口，非真有其事。
但据《元朝这和忽图剌罕兴兵复仇的时间大体符合。
忽图剌罕兄八里丹（把儿坛）之子也速该在与塔塔儿人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首领帖木真兀格等，适其妻月伦兀真（兀真即汉语“夫人”）生下长子，遂取名铁木真（1162）。
他们仍与乞颜氏结成联盟，拥戴忽图剌罕为全蒙古大首领，共同对付金朝和塔塔儿部。
但在忽图剌罕死后，联盟即趋于瓦解，未能产生出一个共同的大首领。
不久，乞颜氏首领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1170或1174年），各家贵族分崩离析，也速该部众多投奔泰赤乌氏，乞颜氏势力中衰。
铁木真母子兄弟陷入了困境，而泰赤乌氏贵族又乘机来袭，抓走铁木真。
贵族间为了夺权夺利，亲族相残，这种事在克烈、乃蛮、塔塔儿等部早已发生，现在在蒙古部内也出现了。
铁木真得到泰赤乌氏一家属民的救助，脱出罗网。
他知道要抵抗泰赤乌氏的压迫，必须寻求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立即投靠父亲也速该的“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克烈部首领脱里，尊之为父，表示臣属。
从此他开始积聚力量，收集旧部众。
三姓蔑儿乞人来袭，抢去他的妻子、家人，他请求脱里和蒙古札只剌部贵族札木合帮助，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大获全胜，不仅夺回妻子、家人，还掳掠了大批财物和奴隶。
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1180至1184年之间①。
由于战争的胜利，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遂脱离札木合，迁到克鲁伦河上游的桑沽儿河旁独立建营。
原来的部属和一些尼鲁温部落纷纷来归；各家乞颜氏贵族如葛不律后裔长支主儿乞氏的薛彻别乞太丑，忽图剌罕之子拙赤和按弹，也速该兄聂坤太子之子火察儿、弟答里台斡赤斤等，也都向铁木真靠拢，重新结合成乞颜氏贵族联盟，共同推举铁木真为首领（据《蒙古源流》，此事发生在1189年）。
铁木真经乞颜氏贵族会议推举为汗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护卫组织，命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弟合撒儿、别里古台等为长，分设了带弓箭的、带刀的、掌驭马的、掌饮膳的、管放牧羊群、马群的、掌修造车辆的守卫宫帐的等十种职务，都命其亲信那可儿担任，组成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悍队伍。
当时蒙古部中，泰赤乌氏贵族“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元史·太祖本纪》），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乞颜氏重兴，于是联合札木合，起兵三万进攻铁木真。
铁木真方面组成十三翼军队抵抗，其中第一、二翼为母亲月伦兀真和他自己率领的族人和部属，第三至十一翼为乞颜氏各家贵族率领的族人和部属，十二、十三翼为与他联合的旁支尼鲁温部落。
从十三翼的组成，可以秘史》及《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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