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茶具鉴赏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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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茶具鉴赏四
中国历代茶具鉴赏（四）
辽白釉盘口瓜棱执壶 这件执壶，出土于河北宣化辽代张恭诱墓。
张氏葬于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
执壶的通高为21.6厘米，口径7.2厘米，底径7.8厘米，系盘形花口，颈细长，腹圆有瓜棱，嘴位于肩部，颈、肩之间有曲柄，可惜已残缺。
这件执壶，与在同一墓中出土的点茶图中烧水的壶相似，表明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对品茶的执著。
从张恭诱墓中同时出土的壁画点茶图，可以看出，执壶是辽代用点茶法饮茶的主要器具。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壁画右侧绘的是一个红色长方形桌，桌上放置茶具有6个茶盏，3个茶托，还有盘、盒等。
桌的左前方着地放着一只三足铁炉，炉中炭火熊熊。
炭火之上，置一白色长颈瓜棱执壶。
其旁有一茶僮，手执团扇，躬身用力扇风，以加大火力，尽快将执壶中的水烧热。
桌后站着两个人，从穿着打扮看，右边的似为主人，手握一只白色大盘，盘中有两只白色茶盏，似是等持执壶中水烧开，以便注汤入盏；左边的一人双手拱胸，侧耳恭听主人的吩咐，这是一幅为品茶作准备的点茶壁画。
壁画点茶图中的执壶与同一墓中出土的白釉瓜棱执壶相比，两者均为白色，盘形花口，细长颈，长嘴稍弯，曲柄置于肩、颈、腹有瓜棱；这是我国辽代北方契丹民族所特有的点茶壶。
出土壁画图中的执壶，腹呈椭圆，口上有盖；而这件执壶，腹为圆形，口上无盖，这正反映了辽代契丹族执壶造型的多样性。
辽黄釉茶盏、托 这件茶盏、托出土于河北宣化。
辽代张世古墓。
张世古葬于辽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表明该器件属于辽代晚期作品。
辽黄釉盏、托，由盏和托构成，一色黄釉，高7.2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5.7厘米。
盏口稍敛，收腹，下连托。
托呈四瓣花状，下为外撇圈足。
整个盏托，敦实端庄，线条流畅，既古拙朴实，又富有地方民族特色。
这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茶具珍品。
辽代是公元916年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
辽代的瓷器，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造型而著称于世，这件饮茶器具所具有的豪放气势，正反映了契丹民族所具有的气概，可谓是我国辽代契丹民族饮茶器具的代表作品。
辽黄釉瓜棱执壶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河北宣化郊外，相继出土数座墓葬，内有不少茶具，黄釉瓜棱执壶便是其中之一。
这件执壶，出土于张世古墓。
张世古葬于辽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他曾以“进粟得官”，随葬的黄釉瓜棱执壶，是辽代地方官吏使用的茶具之一，加之与众不同的造型，更显示了该器件的特殊价值。
按照墓葬年份推算，这把执壶已有9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此件器件通体一色黄釉，高16.3厘米，口径3.6厘米，底径7.8厘米。
为瓜棱鼓腹，敛口直沿，塔形盖，嘴置于肩部，相对应的一侧有柄置于肩、腹间，可惜已失落，其底部有圈足。
这把壶的造型，与在同地出土的辽韩世训墓道壁画“妇人品茶听曲图”中的执壶基本相似。
该墓的主人韩世训，葬于辽天庆元年（公元1111年），比张世古墓晚23年。
此图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一个贵妇人坐于圆墩之上，双手捧盏，正在听琴观舞；二是四个男子或弹琵琶，或起舞，或鼓掌，或送茶；三是在两张桌上，分别放有盘、盏、罐、执壶等饮茶用具，整个画面，反映的是贵妇人品茶、听曲、观舞的情景。
桌上茶盏、茶托旁放着的一把白色执壶，与这把黄釉瓜棱执壶造型上十分相似。
但与葬于公元1117年的张恭诱墓中的壁画点茶图上的壶相比，虽然都处于同一时期，但造型不同。
后者显然与宋代中期的执壶比较接近。
陶瓷学家认为，辽代器具的造型一般可分为两类:
一是中原型，与北宋中原器具比较接近；二是契丹型，为辽代本民族所固有。
这件瓜棱执壶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
辽黄釉龙柄盏 这件龙柄盏，出土于河南宣化辽代张世古墓中。
宣化，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辽置归化州，当时为我国北方契丹族地方政权辖地。
墓主张世古，葬于辽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其妻焦氏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与张世古合葬。
出土的黄釉龙柄盏，通高7.5厘米，口径13.8厘米，底径8.5厘米。
侈口，弧腹，平足，厚壁，外加龙形耳状柄，龙口咬盏沿，龙尾接腹下，犹如黄龙击水蛟龙化雨，构思极为巧妙。
这只龙柄盏，整体一色黄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迈之气，又有中原文化端中见秀之感。
值得深思的是，其地当时并不产茶，茶主要出自南方，而辽代张世古墓中与黄釉龙柄盏同时出土的还有黄釉茶盏托、黄釉执壶、黄釉茶碗等茶具，说明当时我国北方饮茶也已成为习俗。
据古陶瓷史学界人士考证，这些黄釉茶具为辽代境内的窑场烧制。
有人推断，至迟在辽代晚期，其地已开始烧制具有自己特色的茶具制品了。
辽代的陶瓷茶具在受中原影响的同时，也留下了契丹民族文化特点的烙印。
特别是在茶具的造型上，表现最为明显。
所以，古陶瓷学家认为辽代瓷器的造型有中原型和契丹型之分，前者可谓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后者是畜牧经济的产物。
明青花瓷凤凰纹三系把壶
明永乐青花瓷凤凰三系把壶，是明代的沏茶用具。
壶的把柄制成竹节形，壶颈制三系，以便倒水时与壶盖系紧不脱落。
青花装饰纹样是凤凰纹、缠枝纹，纹样疏朗，笔意自然。
明早期的青花瓷器，特别是永乐时的青花瓷器，在明万历和清康熙、雍正、乾隆时被大量仿造，那时制假者甚至尝试摹仿诸如“晕散”效果等本属于烧成上的缺陷。
仿造品毕竟是仿造品，人们仍可从工艺烧成，所用泥料，青花料配比，以及绘画风格等方面加以识别。
目前流传下来带有永乐年号的青花或其它瓷器品种，几乎很少是真正永乐时期的青花御瓷。
虽说考古文献中，把永乐看成明代最先在景德镇烧造官窑的年代，但大部分带永乐款的瓷器是明末清初仿造的，并非是永乐时期瓷器。
这件明永乐青花纹三系把壶，且不说是真是伪，但其造型与青花纹样的精美程度都堪称是古代青花瓷茶具中的精品。
早期青花瓷器的鉴定，如果没有款识，要准确地定出它们的年代是件困难的事，目前考古界人士对于没有带年号瓷器的断代，把误差限在50年左右。
明白瓷僧帽执壶 这件白瓷僧帽壶，通高19.0厘米，是明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的制品。
壶身通体施白釉，白中泛青，釉面晶莹肥美，以单色釉突出器物造型的美感。
壶口制作僧帽形状，故名僧帽壶。
帽沿就是口流，手柄边制一绳系，以便倒水时系壶盖。
壶身没有任何彩绘装饰，壶体制作精致。
僧帽壶，元代已开始烧造，其时造型比较敦厚。
至明永乐时风格上比较隽秀。
这种盛水注茶的执壶，它的造型是受外来造型影响的结果。
明永乐白瓷僧帽壶，造型奇特，釉色白莹，为人珍视，所以后人多有仿制。
鉴定时，要细心观察永乐白釉层的肥厚滋润感，注意明永乐白瓷制作工艺的时代特点。
明永乐白瓷暗花莲卉纹茶碗 这件暗花莲卉纹茶碗，是明永乐时景德镇窑烧造的甜白瓷饮茶用具。
传世的明永乐时饮茶用器中，以青花彩绘瓷为多，甜白次之。
暗花是指装饰刻划纹样隐约可见，刀线较浅。
明代时，我国传统制茶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一改变表明为:
宋、元时还盛行的团茶、饼茶、末茶衰落，叶茶和芽茶成为茶叶消费的主流。
从而使饮茶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随之而来的是饮茶用器的转变。
明代普遍使用的茶具和现代的较相似，为更好地衬托茶汤的色泽之美，茶具也推崇以白为上，明许次纾《茶疏》中就有“其在今日，纯白为佳”之说。
明·高濂《遵生八笺》中解释其原因是“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
而明永乐甜白茶碗，增饰暗花纹样，目的在于平添品茶情趣。
明宝石红僧帽壶 这件宣德宝石红僧帽壶，通高20厘米。
为鼓腹、圆颈，僧帽式口，矮圈足。
壶的一侧有嘴，与颈部流槽相通；与其相对的另一侧，有如意状把柄与颈、腹相接。
腹部上大下小。
盖上的一面有一流形与嘴相吻；另一面有系，与壶身的把柄相连；盖上还有钮，可随时将盖上下启动。
壶身施以一色红釉，红艳透光，煞是可爱。
宝石红，实为红釉的一种。
因这种红釉，明亮透红，闪闪泛光，犹如红宝石一般，故有“宝石红”之称。
这种铜红单色釉瓷器，始于明永乐年间，但它不同于钧窑的铜红瓷，“钧红”是红中透紫或透青，常需两次烧制而成；而由当时景德镇窑烧制的宝石红器皿，是生坯挂釉，一次烧成。
这种红釉具有鲜艳的红色，烧制的难度很大，对烧成条件要求很高，质量很不稳定，有“火之艺术”之说，所以，要烧成一件宝石红茶具极为不易。
明代王世懋著《窥天外乘》，对明永乐、宣德年间瓷质茶具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
“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跺。
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常，以鲜红为宝。
”由此可见，这件僧帽壶之珍贵所在。
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的珍贵，道理也在于此。
历史上曾出现过宝石红瓷仿制品，清康熙仿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就是一例，此壶通高21.0厘米，造型与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几乎完全一致，釉也很相似，几可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若细细体察，相互比较，才能从大小、形体、釉色中找到一些微小的差异，只是一般人难以识别罢了。
明红釉瓷莲瓣纹卤壶 这件明宣德红釉瓷卤壶，器身刻有莲瓣纹装饰。
壶的造型成凸字。
直口扁腹。
纹饰刀刻粗犷，利用高温烧成时红釉流淌露白使莲瓣纹装饰更为丰富。
造型、纹饰和红釉结合，尤如红莲盛开。
宣德红釉，是在明洪武、永乐红釉烧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影响到以后各朝红釉单色器具的制造。
红釉器具在宋代均窑已经烧成，元代的釉里红也是一种红釉，但明初永乐、宣德红釉色泽鲜红，是红釉制造的高峰时期。
宣德红釉器沿口常有一圈白釉宽线。
红釉器具红色色泽变化较多，因此，古陶瓷研究和收藏界人士对其分类的命名也很多，有宝石红、鸡血红、牛血红、醉红等等。
由于明代红釉器主要用作祭器，因此也称“祭红”，后人常用谐音字称“霁红”。
宣德以后，红釉器历朝都有生产。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烧造过红釉瓷，当时红釉的区分名称更具体。
如清康熙时因督陶官为郎廷极，就有了郎窑红。
清代的红釉，釉面有垂流的叫郎窑红；釉面不垂流，不开片，釉层薄，呈血红色，色泽深沉，有橘皮纹的红釉为祭红。
清代还有很多品种的红釉，如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等。
明红釉瓷莲瓣纹卤壶 这件明宣德红釉瓷卤壶，器身刻有莲瓣纹装饰。
壶的造型成凸字。
直口扁腹。
纹饰刀刻粗犷，利用高温烧成时红釉流淌露白使莲瓣纹装饰更为丰富。
造型、纹饰和红釉结合，尤如红莲盛开。
宣德红釉，是在明洪武、永乐红釉烧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影响到以后各朝红釉单色器具的制造。
红釉器具在宋代均窑已经烧成，元代的釉里红也是一种红釉，但明初永乐、宣德红釉色泽鲜红，是红釉制造的高峰时期。
宣德红釉器沿口常有一圈白釉宽线。
红釉器具红色色泽变化较多，因此，古陶瓷研究和收藏界人士对其分类的命名也很多，有宝石红、鸡血红、牛血红、醉红等等。
由于明代红釉器主要用作祭器，因此也称“祭红”，后人常用谐音字称“霁红”。
宣德以后，红釉器历朝都有生产。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烧造过红釉瓷，当时红釉的区分名称更具体。
如清康熙时因督陶官为郎廷极，就有了郎窑红。
清代的红釉，釉面有垂流的叫郎窑红；釉面不垂流，不开片，釉层薄，呈血红色，色泽深沉，有橘皮纹的红釉为祭红。
清代还有很多品种的红釉，如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等。
明青花瓷人物提梁壶 这件青花提梁茶壶，是明万历年间景德镇民窑烧造的。
青花色调，蓝中泛紫。
画面图案繁密，用笔粗犷，布局繁乱。
瓷胎质地较粗，胎体厚重。
万历的青花瓷发色虽达到明嘉靖时期的浓艳色彩，但质量有下降的倾向，绘画上也开始变得草率。
对于万历青花瓷质量下降，陶瓷史学界人士一般认为原因有两点。
一是万历时期王公贵族穷奢极欲，尽管江西灾情严重，但仍有太监潘相督造瓷器，以到窑工童宾跳火自焚，激起了工匠的反抗。
二是位于景德镇麻仓山的优质瓷土矿开始枯竭，陶工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去取土，因为缺少优质瓷土而导致青花瓷器质量下降。
但到明万历时，茶的炒制工艺已经十分娴熟。
期间，也出现过几本茶学专著。
从而推动了茶科技和茶文化的发展。
这件明万历青花瓷壶，是专供泡沏茶水的用器，不同于明嘉靖以前的一些瓷壶，既可作饮茶器具，也可作酒器或其它饮具用。
万历时期茶学独兴于时，促进和推动了壶类器具中饮茶用具的专业化。
明青花瓷六棱提梁壶 这件明青花瓷六棱提梁壶，纹饰布局较繁乱，云气纹、人物、松林及蕉叶纹等绘画风格繁缛麻密，幼稚滞拙。
青花发色灰暗昏散。
壶的造型为六棱瓣状，流和提梁呈方形，采用模具成型。
纹饰、造型具有日本特色。
这是因为在16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明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时代的高僧千利休，创立茶道。
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四规，其中，清、寂的要求除茶室有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色古香的陈列外，还对饮茶用器有严格要求。
日本的陶瓷茶具的制造一直受中国的影响，茶道创立后，曾在明万历和天启时间专门在景德镇定制饮茶用器。
这件明万历青花六棱提梁壶，很可能是当时为日本烧造的。
明青花瓷游鱼纹茶碗 这件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碗，是古代饮茶用具，它的造型与胎釉制作不像官窑那样精致细腻，光洁漂亮。
但民窑青花瓷的重要特色在于别树一帜的绘画。
此瓷碗上的游鱼，画法简洁，手法熟练、流利酣畅。
画意天真自然，有稚雅之趣。
瓷碗上只画了天趣横生的几条游鱼，用笔刚健泼辣，构图单纯，大面积利用白中泛青的瓷面，使人感受到天水一色，水清鱼现，富含意境之美，这与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画意十分相似。
瓷器上的绘画，明代官窑瓷以装饰为目的，故青花彩绘都很工细，纯装饰性图案是官窑青花瓷绘的主流。
民窑把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文人水墨画技巧渗进了图案装饰里，使得瓷画具有纸上水墨画的效果。
这种效果，使得中国瓷器的彩绘艺术语言更具东方情韵，瓷器上的彩绘，不同于纸面绘画，器皿的体积感，使空间得以延伸，视觉艺术的视点也发生改变，可以多视点地观看瓷绘图式，这使其艺术语言更加丰富。
这种瓷画风格的形成，可能是匠师借鉴纸画艺术的表现，经过长期实践，才得以创作出来的。
这件茶碗明显具有八大山人的画意，从而使它显得更为珍贵。
明青花瓷乳虎纹茶碗 这件青花瓷乳虎纹茶碗，大约是15世纪时明代景德镇民窑产的饮茶用具。
该碗装饰画面用线活泼，纵笔挥洒，给人一种新鲜活泼的美感。
乳虎的描绘生动活跃，笔调酣畅，气韵天成，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中国民间艺人的美学品格是朴实无华的。
艺匠的“通俗”性格，在明代民窑青花瓷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他们不拘形似，天真朴拙。
他们创作的青花彩绘瓷产品，与官窑相比，是官窑器所望尘莫及的。
他们的个人美学品格在这件青花瓷绘“乳虎”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民窑青花乳虎纹瓷碗，是当时景德镇生产的“大众化”的日用品。
有着一定民众基础和时代感；同时还蕴含着民众的审美意识，有着雅俗共赏的民族美学传统。
乳虎纹瓷碗的彩绘，反映了民众的美好愿望和民俗风情，是一件民窑青花瓷茶碗的杰作。
明青花瓷花卉纹茶碗 这件青花瓷茶碗，口径为10.3厘米，是明永乐时期由景德镇窑烧造的。
这件茶碗造型奇巧，制作精致考究，青花纹饰单纯大方。
碗壁内外装饰有回纹、卷草纹、莲瓣纹等，青花色泽鲜艳浓重。
在制作工艺上，器物规整，修胎十分讲究。
在器底削足处理上，改变了元代的斜削方法，底足基本平削。
在图案布局上，改变了明洪武以前的多层次、繁密的格局，多留空白地。
在绘画用笔上，每一笔起笔落笔的笔迹都能看出浓淡。
釉面白中泛青，由于烧成温度较高，釉面内有微气孔，釉色“肥亮”。
永乐青花茶碗，一些书上称之为压手杯。
对于压手杯底足的处理方法，在《留青曰札》中是这样记载的“陶辨器足，永乐窑压手杯，滑底沙足，宣窑坛盏，釜底线足。
嘉靖窑鱼扁盏，馒心圆足。
凡陶器出窑，底足可验火法。
”永乐时的茶碗器形，在元代和明初洪武时期是没有的，它是永乐朝才开始的。
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器，明代特色已很明显。
历史上，每个朝代的瓷器造型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明代瓷器特点的产生，一般认为是从永乐开始的。
所以，这件明永乐青瓷茶碗，是一件具有大明特色的早期茶碗，弥足珍贵。
明青花瓷缠枝花卉纹茶碗 这件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碗，造型灵巧端庄，隽秀幽雅，工艺制作规整，胎体细腻轻薄，足跟较窄。
古陶瓷研究界和收藏界称这种造型的碗叫鸡心碗。
这件碗上的青花装饰疏朗秀丽，笔意自然，釉面细腻、光润。
青花枝纹、波涛纹、回纹色泽鲜艳浓重，凝聚处现黑色斑点。
鸡心碗在明代永乐瓷器品种中和压手杯一样，是当时饮具中最高水平的产品。
碗类器皿从产生起，就以日用为主要目的。
一件精美的用品，也是良好的收藏品和陈列品。
明代永乐时期的鸡心碗主要为宫廷皇家服务，也用来赏赐王公大臣，赠送有关国家使节。
鸡心碗类似饮用器具，质地要求很高，往往不惜工本，用最好的原料，由最优秀的匠师制造。
明代时，景德镇不仅瓷器名扬海内外，茶叶生产也很有名。
景德镇自唐代开始，就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产地，瓷器、茶叶是当地的两大特产，也是重要的贡品。
明代初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了飞跃发展，瓷器饮茶用具和茶叶相互辉映。
从这件永乐青花瓷缠枝花卉纹碗上，即可窥见一斑。
明青花瓷斗彩婴戏杯 这件成化斗彩婴戏杯，以青花线条勾勒出纹样，画面主体是两个放风筝的少年。
在釉下青花勾成的轮廓线内随意的填上釉上彩色，有争相斗艳的艺术效果。
这件斗彩瓷杯，纹饰线条纤细，用双红勾勒填色法，所填色彩较淡，用平涂的手法，色彩间分浓淡而不分阴阳，无任何渲染烘托。
少年身上的衣服，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做衬托，这就是常说的“成窑一件衣”。
胎质纯洁细润，胎体轻薄，迎光透视呈牙白色，如脂似乳，莹润光泽。
釉质肥厚，光洁晶亮，胎精釉亦精。
斗彩，又称逗彩。
在国外拍卖市场一个高12厘米的成化斗彩小坛拍卖价高达100万美元。
由于成化斗彩瓷价值连城，所以成化以后仿者不断，以清康熙和清末、民国初年仿造得最好。
关于斗彩瓷的鉴定，目前市面上鉴别的书籍不断出版，但影响较大的有这样两本:
一是已故孙瀛洲先生编写的《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一本是耿宝昌先生编写的《明清瓷器鉴定》。
明玉盌 盌，古时为碗的异体字。
玉盌系1956年发掘出土的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73年—1620年）墓中3000多件随葬品之一，距今已有370余年的历史，为皇帝用的饮茶器具。
现珍藏于北京定陵博物馆。
这件器物，金玉合制，由碗、盖和托盘组成。
碗用玉琢成，青白色，与普通碗相仿，圆形，有圈足。
通高15.0厘米。
胎薄明润，光素无纹。
盖为金制，高8.5厘米，錾刻而成。
盖身镂空錾镂有三排波涛中神游的蛟龙，活灵活现，深蕴动态美。
盖口与碗口正好相吻，使之连成一体。
盖顶巧饰一莲花形纽，使之更富生态。
托盘中央凸起一圆圈，用来承托玉碗。
这样，这件器物两头金，中间玉，黄白相配，相映生辉，既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又色泽调和，典雅精美；再加上工匠们的精雕细琢，使这件玉碗的艺术价值非同一般，成为国宝。
明李茂林菊花八瓣壶 这把菊花八瓣壶，通高9.6厘米，横宽11.5厘米。
呈菊花状，整把壶轮廓除有水平方向的线条外，还有垂直或倾斜的“筋纹”线。
粗看壶型好似一个坛子，只是另加上了柄和嘴。
此壶整体上方圆互寓，刚柔相济，使人在挺拔中见到端庄，潇洒中显见稳重，风格甚为高雅。
现珍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
菊花八瓣壶的制作者李茂林（约公元1567-1619年），字养心。
是明代紫砂壶制作步入成熟时期的一位名家，以朴致敦古善制小壶闻名于世。
“另作瓦囊，闭入陶穴”，是李茂林的一大贡献，使紫砂壶的制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这里所说的“瓦囊”，就是指烧壶时用的匣体。
在李氏创造匣钵前，紫砂壶坯烧制时不装入匣钵，与缸罐混放入窑烧制，成品不免粘上缸坛釉泪，影响美观。
自有匣钵以后，壶坯置于匣钵内烧制，不再与瓦罐陶缸直接接触。
壶坯烧制时受到保护，从此不再沾染釉泪釉斑，使紫砂壶的制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明时大彬僧帽壶 明代万历后期，宜兴紫砂茶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的学生时大彬。
时大彬做壶要求很高，稍不合意，即打碎重做，不留于世。
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僧帽壶，就是时大彬的杰作之一。
这件僧帽壶，通高9.3厘米，横宽9.4厘米。
壶身的上部，口沿长有五瓣莲花，壶盖呈正五边形，边缘隐现在花瓣之中。
盖钮为佛球状，犹如僧帽之顶。
壶颈不长，紧接花瓣，好比是帽沿，如此造型，活像一顶僧帽，僧帽壶之名，也由此而得。
僧帽壶的壶底为正五边形，再加上壶的嘴和柄的造型也非常奇特，整体给人以刚健挺拔，神韵自若之感，因而为世人称绝。
传说宜兴金沙寺僧始创紫砂壶时，做的就是僧帽壶，他是仿造自己的僧帽制作而成的。
后来，供春也制作过僧帽壶，时大彬也仿僧帽制壶。
其实，据查证:
明宣德窑曾烧制过宝石红僧帽壶，这种壶的形状是仿西藏茶壶的，造型与时大彬僧帽壶大同小异。
而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至少比供春所处的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要早70年以上，也就是说，僧帽壶并非金沙寺僧首创。
明时大彬三足圆壶 时大彬，别号少山，紫砂大家。
他制的壶，初仿供春，喜作大壶，后作小壶。
壶技超过其父时朋，也为后人所不及。
制作紫砂壶时，他喜在陶土中掺杂钢砂，或把旧壶捣成粉末重制，凡遇有不满意之作，立即击毁，不留人间。
时人认为，时大彬的作品继承了前辈技艺,又有创新开拓，故而名噪海内。
1984年从墓中出土的大彬三足圆壶，是时大彬壶由大改小的代表作之一。
与壶同时出土的墓志表明墓主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华察之孙华师伊，卒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葬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表明此壶至少已有360年以上历史，现珍藏于江苏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华氏当时是无锡望族。
越剧《三笑姻缘》中大画家唐伯虎在无锡华太师府屈尊当书僮，最后终于点中丫环秋香作妾。
这个华太师，指的就是华察。
不过，这是戏而非历史。
这件三足圆壶，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米。
壶身呈球形，素面无饰。
只是在壶盖面上，环绕壶纽饰有四瓣柿蒂纹。
壶的底部有三只小足，与壶身有机结合，浑然一体，无粘接之感。
壶嘴外撇，与柄对称。
在壶柄下方的腹面上，横排阴刻“大彬”楷书。
壶的通体呈褐色，面上有浅色针装颗粒，虽不细腻，却有“银砂闪点”之誉，后人称之为“砂粗质古肌理匀”。
1994年，我国邮电部发行的《宜兴紫砂陶》邮票中，其中有一枚的画面就是时大彬的三足圆壶。
它饮誉国内外，是明末紫砂器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每每为收藏家所称誉。
明时大彬六方紫砂壶 这把六方紫砂壶，出土于江苏都丁沟镇曹氏墓中。
它是作为随葬品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入葬，于1968年出土的，为一代“良陶”匠师时大彬的晚期作品，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属泡茶、饮茶器具。
现珍藏于江苏扬州市博物馆。
这件六方紫砂壶，整体通高为11.0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8.5厘米。
一色赭红，坯体含有小砂粒，所以，虽经打磨，仍少平整，欠明润。
壶身由六片大小相同的长方形平面组成一个菱柱形体，形态自然，无衔接之感。
壶嘴、壶把和壶口处于同一高度。
壶盖圆形，中有圆锥形纽。
这可能与时大彬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
整把壶素面无饰。
只是壶底刻有“大彬”两字，无署款盖章，这与清代李景康说的时氏作壶“从未见署款而兼盖章者”一说是相符的。
明时大彬雕漆紫砂壶 紫砂壶的装饰形式很多，常见的有素面素心，模拟仿生，题画刻铭，挂釉加彩等几种。
此外，还有包锡、嵌玉、髹漆等装饰方法。
这把雕漆紫砂壶便是采用髹漆的装饰方法。
该壶系时大彬款，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实属一件珍贵稀罕之物。
这件紫砂壶，壶身呈四方形，其足由壶身的四个面延伸而成，每边呈拱桥状，看上去毫无故作姿态之意。
此壶全身外髹红雕漆，做工十分细腻，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水平。
特别是壶身靠视线一面雕刻而成的“高士品茗图”十分传神，使品茗者更能体察到饮茶的乐趣。
在这幅图中，天空的云彩，对面的群山，近旁的大树和流水，展现了一派具有超脱凡尘野趣的品茗环境。
而高士半倚方桌，茶童近旁奉茶，更加平添了“茶不醉人人自醉”的气氛。
明徐友泉盉形三足壶 这件盉形三足壶，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艺术馆。
它的通高12.4厘米，横宽8.2厘米，仿青铜器盉的形式制作而成，给人以古雅之感。
史载:
“盉”原为酒器，标准的造型是圆口，深腹，有盖，有嘴，下有三足或四足，这些特征在这把壶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者徐友泉，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人。
明代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大彬壶，延致家塾。
一日强大彬作泥牛为戏，不即从，友泉夺其壶土出门去，适见树下眠牛将起，尚屈一足，注视捏塑，曲尽厥状，携以视，大彬一见惊叹曰:
‘如子智能，异日必出吾上。
’因学为壶。
”徐友泉制作的壶，壶式多仿尊诸器，泥色有原砂紫、海棠红、浅墨、葵黄、梨皮等。
吴梅鼎在其《茗壶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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