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讲 鲁迅的现代解读及其思想再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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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讲鲁迅的现代解读及其思想再反思
第04讲鲁迅的现代解读及其思想再反思
2008-9-18单周星期四（第三周）
教学目的
系统了解鲁迅的生平和他的创作道路
对90年代以“反鲁”问题的思考
鲁迅思想再反思
从最自由的《故事新编》到最现实的杂文创作，介绍《故事新编》与其杂文的艺术创新；了解和领略《故事新编》极富艺术想象力的先锋性品格及杂文现实意义价值和审美价值。
教学重点
反思鲁迅思想中的优劣成分，以问题形式，进行自由讨论
教学时间
2课时
问题1：
关于鲁迅我们了解多少？
你对鲁迅的印象是？
鲁迅（1881.9.25──1936.10.19）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与其胞弟周作人以“周氏兄弟”而闻名于“五四”时期。
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这个笔名的意思一是“愚鲁之人应该起来”；二是寄托着对母亲鲁瑞的爱。
18岁以前，先后在本宅家塾和本城“三味书屋”读书，课余喜欢读野史笔记，爱好民间艺术，从野史和民间文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问题2：
你怎样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中的“反鲁”问题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芙蓉》、《收获》（“走进鲁迅”专栏）等刊物先后刊发了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王朔的《我看鲁迅》、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裴毅然的《鲁迅问题》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鲁迅的思想、人格、作品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鲁迅研究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认为：
“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
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为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那么爱国吗？
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肖廷走狗的任务？
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
难道他不是怯懦吗？
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
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
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
高长虹对鲁迅的观察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道理？
创造社作家说他‘世故老人’，对于鲁迅的为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朋友，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
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是那么完美吗？
……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
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的呢？
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等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
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西方传教士那里，……，只要翻一翻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
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义的或非难的，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这种视角借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作立体的思辨，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
也就是说鲁迅是在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杂症，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
王朔的《我看鲁迅》中认为，鲁迅的小说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所以，鲁迅的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也不是事实。
鲁迅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阿Q正传》）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准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形成了一个典型人物。
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
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多大格局。
鲁迅的个性在他的创作中刻下深深的烙印，此外，他的文学理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摆布。
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认为，鲁迅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并不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其他人写得特别糟”，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除《孔乙己》外均有明显的缺陷。
这些观点引起了鲁迅研究界以至整个文坛的关注，有些刊物发表了它们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
因而，鲁迅及鲁迅研究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鲁迅思想再思考相关问题：
1.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与误解。
2.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拓展所做的工作。
3.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苦心和特色。
4.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形成。
5.鲁迅为中国文化转型和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和一些重要观点，包括“拿来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科学主义等。
6.鲁迅《呐喊》、《彷徨》的创作基调和文学史地位。
7.鲁迅反传统的语境、目标、态度和策略。
8.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突破，在形式上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艺术格局和语言上的创新。
问题3：
鲁迅的经历对于其创作经历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有怎样的作用？
一、鲁迅的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使用的笔名。
这个笔名的意思一是“愚鲁之人应该起来”；二是寄托着对母亲鲁瑞的爱。
就鲁迅的生平来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在越文化的摇篮中：
绍兴17年（1881-1898）
故乡生活（1881－1898）：
接受封建主流传统文化、吴越民间文化（卧薪尝胆、矢志不渝为其内涵）。
经历了从大户到小康到困顿的家庭变故。
（周家是绍兴望族。
1861年，太平天国攻克绍兴，周氏家族成为打击对象，被抄没全部家产；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周家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周旋营救；此时鲁迅年仅36岁的父亲病故，家里仅有的几十亩田产也已变卖）母亲鲁瑞娘家在安桥头村，鲁迅常常到外婆家，熟悉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为后来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童年鲁迅师从具有侠义情怀的挂名和尚龙师父和质朴方正、博学严谨的寿镜吾。
（三味书屋之三味：
“读经，味同稻粱，读史，味同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
”；三余：
“为学者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典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董遇言）。
祖母（大槐树下）讲故事，迎神赛会/社戏/目连戏——越地民间艺术、信仰、仪式、风俗的熏陶与意义，对《山海经》的向往，对《二十四孝图》的反感。
百草园，与章运水（章福庆-“庆叔”）的友谊，捕鸟、刺猹；回外婆家——安桥头、皇甫庄：
儿时的乐园（《社戏》）——与农民的精神联系
广泛的阅读（祖父），“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的影响（文章与个性）
祖父的“科场案”与父亲的病，当铺与药铺。
——世态炎凉，对社会的洞察。
2、南京-日本求学与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1898-1908）
南京：
江南水师学堂（1898），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1899-1902）。
新学（洋学、西学）。
戊戌维新变法高潮（时代背景），《天演论》的影响（天道循环：
“天不变，道亦不变”；进化论：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个人的忧郁汇入民族的忧郁。
——“自题小像”南京求学（1898—1902）：
逃异地，行异路。
初进江南水师学堂，后进江南陆师学堂的矿务学堂，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同时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接受进化论。
日本：
东京（宏文学院）（1902-1904）——仙台学医（1904-1906）——东京“新生”运动（1906-1908）扶桑求学（1902—1909）：
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思潮。
曾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和文化研究工作，探索中国的出路，企图以文艺改造“愚弱的国民”，形成立人思想。
（鲁迅弃医从文：
一是在日本学习期间受到同学的侮蔑；二是在细菌学课间放的故事短片，日俄战争中，一个中国人给沙俄当侦探，被日军抓住，要拉去砍头，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却神情麻木。
一个同胞要被砍头示众，国人却把在鉴赏这示众的盛举。
鲁迅感到了国人精神麻木的悲哀，认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认识到了改变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并认为改变精神首推文艺，于是想到弃医从文）
其间，1905－1907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1909年，与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执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务。
1906年回国与朱安成婚。
由科学救国到文艺（思想文化）启蒙。
和许寿裳谈论的话题（国民性），弃医从文（“幻灯片事件”），现代思想的多种渊源：
以英国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的诗歌，以德国施蔕纳、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哲学家的思想，以俄国安特莱夫（安德列耶夫）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章太炎的影响（思想和文风：
古奥怪僻），越文化之根。
《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核心理念是“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立人”就是要唤醒“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关键的途径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而“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破》）。
翻译《域外小说集》——“周译小说”。
“新生”运动的失败。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呐喊•自序》）的悲哀。
3、地火在沉默中凝聚：
绍兴-北京10年（1909-1918）
痛苦与彷徨中孵化思想（1909－1918）：
是思考和形成自己思想的时期。
鲁迅青年时代的思想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逐渐接受了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思想。
其间，1913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09、9-1910、6）——绍兴府中学堂监学（1910、9-1911、7）-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1、11-1912、2）——南京-北京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对辛亥革命的体验与思考：
徐锡林、秋瑾、王金发、范爱农——成为他后来小说杂文的重要题材；《怀旧》（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
民众对辛亥革命全然无知。
当风声传到芜市时，他们把革命党人和“长毛”造反或强盗作乱混为一体。
巨富金耀宗和塾师秃先生忙着投机取巧，而广大民众则争相躲避，何墟的居民直奔芜市，而芜市的居民又逃向何墟，来往道上，人群穿梭，“多于蚁阵”，却又都不知何事。
虽然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是却透过这种虚枉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意识背景。
而这一切又通过一个童蒙（“我”）的视角来展开的。
沈默（“沈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钞古碑”《呐喊•自序》）——深入文化寻根：
魏晋风度与浙东情结。
4、在铁屋中呐喊：
“五四”时期（1918-1926）的鲁迅
文艺创作阶段（1918——1936）：
主要从事小说、杂文创作和社会文化活动。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狂人日记》。
同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工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爱国运动（女师大风潮，反对北洋政府的奴化教育政策），被北洋政府通缉，南下（许广平到了广州）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到上海，与许广平同居。
其后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S会馆与金心异的谈话：
“铁屋子”的困境——“希望”/“绝望”。
为“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呐喊”《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拾”《孔乙己》《药》等而《呐喊》。
由“随感录”而《热风》《坟》等蔚为壮观、犀利无比的杂文，为新文化而冲锋陷阵。
同时成为“语丝社”的主将，扶持了“莽原社”、“未名社”等青年文学团体。
20年代中期是他“命交华盖”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落潮，分化；兄弟绝交（1923年8月2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肺病：
连续高烧、咳嗽及吐血之类；1925年5月女师大事件、1926年“三一八”惨案，与章士钊、杨荫榆斗争，和陈源（西莹）之流（“伪士”）斗争，和许广平交往恋爱（潜隐高长虹的反噬）。
——《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及续编等。
“中间物”的思想；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两地书•二四》）；
5、由厦门-广州，而上海（1926-1936）：
“横站”中的苦斗
1926年8月与许广平经上海到厦门（许去广州），厦门大学（1926、6-1927、1），《汉文学史纲要》；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主任（1927、1-4），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
9月去上海，住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对进化论的反思与超越。
经“革命文学”论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其精神领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
率领左翼文艺队伍与国民党法西斯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变换笔名写作，1932-1936，80多个）。
当然也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启蒙的思想原则，对借革命的旗帜以谋私（“只借革命以营私”）（“奴隶总管”、“工头”）的现象表现出特别的警惕，当然也使鲁迅的处境十分恶劣，因而他只能在“横站”中苦斗。
这一时期他文学的主要方式是杂文，先后出版杂文10多部，使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成就辉煌的文类领域。
同时还出版了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艺创作与文艺论着。
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因肺病逝世，终年56岁。
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组织公祭、送葬活动，先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碑题字。
毛泽东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人民把鲁迅视为“民族魂”。
★鲁迅的意义。
1、毛泽东的论述：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逝世后群众（万人）自发哀悼：
“民族魂”。
鲁迅经历了两个世纪，两个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
是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和文化的斗士。
鲁迅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鲁迅在关注本民族发展的同时，深层次关注和思考了人类共同面临和探索的问题，是对中国民族性和人类共性的深思，他以天才的思考，独到的视角，毫无保留的批判和反思历史与现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学和文化财富。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他思想的丰富、深邃与深刻将影响中国的几个世纪。
2、主体结构的形成：
中西的交融与超越。
亚洲的现代性。
执着的探索与不屈的斗争（与法西斯专制体制和“左的可怕”的倾向），维护被压迫被奴役民众的权利，同时始终坚持个性觉醒与解放/个性的独立。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现代小说（短篇）的首创与成熟；《孔》《阿》《祥》《故乡》教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现代国语的典范。
《故乡》（日本）国民教材。
杂文：
新文学的重要文类；散文诗《野》艺术丰碑。
学术：
《中国小说史略》。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二、鲁迅人文精神探寻
人文精神，即对世界、对人、对“存在”与“在”的深刻思考与回答，是一种对人生关怀的精神体现。
而这种对民族生存状态、自我存在意义、存在方式、现实图景关注等人文关怀，在鲁迅身上则表现为深刻的绝望与尖锐的批判。
前者构成后者强大而持久的文化心理后盾，这是一种绝望后的批判，也是批判中的绝望，唯其绝望，批判才更锋芒毕露、刺刀见红，也唯其批判，才先出其绝望中精神生命的顽强和人文精神的珍贵。
因此，“绝望”成为我们去探寻鲁迅人文精神生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
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
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
“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
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
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
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
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
阅读鲁迅的作品，同时对照鲁迅的经历，我们不难读到其中深藏着的绝望。
这绝望便是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
作为个体的鲁迅在个人情感上的失落、寂寞、孤独、怀疑，是他绝望心态与情感的基本起点。
这是鲁迅个人情感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人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因为每个人的人格发展总是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而在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上，人们所体验到的如果孤独多于快乐、冷漠多于温暖、不尊重多于尊重……那么，他的人格需求就会缺少安全感、归属感，从而产生某种敌意和焦虑。
而家庭、家族、故乡……自然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文化因素。
鲁迅的童年，是在一个走向败落的古老家族中度过的。
尽管，他有深深挚爱他与他深深眷恋的母亲；有着长妈妈平民式的爱抚；也有着百草园里无拘无束地拔何首乌、捕鸟、跟着闰土在瓜田里捉猹；和双喜一同看戏、偷罗汉豆的童趣生活……然而，这样天真烂漫的生活对鲁迅来说毕竟太少。
相比以后的生活，这些并没有构成鲁迅生活在乐园中的心理，相反，在“愁云惨雾遍被整个家族，姑嫂勃溪、妯娌争吵、婆媳不和、夫妻反目……”à的家庭氛围中，鲁迅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童趣与快乐的可能与权利，却沉浮在安全、归属感需要的基本需求之中。
作为“童年经验”的“祖父入狱”、“父亲生病”是鲁迅“绝望”心态的精神铺垫，而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后，被视为“乞食者”的被歧视……使这13岁的儿童过早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这“世人的真面目”显然在鲁迅心中积淀成了绝望的因子。
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心态的最早萌芽。
这萌芽却又是发缘于封建文化的温床。
而早逝的父爱、母亲给予“礼物”的情感压抑与极度沮丧，（加上以后弟弟的突然反目）则又一次次地使鲁迅在这一系列无法逃避的被动事实面前，破灭了血缘的希翼和安全附着的希望，在亲情的温馨与血缘的纠葛中，烙上了个人意义的“绝望”。
血缘情结的冲击和破坏使鲁迅反复在情感的旋涡中落入谷底而失去了仅存的欢乐和暖意。
这种情感的损伤和心灵的压迫，虽然是个人情感意义上的，但却包含了浓厚的文化成分，正是构成鲁迅人文精神的基本焦点与鲁迅无所不在的“否定”意识的“基本敌意”的对象性存在。
而这“敌意”又恰是缘自鲁迅“绝望”中的“焦虑”。
这样，在血缘情结中，鲁迅被迫添加进了沮丧、失落和绝望，在故乡情结中，又对“S城人的脸早已看熟，……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表现出失去家园的情绪，因而处于守恒和平衡的精神情感系统发生了破缺，这自然导致了鲁迅产生与萌发新理性选择来弥补情系统的破缺。
正因为如此，那些影响鲁迅人格、精神的“文化因素”便成为绝望的指向，必然由个人而转向社会，由情感化而不断的理性化了。
绝望后的鲁迅，为了“寻找别样的人们”而“逃异地，走异路”，母亲再有浓厚的爱意，也不能挽留他离乡背井的去意。
这显然是以“绝望”作为内驱力的选择，也是鲁迅绝望中抗争的第一个理性选择。
然而，理性的选择，带给鲁迅的是更深层次的理性的绝望。
南京给鲁迅打开了理性的门窗，吹进了科学的空气，也布满了戊戌失败、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的阴云；以开放的视野来观照民族，寄希望于变革、维新，然而，“幻灯片事件”、“考试泄题事件”的情感打击，使鲁迅对这种不幸的认识却深化了，“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便是这种忧虑的写照。
应该说，辛亥革命前的鲁迅，虽然对家园、血缘已经绝望，但对于国家、民族还充满着希望的，他写《摩罗诗力说》，提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迫切希望着精神界之战士。
可是《新生》的流产事件如果还只是他“绝望生涯”又一个沉重与不祥的暗示的话，那么，他热烈欢迎与积极参与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第一次从理性角度绝望了。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于是把自己关在会馆里抄古碑，在绝望的折磨中默默地度着岁月。
“五四”使绝望的鲁迅振作起来，他发出了伟大的呐喊，但是“五四”落潮，统一战线分化，鲁迅在独自荷戟彷徨、孤独之中再度陷入绝望。
这是比前两次更加深刻的绝望，是鲁迅在“逃”离故乡、寻找角色定位（文艺）后的第三次绝望，是绝望的强化。
一方面，鲁迅感到了暗夜消失了他新生的路、吞没了他希望的盾；另一方面，鲁迅更感到了暗夜的空虚，在分外的寂寞中，发出了“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但暗夜又在哪里呢”?
的绝望的呼声。
但从这次绝望中间，我们也不难看到，鲁迅不是逃离也不是闭门抄碑，而是以思想家的清醒去承受绝望。
《墓碣文》中，鲁迅写道：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极其严峻与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在此又恰恰成为了绝望的结果，因此，绝望在鲁迅的认知结构中已不是被迫强加的了，而是一种“此事古难全”式的“常态”了，因而，他的绝望中少了颓唐、少了沮丧而多了几分冷峻的笑意与坦然、忧患与悲壮。
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的理性的判断与绝望中的清醒便升格为对于存在的观念，这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点，在以后高度紧张与高度亢奋的现实冲撞中，在一次次陷入内心更加孤独更加绝望的挣扎中，他终于没有彻底地“虚妄”，表现出从容的姿态。
在《致萧军、萧红》（350423）信中，鲁迅虽然绝望于“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但更指出了“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
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象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的新的绝望形态。
这样，从个体情感到社会理性，鲁迅实际上并没有寻找到情感系统守恒的避风港和安全岛，相反，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使他不断地感受着绝望的悲哀。
同时他也有对家园、血缘的绝望而逃离、由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而封闭这种带有更多情绪色彩的绝望而走向了对“五四”落潮后坦然承受绝望的更多理性色彩的阶段。
这为我们描划了一条由“内驱”（“逃离”）、而“加强”（“封闭”）而最终作出“反应”（“接受”）的绝望坐标，总的构成了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与支点。
绝望成为鲁迅内心精神与情感的关键纽合点。
而作为对这种“焦虑”与“敌意”移植和渲泄，鲁迅首先表现在屈原式的上下求索方面，同时也在顽强的寻路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绝望这样的回报。
于是，在他的人文精神系统中，首先构置了“绝望——寻找”这样一组主题与内涵，并表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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