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第3章精神文化地理.docx
《完整版第3章精神文化地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完整版第3章精神文化地理.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完整版第3章精神文化地理
第3章 精神文化地理
第1节 语言地理
一、语言的定义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是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的产生是不同地域的人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自然产生和演化的结果，成为不同地域人们互通信息的方式、代码和工具。
二、语言地理的研究内容
语言地理主要研究语言的形成与环境的关系、语言的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语言的演变与分区、语言景观（地名）等内容。
三、语言与环境的关系
语言是环境的产物。
语言的起源是人类起源的一个方面，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是认识事物的工具。
语言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特点、分布、区域差异、分化等均受到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从而构成了语言地理的基本内涵。
（一）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语音、语法三方面。
在语言系统中，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成分，其产生的过程受环境的影响最大。
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人类往往将他们生存环境中最熟悉的事物变成使用最广泛的词汇，从而不断丰富他们的语言。
比如俄语中与森林、树木有关的词汇非常丰富；英语中关于船的词汇则很多；阿拉伯语中至少有6000多个词语表示各种骆驼及其部位等；在沙漠、戈壁地区，许多词汇则与绿洲、水源有关；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的词汇中关于雪的表述非常细致、丰富，所有这些，均是由这些词汇产生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环境对语音的影响也较大。
比如北方话声音洪亮、语调刚爽，江浙话绵绵细语，粤方言古音绕口，西北话高亢激昂、雄厚粗犷。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人们生理上、心理上的差异，从而引起语音、声调以及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
[补充史料]明人王士性在《广游志》卷下《杂志·声音》中说：
“八方各以其乡土，不纯于正声，难以彼此相诮也。
有一郡一邑异者，亦有分大江南北异者。
如巫，北为乌，南为扶；轩，北为萱，南为掀；鹤，北为豪，南为涸；详，北为瓤，南为长；寻，北为镡，南为秦。
又北多以入为平，以平为上，如屋为乌，乌为坞；笔为卑，卑为彼。
//若一省一郡异者，如齐鲁发声洪，淮扬腰声重，徽歙尾声长。
又如晋以东为敦，北为鳖，公为昆，风为分，俸为粪，兄为薰。
闽以洪为逢，冯为红，虎为甫，府为浒，风为薨，文为门，书为疏，主为祖。
吴以何为湖，县为院。
余越（浙江）则王黄、周州、陈秦、山三、星声、申辛、舒胥共为一音。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
环境对语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同地理环境对不同民族产生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不同影响往往折射在语法上。
英语语法之所以繁复多变，是因为英语国家的人们长期生活在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海洋型环境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较强，他们对个性、理性的强调与追求，导致了英语语法的繁杂变化。
而汉语产生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使人们强调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注重从整体上、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求证认知对象的实质，养成了人们直觉的、悟性的辩证思维方式。
（二）环境对语言传播、演进的影响
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往往会促进或阻碍语言的传播，导致形成不同的语言（方言）景观。
我国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的形成，无疑也是地理环境作用的产物。
北方方言区之所以传播范围最广，除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外，还与北方地区地形平坦，较少天然障碍，有利于语言的传播有关。
而南方崎岖的丘陵、山地则为不同方言的发展和保持提供了客观条件，导致彼此的内部差异远大于北方。
比如客家方言的长期传承与保持，一方面与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有关，另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对客家方言的保持起到了屏障作用。
（三）人文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这里的人文环境包括政区、移民、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政区的划分和建制往往对语言的传播扩散起着决定性作用。
比如苏联时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采用俄语；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乌克兰语便很快成为国内的主流语言。
广东省内的三大汉语方言（白话、潮汕话、客家话）的形成既与府级政区（广州府、潮州府、嘉应州）的长期作用有关，而今天随着三地长期属于同一个省级政区，加上三大方言之间的交流加强，使得首府地区的白话逐渐向潮汕话、客家话方言区渗透，一般的客家人和潮汕人都会讲或听白话。
移民作为一定语言的载体，往往会将原住地的语言传播到迁入区。
比如我国七大方言区的基本格局，就是随着历史上中原汉族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和其他一些中小规模的移民造成的。
当然，移民对语言传播的影响程度，则要视移民数量与当地原住居民的多少来定，既存在移民对原住民语言的同化，也存在原住民对移民的语言同化，此外，还存在双向作用的情况。
国家的政策往往通过移民的方式，从而引起语言的扩散传播。
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所引起的北方方言、吴语等向西部地区的传播；今天内陆省份的打工者对沿海地区固有方言的影响。
经济发展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该地语言地位的高低。
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常具有强势地位，形成向经济落后地区传播的势能，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学习广东话的热潮。
四、语言的区域分布（配插图）
当今世界上的5000多种语言，各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按照语言的谱系分类法（包括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可将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按语系划分为以下六大语言区。
（一）印欧语言区
印欧语言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区，根据亲缘关系与地域特点，又可将其分为4个亚区，即日耳曼语亚区、罗曼语亚区、斯拉夫语亚区、印度—伊朗语亚区。
（二）闪—含语言区
该语系包括西亚地区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东非的索马里语，北非的柏柏尔语、图阿富格语等。
（三）汉藏语言区
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南部，西起克什米尔，东至中国东部边境以及周边区域。
该语系具体包括中国的汉语族、藏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泰语，老挝语，缅甸语，克钦语，克伦语，掸语，等等。
其中汉语又分为7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
（四）非洲语言区
非洲语言众多，有上千种方言。
从撒哈拉沙漠以南到南非之间，尼日利亚—刚果语系的使用人数和分布面积最大，超过90%以上。
此外，非洲西南部地区讲科依桑语系，非洲中部讲尼罗—撒哈拉语系。
（五）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区
该语言区又被称为南岛语言区。
它西起马达加斯加岛、东到太平洋东边的复活节岛，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
（六）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区
该语言区包括乌拉尔语言亚区和阿尔泰语言亚区。
乌拉尔语言亚区包括北欧的芬兰语、拉普语，东欧的匈牙利语，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科米语、汉蒂语。
阿尔泰语言亚区包括西亚的土耳其语，中亚的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东亚的满语、蒙古语等。
总体上看，语言区大都相连成片，或呈块状组合，但也有一些语言板块或语言岛存在。
五、语言景观——地名
（一）地名的定义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地名的形成发展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民族、文化、风俗、语言文字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因之地名成为能够反映区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方面。
地名是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活化石”，因此，地名既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也可以作为文化层的指标。
（二）地名的主要性能
1、社会性
地名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字与各种地理事物相结合的结果，具有强烈的社会性。
一方面表现为地名来源于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为地名服务于地方社会，人类社会离不开地名。
2、历史性
每一个地名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有其生成的年代和发展演变的独特过程。
此外，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地名。
比如北京，在先秦至五代称蓟城，辽时称南京、金时称中都，元时称大都，明永乐以前称北平，永乐以后称北京。
3、文物性
绝大多数地名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遗物，具有与文物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4、指位性
地名是个体地域的指称，每一个地名都有其专指的地域。
由于这种特性，地名为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规定了方向和路程。
5、地域性
地名的地域性，是指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名往往集中在某一区域里。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语言的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的地名群落。
比如到乡村市场上进行交易或从事其他活动，北方地区称赶集，西南地区（云、贵、川、渝）称赶场，岭南西部的广西称“趁圩”或“赶圩”。
与此相应，在不同地区就形成了大量带“集”、“场”或“圩”字的地名。
此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开发方式等，都是造成地名地域性特征的重要因素。
因此，研究地名的地域性，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6、稳定性
地名一旦形成后，一般都要延续很长时间，具备相当的稳定性。
稳定性使地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成为学术研究的线索和证据。
在当今更名热潮中，要特别注意保持地名的传承性、历史性功能。
7、可变性
地名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可变性的一面。
从历史上看，地名多因王朝更迭等原因而发生改变；从现实看，改名的情况也不时发生。
而且随着人口的迁移，还出现了地名的移植，比如敦煌的农坊制，台湾的福建、广东地名，侨州郡县等。
8、衍生性
衍生性是指一个地名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相关地名的现象。
地名的衍生造成了地名的结群现象，形成地名群。
（三）地名的种类
根据地名由来的情况，可将地名分为山水地名、示位地名、寄意地名、物产地名、民族地理地名、历史政区地名、历史开发地名、移民地名等。
1、山水地名
是指以山岭、江河、湖海、井泉等命名的地名。
大多数山水地名直接在地名中体现山水，也有少数山水地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省略，需经过考证才能复原。
（举广西的例子：
宜山、灵山、马山、钟山、蒙山、河池、环江、三江、柳江、灵川、富川、资源（资江之源）、荔浦、岑溪、北流）
2、示位地名
是指以东、南、西、北或阴、阳等方位词命名的地名。
如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河北、衡阳、江阴等。
（举广西的例子：
宾阳、灌阳）
3、寄意地名
是指寄托统治者或当地人民善良愿望与吉祥期待的地名。
比如表达安宁、快乐、和平、长寿、兴隆、教化、崇德、尚义等的地名。
比如陕西省，历史上表示祥瑞、祈福的县名就达80多个，现在仍在使用的有18个（长安、西安、凤翔、宝鸡、扶风、绥德、安康、镇边、定边、靖边等）。
（举广西的例子，市名：
南宁、来宾；县名：
兴安、武宣、宣化—邕宁、隆安、新宁、桂平、平南、永安（今蒙山）、昭平、宁明、思明、凭祥、东兴、归顺—靖西、小镇安厅（今那坡）、敬德+天保—德保、乐业、兴业、平治+果化—平果、大化、都安、思恩（今环江）、安化（抚民厅）、怀远（今三江）、平乐、修仁、永淳、崇善；乡镇名：
德胜、怀远（属宜山）、长安（属罗城）、归德（土州）、太平（土州，灵山有太平镇）、安平（土州）、都康（土州）、向武（土州））
4、物产地名
是指用物产给地方命名。
比如中国产盐的地名就有江苏盐城、浙江海盐、深圳盐田，以树木命名的地名有广西桂林、陕西榆林、吉林梨树、榆树与桦甸等，以水果命名的有新疆葡萄沟、云南橄榄坝等。
5、民族地理地名
是指体现民族分布与民族文化特征的地名。
比如在壮侗语族各民族中，以“那”字地名表示水田，于是“那”字地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侗语族人民的移居、分布状况，与壮侗语族的民族地理间存在着很好的耦合关系。
“那”字地名90%以上集中在21°~24°N之间，大多数位于河谷平原。
亚洲东南部的“那”字地名分布在中国的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北部等地区。
6、历史政区地名
是指从历史政区名称沿袭下来的地名。
我国历史政区地名较多，比如广东历代建立的县，平均约有43%的名称被继承下来。
广西历史政区地名的传承（参见前面的山水、示位、寄意、物产等地名情况）陕西的历史政区地名继续使用的仍很多。
历史早期建立的县名很不稳定，宋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明清时期的县名很多保存了下来，有的仍为县名，有的则变为乡镇名。
7、反映历史开发事件的地名
是指反映历史时期开发过程或重要事件的地名，特别是在边疆地区非常明显。
比如海南岛涉及所、亭、都、堡、军、台、营等地名，基本上来自明朝为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海南边疆而设立的卫所制。
广西有关此类的明清地名也不少，比如亭、塘、堡、都等地名，包括南宁的五里亭、十里亭、二塘、三塘、四塘、五塘、西乡塘，苍梧的六堡，岑溪的三堡，柳江的三都，贺州的信都等。
8、移民地名
历史上的移民出于对故乡的思念，或者对熟悉地名的依赖，常会将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居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色的移民地名文化。
因此，地名不仅成为印证移民历史事实的佐证，也成为进行文化区划分、文化传播研究很好的指标和参照。
比如海南岛各地的福建地名，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汉族移民地名等。
第2节 宗教地理
一、宗教地理的研究对象及主要内容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一定区域内宗教的产生、传播、景观分布以及宗教与其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因此，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一是宗教源地、宗教徒产生及其分布的地理基础；
二是宗教的传播、扩散及区域分异；
三是宗教景观及其对环境的作用；
四是宗教体系以及特定宗教制度发展的地理环境背景；
五是宗教教义、习俗等形成的地理学诠释。
二、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不管是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还是稍后的宗教信仰的产生，都是一定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产物。
在人类早期，所崇拜的是与人类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现象，由于人们所接触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崇拜的对象也不一样。
1、地理环境对宗教起源的影响
当今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自然环境恶劣的南亚和西亚地区，南亚夏季酷热难熬、雨季灾害频仍，西亚沙漠广布、干旱缺水、荒凉而单调。
因此，严酷的地理环境条件往往促使人们产生幻想，寻求精神寄托。
2、地理环境对宗教传播、发展和分布的影响
我国的道教从创立时起，就以山区作为道士的修炼之地。
这与道教的宗教理念息息相关，道教追求成仙，而神仙不同于凡人，所居之地不与世人相杂，于是远离尘嚣的深山便成为道士们修行的世外桃源。
而且山中矿物质、药用植物丰富，为道士们采药炼丹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此，从道教的传播来看，名山便成为其扩散的结点和中心地。
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印证了地理环境的影响。
传教士先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然后沿着交通干道向内陆传播，因此，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就决定了它对基督教传播、分布的影响程度。
研究表明，宗教往往更利于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传播。
比如产生于西亚沙漠地区的伊斯兰教很容易便传播到地理环境相似的北非、中亚和我国的新疆、甘肃、宁夏地区。
产生于南亚的佛教同样广泛传播于季风气候区内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
三、宗教景观的分布
宗教形成后，往往会营造出独特的人文景观。
随着宗教的传播，这种人文景观也会出现在传播各地，这就是宗教景观的分布。
宗教景观包括教堂、神庙等建筑、风水林、神山神水、具有表征性的仪式和特殊的氛围等。
因此，宗教景观的分布，会影响到不同区域文化景观的形成和演变。
以世界上三大宗教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为例：
佛教景观：
包括佛塔、寺院殿堂、佛教雕塑与绘画、佛教音乐与风俗等。
作为佛教寺院主体的殿堂，其具体景观布局为：
以南北为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左右为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寺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西侧主要是禅堂。
伊斯兰教景观：
包括清真寺建筑、清真食品、服饰、礼拜仪式等。
清真寺建筑反映出伊斯兰教景观的主要特色，表现为浑圆穹顶、尖而高耸的颂经塔、月牙装饰物等。
因为景观特色鲜明，一旦进入伊斯兰教分布区，就会油然而生独特的宗教感受。
基督教景观：
包括教堂、宗教仪式等。
各种样式的教堂（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其内部的结构、绘画等能给人以震撼之感，而宗教节日里圣经的诵唱、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又进一步从文化心态上强化了其宗教景观的意蕴。
此外，神山圣湖、风水林等，也往往构成宗教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宗教文化区的研究
文化区的划分，需要依据一定的指标体系。
在国外，宗教和语言是文化区划分的主要依据指标，文化区与宗教区常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但在我国，则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在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分布区，西北新疆、甘肃、宁夏的伊斯兰教分布区，云南西南部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分布区，因为几乎全民信教，宗教区与文化区大致重叠。
而在其他地区，宗教区与文化区之间则存在较大差异。
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不少地方的民间信仰中儒、道、佛三教合一，宗教的区域特征不明显。
因此，我国宗教文化区的研究难度非常大。
目前我国有关宗教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庙宇分布、僧侣籍贯分布、特定历史时期宗教要素的分布等问题上。
第3节 艺术地理
本文将戏曲、音乐、文学、绘画、书法等均纳入艺术的范畴，着重探讨这些艺术内容的地域差异，以及它们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戏曲的地域差异与地理背景的关系
1、戏曲、剧种分布
我国戏曲多以地方戏的形式出现，每种戏曲、剧种都分布在特定的地域范围。
北方的主要剧种包括评剧、二人转（东北）、豫剧、晋剧（华北）、秦腔（西北）等；南方包括三大剧种，即越剧（华东）、粤剧（两广粤语区、港澳和海外华人区）、川剧（四川、重庆、云贵部分地区）。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小剧种，如黄梅戏、锡剧、桂剧、彩调剧、文场等。
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造就了异彩纷呈的戏曲门派，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
不仅如此，同一戏曲由于地域阻隔、语言和民俗分异，往往又分化为许多地方剧种（如北方梆子）。
2、戏曲声腔
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戏曲声腔差异的形成，就南北差异而言，体现为“南柔北刚”。
南方的地理环境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塑造出南曲“柔美优雅”的特色；北方的地理环境是平原与草原广袤、高原雄浑大气、植被稀疏，塑造出北曲“苍凉、悲壮、激越、凝重、热情奔放”的特色。
3、戏曲题材
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戏曲表现题材的地域差异形成一定的影响。
北方多战乱，故英雄题材的武戏较多；南方战乱少、生活富足，故表现才子佳人的文戏较多。
4、戏曲舞姿
北方的舞姿粗犷豪放，南方的舞姿婀娜多姿、轻盈舒美。
5、音乐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气质的人，从而影响到人们音乐审美情趣的不同。
北方人崇尚阳刚、雄壮，故北方音乐粗犷、豪迈、开阔、高亢、活泼；南方人喜欢阴柔、隽秀，故南方音乐细腻、清秀、舒曼、流畅。
比如同样是说唱艺术，北方的“京韵大鼓”声调高亢、激昂悠长；南方的“苏州评弹”娓娓舒唱、婉约清新。
二、文学的地域差异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文学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文学家的籍贯分布与地区差异、文学的地理分区、文学风格形成的地理背景、文学中心的形成与传播等内容。
（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概况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文学发展水平、文学内容、文学风格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早在唐初，李延寿便指出了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他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清人谢之淮也说：
“以声而论，南主清丽而柔远，北主劲激而沉雄。
”
中国文学还存在众多地域上的不同。
比如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地域差异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文学内容与创作灵感的影响
文学作品是对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的自然存在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环境是文学艺术创造的源泉。
比如沈从文对湘西、老舍对北京、孙犁对冀中、赵树理对晋中、汪曾祺对苏北水乡、陆文夫对苏州市井、路遥对陕西城乡、梁晓声对东北北大荒、贾平凹对陕西商州、张贤亮对宁夏、莫言对山东的地域风情的描写与刻画，造就了具有浓郁地域风格的小说作品。
2、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风格与地域特色差异的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域风情，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熏染也不一样。
因此，在不同“土壤”中生成的文学作品，其风格也大不相同。
以南、北而论，南方文学尚“柔”，北方文学尚“刚”。
在唐宋八大家中，生于北方的韩愈在文风上呈现出刚健、雄正、愤激、质朴的特征；生于南方的欧阳修在文风上表现为柔婉、飘逸、哀婉、清丽的特征。
以东、西而论，东部文学的风格表现出“外向型”文化色彩，而西部文学的风格则表现出“内向型”文化色彩。
3、地理环境对文学流派和文学家群体的影响
文学流派的形成，打上了深深的地域印记。
因为文学流派对生活的反映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受到特定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
比如中国历史上山水、田园诗派的作者多生活在江南水乡，其作品风格因此“香而柔”；边塞诗派的作者多生活在北国边疆，其作品风格因此“悲壮刚烈”。
当代中国文坛上令人瞩目的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其形成均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其作品也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和区域文化特质。
（三）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机理
一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事象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素材。
二是地理环境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参照物，它可激发作者的灵感，创造出绚烂多姿的艺术形象。
三是地理环境作为文化生成的土壤，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域的民风、民俗、语言，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地域风格。
四是地理环境作为生活条件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从而对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
三、绘画的区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理环境对绘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艺术创作的地域风格以及不同流派的形成等都有一定影响。
地理环境影响到绘画的内容，因为环境为绘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不同的素材会直接影响到绘画的特色和风格。
在传统山水画中，画家总是从他最熟悉的地理环境着手，逐渐形成所谓的画风。
中国绘画风格的南、北差异自古有之。
以山水画为例，北方以豪迈、奔放、雄浑见长，南方则婉约雅致、清淡秀丽；北方突出山石轮廓，以线条勾出凸凹，南方山石轮廓不突出，山骨隐显；北方山体的棱角分明、界面粗糙、粗犷雄健，南方山体柔和圆润、山清水碧。
最终形成了南、北两大绘画流派。
梁启超说：
“北画擅工笔，南画擅写意。
”南派画风“清新典雅、飘逸潇洒、淡墨轻岚”，而北派画风“场面浩大、笔刀遒劲、气象萧索”。
四、书法的地域空间分布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书法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新兴组成部分，探讨书法风格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书法家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创作个性，以及书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书法风格的区域差异，在南、北方之间体现得尤其明显。
北方书法以“阳刚”为美，多为静态字体；南方书法以“阴柔”为美，以动态字体为多。
最终形成了“北碑南帖”的书法格局，北碑为方笔之祖，南帖为圆笔之宗，“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梁启超语）。
南、北书法差异的地理机理：
北方自然风貌粗犷雄浑、峻峭厚重、阳刚壮烈，多大漠、荒原、峻岭，植被稀少；南方自然风貌秀丽柔美，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茂，鸟语花香。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间经济、文化的日益整合，单纯地理环境对书法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区域的差异性将不断模糊，而趋同性和一体化成为主流。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