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灿《中国古典文献学》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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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来灿《中国古典文献学》讲稿
《中国古典文献学》讲稿（上）
绪论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1．“文献”概念的溯源、定义及其内涵的古今变化。
“文献”起源：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
“献，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朱熹把“文”解释为“典籍”，而“献”仍本郑训为“贤”。
何谓“贤”？
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
“文谓典策。
献谓秉礼之士大夫。
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
”《论语·子张》：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
‘仲尼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杨伯峻译：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
‘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子贡道：
‘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散在人间。
贤能的人便抓住大处，不贤能的人便抓些末节。
没有地方没有文王、武王之道。
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专门教授呢？
’”可见，“贤”指博学多识之人。
又，《礼记·礼运》：
“孔子曰：
‘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郑玄注：
“吾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
其书存者有《归藏》”。
清代学者章学诚谓：
“夫夏时，夏正书也。
坤乾，《易》类也。
夫子憾夏、商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
”（《文史通义·易教上）
按：
文指文章；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
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陈子昂所云“道弊五百年”而“文献有可征者”，显然“文献”不能指历汉魏晋宋而活至初唐时期的“贤才”，而只能指载道之“文章”。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汉语大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有二“1.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多闻熟悉掌故的人。
《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朱熹集注：
“文，典籍也；献，贤也。
”宋陆游《谢徐君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
“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
”2.专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
元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
“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
“余邑先辈，文献无征，每以为恨，故于群书中遇邑人逸事逸文，辄掌录之。
”明成祖朱棣敕命修撰《永乐大典》：
“文皇帝修《永乐大典》，其书为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数万”，“《大典》一书，初文皇命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修辑，未期而书成，上赐宴赏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赐名《文献大成》，时永乐二年十一月也。
既而上以纪载尚多未备，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广孝及解缙等董其事，翰林学士王景等为副总裁、纂修等官，开馆于文渊阁，光禄朝夕给膳，且命礼部简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之。
陈济之得召，盖正此时也。
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本，上为更名曰《永乐大典》，御制序弁其首，时拜赐者。
广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盖效力编摩者，较宋太平兴国中不啻十倍”。
（沈德符：
《万历野获》“补遗卷一”之“总裁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59，第788-789页）鲁迅《书信集·致曹白》：
“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并非入门书。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
我们不仅可以联系经典的古文献解读理解“文献”的含义，而且也可以从当前学者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中获取极富参考价值的教学素材。
以《百家讲坛》为例，《百家讲坛》中的《王立群读<史记>》便为我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该栏目还曾邀请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作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座。
讲坛中，童先生对文艺理论界的往往直接议论社会的、政治的问题而偏离了文学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种无诗意和反诗意的“文化研究”现象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遂后，童先生又以学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杜甫的诗句、《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为例，指出文化诗学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提出文学应该关怀文学的存在状态，对文艺作品应进行价值阅读，通过作品的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其隐含的文化价值。
童先生的讲解为文艺理论在当今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冲突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上例所举的主讲者均为当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的讲稿、著作无疑是传统文献学中的“文”，而主讲者正可为传统文献学中的“贤”作极好的注脚。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
“文献始终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一是被固化于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信息，一是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
因此，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
”（《文献学大辞典》，广陵书社，2005）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文献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献”概念的自然延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此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
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
目录、版本与校勘
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
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
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
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
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
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
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
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
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
“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
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
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
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
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
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
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
作为文献载体的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都产生于先秦时期，甲骨产生最早，缣帛流行最晚。
在西周至秦代，金石、简牍和帛书往往同时流传，两汉为简帛碑刻并用时期，古人利用众多载体为传播古典文献做出了辉煌贡献。
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
《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
《国语·鲁语》：
“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
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
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
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
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
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
“《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
”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
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
对经典的注释整理很繁荣，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等是魏晋时期经、子典籍注释的代表之作。
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在补充、考辨、评论史实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了不起的地理类注释著作。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
而西晋太康元年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
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竹书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
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
唐代出现了《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五臣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翰周，组织者为吕延祚，五臣注本整体上不及李善注。
史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
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唐开成石经在唐前规模最大，之有正文，没有注文。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
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北宋仁宗时期，在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出现了普遍怀疑汉唐旧注而创新说的风气，以王安石为配合其变法全面鼓吹的新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南宋的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
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
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
郑樵《通志》200卷，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文献学有关的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
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
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
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
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
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
明成祖永乐初年由解缙等奉诏编纂《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文字，收录大量古书之片断或全文。
其正本神秘失踪，副本毁于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
目前全世界残存《永乐大典》只占原书的4％。
佛教典籍《大藏经》编纂，自宋至清，前后近20次。
但明前编纂基本未完整保存。
今存最早之完整《大藏经》为金代刊刻。
明代于英宗正统五年刊刻之《正统藏》影响最大。
道藏方面，现存最早之完整者为正统十年（1445）刊刻之《正统道藏》。
明代刻书也发达，刻书流传也较多，嘉靖前较严谨，万历后改窜古书成风。
明私刻图书最突出者为毛晋，其藏书与刻书极多，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
明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家有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
清代文献整理工程最大者为《四库全书》之编纂。
乾隆组织360余名学者以10年时间编纂，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共收书3461种（一说3503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
《四库全书》既是对典籍的大整理、大搜集，也有对典籍的大禁毁（焚毁）、大破坏（删削或篡改）。
清代为宋代后文献学发展之又一高峰。
清儒长于考证，小学基础扎实。
清代考据亦称清代汉学，尤以乾嘉时期成就最著。
语言文字方面，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著，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与《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
康熙年间之《康熙字典》、阮元主编之《经籍籑诂》为影响极大之字典工具书。
经学方面，主要成就为经传的整理与考辨。
著作极多，大家辈出。
历史文献及周秦诸子文献整理方面同样成就不菲。
史学上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大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著名史学理论著述。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等均成就突出。
清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亦大。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纪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章学诚等等。
乾嘉是清代文献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派主要有三：
吴学，以惠栋为代表，主于墨守；二是皖学，以戴震为代表，主于求是；三是扬州之学，以汪中、焦循为代表，主于贯通。
纪昀负责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编撰的《四库全书简目》，为分别相当于汉代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就内容的广博与条理性来讲，纪晓岚的成就远在刘氏父子之上。
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刊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高峰。
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此后广为流传。
晚清（近代）文献家著名者有龚自珍、魏源、廖平、皮锡瑞、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罗振玉等。
张元济是经历晚清、民国与新中国的文献学大家与近现代著名出版家。
5、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元卿《校雠学史》分五期：
发轫时期（先秦）、建立时期（两汉）、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复兴时期（唐宋元明）、鼎盛时期（清及近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分六期：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
其他分法（略）。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第一节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
龟甲和兽骨的合称，甲为龟甲的腹板；骨为牛肩胛骨或胫骨（也包括猪、羊肩胛骨）。
甲骨文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典文献与系统文字。
其内容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占卜及其相关记事。
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又称“殷墟书契”或“殷墟卜辞”。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
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沫若等贡献亦多。
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号鼎堂）。
1959年社科院编辑《甲骨文合集》13册，后由中华书局1978－1982年间出版，为甲骨文研究之权威文献。
1977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发掘出土周代甲骨1000余件，有文字者约300多片，共有刻辞约900字。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14－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之文献价值。
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卜辞考索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均取得丰硕成果。
甲骨学已成为与古文字学、古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分支学科（参第十章“出土文献的整理”之“甲骨文献及其整理”）。
2、金石
金，指青铜器（铜、锡合金）。
铸于青铜器上之文字即金文，与石刻文字合称金石文字。
殷、周均有金文，又称铭文、铭辞。
现存最早之石刻文为秦刻石鼓文，为刻于十方鼓形石头上之十首四言诗。
秦始皇巡游天下，先后刻有泰山、琅邪、芝罘、碣石、会稽等七处石刻，现存唯琅邪石刻。
后汉“熹平石经”（著名书法家蔡邕书写后刊刻）、曹魏“三体石经”亦是著名石刻文字。
金石研究起源颇早，至宋代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
学者对青铜器及金文拓本搜集整理、金石文字考释方面成果卓然。
有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近现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社科院编《殷周金文集成》，另有《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3、竹木
竹，竹简；木，木牍。
合称简牍。
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于战国至汉、晋时期。
东晋以后，纸张基本取代简牍。
竹简剖开成片后，为防蛀和便于书写，需用火烤干其水分，谓之“杀青”，亦称“汗青”。
一般单支竹片为“简”，连缀后为“策（册）”，多以帛或丝连缀，亦有以熟牛皮（韦），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
竹简一般长二尺四寸，长短或有不同。
连缀成册者为一卷，长篇者多一篇一卷或分卷，短篇者亦可数篇合卷。
木牍一尺见方者称“方”。
《仪礼·聘礼》：
“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即百字以内者多书写于木牍。
单片木牍多书写公文、函柬等，汉代标准长度为一尺，后世因称书信为“尺牍”。
木版大者称“业”，后世“肄业”、“毕业”亦由此而来。
西晋太康年间（281），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凡书75篇，10万余言。
后整理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
20世纪30年代，西北发掘居延汉简，20世纪70年代，山东出土银雀山竹简均意义重大。
简牍的书写工具有刀和笔。
古时书写于竹简，有误则用刀削去重写。
《史记·酷吏列传》：
“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
”（都，汉景帝时酷吏郅都名）《后汉书·刘盆子传》：
“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
”李贤注：
“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
与简牍配合的文物样式有封泥。
封泥谓用泥封缄文书。
古代文书囊笥外加绳捆扎，在绳结处以胶泥加封，上盖钤印，以防泄密、失窃。
也有将简牍盛于囊内，在囊外系绳封泥者。
盛行于秦汉。
《后汉书·百官志三》：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
”唐李林甫《嵩阳观圣德感应颂》：
“目对封泥，手连印署。
”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
“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
”清末以来，此项遗物发现甚多。
封泥研究以清代学者为盛，如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清刘鹗《铁云藏封泥》，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马衡《封泥存真》。
4、缣帛
缣帛，即丝织品。
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之优点如轻柔、易于卷舒、便于剪裁等，但其价格昂贵，亦不便长久保存，故缣帛文献出土相对较少。
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一批著名帛书后流失国外。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王陵出土了帛书，其中《老子》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相反。
。
纸张出现后，缣帛亦逐渐退出，但至唐代亦有缣帛书信。
5、纸质文献的历史沿革
纸，原指漂洗蚕茧时附于筐上之絮渣，先秦即有“絮纸”记载。
后来缣帛有时也称为纸。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
”可见丝织纤维纸在前，植物纤维纸在后。
中国造纸历史悠久。
1933年于罗布泊发掘之中国早期植物纤维纸，经鉴定，早于蔡伦造纸150余年，此当为西汉纸。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成本，使纸张普及成为可能。
纸张价廉物美，作为文献载体，其优点多而缺点少，故最终取代了其他载体而成为文献载体之主导。
纸张普及自东晋开始，南北朝更趋流行，宋代随着印刷术之发明，造纸水平也不断提高。
宋以后，图书文献基本一统天下。
造纸术堪称文献载体之一大革命，亦是人类文明史之一大革命。
6、电子文献
与传统文献载体甲骨、金石、竹木等相比，电子载体的特点：
一是“无形”，二是“存储量大”。
电子文献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使用和收藏方式。
电子文献逐渐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相结合的多媒体形态，且以更大容量、更便捷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服务。
第二节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1、由口头传说到书面传抄
未有文字之前，人类传播信息基本靠口耳相传，即所谓“献”。
早期的神话与歌谣即是靠口头传播下来的。
文字的发明，使文献传播有了赖以固定和长久保存的基础。
文字传抄不但使文献得以久传后世，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口耳相传造成的“失真”。
《吕氏春秋·察传》所谓“数传耳白为黑，黑为白”，所谓“以讹传讹”，确是口传文献的明显缺陷。
唐诗在创作之后便能依靠传说（歌颂或传诵）在当时便得到流传，如著名的“旗亭画壁”说的便是王之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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