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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
论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
2013年01月07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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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网
美国自然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与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总是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反映和认识生活，并以审美的手段生产产品，创造精神成果，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从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是人们对美国自然文学审美中所具有的人和社会的心理效能、精神价值，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一。
它最终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既表现为一定历史时期人们主观审美能力，也表现为美国自然文学中所蕴含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审美价值属性，是两者的对立统一，能够满足人的美感需要，引起人的审美感受。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优秀作品可以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普遍审美价值，能够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从总体看，美国自然文学审美价值主要是倡导人类与自然荒野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
“土地伦理”一语源自利奥波德的《沙乡年历》。
利奥波德不仅呼吁人们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要有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而且还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行为标准：
“任何有利于保护生物社区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行为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
”美国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
”“它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出路。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伦理道德—“生态良知”是基于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对自然荒野的热爱和心灵感应孕育而成的。
爱默生指出：
“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声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缪尔认为：
“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
”利奥波德把从自然荒野中得到的精神享受视为一种比物质享受更胜一筹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
美国自然文学倡导的人类与自然荒野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一是就理性而言，自然荒野是人类的根基，是使现代人意识到他与自然界关系的提醒物，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
二是就感性而言，自然荒野寄托着一种情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为心灵格外需要野生自然的滋润。
三是就外在结构形式看，自然荒野与人类一样是具有秩序、平衡和相似的灵性事物，同时也与社会一样内含许多生存法则，能够给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启示，甚至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荒野生存法则。
一、
在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中，深深浸透着对自然荒野的热爱、崇尚和赞美。
一方面，从历时性看，尽管20世纪初以前，美国自然文学深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美国自然文学从17世纪产生以来，就把笔触投向了自然荒野，刻画“人”对“自然”的观察和精神体验，从而促成了人的主观心灵与自然荒野的审美融合。
20世纪初以后，美国自然文学在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逐渐作用下，更是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整体观，对自然荒野的审美认知和审美感觉也达到了和谐美的状态。
因此，从审美对象看，美国自然文学突破了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把探索与描述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文学的领域并作为写作的主题。
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看，在西方传统文学中，人与社会及其关系总是文学审美的对象，战争、爱情与死亡等始终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而自然荒野往往成为主人公生存的背景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而美国自然文学恰恰与此相反，人作为主人公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正如美国哈德逊河画派“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审美价值判断一样，美国自然文学作品把自然荒野从边缘化状态带到“发光地带”、形成聚焦，产生了新的文学审美精神。
因此，从审美认知和审美感觉看，从宽泛意义上看，尽管美国自然文学也是一种“人学”，但几乎每一个美国自然文学作家都有一方自己熟悉的土地为根基，渗透着的都是“自然荒野意识”。
美国自然文学以自然荒野为价值取向的文学实践，充分证明了自然荒野是诞生新的文学审美精神重要的一翼。
毋庸质疑，在西方许多单纯刻画人与社会及其关系的文学中，不乏一些优秀文学作家和作品，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
而在美国文学中，也有不同历史时期优秀自然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如，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威廉·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洲鸟类学》、托马斯·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玛丽·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爱德华·艾比的《大漠孤行》、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特丽·T·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等。
这些文学由于审美对象的单一性往往存在一定的时代、民族、阶级的局限性，但是，真正能够把自然荒野和人类社会作为共同审美对象的优秀文学，往往是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普遍审美价值的世界优秀文学巨匠和作品。
如，爱略特的《荒原》以荒原象征战后的欧洲文明需要水的滋润、春天和生命，把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审美对照，表达了人们渴望的生命之水拯救不了人类的死亡，必需宗教来“给予、克制和同情”的理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的自然风景和历史情景，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大海象征变化无常的人类社会，用桑地亚哥那捕鱼的不幸遭遇象征人类总是与厄运不断抗争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命运。
无独有偶，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国作家莫言是以“高密东北乡”为写作对象，用家乡的自然环境为原型构建了一个充满乌托邦式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
因此，对自然荒野和人类社会的同等关注和书写，可以丰富和完善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审美精神，为世界产生更好的作家作品。
美国自然文学对自然荒野的热爱和崇拜源自于自然荒野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并上升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
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产生了对自然图腾崇拜。
古代以来，我国“封土为社而祀之”的拜“土地神”活动和西方膜拜古希腊大地之神盖亚的活动，根源于人类对摆脱饥馑的渴望。
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生存的需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渐发展，人们崇拜自然的风气逐渐转变为对自然的开发甚至过度利用。
一直到20世纪初，对自然荒野的破坏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
人们开始重新发现自然荒野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为自然立法的思想逐步形成。
而纵观埃及、巴比伦、印度和玛雅等文明都在兴盛繁荣和辉煌了十多个世纪之后或埋于沙漠下，或遗留荒野中，成为历史陈迹，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支撑文明生长的自然环境。
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认为，自然、大地是人类生存之根。
心理学家荣格也推理证明，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其中也包括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长期繁衍和进化形成的心理积淀。
因此，在西方，由于一定历史时期本土资源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生存四处开疆拓土、掠夺财物，逐渐形成了在自然中冒险和热爱、崇拜自然的民族文化心理。
在中国，儒家作为王道正统思想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师承、道统、业继等现象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而对自然荒野一般采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加以开发和利用，总体上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热爱和敬畏自然荒野的民族文化心理。
为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过程中，更要大力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拜自然为师、循自然之道，保护自然、拯救自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自然文学对自然荒野的热爱和崇拜一直伴随着对自然荒野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构成了美国自然文学审美价值的一部分。
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荒野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自然荒野的认识，但即使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无法揭示自然荒野的全部审美价值和意义。
因此，时至今日，美国自然文学中仍然存在上帝、魔鬼等神秘主义色彩。
一方面，这固然使美国自然文学打上了不可知论的审美烙印，但另一方面却也开拓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领域，形成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审美想象空间。
二、
在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中，歌颂和赞美的是自然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但却寄托了对人类原始生命力和活力的热爱和推崇。
现代科技充分证明，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
“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人又“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也就是说，人类在自然中产生，是自然的肉体与人性精神灵魂的生命结合体，受制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
在美国自然文学中，自然荒野是人类生存之根和精神家园，包括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寄托了人类的情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类的主观心灵精神。
它逐步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既是对以往人与自然关系的批评、补偿和反省，也是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指出一条路，并提供大量试验与创新的可能性。
在自然荒野中，植物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动物生育繁殖、成长，呈现出一派昂然蓬勃的生机，构成了一副副美丽生动的原始生命力画卷。
美国自然文学以此来寄托、隐喻和歌颂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罗洛•梅论述了原始生命力（thedaimonic）的内涵，这是一种能够推动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维护自身、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是掌握整个个体生命的一种自然力量或功能，在不同的个体身上表现出不同的驱动力量。
例如，爱能够推动人与他人真正地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美国自然文学热爱和推崇原始生命力和活力一个重要目的是，强烈反驳现代科技和社会文明的病态，借以恢复人类社会自然野性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使人类社会更加健康地成长。
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作为万物的灵长，用国家、阶级、科技、制度、法律、规则、社会分工、社会禁忌等手段创造了自以为豪的文明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幸福。
但是，也逐渐积累了多种矛盾。
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危机的孕育和爆发、现代工业对自然和社会的侵害加剧等社会矛盾的凸显，社会逐步呈现出一副病态摸样：
人逐渐异化为各种力量的奴仆，并受到各种力量的压迫，内心的焦虑、空虚、孤独等愈发严重，陷入了心灵的荒漠;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和孤僻;人类社会充满了欺凌、欺诈、欺骗等道德败坏现象，变成了人的异己力量等。
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哲学家，猛烈地批判了西方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对人性的压抑，歌颂和赞美了人类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人的一种天然的自然属性，人的幸福就依赖于这种本能的实现。
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在于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在文明的压抑下，人的幸福感总是得不到完全的满足。
本能压抑导致文明发展，本能压抑又破坏文明发展。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自然正义是以欲望的满足和本性的释放来建立其合法性的，必须反对不必要的、过分压抑人的本性。
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阐述原始生命力与文明社会之间关系的立场。
尼采曾呼喊，“我是多么愉快!
”“活着是多么的好!
”“我是多么强壮!
”“生命是多么美好!
”，淋漓尽致地渗透了对生命本体的由衷赞美和肯定。
胡塞尔认为，“外感知是无限的”，它“是一种不断的要求”，赋予了人类生命追求的驱动力。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处境具有他根本无法逃脱的死亡、痛苦、意外事件、罪责、抗争等“临界状况”，人正是在这种临界状态之中接触到超越的，而通过这个接触，人实现了自己的存在。
霍克海默认为，历史是由人的连绵不绝的主动性行为构成的，只有人的主动性才能使人从强大的自然力量、从统治者的暴力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美国自然文学所寄托的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是对传统文学的巨大颠覆。
传统文学总是以个人或人类文明社会为题，歌颂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和高尚品德，鞭挞人性和社会心理或现实的丑恶现象，而对于原始生命力则被看作是造成社会丑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文学中被批判和嘲弄。
但美国自然文学却从自然荒野的独特视角，把自然各式各样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作为描述的主要对象之一，用对比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和精神的极度荒芜，以歌颂和赞美人性精神的光辉和魅力，展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
它把自然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它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精神和形式，痛惜现代文明进程中生命所受的戕害和某种倒退。
更为深层的是，早期美国人作为英国清教徒一开始因受到现代文明的排挤而登上北美大陆，他们所面对的自然荒野完全是一片陌生无知的荒原，没有任何文明社会的退路，这客观上造就了美国作家以自然为伴、和自然同行，拒斥社会文明、描写和刻画自然荒野的文学审美传统。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作为人的生命本能升华的最高形式，具有自动对抗并且超越现存社会关系的力量，它使人的生命本能自由发展，解放被理性所压抑的感性，通过创造一个虚构的然而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向现代文明挑战。
美国自然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认为，荒野中蕴藏着尚未被唤醒的生机和活力，希望与未来不在草坪和耕地里，也不在文明的城镇中，而在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动着的沼泽里。
缪尔认为，最野性的东西往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美国自然文学还把自然荒野寄托的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上升为国家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世界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
如，托马斯·科尔《论美国风景的散文》的美国自然以其原始、荒凉、清新和淳朴预示着一种勃勃生机，给美国这个新生国家以自信、力量和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尼采把权利意志、叔本华把唯意志、柏格森把绵延看成世界的本原，是决定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终极原因一样，美国自然文学所寄托的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的内涵还是混沌的、模糊不确定的。
三、
在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中，自然荒野蕴含的法则也是人类的生存法则。
俗话说，一粒沙里看世界，一朵花中看天堂，意思虽是以小见大，从一个很小的局部，进而了解整体，但从结构、法则看，意思就是沙子、花朵与世界、天堂等万事万物一样，都有相同的结构形态、相通的规范法则和内在规律。
在自然界中，蕴藏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和运动的基本法则。
如，运动法则、平衡法则、吸引法则等。
自然法则是无所在无所不在，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统御宇宙一切万有的隐性秩序。
它是宇宙的驱动程式、宇宙的运行规律、宇宙的游戏规则。
它界定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
在社会中，结构、法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思想的土壤中。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观念，德谟克利特关于人是小宇宙的论断，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设计，亚里斯多德第一动力的原理和关于悲剧结构的论述，以及希腊人的宇宙观，他们关于雕塑、建筑、音乐中的比例、和谐的观念等，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
经过几千年发展的历程，这种结构思维模式在结构主义者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美国自然文学以自然为描述对象，并深受西方结构、法则思想的长期影响和熏陶，必然用审美地方式反映了自然法则，并于其中寄托了人类必须遵循的行动法则。
如，约翰·巴特姆在大自然的有机世界中，看到了秩序、平衡和相似，发现了所有动植物之间共有的智能和情感，它们有爱憎、恐惧和复仇心理，有思想、意志和愿望，有精神、记忆和理智，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某些人略胜一筹。
亚历山大·威尔逊歌颂了造物主的伟大与巧妙，描写了啄木鸟与人相似的挑选技巧。
亨利·大卫·梭罗提倡走向荒野的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被美国自然文学所推崇，而且被生活在美国都市中的人们所接受。
惠特曼提出了以自然为读本，演习大自然的口号。
约翰·巴勒斯创造了将切身体验与赞叹的欣赏的感觉合二为一的研习自然之道，让人们学会在原野、在林间寻求原始的、活生生的自然。
玛丽·奥斯汀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含有生态、性别、民族的独特多元自然世界。
美国自然文学中，存在着秩序、平静、祥和、光明和杂乱、变化、野蛮、阴暗等两极对立的自然价值法则。
美国自然文学深受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的作家甚至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里，都有一定的体现。
在美国早期文学中，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旅行、定居、耕作，以及海岸、岩群等自然景观和气象，把自然荒野描绘成纯洁的处女地和富饶的伊甸园;而威廉·布雷德福在《普利茅斯开发史》中记叙了1620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将生死置之度外寻求乐土的完整故事，把自然描绘成咆哮的荒野、恐怖的丛林。
美国自然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对自然的热爱与恐惧相交织、对物质文明的追求与保留净土的向往相抵触的双重矛盾，一直延续至今。
爱德华兹在《自然》和《圣物的影像》中把自然表现的美丽而生动，在《罪人受罚于光明的上帝》中则描写了死神的召唤、地狱之火，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不同作品分别表现了自然的光明和黑暗两个相互矛盾的侧面。
维廉·巴特姆在自己的作品中既赞美宁静的蓝天和点缀着鲜花的草原，也认知了自然的严厉和无情、狂暴和残酷，表达了自然美好与恐怖的双重性。
缪尔和玛丽·奥斯汀选择了美国最为恶劣和荒凉的自然环境，来展示他们对土地的美好追求。
安妮·迪拉德发现了自然的神灵、美丽、惊奇和精神，也发现了自然的阴暗和恐怖，描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生态关系。
亨利·贝斯顿既赞美了自然的壮丽，又揭示了自然的冷酷等。
美国自然文学美丑对立审美观与法国古典美学中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现代文学中波德莱尔的以丑为美原则具有相同的特点，它们形象地展现了客观世界的两面性：
既共生又对立的美与丑，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主观认识的倾向性：
美战胜丑，丑向美转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从根本上看，美国自然文学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美丑对立的审美观。
它既不像美丑对照原则一样，主张将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有效地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拉大、扩张了美丑之间的距离，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两个事物相反的本质特征;也不像以丑为美原则一样，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只是改变了事物的原有面貌，缩短了美丑之间的差距，使丑的变为不是原来的那么丑，同时也就蕴涵着使美的变为不是原来的那么美。
美国自然文学美丑对立的审美观在主观上并没有美丑对照，只是忠实于对自然事物美丑两面性的客观描述，并将之拟人化，赋予自然事物以人的情感、意志和道德等精神因素，它与以丑为美原则相反，没有改变事物的原有面貌，却改变了事物本身的性质。
美国自然文学中对自然荒野的尊重，表达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念。
爱德华兹、约翰·巴特姆等人表达了自然与人的心灵、自然与人类的亲族和平关系，奠定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价值观念的基础。
维廉·巴特姆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破坏性文明和事件的担忧，并希望清新的自然永远不要被“粗暴的手”所骚扰，成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先驱。
亚历山大·威尔逊为被人类猎杀的鸟儿深感痛苦和悲伤，批评了人类试图主宰自然界的行为，预见到人类将会对某些物种的自然繁殖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是环境主义的萌芽。
爱默生告诫人们以极大的节制态度和美德，来利用人们从自然中获取的欢乐。
亨利·大卫·梭罗认为，保护野生自然，等同于保护人类文化，拯救频临灭忙的动植物，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惠特曼认为，美国战后阶段的工业化发展过于迅猛，使美国失去了某些英勇机智和真诚简朴的东西，科技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科学的地狱，人们希望回到美国童年时代的淳朴与美好。
缪尔批评了认为所有为人类谋福利的东西才是文化、自然永远站在这些文化的对立面的物质主义文化观，他反对人对自然的双重标准，即以自然是为了支撑和服务人类为借口，任意唯利是图地利用自然，他提出自然给愚昧的现代文明受害者带来了光明。
玛丽·奥斯汀认为，现代人应当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她通过描写荒漠世界以及赞美印第安人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为工业文明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借鉴。
奥尔多·利奥波德呼吁培养生态良心以及对土地的责任和义务，建立有利于土地健康、恢复保护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关系的“土地伦理”。
爱德华·艾比认为，随意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盲目发展是对现代文明的背叛，人类保护野生自然环境是个道德问题，工业技术本身并不可恶，关键在于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中，人们可以通过公平而理智的妥协，达到自然荒野与现代文明的平衡稳定状态。
特丽·T·威廉斯《心灵的慰藉》从形态、神态及审美的角度描绘犹他洲的盐湖湖畔风景，讲述了在现代社会里当人类面临不确定因素甚至灾难及人生悲剧时，如何从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
加里·斯奈德从中国唐朝诗人寒山“野性便山水，本志慕道伦”的洒脱生活方式及精神追求中，寻找到了野性的真谛就是心灵无拘无束、内心充满活力的一种健康心灵状态，由此提出了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从我做起、负起责任，从现代文明脱身、身心都重返土地的重新安居的论点。
美国自然文学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渐过渡到反人类中心主义，目的是调整人类自身观念和行为，与自然达成共同相处的和谐生态关系。
美国自然文学以自然的精神象征人类的精神，以自然的原始生命力寄托、肯定和赞美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
自然和人类社会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者既是物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人类社会是由形形色色有灵魂的人组成的，有着独特的规律和特点，我们不能机械地将二者的价值法则不加区别的对等。
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
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由此，自然中存在着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价值法则。
西方现代哲学也认为，自然正义法则是以欲望的满足和本性的释放来建立其合法性的。
尼采指出，“生成的无辜”意思就是，一切生成都是无辜的，没有善与恶。
那些试图去保护弱者的人、讲正义的人，反而破坏了自然法则和生态平衡，破坏了自然正义。
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自然价值法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否则，则贻害无穷。
诚然，原始生命力是衡量个体生存状态的最重要的依据，是生命中最基础的爆发力和生产力原始生命力，其魔力般的力量便可在创造性中表现出来，帮助个体实现自我，然而，若原始生命力占据了整个自我，就会使个体充满了破坏性，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有利于适者生存、不断进化，但也会给当时的弱者带来灭顶之灾。
因此，原始生命力既具有创造性具有破坏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价值法则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
如果把自然正义完全当作是“社会正义”、把弱肉强食的自然价值法则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就在肯定人的原始生命力创造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原始生命力的破坏性，在肯定和赞美一部分所谓强者的同时也危害了一部分所谓弱者的生存，违背了真正的社会正义和道德。
二战时期，纳粹主义正是曲解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将自然的弱肉强食法则运用于现实实践中，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今天，我们在考察美国自然文学审美价值时，必须深刻反思、清醒批判，决不能机械地把自然的精神等同于人类的精神，把自然的原始生命力等同于人的原始生命力，更不能把自然的价值法则等同于人类的价值法则。
参考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程虹：
《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
3、程虹：
《宁静无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约翰·巴勒斯：
《醒来的森林》，程虹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5、亨利·贝利斯：
《遥远的房屋》，程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6、特丽·威廉斯：
《心灵的慰藉》，程虹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综合处处长、研究员）
（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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