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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百家争鸣号第7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百家争鸣”2015年12月号第7辑

  整理fcs2002

  1.“用父亲社保卡获刑”背后的福利不公

  2.平凡的坚守是“寒冬最温暖的阳光”

  3.乌镇像中关村好不好

  4.城中村“居民待遇”事关社会公平正义

  5.“闯红灯”影响个人信用是否过于严苛

  6.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确保老有所养

  7.“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获刑”应反思什么

  8.警赌同流合污,症在“信念软骨”

  9.修改研究生复试成绩就是一种不公平

  10.企业“任性”超排根源是处罚过轻

  11.检察院告环保部门行政公益诉讼来了

  12.人类为何要探索地壳和地幔

  13.结束煤炭时代,要靠能源竞争

  14.招揽“学生工”让市场调节失灵

  1.“用父亲社保卡获刑”背后的福利不公

  作者:

王传涛

  在浙江绍兴,患有高血压的邹某,让女儿用丈夫老周的社保卡买药,合计报销11376.64元,结果母女俩双双获刑。

近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判决的首例冒用社保卡案,给有些人敲响了警钟。

(12月19日绍兴公安局网站)

  用他人社保卡报销获刑,在当下言并不算怪事,有人盗用邻居的,有人盗用入狱者的……但是,用家人尤其是用丈夫的社保卡配药报销却获刑的案例却极为少见。

固然,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各地政府部门分别对各种不同的医疗保险的报销走账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一人一卡并保证专款专人专用是起码的要求,但是,用一个人的社保卡供全家人吃药的事,几乎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做,判刑是不是太重了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此案有两个特点。

一是,数额较大,已经超过万元;二是,买药的花销并不是用的卡里的余额,而是走的报销,因此,这和“划医保卡买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等还有本质的不同,此案应该是动用了统筹的地方医保基金或是其他统筹资金。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质疑这背后的福利不公。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了“邹某只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费报销比例较少,而丈夫老周的社保卡能报销不少医药费”这样一句话,对此笔者的疑问是,事实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较于城镇居民保险、新农合保险,比例还是较高的。

如果是有一种保险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要高,则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公费医疗”。

即便不是“公费医疗”,也至少是一种非平常人所能享受到的特殊医疗。

  今年“两会”期间,人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胡晓义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国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地方已经都实现了把原来的公费医疗改革成为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现在只有3省的省直机关和中央在京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其他的都参加了。

”就实际而言,许多已经完成医保改革的省份,仍然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模式,这造成了在实际上仍然有许多未参加医保的老同志在享受“公费医疗”。

  是医保种类之间的报销比例不同,造成了群体之间的福利不公,即使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人之间,也都有可能产生羡慕嫉妒恨。

有的人的公民福利是特权,有的人的则不是。

这还真应了《动物庄园》里的那句话,“所有的动物都平等,可有一些动物更平等。

  这种不公是改革不彻底或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了的,可是能够肯定的是,只要这种不公存在,抑或是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比例总是不高,在全民医保未实现的语境里,为了省钱,家人之间互相用的现象就不会消失。

这恐怕才是此案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王传涛)

  2.平凡的坚守是“寒冬最温暖的阳光”

  作者:

薛家明

  山东东营118路公交车司机王炳强是一位平凡的司机,但在平凡的岗位上却有着不凡的追求。

路遇车祸,他立即停车救人;乘客突发疾病,他征得同车乘客同意后紧急送医。

2015年年初,王炳强在短短8天内连救两人,被网友称为“东营好司机”,他的故事也被称作“寒冬最温暖的阳光”。

他说:

“能救人的时候绝不袖手旁观。

”2015年6月,他荣登“中国好人榜”。

(12月21日光明网)

  路遇车祸,他“多管闲事”,停车救人;乘客突发疾病,他“临危生智”,跑赢了病魔,帮乘客转危为安。

在8天时间里,王炳强先后两次救人于水火。

也基于此,王炳强被网友称为,东营好司机、业界的良心、“寒冬最温暖的阳光”。

可以说,这些赞誉是对王炳强这个做好事“上瘾”的人,最好的表扬与褒奖。

  可能,在局外人看来,8天里两次救人,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了解王炳强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运气使然,而是王炳强坚持“能帮助别人时绝不能袖手旁观”的必然。

在工作中,王炳强只要上车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绝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差错;真诚的对待每一位乘客,“能帮助别人时绝不能袖手旁观”。

也正是这种绝不松懈和顺手帮一把的精神发轫,在遇到车祸时,他才“多管闲事”停车救人;遇到乘客突发疾病时,他才会积极抢救,而不是按部就班,坐等120的到来。

  何为中国好人?

我认为,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发亮”就是最美的中国好人。

无论是长期扎根农村,践行青春无悔的大学生村官卢志龙;还是在农村医疗第一线近40年,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的村医徐秀芹;抑或是,8天两次救人的“好司机”王炳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坚守和平凡,在平凡中孕育伟大。

从这个层面看,平凡的坚守就是“寒冬最温暖的阳光”,温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比如,5.12汶川大地震一跑成名的“范跑跑”,在危急时刻,丢掉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最终给民众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再比如,今年4月,明星王菲到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大厅办理业务,该中心多名工作人员竟然擅自脱离工作岗位,进行围观,造成为民服务“断档”。

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在这个诱惑和利益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坚守的不易与可贵。

  可见,“好司机”王炳强平凡的坚守,更是一面镜子。

通过照王炳强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找到自己的短板,发现自己的浮躁与不安分。

而沐浴这缕“寒冬最温暖的阳光”中,更能激励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以“好司机”王炳强为榜样,始终如一的坚守自己岗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来。

(薛家明)

  3.乌镇像中关村好不好

  作者:

梅明蕾

  继去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今年此大会的召开,让这江南古镇再度火了一把。

各国政府首脑莅临,各位互联网大佬相聚,从这里发出的声音传向世界的四面八方。

“千年古镇”与“互联网+时代”构成的时空格局有一种特别的“混搭”感。

  如此高热的大会永久地选址中国的一个千年古镇,可与之相比的是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选址瑞士小镇达沃斯。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达沃斯虽小(当地常住人口仅万余),却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当初更是以空气质量而名世;乌镇虽老,却集聚了鲜明的中国风尚,尤其近些年来,传统的人文山水又不断嫁接着现当代的文化元素——如以台湾知名导演赖声川为首的团队经营的乌镇戏剧节,吸引了中外戏剧精品的汇集;有相当影响力的画家、文化人陈丹青,对乌镇人氏、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木心的发掘及不遗余力的推介等等,更让乌镇由一个常规的旅游景点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

有达沃斯在前,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乌镇,说起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如此重要的全球性会议吸引了各路媒体,有关方面报道已然相当充分。

我注意到的是有些记者的观察:

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前往乌镇的各色人等突然增多,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等络绎不绝;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之后的这一年,乌镇借着这会议的“东风”产生了不少创业创新品牌和跃跃欲试的创客及创客空间,创客们有的是从北上广深杀回老家的年轻人,有的则直接由外地引进。

故此,大家“在这里突然有了一种中关村的感觉”。

  显然,世界互联网大会给乌镇带来了发展或“双创”的机遇,事实上,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正在为此制定相关规划,并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免费为创客提供办公空间等。

  “中关村的感觉”,自是指其当下氛围:

充满机会,“创”字当头,激情澎湃,活力四射,如此等等。

中关村当然好。

乌镇落实为另一个中关村,地方GDP指标的大幅提升自不待言,但必然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难以承受的人口和环境压力,急剧上升的生活成本,相对优势的有所旁落……更严重的后果,是乌镇可能不再是乌镇。

这样的转换是否合算,很值得深入想一想。

  “达沃斯论坛”至今已近40载,达沃斯仍不改其小镇风姿。

我相信世界经济论坛一样给达沃斯带来“发展”的机会,小镇上的人们难道不想成为日内瓦或伯尔尼第二吗?

我更愿知晓他们对此机会成本的算计和考量。

  当然,由于条件所限,我料定乌镇成不了中关村第二。

一番杞人忧天,不过借机再说那些重复了千百遍的理儿:

“发展”不是唯一目标;城镇的千姿百态更是难得。

(梅明蕾)

  4.城中村“居民待遇”事关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

牛日成

  日前,8名来自广州、佛山等地的广东省人大代表共同约见省水利厅、住建厅、广州市水务局等部门负责人,就城中村存在“喝水难”问题质问:

不少城中村“村改居”多年后,村民为什么还享受不到居民待遇?

城中村改电改气都能做到一户一表,为何改水做不到?

  作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实施代表闭会期间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办法后的首次约见,代表们的连串质问可谓“刀刀见红”。

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症结在于政府只负责自来水通到行政村的投资,而从村到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则要村和村民自筹解决,最终集体经济不好的村承受不了负担而转嫁到村民身上,造成村民“喝水难”“用水贵”。

  在人大代表痛诉现行村(居)供水模式的“六宗罪”中,最突出的就是供水方将“责任”切割得泾渭分明,供水方只在行政村装几个总表就拍屁股走人,总水表至入户的维修、维护、管理、收水费等工作及费用则由村居委和村民承担。

由于村居委缺乏专业技术人员,造成漏水无法监管、管理成本高、亏损严重等问题。

同时,从村到户的供水设施陈旧,水质长年没检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问题是明摆着的,而据称广东2011年启动的“村村通自来水工程”总投入约400多亿元,都由政府来承担难度较大,因此自来水从行政村入户的费用要村民承担“可能是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基本模式”。

这种官方自认的“基本模式”显然仅停留在“拿钱说事”层面,无法绕开两个最基本的拷问:

同一城市传统意义的“居民”享受自来水直接到户待遇,“村民”为何被另眼相待?

同样是公共事业,供电供气能够实现用电和燃气“进村入户”,供水为何却将“最后一公里”留给村民?

  必须正视的是,随着“村转居”和城镇化的推进,广州等城市的不少“城中村”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与老城区街道和新建小区一样成为城市成员。

有的“城中村”经“村改居”十多年之后还享受不到“居民待遇”,如何说得过去?

就供水而言,政府部门单方将城中村划定“红线内外”边界,将原因推给城中村规划落后以及历史欠费没法追缴等,这种“拿历史说事”的说法归根结底还是用老眼光看新时代,用旧思维看新问题,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不能选择性经营,有钱赚的就做,没钱赚的就不做。

”人大代表所指或是问题的最好注脚。

  时代在变,无论面对旧问题还是新现象,关键在于从怎样的角度去审视和有无破题的责任感。

时至如今,政府如果还沿用传统意义的“村民”与“居民”概念来制定不同政策和决定公共福利的不同分配,已严重不合时宜。

因为,这不仅涉及城中村居民“喝水难”“用水贵”的民生问题没有任何理由不解决,而且人为将“市民待遇”分类别、划等级涉及有悖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可以说,城中村或“村改居”村民用水上不能享受“居民待遇”,再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废除影响社会发育各种制度障碍的紧迫性。

只有跨越传统的城乡界别的藩篱,使每个人都公平享受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国民平权,并最终使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所有人心中憧憬并致力捍卫的常态。

(牛日成)

  5.“闯红灯”影响个人信用是否过于严苛

  作者:

唐螂

  搭建中的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不时会传出消息。

最近,第一版的信用信息资源目录,被陆续披露出来。

其中,个人的信息目录对冲红灯、醉驾、欠缴电费这一类过往的“生活小事”,也会纳入记载。

有媒体称这意味着这些信息,未来会影响个人信用,严重的甚至影响贷款。

  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什么内容,可以说,就是对未来一个合格的公民的一种人格勾勒。

过去,我们质疑某人的可靠性时,总要问那个人有没“案底”?

也就是说,有没刑事或者治安性的受处罚记录。

现在,要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系统,每个人的信用脸谱,自然也要被全面记录下来,形成个人信用的“案底”。

  个人信用资信目录有对冲红灯、醉驾、欠缴电费等等行为的记录,被媒体特意强调出来,不无吐槽未来个人信用档案过于严苛的意思。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观念中,唯有犯了杀人放火这类天理不容的大错的人,社会容忍度才会达极限。

一般看上去贪小便宜之类的“毛病”,往往采取既往不咎的怀柔策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所以我们对个人信用方面的标准,其实是有些模糊的,因此对冲红灯之类行为,感觉上总与个人信用关系不大。

相反,在国人的字典中,喝酒的酒品、赌博的赌品还有江湖中的哥们义气,都有可能成为个人信用的标准;更有人认为,个人信用就是一个人道德品质水平,是某个人的私德状况反映,所以,很多人以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着力点,归根到底要放在个人的修身养性上。

评判很多社会现象时,总是说国民素质还不高之类的宏大叙事,很少能对“素质不高”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事实上,在一个公民素质发育成熟的社会,对公民的信用评估,往往是以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态度和做法为基本出发点的,在其评价体系中,你的负债情况并不能说明你的信用情况,甚至,你的负债越高,可能说明信用度或信用评分越高。

相反,在我们这里的小毛病,如报假税、虚开发票、冒领社会补贴、虚报医疗药费……等等所有的“占国家便宜”的行为,都有可能是重罪。

因为,这不仅仅是“多吃多占”的问题,而是直接侵害公共利益,损害了整个公共社会保障制度。

在某些国家,个人信用记录本身,并不仅仅是道德水准记录,而可能是一种制度。

比如,个人信用中的纳税情况登记,就对不动产的投资购置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你的资金倘没有明确的完税记录,根本就不允许你用于置业投资。

  所以,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固然是一种公共管理体系的确立;同时也是对社会道德水平的一种养成。

然而,恐怕带来的更大影响是,公共性的价值体系被建立,以公共资源保障为中心的新生活方式被选择。

(唐螂)

  6.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确保老有所养

  作者:

张海英

  应该把“退休生活质量”“老年人公共服务”之类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范围或提高考核比重,以此鞭策城市管理者更重视养老工作

  退休之后在哪个城市生活最安逸?

12月18日,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一个“退休版城市幸福指数”——2015中国大中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指数,这是国内机构首次采用指数形式,以退休人群生活品质为主线,全面衡量了城市应对老龄化的建设情况(12月20日《华西都市报》)。

  目前关于城市的指数评比与排行榜有很多种,但类似于“退休版城市幸福指数”这样的排行榜,今后应该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高,这个日益庞大的人群,他们的养老、医疗、出行等权益问题将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大事之一。

  有关机构在国内首次发布这一指数,其创新精神以及报告价值值得肯定,这不仅对排名前列的城市(珠海、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厦门、乌鲁木齐、苏州、太原位列前10)是一种鼓励,而且对排名靠后的城市是一种督促,有助于这些城市看到差距,改进综合养老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但对公众而言,对这种研究报告还有更多期待,比如说报告只对全国38个大中城市进行评估,而很多人则希望看到更多城市、自己所在城市的评估结果或者排名。

再比如,关于城市的退休生活质量水平,哪些城市及格,哪些城市不及格,应该分别公开名单,这样更直观,鞭策效果更好。

  这就是说,公众期待所有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把高质量的退休生活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民生改善目标,这是因为,一种高质量的退休生活,不仅关系到现有老人的权益保障与群体尊严,也关系到未来老人的生活品质——我们每个人都会步入老年,同时还关系到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养老事业形象。

  从排名第一的珠海来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是城市退休生活质量高的关键。

这也提示我们,惟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才能提升广大市民的福祉尤其是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那么,如何才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呢?

笔者以为,核心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另外,财政支出要向民生领域尤其是养老方面倾斜。

  为了使高质量的退休生活成为所有城市追求的一种目标,笔者建议,更多的研究机构应该围绕“退休生活质量”或者“老年人权益保障”进行专题研究,也可以发布各种排行榜。

因为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城市决策的一种参考,而各种排行榜则可以成为城市改进公共服务的一种动力。

  同时,强化舆论监督也有助于提高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水平。

比如,媒体曾披露养老机构一边是“一床难求”,一边是“高空置率”,显然这种监督有利于改变一些不良现象。

此外,舆论还应该多关注不同人群养老金待遇差距、老年人出行难、异地医疗报销难等问题,这必将促进有关方面完善相关工作。

  尤其是,应该把“退休生活质量”“老年人公共服务”之类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范围或提高考核比重,以此鞭策城市管理者更重视养老工作。

目前,各界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养老金支付压力等方面,实际上,涉及老年人退休生活质量的问题还有很多,每个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值得关注。

  当然,也不能只指望城市决策者来提升退休生活质量,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推进相关改革(比如养老金全国统筹)。

在政府积极履职的同时,还应该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

总之,养老是今后最为重大的命题之一,需要所有城市、所有人都给予高度重视。

(张海英)

  7.“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获刑”应反思什么

  作者:

张贵峰

  75岁、患有高血压的浙江诸暨市居民邹某,让女儿用丈夫老周的社保卡买药,合计报销11376.64元,结果母女俩双双以诈骗罪获刑。

日前,诸暨市人民法院判决的首例冒用社保卡案,给有些人敲响了警钟。

(12月20日《绍兴日报》)

  应当承认,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将“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视为“诈骗”,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毕竟,目前我国社保卡,主要仅是针对个人的,而并非全家通用的“家庭医保卡”。

因此,妻子使用丈夫社保卡报销医药费,对社保管理机构来说,仍可能属于是一种“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的诈骗行为。

  但进一步站在最基本朴素的社会人伦、家庭伦理角度来审视,“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获刑”现象,显然又并不多么合情合理,甚至是显得十分“不近人情”。

作为一种最基本人伦关系的夫妻双方,当一方患病时,另一方通过诸如“使用自己医保卡为其报销”这样的方式,向对方提供帮助、为其分忧解难,难道不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夫妻伦理,岂能以简单以“诈骗”视之?

  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这种背景下,如果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许互用医保卡彼此帮扶,并将之视为“诈骗”,那么“患难与共”“相互抚养”的夫妻伦理、法律责任,是否还能充分彰显?

是否有利于充分保证“厚人伦、正风俗”?

岂不闻,“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夫妻等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特殊伦理关系和责任,此前我国一些地方社保管理部门都推出了“医保卡全家可共用”的政策。

如在深圳市便曾出台规定,凡是父母、配偶、子女参加了深圳医保的,且个人账户积累额达到一定额度的,“超过部分才可用于支付其家庭其他成员的基本医疗、健康体检等费用”;而在成都同样也曾规定,“家庭成员可以共用医保卡个人账户资金”。

  就此而言,上述“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获刑”案例,真正应敲响警钟、更值得警示的或许并不是,夫妻间的冒用社保卡,而是,应尽快进一步健全完善我们的社保制度,使之彻底成为一种能够在家庭成员之间充分实现互济功能的“家庭社保卡”。

这样一来,不仅能彻底避免“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获刑”这类“不近人情”伦理悲剧的发生,也有利于不断提升医保制度的保障能力、“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除此之外,从全面健全完善医保制度角度,上述“冒用社保卡案”,也不乏其他一些同样值得反思的警示。

如警示目前我国仍高度“碎片化”医保体制,“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等三大医保,不仅实际报销比例总体不高,且存在明显差距,而这事实上也正是“妻子用丈夫医保卡买药”所以发生的一个基本背景。

据此前审计署公报,2011年我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分别为64.10%、52.28%和49.20%。

而从老年人医疗保障角度,这一案件也警示了,目前我国医疗费增长过快、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现实。

如统计显示,“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7.49%,已远超同期GDP增长”,“65岁以上老人人均用药是青年人均用药费用的3.7倍。

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

(张贵峰)

  8.警赌同流合污,症在“信念软骨”

  作者:

刘晓丰

  据群众举报,福建省永春县公安局呈祥派出所所长刘天旭在担任介福派出所所长期间与赌徒同流合污。

该县纪委经过调查,先后查处了包括刘天旭在内的介福派出所前后3任所长和该所4名民警,为赌徒充当“保护伞”、收取“保护费”的严重违纪问题。

目前,刘天旭等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等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12月21日扬子晚报网)

  本应与违法犯罪势不两立的“人民卫士”,却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当起了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着实让我们难以接受。

然而,分析个中细节我们发现,发生在介福派出所的民警与赌徒的“结盟”非一日之寒,也非一因促成。

  理想信念的动摇,必将得“软骨病”。

介福派出所从所长到民警之所以“全军覆没”,关键是其在金钱利益面前,没能坚定理想信念,没能守住廉洁“高地”,没能牢记自己的身份职责和人民的嘱托。

将派出所当成了“自留地”,将手中权力当成了“取款机”,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严重错位。

  侥幸心理的存在,必将害人害己。

介福派出所前任所长暂时的“平安无事”可以说产生了“破窗效应”,让其后的两任所长看到了“希望”,放松了警惕。

他们如法炮制的演起了“猫鼠一家亲”,甚至变本加厉,将自己一步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内部监督的缺位,必将滋生腐败。

介福派出所的“塌方腐败”,公安局内部监督的缺失难辞其咎。

派出机构3任所长先后11年为赌徒充当“保护伞”却毫无察觉。

如此似有若无的监督,给了权力寻租肆虐的空间,也给了司法人员执法犯法的“冲动”。

  俗话说,“正邪不两立”。

介福派出所民警与赌徒的“结盟”,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很大程度的削弱了司法公正的公信力。

当前,唯有牢固思想信念与完善监督体系“双管齐下”,方能根除此“结盟”的滋生。

(刘晓丰)

  9.修改研究生复试成绩就是一种不公平

  作者:

张松超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在微博上称,该校中欧法学院2014年研究生招生复试中,两名考生复试总分未超过60分,按学校规定不可录取,但经私下更改复试笔试考分而被录。

记者调查发现,两名考生的复试笔试答题纸确实进行过修改,在每道题分数未变的情况下,总分栏上均被阅卷教师拔高了15分。

(《北京青年报》12月21日)

  再过几天就是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此时此刻曝出这样的新闻,我们不能不格外重视。

尽管上述学院给出了看似合理的理由,比如招生名额充足,避免被浪费;所录学生比较优秀;之前改卷标准太过僵化……或许,我们并不一定能就此断定,此次修改研究生复试成绩一定存在利益输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一些学校的研究生复试的确存在着不小的人为操作空间,即便有很多制度去规避,往往仍旧抵不住相关领导一句话。

  这无疑很容易让考生联想到另一种火爆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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