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btnx农业经济管理3.docx
《fobtnx农业经济管理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fobtnx农业经济管理3.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fobtnx农业经济管理3
、|
!
_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第三讲新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按国民经济计划时期划分
时期
起止年限
重大事件
恢复时期
1949—1952
解放战争，土地改革
“一五”时期
1953—1957
农业集体化运动
“二五”时期
1958—1962
人民公社，三年困难
调整时期
1963—1965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三五”时期
1966—1970
“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
“四五”时期
1971—1975
“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
“五五”时期
1976—1980
拨乱反正，联产承包责任制
“六五”时期
1981—1985
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制
“七五”时期
1986—1990
家庭承包制，农业徘徊
“八五”时期
1991—1995
家庭承包制，市场经济
“九五”时期
1996—2000
家庭承包制，农业产业化经营
“十五”时期
2001—2005
家庭承包制，农村税费改革
“十一五”时期
2006—2010
家庭承包制，新农村建设
二、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
（一）土地改革阶段（1949—1952年）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并在苏区进行了实践。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各解放区贯彻执行，在广大的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到1952年底，除台湾省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摆脱了每年向地主缴纳地租的负担。
土地改革运动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政府给农民颁发了土地证。
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租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48.5%；粮食增长44.8%，年增长13.1%；棉花增长193%，年增长43.1%。
1952年农业生产已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从农产品流通方面看，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前，我国的粮食市场是一种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
当时经营粮食的，除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
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全国上市粮食348亿斤，国家和供销社收购69.9%，私商收购30.1%。
由此可以看出，私营粮商在当时的粮食市场上还是很有力量的。
（二）农业集体化阶段（1953—1957年）
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变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根据上述决议和命令，农村流通体制和生产体制相应发生迅速变化。
1953年，粮、油统购统销。
1954年，棉花和棉布统购统销。
1955年，生猪派购。
1956年，统购范围扩大到烤烟、麻类、甘蔗、茶叶、蚕茧、羊毛等农产品。
1957年，进一步将相当多的经济作物和药材纳入统购范围。
随着统购统销制度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推行，农产品传统流通体制框架遂告形成。
在流通领域中强化指令性计划、弱化市场调节的同时，生产领域中也逐步加快集体化（当时称为农业合作化）步伐。
从1953年初开始到1956年底，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1956年），完成了农业集体化进程。
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已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其中8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集体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在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流通体制向生产领域的延伸。
反过来，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完成又为农产品传统流通体制的巩固和顺利运转提供了制度保证。
正是在集体化运动基本完成的1956年10月6日，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规定统购统销一般以社为单位。
这样，在集体化之后，国家便不再与农户直接发生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关系，而是以合作社为购销主体，从而使国家在农村的统购统销对象，一下子从原来的1亿几千万农户，简化为几十万个合作社，明显增强了国家对农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
国家从此建立起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等各个环节，高度集中的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三）人民公社阶段（1958—1978年）
从1958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明显向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生产关系上的所谓高级形式过渡，在农村，则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共产风，是从两个方面推行当时的农业发展战略的。
一方面，从变革所有制入手，试图一举实现生产力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从斩断商品交换关系入手，试图一举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捣毁滋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在进行所有制变革和经济管理方式试验的同时，对农产品流通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包括9369个农户的大社，当时曾叫大社和集体农庄。
7月份，根据《红旗》杂志第4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证的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改称嵖岈山人民公社，从而在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按：
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提出：
最早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公社化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经过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
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
1958年，国务院颁布农产品及其他商品分级管理办法，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派购政策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之后将农副产品划分为三类产品，分别实行统购、派购和议购。
实行统购政策的有粮食、油料、棉花和6种中药材等一类产品；实行合同派购政策的有烤烟、茶叶、羊毛等83种属于二类产品的农产品。
不属于一、二类的农产品是三类，国家需要收购的部分实行议购政策，但在实行过程中，国家不断减少议购品种，相应增加派购品种。
市场对农产品的调节作用被不断削弱，以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
为了巩固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1960年冬季，毛泽东亲自挂帅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集中力量调整一大二公体制，先是将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队有制，即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作为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劳动力和统一分配产品和收入的基本核算单位。
随后，又对作为这一体制基础的生产队做了种种灵活的解释：
开始说生产队是指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社的生产大队，后来又说生产队是指相当于原来初级社的几十户的生产小队，并正式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在此以后，凡是不符合这一规定的提法和做法，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右倾错误，是资本主义方向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病。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成了我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不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及时地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而是采用了“农业学大寨”这样的群众运动来维持这种体制的继续运转。
“文革”期间，随着政治上极左路线的推行，产权极度模糊，农村市场几近全部关闭，产业结构简单趋同，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农业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农户）已经很少具有对农业生产的自觉推动。
农业的缓慢增长，基本受制于伴随人口增殖而发生的对生存需求的初步满足，由此导致经济作物总产量的下降及粮食生产的低速增长。
1976年和1966年相比，棉花产量下降12.1%；花生、油菜籽、芝麻等主要油料产量在低水平基础上又下降1.7%；粮食作为农业之纲，年均也仅仅增长2.95%。
（数据来源：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581页。
）
1977—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1978年和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一改农业多年低速增长的格局。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体制依然存在，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和取消市场、统包统配制度仍限制着农民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着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使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处于徘徊之中。
1978年，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1979年，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重建了全国第1个乡政府。
到1985年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
公社化前的1957年，全国共有95800个乡。
建乡前全国共有65000多个人民公社、镇，政社分开后，全国共建立了92000多个乡、镇人民政府。
各地在建乡的同时，还建立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
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下面是一份高产纪录表（亩产量）（张文和、李艳编著《口号与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41—242页）：
南方早稻，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36956斤；
南方中稻，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130434斤10两4钱；
北方水稻，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48925斤7两；
小麦，青海柴达木盆地蹇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6两；
玉米，河南商丘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35393斤；
高粱，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22720斤；
大麦，山西介休联福农业社第六生产队，5702斤6两；
莜麦，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中道大队一小队，3012斤；
谷子，河南商丘宋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队王桥小队，27733斤15两；
青稞，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5195斤4两；
马铃薯，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106378斤8两；
春收甘蔗，广东海丰公平山区平联社，23000斤；
大豆，山东临沂涑河乡南光明二社，4517斤2两；
花生，福建晋江金井鳌乡集力社塘边村欧自强生产队，26968斤2两；
芝麻，河南西平盆窑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7320斤1两；
春油菜籽，甘肃武山三岔乡新光社，6051斤；
西红柿，河南焦作市郊区宣和农业社第四生产队，45660斤；
茄子，山东黄县中村乡光明社，52500斤；
芋头，福建建瓯吉阳社老年队，31400斤；
黄瓜，北京昌平镇卫星农业社南关第三生产队，20140斤；
葱头，北京丰台区东铁匠营农业社，18430斤；
南瓜，河南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关庄生产队，202735斤；
蚕豆，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战海大队第四分队，2606斤；
冬瓜，福建建阳县副县长赵存旺和卫星一社青年蔬菜试验队，75853斤；
葡萄，山西清徐红旗人民公社，26115斤5两；
梨，河北交河王庄村，90007斤；
苹果，四川蓬溪县园艺场，14714斤；
茶叶，福建崇安黄柏乡高峰农业社，1635斤5两。
刘炼《试办共产主义》（收录于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时隔不久，人民大学根据康生的讲话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发动全校师生在校园内挖坑建人工湖——这个人工湖后来又给填了——康生还亲临现场，并大加赞扬道：
“这就是文化革命。
”何干之不以为然，生气地说：
“学生不要学习，学校干脆解散好了。
”他还认为，这样否定理论，是典型的“杜威实用主义”，严格地讲甚至谈不上什么主义，而是彻头彻尾地否定一切。
这场风潮对农业大学的冲击就更厉害了。
这年的7月9日，康生到农业大学视察，怪论频出，被人引为笑谈。
例如他参观学校的饲养场时，批评奶牛产量太低，要学校的教师把牛召集起来开个“大跃进会”。
参观全国著名小麦专家蔡旭教授的试验田时，听说亩产1000斤，连连摇头说：
“1000斤，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当四级，3000斤当三级，4000斤当二级，5000斤以上才能当一级教授。
”最后他还说：
“农业大学要走‘综合的道路’，除了要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大建农场，还要大办红专学校。
学校至少要挂五个牌子：
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
挂上十几个牌子更好。
”他还要求校长能兼若干职务，逐步走向综合办校，要办邮电、办交通、办商业等等。
当时的农业大学校长施平听着，惶惑不已，但还得点头称是。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曾想，文化教育领导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天下岂不大乱了？
后来我还从其他渠道听到一些事情，例如他说：
河南有个鸠山大学，是一所真正的新型农业大学，他们评选教授的标准是搞出亩产三万斤，培养大学生的目标是种出亩产地瓜百万斤，否则不能毕业。
他还说，什么是科学研究，就是要大胆，敢想，敢放手去做，凤仙花可以和棉花嫁接，白薯可以和西瓜嫁接……用他这种标准衡量，作为中国第一流的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自然是保守至极了。
也不知后来他向中央汇报了些什么，致使毛泽东8月17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还指定由康生通知农业部，让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学院、北京农机学院三所院校师生立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此次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下放命令已经传达下来了。
尹保云著《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8—312页：
中国解放以后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挫折。
1949年到1978年之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949—1957年，模仿苏联模式阶段；
（2）1958—1976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1950—1953年的土地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与二战结束后美军在日本、韩国和台湾推动的土地改革不同，大陆的土地改革完全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来平分土地，更接近于土地平均耕作或“均贫富”的传统理想。
可以说，数千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使农民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它标志着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开始。
1953年开始推行计划经济，投资的重点是大型工业项目和交通、能源等基础部门。
在刚刚脱离战争破坏的中国，还是满目疮痍、贫困和落后。
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加强政府投资和其他手段的经济干预，能够较快地克服一些经济增长的“瓶颈”。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增长。
党的“八大”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把国内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提出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次大会还接受了陈云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主张，即“三主体三补充的构想”。
1956年12月，毛泽东还提出了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还可以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的主张。
这些都是好的契机，预示着中国可以走一条“实事求是”的发展道路。
但是不久毛泽东抛弃了党的“八大”所做出的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重新提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党内的斗争寻求社会运动的帮助，导致1957年的反右斗争，它使一大批耿直的知识分子遭了殃。
当然，由于儒教传统中学术思想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对读书人的这种迫害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
第二个阶段从大跃进开始。
1958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在批判斯大林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突破苏联经验”（罗荣渠语）。
然而，这个初衷很快改变了，1958年以后，中国不是脱离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模式，而是在内外环境的驱使下，更加教条主义化。
当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的日益恶化，的确使中国面临新的选择，是脱离苏联模式的一个机会。
然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主要是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而不是对斯大林模式不满。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乐于个人崇拜的毛泽东大为反感。
并且，50年代正是新独立的国家仿效苏联的高潮时期，苏联经济正处于高速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其他国家对它的弊端还没有什么认识。
所以，中国当时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上与苏联日益疏远，另一方面，在思想路线和发展战略上却更加亲斯大林模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可以说是斯大林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苏联1928年的水平还要落后得多，却采取了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为激进的措施。
当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把农民的农具、耕牛、家禽家畜都集体化，让他们去吃“公社”的食堂；山上、马路边、街道上的树木被砍伐来烧成木炭，然后同农民的铁锅、铁壶、低品位的铁矿石一起，在无数用泥巴和砖砌成的高炉中“大炼钢铁”；浮夸风、共产风搞昏了人们的头脑，地方官员令农民把割好的庄稼集中到一块地里，宣布“亩产万斤”，向党中央“报喜”……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3年期间，积累率由“一五”期间的平均24.2%的水平，提高到1959年的43.9%水平，3年期间的积累比“一五”计划的5年时间还要多44%；但是效益却严重下滑，每100元积累所创造的收入却由“一五”期间平均35元下降到1959年的19元，1960年降到—0.4元。
大跃进给人口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据统计，在3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减约1340万。
（数据来源：
马洪等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
）
大跃进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激进主义。
“三自一包”政策的推行，使农村经济在1964—1965年期间很快得到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
“1966年，他选择了另一个突破口，把前几年的方针称为‘右倾’和‘形左实右’，而把自己的超前发展战略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发动‘文化大革命’。
”（罗荣渠语）就这样，中国被推进了一个更加疯狂的时代：
“天下大乱”这种传统社会农民的破坏心理上升为一种国家哲学，混乱代替了秩序；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大救星”而嘲笑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国际歌》歌词；珍贵的历史文物作为“四旧”破坏掉，师生之间、父子之间的伦理观念被摧毁，社会陷入混乱的争斗状态之中；机关干部、大中学生被下放农村，沿着与“城市化”相反的方向发展。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现代化的运动。
“这十年中国的演变不是冒进了多少的问题，而是在发展的全局上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
”（罗荣渠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上个世纪来就有的激进主义的产物。
自上一个世纪以来，面临政治衰败化和经济半边缘化的过程，中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直存在着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斗争。
余英时、德里克、罗荣渠等学者都对中国的激进主义上升的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
激进主义思想既存在于官僚体系中，也存在于思想界和普通民众之中。
有很多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大跃进看作是官僚主义运作的产物，而把“反对官僚主义”看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的确，在大跃进中，各级官员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报告，是中央决策失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文革”期间行政管理体系的废置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却导致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导致大众（“红卫兵”）与单一理念（“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连接的社会结构。
中国建设中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根源于国际上激进思想的影响，但也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根源于几千年前就有的小农民的“大同”理想。
这种大同理想主张消灭个人私利以实现天下大同，与现代化对个人利益、自由与民主的强调格格不入，必然导致一条反现代化的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人民公社制得到巩固，“自由市场”被取缔，工商业活动完全成为“国家”或“集体”的行为；农民常常因为养了一只羊而遭到批斗，青年人常常因为在衣着上一点小的修饰而在“斗私批修”会上受到谴责。
“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经济发展、教育、科技与文化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宣扬的“兴无灭资”以及“革命造反”的“红”色意识形态污染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整个人口的道德素质大大降低了。
从深处来说，它是愚昧、野蛮、无知对文明的一次大扫荡。
于建嵘《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农村服从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一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刚性措施：
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基础，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控制等手段，迫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集体组织和各种党群团体深入到了农村最基层，并用强制性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人身管制；在思想上，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文化，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四）家庭承包制阶段（1978—）
旧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对农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并且不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自发地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承包制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在全国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制，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政策，调整了工农关系，增加了农业投资，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这一系列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千克，比1977年的2827亿千克增长了44%。
农业总产值以每年6%的速度持续增长。
家庭承包制的实质是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离，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变，仍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通过承包，实行统分结合，把经营权分解为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两个层次，一方面发挥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发挥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的积极性。
国内外实践证明，农业生产适宜于家庭经营，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庭经营仍然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经营形式，社会化的服务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因此，家庭承包制是适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的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
1986年以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出现的徘徊不前的情况，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有所下降，实际上并不是家庭承包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国家农业政策（特别是农业投资减少、农用生产资料涨价等）的失误和家庭承包制的不完善引起的。
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和流通体制的改革。
到1984年底，统购、派购的农产品只剩下38种（内含24种中药材），统购、派购的范围大大缩小，随之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开放式的农产品流通体制。
以后，统购、派购制度逐步被取消。
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买难”、“卖难”不断发生。
这说明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更广范围的利益调整，因此难度更大，历时更长。
（1978年）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还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
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
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
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过巨大贡献，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必须正确对待他们。
”（张广友著《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7—148页）
（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说：
有些同志不是从农民的根本利益、从党和农民的关系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问题在哪里？
现在有希望了，他们反而想不通，反而忧心忡忡，这些同志脑子里恐怕只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