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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维持其霸权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维持其霸权地位？
----从教育、科技、经济和军事的四维一体角度的描述
黄平何兴强余功德王玮
2012-11-2716:
36:
39 来源：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
美国全球及亚洲战略调整》（《美国蓝皮书（2012）》
内容摘要：
美国教育、科技、经济、军事“四维一体”的互动关系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
报告描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政策和投入层面如何发展这四个因素并使之相互结合，从而继续维持其综合国力和世界霸权地位的过程。
报告认为，一旦上述四个关联因素中的某个因素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不能做到“四维一体”式的相互结合，那么，其综合实力和霸权地位就将受到损害。
关键词：
“四位一体”美国霸权地位
1991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宣布告终。
怎样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领导地位”，成了“冷战”后历界美国政府都面临的战略选择。
本报告关注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如何将其教育、科技、经济、军事作为其基础，并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上如何使这四个方面相互结合，从而基本上维持住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本报告最后将提出，一旦上述结合受到损害，或者不能做到“四维一体”式的相互结合，那么，其综合实力并因此其霸权地位就将受到损害。
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将不重复已被许多论著探讨过的美国“冷战”结束前在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激烈竞争过程（“冷战”）中如何确保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更不追溯美国怎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怎样取代英国取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也不探讨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如何利用其对外战略和政策（包括其对外的经济、政治、能源、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战略和外交政策）以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而将集中描述美国如何协调其国内的教育、科技、经济、军事结构和投入，并力图实现“四维一体”式的结合的。
毫无疑问，即使是只从国内的结构和投入看，也决不止是上述四个方面，本报告将集中关注这四个方面，认为它们能否相互结合直接与国家如何提升和维护其竞争力相关，而将其他方面（例如地理环境、司法制度、治理结构、移民政策、公共卫生等）作为给定的条件，虽然这些条件——有的非常独特或曰“例外”，有的设计得很有特点，还有的或者需要改革，或者一直就处理得不好——对于如何和能否维护霸权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关键的。
一教育投入及改革打造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教育改革、投入及其成就
美国历届政府一向重视教育在美国经济和科技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教育看作是美国的繁荣之源，并将教育质量与经济成就紧密相连。
现任总统奥巴马说：
“政府赠地学院和公立高中的建立改变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经济；《退伍军人法》造就了一代使20世纪的美国经济无与伦比的中产阶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投资给美国的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使得像谢尔盖•布林（SergeiBrin）这样的人能够进入研究生院，并创建了永远改变我们所处世界的谷歌公司。
”[1]
当代美国教育的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当时美国的领先优势在许多方面为西德和日本为代表的其它先进工业国所赶上并超越，基础教育方面美国也落后不少。
以1981年美国教育部发表《处于危险中的国家：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为标志，美国开始了教育改革，试图解决美国学校教育中质量下降的现状，改变美国基础教育落后的现状，为重振美国经济、科技以及提升综合国力打下基础。
总的来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在基础教育方面强化联邦政府对教育改革的干预能力
在基础教育方面，美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是试图保留其原有自由、灵活、开放的教育体系，在培养和发展学生创造力方面的长处的同时，逐步加强其基础知识教学，进一步完善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以求维持和巩固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为了使联邦政府推行的各项教育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的管理和监控能力，以弥补其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的不足。
从老布什1991年签发的《美国2000：
一项教育战略》（America2000:
AnEducationStrategy）到1994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的《2000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Goals2000:
EducateAmericanAct），再到小布什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ChildLeftBehind）的教育法案，都体现这了这一特点。
经过这些改革，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共教育管理的权限正在逐步加大，对教育改革实践的导向功能也愈加显著。
2.美国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
美国的教育投入分为两块，一块是联邦政府投入。
“冷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改革和管理干预能力的加强，体现之一就是联邦政府教育投入的加大。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和由联邦立法产生的各类教育支出，从1990财年的847亿美元增加到2003财年的171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改革的支持力度是大大加强。
（见图1）
图1：
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支出情况（1980-2003年）
数据来源：
U.S.DepartmentofEducation-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FederalSupportforEducation:
FiscalYears1980-2003，http:
//nces.ed.gov/pubs2004/2004026.pdf
美国教育更大一块的投入来自民间（企业和社会）。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教育支出总额稳步增长。
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美国的教育支出总额从1990年的3,953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1,110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181%。
同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增长了约143%，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从总体上来说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2]“冷战”期间美国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7.0%以下，冷战后这个比重也得到提高，2009~2010年度达到7.9%，比199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见图2）。
图2：
美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
数据来源：
U.S.DepartmentofEducation-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2010fullversionoftheDigest.http:
//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0/.
3.强调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
1991年老布什签发的《美国2000：
教育战略》所确定的6项“国家教育目标”中，使美国每个成年人都学会阅读和书写等就是其中的目标之一。
克林顿执政期间推行的教育改革“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更是明确地指出学习是终身的过程，并将建立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作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小布什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中，与家庭和社区的配合也是一条重要的改革思路。
这一特点体现了美国政府的一个认识，即随着社会对劳动者文化科技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少数科技精英已难以在21世纪维持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
4.高等教育支出增长较快，大学入学人数稳步增长，开放程度有所提升
在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除了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之外，高等教育无疑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这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优势明显。
1990年，美国大学教育支出约为2298亿美元，到2009年4610亿美元，翻了一倍，快于同期教育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
在绝对值上，高等教育支出一直占整个教育支出的1/3以上，2010年更是达到了41.5%。
（图3）[3]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大学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更多地承担了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联邦政府给予大学的教育拨款很大一部分用在科研方面。
图3：
“冷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例
数据来源：
U.S.CensusBureau,Statistical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
2012,Education145.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从1990年的1360万人增至2009年的1980万人，增长了45.6%，而同期美国的入学学生总数只增长了22.7%，美国总人口也只增长了22.9%，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增长幅度大大领先于其他阶段的入学人数增长幅度（见图4）。
图4：
”冷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及美国入学总人数
数据来源：
U.S.CensusBureau,Statistical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
2012,Education149.
“冷战”结束后美国各种族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得到很大提升。
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1990年，白人为22.0%，黑人为11.3%，亚太裔为39.9%，拉美裔为9.2%，到2010年，这些数据分别为30.3%、19.8%、52.4%和13.9%。
[4]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字增长也较快，从1990到2010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人数增长了11.2%，而同期男性只提高了5.9%，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
[5]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已成为美国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直到目前的奥巴马任总统时期，仍然得到很强的体现。
各届政府也都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美国教育的发展，在原有基础之上，政府增加了支持的力度，美国基础教育虽然仍然问题不少，但高等教育则继续保持着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
（二）教育促进经济和科技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教育为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
“冷战”结束后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数均获高速增长。
1990年，美国有33.7万人获得硕士学位，到2009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为67万人，几乎翻了一倍；1990年，美国有3.9万人获得博士学位，到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6.9万人，增加了76.9%（参见图5）。
其中，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在同一期间增加了43.6%，占博士学位获得者总人数的60%以上。
（见图6）
图5：
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人数
数据来源：
U.S.DepartmentofEducation-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2010fullversionoftheDigest.http:
//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0/.
图6：
博士学位获得者总人数与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
数据来源：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S&EDegrees:
1966-2008, http:
//www.nsf.gov/statistics/nsf11316/.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不仅仅来自本国。
通过教育与移民这两个互相交叉的渠道，美国吸收了大量的他国优秀人才为已服务。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美国在“人才吸引”指标上排名第三，在主要大国中名列第一。
在吸纳留学生方面，美国1990至2010的二十年间吸纳的海外留学生数量增长了78.6%，[6]从38.7万增加到69.1万。
同期美国入学学生总数上涨幅度则为45.1%，显著低于海外留学生的增长速度。
[7]在吸纳移民方面，从“冷战”即将结束的1989年起，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猛增，从1989~1991三年间均保持在百万人以上，1991年达到最高，超过180万人，此后增长数量下降，但也一直延续了这种高增长势头。
到2009年，美国共吸纳移民2,221万人。
[8]其中，高学历、高技术移民占有重要地位，高学历和特殊技能人才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占因工作动因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移民比重，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
（见图7）。
图7：
高学历或特殊技能人数占因工作获得永久居留权人数比重
“冷战”结束初期，大量的原苏东地区高学历人才移民美国，使得1992年该比例高达50.3%。
恢复常态后，该比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在2008年达到1992年以来的新高42.5%。
数据来源：
2010YearbookofImmigrationStatistics, http:
//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yearbook/2010/ois_yb_2010.pdf.1992-1995年前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其次，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产业密切合作，在推动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的公司、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基金会大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同组成了一种全新的科研体系和伙伴关系，使得知识的创造者、推进者和应用者三方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共同发展出一系列认知策略，这一科研体系正是“美国世纪”的先决条件之一，它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力量，而是知识的重新组合，它赋予美国在创造国内繁荣的同时在全球扩大影响的能力。
部分学者将这种创新科研体制总结为“产学研合作”体制，认为它是美国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主要创新合作模式有科技工业园区模式、企业孵化器模式、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模式、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模式。
[9]
美国的高校在这种美国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各高校、科研院所已成为美国科研创新合作模式中的主角。
通过创办以大学为依托的科技园区（如硅谷），通过向企业发放专利许可和进行技术转让来实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办高科技企业，通过创办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这些模式，高校成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每年产生数以大量的技术专利，创造了许多的高科技企业。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高校在其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仅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的硅谷为例，以雅虎和谷歌公司为代表的引领全球的新型互联网公司和其它如思科（CiscoSystem）、太阳微系统（SunMicrosystems）等许多高技术企业在推动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其它在创新科研合作模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发布的《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有一项指标是大学与产业之间在研发上的合作，在这项指标上，美国居第三，而在此前一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中，美国高居第一。
在世界主要的大国中，只有英国的排名比较接近美国。
[10]
第三，美国政府在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美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支持这种创新合作模式，仅“冷战”结束后通过的就有1992年的《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5年的《国家技术转移与促进法》和2000年的《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等，形成了对产学研合作的完整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体系。
在科研经费支持方面，1990年，联邦政府为大学的科研活动拨付了104.7亿美元，到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81.8亿美元，增长了169%，这其中绝大部分拨款投给了研发活动，使得研发经费从1990年的90.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50亿美元，增长了177%[11]，而同期的联邦政府整个研发拨款只增长了65.2%。
[12]基础研究在大学科研经费总额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65.3%提高到2009年的74.6%，其间最高时曾达到76.4%（见图8）美国联邦政府对促进大学进行科技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政府通过这种财政杠杆，努力将大学打造为基础研究的中心，使之与注重应用研究的企业相得益彰。
图8：
联邦政府承付大学科研款项情况
资料来源：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ederalScienceandEngineeringSupporttoUniversities,Colleges,andNonprofitInstitutionsFY2007，http:
//www.nsf.gov/statistics/nsf12301/.
美国政府还出资设立各项计划，支持了中小企业和大学、研发机构搭建合作平台。
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1982年）、《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1992年）、《先进技术计划（ATP）》（1995年）和《制造业发展合作计划（MEP）》（1988年）等。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先进技术计划和加强了的制造业发展合作计划，推动了这种创新合作模式在“冷战”结束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发展。
二技术革新促进经济增长
在美国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持下，美国“产学研”结合的创新科研体系推动着美国研发并将各种高新科技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来，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中，这种体系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
其中，各届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科技创新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结合。
（一）科技政策促进科研创新体系的发展
1.克林顿政府时期
1993年2月22，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后一个月就出台了《技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向》政策报告，阐明了以现实和全面的方式，加强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的科技政策。
该报告设定了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总目标，认为投资于技术就是投资于美国的未来。
美国的科技发展必须用来推动建设经济力量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去发展。
克林顿总统及戈尔副总统为首的民主党人，在其科技顾问的支持下，对于技术对于经济的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认识深刻，认为美国是到了该“采用全新的途径来认识美国科技资源的潜力和力量，对美国经济进行根本性调整的时候了”。
[13]该政策是美国科技发展的蓝图，围绕着三个中心目标：
（1）能够创造就业和保护环境的长期经济发展；
（2）使得政府更有效率更负责任；（3）在科学、数学和工程这些基础性学科方面成为世界领袖。
1994年8月，克林顿在另一篇关于科技政策的重要讲话《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中提出：
“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创造就业机会、兴建新产业，以及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
科学则是技术这种动力的燃料”[14]。
1995年，克林顿在致国会的报告《科学与技术》中说，本届政府坚定加强科技投入是基于以下三个基本前提：
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科学知识是未来的关键，负责任的政府鼓励科学技术进步。
[15]1996年7月，在《为了国家利益的技术》讲话中更指出，“保持技术领先对美国的利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至关重要”，“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据估计过去50年中美国经济增长有一半左右（49%）是靠技术取得的”，“据估计技术和知识进步约占生产率提高因素的80%。
”[16]
作为一位走“中间道路”的民主党人，克林顿的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着眼于依靠私营部门力量，认为企业是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上，政府作为企业的伙伴，在科技发展方面的主要作用是协调科技发展和应用，认为对技术的新投资将帮助私营部门创造高工资、高技术的就业机会。
围绕以上三个中心目标，其具体细化的目标体现了这一重要特点。
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工业和全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企业和国家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技术运用于商业的速度和效率，因此，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的目标不仅是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同时帮助企业迅速将新技术的商业化运用和技术产品的最终生产。
联邦政府为了推动战略意义很高的、最为优先、但同时风险又很高的新技术的开发和的推广，与企业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
政府的作用就是鼓励企业对这些具有很大商业用途的优先技术进行开发，联邦政府将为企业提供配套资金，以减少企业开发这些技术的资金风险。
“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TechnologyProgram,ATP）是克林顿政府开展的旨在通过加强在商业和服务业方面具有很强的运用性的具风险很高的新技术开发的另一个项目，通过企业进行申请，政府进行资助的方法来共担风险，目标是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工业表现，推动经济发展。
该项目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一种形式，其主要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
该计划由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sandTechnology）负责操作实施，该所此前就是商务部下属的一个以帮助私人部门开发新技术为主要职能的联邦研究机构。
在克林顿政府的高级技术计划下，扩大了原来的规模，克林顿在任期内把对该机构的联邦资助增加，由1994财政年度的2亿美元增至1997财政年度的7.5亿美元，将此计划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全国性项目，集中开发能够推动美国技术战略发展的关键技术。
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的主要信条更多体现在众多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industrialconsortia）上。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为商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主要承担者，政府在公司企业自己有了初步设想和规划后，对创新联盟的组建和了随后工作从法律、资金、计划制订和实施三个方面提供相应协助，目的是通过技术创新联盟这种方式，实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同时确保政府资助的项目是由市场需要驱动的。
克林顿政府帮助推动的几个重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有美国高分辨率显示器创新联盟、半导体制造技术创新联盟，这两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都得到了克林顿政府“先进技术计划”的支持；此外还有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或称清洁汽车计划，旨在提高美国汽车制造业竞争力、开发新技术增加汽车燃油经济性并减少排放，以及高级通讯卫星技术计划。
该计划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主持，已经吸引了来自21个产业以及25所大学的合作者参与，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进行50项试验，范围从商业通讯卫星到超级计算机网络以及医疗保健的远程服务等。
此外，美国政府还鼓励在其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技术方面组建创新技术联盟，包括新建筑技术、信息控制和传感技术，快速自动成型等技术。
克林顿政府一项重要推动技术研发的政策就是推动联邦国家试验室与私营企业的合作研究。
自从克林顿上台的1993年1月以来，美国公司与美国国家试验室的合作研究项目就大大增加了，将政府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的技术需求结合起来。
仅能源部下属的30个试验室，新增加的合作研发协议项目就达271个，增加了82%；在现有能源部全部601个合作研发协议项目中，有75%都是集中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高级材料、和制造业方面。
在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主持下，合作研发协议项目增加到了385个，新增加的项目达110个，其中一半是与小企业签署的。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持的项目中，政府与企业合作项目增加到超过400个。
能源部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部门这些美国政府的主要科学技术机构还一直在重新评估现存的技术转移机制并试验尝试用新的方法来使得商用的技术和服务能够很快运用到美国产业中，能源部有全球竞争力伙伴计划，旨在通过不断将其国家试验室系统变得更加友好，更为市场驱动，更加能够为消费者所用，与美国工商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他们不断缩短处理一个合作项目需要的时间，允许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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