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哨棚嘴遗址的发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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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哨棚嘴遗址的发掘

忠县哨棚嘴遗址的发掘

　　哨棚嘴遗址是尊井口遗址群的组成部分，位于长江西北岸瀹井沟口的右（南）侧的三角形台地上，地属重庆忠县忠州镇红星村五组。

遗址规模不大，北、东、南三面为土坎断崖，断崖上有一条小径绕遗址而过，在遗址东南下至江边，与过去通往县城的沿江小道相连。

遗址中部偏东处，有一道大致南北向的低矮土坎，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部较低处地表还算平坦，其上满布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小块菜地；西部较高处地势逐级上升，现在这一区域满布当地村民的房屋和红星沙砖厂的厂房，遗址的中心区域即居住区域或许就在这一带。

这里较古老且较讲究的房屋是何姓人家的院子，其院内满铺石板，故当地人称“何家院子”或“石坝地”。

遗址东南面临长江，西靠忠州镇至石宝寨的区间公路（因属三峡工程淹没区，现已改道），东北隔洽甘井沟与半边街（崖脚）遗址相望，西南有名为“选溪沟”的冲沟将其与瓦渣地遗址分隔。

地理坐标为北纬30度18分7秒，东经108度2分52秒；海拔高程150－152米。

　　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地形与以后有很大不同

　　遗址位于一道伸向长江的山嘴上，地势从江边逐渐向后升高，除遗址所在的台地相对平坦外，该山坡的坡度还是颇为陡峭。

从历年发掘所展示的地层剖面来看，该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地形与以后有很大的不同－在遗址形成以前，哨棚嘴遗址一带的地势还比较低，伸向长江的山嘴也比现在靠后，由于长江和井沟洪水所携带的泥沙的冲积，以及暴雨从山坡上冲下的泥沙的堆积，哨棚嘴一带的地形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被不断增加的泥沙抬高。

从这个时候起，该遗址范围内人类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人类在改善自己生活环境时不断扰动和改变着这些自然冲积层，这样不断的自然冲积和不断的人类活动，使得哨棚嘴遗址所在的山嘴不断被垫高并向前延伸，终于在青铜时代偏晚的西周时期前后基本形成了现代哨棚嘴遗址的地形地貌。

由于哨棚嘴一带的地势有不断增高和伸展的趋势，较早时期的地势较低，人类活动相对较少，泥沙堆积的速度相对较快；较晚时期的地势已经较高，泥沙堆积的速度也就相对较慢。

因此，哨棚嘴遗址的文化堆积层的厚度也就呈早期深厚而晚期浅薄的状况。

从哨棚嘴遗址地形基本形成的商末周初开始，该遗址的人们就在面临长江的遗址边缘挖掘窑灶，在这里烧制一些用途特殊的陶器，或用这些陶器来熬煮诸如盐卤这样的产品，从而在遗址边缘遗留了包含由大量尖底杯、船形器、花边圜底釜一类陶器残片的文化堆积。

这些特征明显的堆积在遗址边缘遭受雨水冲击发生崩塌后，很容易被人们发现，故哨棚嘴遗址及其附近的同类遗址就成为渝东地区最早被考古学家确认的古代遗址之一。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早在1957年，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员在长江沿岸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洽甘沟口发现了哨棚嘴遗址。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再次调查了该遗址。

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进行基础实习的学生首次试掘了该遗址。

1981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会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

199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做了比较正规的考古发掘，获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一批遗物。

1994年，为了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文物的抢救保护规划工作，北京大学考古系三峡考古队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

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中将其列为一类重点遗址，并建议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抢救发掘。

1997、1999、2000、2001和200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了三峡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总发掘面积约4464平方米，获取大量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两汉六朝的遗迹和遗物，从而使得哨棚嘴遗址这个不大的遗址成为三峡库区著名的古代遗址。

　　10大文化堆积层及包含物

　　哨棚嘴遗址的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最深处达8米左右。

文化堆积呈坡状堆积，顺着原先山坡走向，越往山坡内侧高处走，文化层越薄，越靠近长江边的低处，文化堆积越厚。

由于人类首先是在靠近山坡的遗址内侧活动，所以，在该遗址地形地貌基本形成以前的早期文化堆积，也就主要分布在靠近遗址内侧的原来地势较高的地方，而晚期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靠近遗址外侧的地方，西周以后的文化堆积散布在先前文化堆积的表面，而尤以遗址中部为多。

遗址的文化堆积按照土质和土色可以划分为许多层，根据这些文化层的堆积趋势，结合各层中包含物的异同，可以将这些文化层合并为10组，即10大层：

　　第

（一）大层：

该大层为遍布整个发掘区的现代耕土层和近代文化层，靠近内侧较薄，邻近外侧土坎处较厚。

在发掘以前，该层的地表已经相当平整，被划分为许多长条形的小块菜地。

该层的堆积夹杂着少量工业化的陶瓷片、铁钉、塑料制品等，为现代农耕层和近现代文化层。

　　第

（二）大层：

在遗址西部可以蜀汉时期石室墓及其排水沟所在的地面作为上限，蜀汉地面堆积以上、近现代地层以下的堆积均可归属该组；在遗址东部，由于该组堆积紧靠近现代层，被后世破坏严重，有的探方尚保留有原生文化层，不少探方只保留有这一时期的灰坑。

这一层的包含物基本上是绳纹瓦、青瓷片等，有的探方还出土有瓦当，其时代当在蜀汉至六朝时期。

　　第（三）大层：

该层主要分布在遗址西部，蜀汉水沟及其所在地面以下、出绳纹瓦件而不出青瓷片的堆积都属此组。

属汉代文化堆积。

　　第（四）大层：

该层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部。

堆积东部较厚，西部较薄且断断续续，有的探方中特别集中。

包含物以夹砂红陶花边口的圆底绳罐的数量最多，属东周文化堆积。

　　第（五）大层：

该层的分布范围更小，主要分布在发掘区东部的探方内，越靠近外侧的土坎断崖，其堆积越厚，陶器残片的数量越多。

在台地东部有多座属于该大层的陶窑或灶发现。

出土陶器主要是大量的红陶素面角状尖底杯等，为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

　　第（六）大层：

该层分布范围最小，仅发现于台地的东端及东端坡下，其中一部堆积因整体滑坡，已经滑落在台地东北边缘外的陡坎下。

该大层的出土物主要是夹砂陶红褐陶的小平底盆和小平底钵，器表多无纹饰或只在肩部有几块稀疏模糊的绳纹，当为商代晚期的文化堆积。

　　第（七）大层：

该层的堆积普遍分布于遗址东部。

堆积呈斜坡状，上面坡度较小而下部坡度较大。

由该层堆积状况可知，哨棚嘴遗址在该层堆积形成以前，其范围较小，东部没有现在伸展得这样远；至该层堆积形成后，哨棚嘴遗址的东部就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地形模样。

该层陶器以表面饰大菱格纹的折沿深腹盆、直口深腹花边口缸、盘口深腹盆等最为常见，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第（八）大层：

该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中、南部，属于该时期遗存分布的东端，再往东去，就是当时的陡坎。

地层堆积在发掘区是北窄南宽，坡度比较平缓，灰坑等遗迹较多。

包含物以器表饰大菱格纹的折沿宽唇深腹盆、直口花边深腹缸、表面较粗糙的素面卷沿或平折沿的深腹盆、直口平底钵等陶器为代表。

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第（九）大层：

该层堆积的分布范围与第（八）大层同，堆积的坡度平缓，层理清楚，少见这一时期的灰坑等遗迹。

地层包含陶器主要是器表饰小菱格纹的折沿深腹盆、细横瓦纹的平沿深腹盆、箍带纹的喇叭口壶等。

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第（十）大层：

该层堆积的分布范围与第（九）大层同，堆积的坡度平缓，遗迹和遗物都不多。

包含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菱格纹的卷沿中腹盆和罐、类似双唇口的喇叭口壶。

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遗址近现代以前的遗存可划分为五期

　　以上统一地层的归并，既考虑到了地层堆积趋势，又考虑到了各组地层包含器物的异同，并且在堆积深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各层之间，都有基本上无人工包含物的地层相分隔，这些文化层都比较单纯。

文化层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为哨棚嘴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上述地层叠压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哨棚嘴遗址第（十）大层早于第（九）大层，第（九）大层早于第（八）大层……依此类推。

这10组地层，除第

（一）大层为耕土层外，其余各层各自包含有一组特征鲜明的陶器群，可以作为具有早晚关系的9组遗存，每组遗存间都具有程度不等的变异，形成了发展过程的显著阶段性。

根据这些变异的程度，可以将哨棚嘴遗址第（十）至（七）组聚合在一起作为一期，

（二）、（三）两组聚合在一起作为一期，其余各组各为一期，而将第（十）、（九）、（八）、（七）组和

（二）、（三）组间当作比“期”低一级的“段”来处理。

这样，我们就将哨棚嘴遗址近现代以前的遗存划分为五期：

哨棚嘴第一期为第（十）至（七）组，第二期为第（六）组，第三期为第（五）组，第四期为第（四）组，第五期是第（三）、

（二）组，其中第一期又可细分为两小期4段，第五期也可划分为2段。

各期段遗存的基本情况是：

　　哨棚嘴一期：

第（七）至（十）组遗存。

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褐陶次之；纹饰多为稀疏的绳纹（线纹）和交错绳（线）纹组成的菱格纹，另有一定数量的绳纹、箍带纹、戳印纹等。

器类主要有夹砂侈口平底盆、花边口深腹缸、厚胎缸、泥质平卷沿深直腹盆，喇叭口粗颈圆肩壶，另有平底钵等。

该期遗存还明显可以分为彼此紧密相连的4个发展阶段，典型陶器在这4段中的变化表现为：

夹砂陶的比例越来越大，陶器质地逐渐变粗，陶色中的红褐色由较深沉变得较鲜艳。

器类中喇叭口圆肩壶越来越少，花边深腹缸由无到有，由多到少。

器形中夹砂侈口盆深腹盆的领部由斜侈变为上勾，最后变为盘口，领下从束以箍带纹到没有箍带纹；花边深腹缸变得口缘越来越厚，花边越来越大，腹部越来越深，底部越来越小；喇叭口圆肩壶口沿由外卷变得不外卷，颈肩之间的由过渡自然到转折明显，颈部由细到粗；钵的口沿由斜到直到敛，腹部由深变浅。

纹饰中的绳纹由细变粗，交错绳纹组成的菱格纹由小变大，口沿花边由细小变得粗放，泥质陶的箍带纹由宽到窄。

从这四段陶器的总体风格来看，第1、2段特征比较接近，二者应当属于同一种文化，可以称之为“哨棚嘴文化”；而第3、4段的特征大同小异，同样的遗存在邻近的忠县羊子岩（中坝）遗址中系新石器时期的主体遗存，不妨暂时将其称作“羊子岩文化”。

根据该期第1段的典型陶器在巫山县大溪遗址中与大溪文化晚期陶器共存，第2段的遗存有典型的屈家岭文化前期的彩陶器，该期前两个阶段的年代应当在相当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的前期，后两个阶段则应当在屈家岭文化后期至石家河文化前期。

　　哨棚嘴二期：

第（六）组遗存。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灰褐陶，并有少许泥质黑皮陶。

陶器基本上为素面，耸肩小平底盆肩部往往饰等距的块状斜绳纹。

器类主要以大口耸肩小平底罐为主（包括小平底钵），另有少量的高柄豆和豆形器、袋足封口?

B、罐、瓶等。

根据已有的知识，我们知道这种遗存为三星堆文化末期至十二桥文化初期的遗存。

　　哨棚嘴三期：

第（五）组遗存。

陶器以泥质（泥质陶的质地介于夹砂和泥质之间，姑且归人泥质类），陶纯红、红褐、青灰和黑灰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夹砂陶。

陶器仍主要为素面，但有极少量旋纹、绳纹。

器类以尖底器占绝大多数，主要器类是红陶的角状尖底杯，此外还有少量的敛口尖底盏、高直领圆肩壶、素缘绳纹圜底罐、短领耸肩罐、船形器等。

这种以大量尖底杯为特色的遗存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而在渝东地区有盐卤露头的古盐场附近往往见到，很可能是与盐业有关的工业遗址。

该期尖底杯中有少许表面磨光的黑灰色炮弹状尖底杯，这种尖底杯是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物，十二桥文化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该期年代也应当在这个年代范围内。

　　哨棚嘴四期：

第（四）组遗存。

陶器以夹砂褐色陶居多（包括红褐、灰褐、黄褐色），其次为夹砂黑灰陶，泥质纯红陶和青灰陶数量都较少。

器表以纹面为主，但素面陶器比例还较大，纹饰以陶器成形时施加的中绳纹占了纹饰总数的一半以上，器口流行花边的作风。

陶器以圜底器占绝大多数，并有一些尖底器和平底器。

器类主要为花边圜底釜、圆肩深腹绳纹罐、侈口圆折肩素面罐、敛口尖底盏等。

该期遗存是渝东地区特有的遗存，同类遗存在附近的瓦渣地、羊子岩（中坝）都可以见到，应当是典型制盐遗址的遗存。

从陶器形态演进的角度来观察，该期遗存应当排列在瓦渣地遗址周代遗存晚期和羊子岩（中坝）遗址周代遗址早期的位置之上，其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前后。

　　哨棚嘴五期：

第（三）组遗存。

陶器数量不多，有厚唇鼓腹罐、宽平沿盆等，另有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

根据地层关系，该层被叠压蜀汉时期的墓葬和水沟打破，其年代在蜀汉以前的两汉时期。

　　哨棚嘴六期：

第

（二）组遗存。

器物以青瓷器最具特色，器物种类有假圈足碗、平底碗、盘口壶、带系罐等，另有宽平三沿盆釜、云纹瓦当等。

属于六朝的遗存。

　　在三峡库区考古中的意义

　　哨棚嘴遗址虽然是一个不大的遗址，但由于该遗址堆积深厚，年代跨度较大，文化内涵丰富，该遗址在三峡库区的考古研究中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渝东地区先秦文化的发展演变序列和分期编年问题过去一直未能解决，而考古材料的分期编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有许多研究课题都无法顺利进行。

因此，哨棚嘴遗址前三次大规模发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该遗址的纵向年代分期问题，进而以该遗址为基础，结合其他遗址的材料，建立起三峡库区渝东地区考古材料的基本年代标尺。

发掘的结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哨棚嘴遗址发掘的材料可以划分为六期，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还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年代从仰韶时代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建立了该遗址的分期编年，从而为认识三峡重庆库区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可以参考的年代标尺。

　　其次，通过连续五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我们已经将哨棚嘴遗址全面揭露了出来，基本上了解了该遗址的平面分布状况和发展演变情况。

由于建立了遗址的水平总基点和各探方的水平分基点，使得我们能够利用现代数字化成图技术复原不同时期该遗址地形的三维立体景观。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哨棚嘴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末期，其地形地貌与现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遗址所在山嘴较现在低且短，容易被较大洪水淹没并冲积，当时的哨棚嘴还是人类的一个临时活动场所。

随着遗址的堆积加高和向江边延伸，人类在遗址上的活动也更加频繁，遗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龙山时代就出现了少许小型的房屋和墓葬。

到了商周时期，哨棚嘴遗址东部临江的台地边缘曾一度作为某种工业的小型作坊（可能是制盐业，也可能是为陶器熬盐提供陶容器的专门化的制陶业），遗留下了大量的角状尖底杯等陶器残件。

汉代以后，该遗址成为继续有人居住，但遗址西北边缘的山坡上已经成为当时的一处重要的墓地。

六朝以后，人类在该遗址的活动减少，直到清代以后才又繁荣起来。

　　其三，哨棚嘴的新石器文化具有鲜明的渝东地方特色。

在1994年哨棚嘴遗址试掘以后，发掘者根据哨棚嘴遗址的发掘就提出了“哨棚嘴一期类型”的文化命名，1997年大规模发掘哨棚嘴遗址以后，我们曾经以哨棚嘴遗址为典型遗址，将渝东地区的同类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哨棚嘴文化”。

随着哨棚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哨棚嘴一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在第2、3段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哨棚嘴一期1、2段的遗存，陶器颜色为深褐色，纹饰多种类较多，其中小菱格纹、窄瓦沟纹和戳点纹很有特色，陶器种类以盆、罐、壶、钵为主，盆、罐类的腹部都不是太深；哨棚嘴一期3、4段的遗存，陶器的颜色变浅为红褐色，纹饰以大菱格纹、宽瓦沟纹等为特色，陶器种类以缸、盆、罐、钵为主，其中缸、盆、罐的腹部很深，底部较小。

前者与忠县杜家院子、万州涪溪口、黄柏溪等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相似，属于渝东地区相当于仰韶时代的新石器文化；后者与丰都玉溪坪、万州苏和坪、巫山锁龙等遗址的新石器文化相同，属于龙山时代早期的新石器文化。

因此，有必要对哨棚嘴遗址这两小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分别命名。

如果我们将哨棚嘴一期1、2段称作“哨棚嘴文化”的话，那么，哨棚嘴一期3、4段就应另行命名。

鉴于后两个阶段的遗存以忠县中坝（羊子岩）遗址更具代表性，我们不妨将哨棚嘴一期3、4段称作“羊子岩文化”。

哨棚嘴遗址一期遗存将渝东地区的这两种新石器文化紧密联系了起来，结合周围其他遗址，我们就可以构架起玉溪文化一哨棚嘴文化一羊子岩文化一老关庙文化这一渝东地区新石器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

　　其四，哨棚嘴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的遗存相当特别，它以大量的角状尖底杯为典型的堆积特征。

在199g年度的发掘中，清理出一座使用或烧制这种尖底杯的窑灶（编号3号），窑灶内装有角状尖底陶杯上百个。

另在这座窑灶旁还发现了装有多件“船形陶器”的窑灶一座。

这种使用或烧制单调的尖底陶器和船形陶器的窑灶，以及散布在附近地面上的大量尖底陶杯，说明这些窑灶决不会是为了提供日常生活用陶器的陶窑，这些陶器也不是普通聚落的人们遗弃的日常生活用陶器，而应当是某种工业遗址的遗存。

由于这些陶器种类和埋藏现象与国内外其他陶器制盐工业遗址非常相似，哨棚嘴遗址附近又有丰富的盐卤资源，从古至今都有井盐生产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推断这些遗存很可能是当时陶器制盐工业的遗留。

这为探索四川井盐工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