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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姑人物形象分析

三仙姑人物形象分析2（总9页）

三仙姑人物形象分析

创作于1943年5月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这篇小说使赵树理由一位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一举成为解放区有代表性的作家。

小说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神仙”：

三仙姑和二诸葛，其中又以三仙姑形象最为引人瞩目。

这个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透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对女性的态度，及其落后的男权主义女性价值观。

一、《小二黑结婚》笔下人物的形象

《小二黑结婚》描写了二诸葛、三仙姑两家对儿女婚姻的阻拦及矛盾冲突,塑造了三仙姑和小芹等一批生动真实而又深刻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二黑结婚》在反对封建家长制,提倡婚姻自由这场新与旧的革命中,以其丰富的思想性、艺术性、大众化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当时产生了极强的社会性,使无数青年男女在那场自由婚姻和包办婚姻的革命中取得了胜利。

笔者觉得在这篇小说中,故事是围绕着三仙姑和女儿小芹展开的。

由于所处社会的不同,因而造成了两人的命运的不同。

三仙姑是个好逸恶劳、作风不正的妇女,封建买卖婚姻造成了她畸形的性格,但在与儿女的交锋中,最后却促使她有了转变;小芹是个性格活泼、端庄正派的姑娘,面对着压力,她毫不屈服,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是一个新型的农村妇女的代表。

下面笔者试着对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神婆三仙姑装神弄鬼害人害己“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开头作家便以明白如话的语言点出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

三仙姑便是这两个神仙中的一个,“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由于婚后生活的不如意,“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

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的媳妇。

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

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

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在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形象系列中，有很多农村妇女形象。

赵树理是非常自觉地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他对农民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在塑造农村妇女形象时，赵树理却总是过分渲染她们落后、不觉悟的一面，如“三仙姑”、“常有理”、“惹不起”、“吃不饱”、“小腿疼”等等，只是这些农村妇女的绰号就显示了她们的落后。

传统的男尊女卑旧思想的积淀，使赵树理在潜意识中对女性存在歧视，从而不能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女性，而表现出一种相当落后的女性观。

二、赵树理笔下落后的女性观集中的体现

“三仙姑”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1、赵树理在塑造三仙姑形象时，从外貌上对其进行了丑化。

小说第2节《三仙姑的来历》中，作者这样描写：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在赵树理看来，女人四十五岁了，还穿绣花鞋，镶边裤，涂脂抹粉，就是老来俏、不正经，一个作风正派的女人决不会如此，所以尽力地对这个人物讽刺、揶揄。

我们今天的读者是很难容忍这一点的，四十五岁并不老，正是充满活力、魅力四射的年龄，追求美更无可厚非。

爱美是人的，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也是对人的尊重。

赵树理对三仙姑进行辛辣讽刺和嘲弄，其实是骨子里的旧思想在作怪。

农民式的狭隘使赵树理忽略了三仙姑这类女性身上所承载的复杂的人性内容，他用传统男权意识的目光打量三仙姑，昀后又用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定标准改造了三仙姑。

在小说的结尾，三仙姑“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象个当长辈人的样子”，这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其实就是男性视野中四十五岁女人应该具有的样子。

在这里，赵树理有意无意地重申了父权制教条对女性的某种界定，从而导致了他把三仙姑悬置在女性解放的文化范畴之外，并使他的男权文化意识在作品中凸现出来。

2、在塑造三仙姑形象时，作者还过分强调了人物的变态心理，刻意渲染了三仙姑精神上的病态。

这种病态主要表现在三仙姑对女儿小芹恋爱的破坏上。

当小芹和小二黑恋爱之后，三仙姑极力反对，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三仙姑贪图钱财，而小二黑家比较贫穷，她才阻止女儿和小二黑好。

其实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却是三仙姑的变态心理在作祟：

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

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

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小二黑是当地有名的漂亮小伙儿，“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三仙姑为了得到小二黑这个她眼中的“鲜果”，便极力反对女儿与小二黑恋爱，并不惜将女儿许给一个退职的军官吴先生做填房。

做母亲的竟然吃亲生女儿的醋，出于嫉妒而拆散女儿的恋爱，破坏女儿的幸福，作者可谓把三仙姑的变态心理渲染到了极处，人物也“丑”到了极处，其心理变态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张爱玲小说《金鐁记》中的曹七巧。

曹七巧被黄金的枷鐁围困，有意破坏女儿长安的婚事，读来令人发指。

赵树理故意渲染三仙姑的变态心理，追求的也是这种艺术效果。

3、作者还通过别人当然也包括作者本人对三仙姑的看法、评价来对其丑化。

在小说第11节《看看仙姑》中，三仙姑到了区上，一进门，趴下就磕头，因为她衣服光鲜、满头首饰，以至于区长误把她当成了前几天跟婆婆生气的年轻媳妇。

误会解除后，有一段对话：

区长问：

“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

“四十五。

”区长说：

“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

区长之所以说三仙姑打扮得不像个人，就因为她四十五岁了，还偏爱老来俏，爱打扮自己。

区长代表的也是作者的价值理念，在赵树理看来，仿佛爱美是罪过，打扮漂亮就不像“人”，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义中心话语，潜意识里深藏着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

赵树理在塑造三仙姑形象时，尽其可能，从多个方面对人物进行了丑化、讽刺，甚至有批判意味，这充分显示了赵树理落后的女性观，从中忽略了三仙姑形象的悲剧性，使其成了一个喜剧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读者对这一艺术典型的误读。

三仙姑，听名字就是神神叨叨的。

她偏要装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遮起来”还涂着宫粉，但是年龄如此，看去竟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这样的形象描写是赵树理小说中少有的，详细的写出三仙姑的形象，想必是太具人物特点。

再到后来区长眼中所见的三仙姑，认作是受了气的小媳妇，不想却是擦了粉的老太婆。

她滑稽的打扮，装神弄鬼的行为，看起来是个十足的丑角。

但正如小丑的面具下是无尽的悲伤，三仙姑的可恶、变态，也都是寂寞与悲伤的外露。

读起来，三仙姑像曹七巧，一样的徐娘半老仍要俏，与男子们不清不楚勾勾搭搭，到老，还要嫉妒女儿的年轻，要用自己的手毁掉女儿的幸福。

细看她的所谓，总是觉得，那荒唐的背后，总是有一股荒凉。

三、对三仙姑的感慨

曾经的她，是前后庄上的第一个俊俏媳妇，十五岁的年纪，天真的性格，可是偏偏加了个只会在地里死受的老实人，成天在地里干活，自然不能明白新媳妇的天真浪漫。

年轻气盛，与村里的年轻人们嘻嘻哈哈，热闹中，仿佛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后来便设起了神坛，借神的名号，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俊俏展现给别人看。

年纪大了，曾经的相好也都妻媳成群，不再找她了，她便又用小芹做引子，引得青年们跟她说几句玩笑话。

包办的婚姻，向来是媒人说般配就般配，全然不顾，一个是不甘寂寞的女孩，一个却是不声不响的庄稼汉。

谈不来，日子不开心，久而久之自然需要从别的地方补回来。

就像曹七巧一辈子守着将死的病人，那份对生活的信心与期望也只能在意淫中得到抚慰。

三仙姑也是这样，渐渐地与青年们的交往成了她生活的必需品，是寂寞将她变成了一个名声不好、与男人们打情骂俏的女人。

其实，她的下神只是个幌子，她没有骗取钱财，也不是封建迷信的古董，她只是为了满足她被人欣赏，受人注目的需要。

她的不正常，是封建包办婚姻的苦果，她上演的闹剧，更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啊。

但为何自己吃过的苦还要让女儿重蹈覆辙呢就像七巧为何自己婚姻不幸还一度破坏女儿的婚事呢这便是女人了。

女人的妒忌，是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的。

女儿的新，女儿面对不正经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爱，女儿追究自己幸福的勇气，这一切积极向上的东西都是她没有的，都是曾经的她做不到的。

她剩下的只是她的压抑，被年华的风霜打磨粗糙的容貌。

她自愧不如，就更加嫉妒小芹的勇敢和美丽，还有她的不甘心，生生的把她从受害者变成封建婚姻的代言人。

这便是她的可悲。

但作者对她却是不公平的。

她的丑，她的可怜、可恨。

变态。

一切都是在男性视角下产生的。

从年轻时的女为悦己者容，她是没有自我的，到后来她因为怕失去与小二黑“说两句玩笑话”的机会而反对小芹的婚事，也是受男性行为影响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女性的考量。

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幸福的包办婚姻对她的压抑，但作者却在男性视角上，把它上升到三仙姑自己的道德层面去解决，是她的放荡和不忠。

但衡量着一切的标准还是男性的贞洁观。

最后呢三仙姑“不再卖老俏，把自己的打扮从头到底换了个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她符合了普遍的伦理道德，男性眼光中的伦理道德。

最终是她的妥协，然而这妥协是真正认识到要反对封建，迎接新思想吗我看不见得，还是为了符合整体的男权眼中的世界观吧。

在这样的视角下，三仙姑成了彻头彻尾的悲剧一枚。

客观地来看，三仙姑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对其应该同情而不是批判。

乐黛云教授曾说：

“在美国我们开过一个讨论会，几乎所有的美国女学生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正面人物，而那个村干部才是批判的对象。

”[1]三仙姑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女性，值得同情。

她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15岁就结婚，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但丈夫于福却“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不会关心体贴人，三仙姑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温存、体贴。

作为女人，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在那个时代又没有离婚的可能，也没有离婚的思想认识，爱情无法满足，只好压抑自己，继而放荡自己，以“下神”为幌子，和村里的一些青年人鬼混：

青年人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

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宫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像三仙姑这样的“神婆”在旧中国的农村着实为数不少，她们常常是很聪明、很俊俏的女性，但由于婚姻不能自主，所嫁的丈夫或呆或傻，或性情不合，总之是很不如意。

于是便由其他的“神婆”口传心授，掌握了“下神”的诀窍，以此为幌子，达到与别的男性任意接近乃至厮混的目的，以取得自己不幸婚姻的某种补偿。

有研究者指出：

“‘下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一种附属品，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副产物，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三仙姑’‘下神’的这一看似有趣的故事之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的苦辣辛酸，表现了中国女性扭曲的人生和心灵。

”因此，对三仙姑这样一个倍受无爱婚姻折磨的农村妇女，我们应该深表同情。

四、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的目的

三仙姑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她的遭遇本身就是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的控诉。

对这一艺术形象的认识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上。

赵树理从根本上忽视了三仙姑婚姻的悲剧，而只是单纯地从旧的道德观念出发，着力渲染她畸形变态的心理，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仅仅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未去充分挖掘这个艺术形象的深刻内涵及其独特的价值。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鼓励自由恋爱，歌颂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和结婚，但偏偏忽视了被封建婚姻所苦的三仙姑，过多地渲染她的变态心理，对其肆意丑化，这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落后、认识上的偏差。

三仙姑变态心理的形成，究其根本，还是她的不幸婚姻。

她以纵欲的畸形行为反抗不幸婚姻，但昀终使自己也成了欲望的俘虏。

三仙姑为了追求变态的情欲，甚至视亲生女儿为情敌，吃女儿的醋，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刚死了老婆的退职军官做填房，完全不顾女儿可能重复自己的悲剧。

对女儿恋爱的干涉、阻挠，表明三仙姑已经完全被异化了，而“三仙姑人性的异化，是封建婚姻的罪恶，体现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残酷本质”。

三仙姑由对婚姻的不满走向心理变态，完全是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情感持久受到压抑的结果。

可是让人遗憾的是，赵树理对三仙姑的不幸婚姻采取的却是超然的态度，他只专注于直露地嘲讽其变态心理，却不去对三仙姑的包办婚姻进行深层的心理探寻，不去深入挖掘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这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消解了三仙姑婚姻的不幸，也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赵树理之所以用一种落后的女性观念支配自己的创作，昀主要是由作者本人的男权主义女性价值观决定的。

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积淀，使国人具有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男性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男性道德价值观，即对待女性，往往以男性中心来规范，女性应该贤德、朴素，而美往往和妖、媚、甚至淫荡相联系，追求美仿佛就是不正经，放纵自己。

三仙姑爱打扮，这是女性的天性追求，本来无可厚非，但赵树理却对其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彰显的正是作者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意识。

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在表现和服务于他的对象——农民的时候，确实有着小资产阶级出身作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农民出身也相当严重地限制了赵树理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视野，使他在无意识中不时流露出农民所固有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同时，赵树理也没有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洗礼，对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真正内涵认识不足，对农民自身狭隘、保守、自私的劣根性认识得也不很深刻，致使封建文化的深厚积淀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其落后的男权文化的爱情婚姻观。

按照这种爱情婚姻观，女人一旦走进婚姻的殿堂，“必须夫唱妇随，她在某种程度必须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她丈夫的世界。

她必须把她的人身，她的处女贞操以及所需要的绝对忠诚奉献给他”。

三仙姑为了弥补婚姻的不幸，使失落的情感得到补偿，而放纵自己的情欲，违背了男权，社会强加给她的道德规范，由此出发，赵树理必然要对其进行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批判。

赵树理的局限，当然也有时代的原因。

1943年，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的解放，在民族解放这一“宏大”目标的前提下，妇女解放就被遮蔽，就被相对地忽略了。

不只是赵树理，当时很多作家的女性观都相当落后，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我们虽然不能过分苛求赵树理以及他同时代的作家，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或者掩盖对三仙姑形象进行任意丑化和尖刻讽刺这一文学现象。

五、总结

三仙姑的所作所为太离谱，这里体现出赵树理对乡村情感和伦理的“度”的精确把握。

作为女人，三仙姑缺乏善良诚厚的美德，作为农民，她缺乏勤劳与节俭的美德，作为妻子，她缺乏贤淑的美德，作为母亲，她缺乏慈爱和牺牲的美德，作为“神仙”她缺乏对神圣世界虔信的美德，却也难怪赵树理对她的刻薄。

但赵树理给予她和二诸葛以同等的“自新”出路，这种“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是农民价值观与审美理想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1]乐黛云等.女权主义与文学批评[J].文学自由谈.1989.

[2]刘洁.论赵树理笔下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J].甘肃社会科学.1995.

[3]陈兴.从三仙姑人物塑造看赵树理创作的缺憾[J].晋阳学刊.1994.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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