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秦汉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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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秦汉文学
汉赋
汉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散韵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一种是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赋体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赋体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赋体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赋体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了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七体
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
西汉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
自此以后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模拟。
乐府
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
在汉代，所谓乐府是指乐府机关，乐是音乐，府是官府，这是他原是的含义。
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也叫乐府，乐府便有一种机关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六朝人的着眼主要是在音乐上，显然是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
至唐，已经撇开音乐，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皮日休的《正乐府》等，都不入乐，但都称之为乐府。
于是乐府又变为一种批判现实的挖苦诗。
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是单从乐府入乐来说的。
骚体赋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
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
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
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
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散体赋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摛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
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于汉初形成，汉武帝至东汉中期最盛。
它是汉赋的主要代表，居于主流地位。
以写帝王贵族生活为主，既讽且劝，曲终奏雅，客主首引，韵、散结合。
奠基之作为《七发》、成熟之作为《天子游猎赋》。
新体赋
新体赋即汉大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
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个部分组成，韵散相间，散文成分较多；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一“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艺术上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富丽堂皇绵密细致的风格特征。
代表作是《七发》《子虚赋》和《上林赋》。
京都赋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
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其鲜明标志之一便是京都赋的崛起。
京都赋滥觞于扬雄《蜀都赋》，其后东汉杜笃《论都赋》，傅毅《洛都赋》《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直至西晋左思《三都赋》等，从而汇成了京都赋创作这一潮流。
这些作品中，就汉代而论，影响深远，规模宏大，成就突出，可为代表的是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
这两大赋一先一后，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相互辉映。
九体
在贾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吊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
尤其是《九怀》《九叹》《九思》等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抒情赋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
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作家时有续作。
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
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径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述志赋是东汉赋想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
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主要代表作是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通幽赋》。
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的表现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赵壹的述志赋《刺世疾邪赋》。
抒情小赋
抒情小赋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文，句式多样。
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语言朴素的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或清丽自然，或感情激切。
此外，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
代表作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
互见法
互见法又称旁出侧见法，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人物时所运用的一种手法。
即在一个人物传记中表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在其他的人物传记中，其他立面的性格特征又加以展示。
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参见“乐府”〕宋代郭茂倩将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12类：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词、清商曲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史传文学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
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
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即《史记》。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是中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是司马迁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到达高峰。
子虚乌有先生
司马相如作品《子虚赋》中的虚构的两个人物。
子虚指不真实的事。
乌有即没有。
“子虚乌有先生”指假设的，并不存在的人。
《子虚赋》讲楚王派子虚去访问齐王。
齐王率全国游猎能手陪同子虚外出打猎。
子虚竭力向陪同的乌有先生吹嘘楚王的游猎盛况，故意贬低齐王。
乌有先生立即替齐王辩驳，向子虚发难。
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
“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
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
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文笔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
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
“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这是以文章为文笔。
到南朝“文笔”分为两个词,《南史·颜延之传》:
“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这是分别“文”和“笔”的最早记录。
文与笔的区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认识。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文与笔的区分也逐渐从形式手法方面转向了文学性质方面。
刘勰强调抒情而形成风格的才是文。
萧绎认为文的性质是以情动人的,在表现上又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
另外有《文笔》一书，是北魏文学家温子升的作品。
汉赋四大家
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
前二人为西汉赋家，后二人是东汉赋家。
扬雄四赋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赋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善于模仿著称的作家。
他的著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史称“四大赋”。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课集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
《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发展。
《吕氏春秋》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毎览8篇；六论，每论六篇。
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吕氏春秋》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不少文章平实畅达，说理生动，可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吕氏春秋》还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主要作品，作于始皇十年。
秦国的宗室大臣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淮南子》
《淮南子》有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阔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复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的排比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于《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其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但没有留下作者的。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
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七发》
《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
《七发》见于《文选》，最可靠也最有影响力，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形成。
自枚乘《七发》问世后，后世仿作并以“七”名篇的代不乏人。
因而，萧统《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
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
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稳固统治的借鉴。
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
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
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比照中得出秦过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论积贮疏》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名文之一。
虽历时2000余年，但其论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
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比照，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文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晁错。
这篇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针对西汉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粮食供给一直紧张，经济形势很严峻，社会安定、边防稳固受到危及的形势，全文紧紧抓住贵粟，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文景之治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奉献。
《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是西汉文学家贾谊的作品。
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此赋。
此赋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作者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
作者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此保全自己，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
此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
《鵩鸟赋》是西汉文学家贾谊作品。
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
谊居贬所，一日有鵩鸟入宅，以为不祥，遂作此赋，借以阐明自己人生态度，自我宽慰，自我排遣。
赋中宣扬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的老庄哲学。
结合贾谊生平来看，这只是他一时心境，并非一生想法。
多人生感悟，重于析理。
沿袭楚骚句式，多用“兮”字，通篇用韵，形式整齐，富于抒情色彩。
《招隐士》
《招隐士》是楚辞篇名。
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作。
其内容为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王孙〕归来。
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
《大人赋》
《大人赋》又称《大人之颂》，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作品。
“大人”隐喻天子，赋中描写“大人”遨游天庭，与真人相周旋，以群仙为侍从，过访尧舜和西王母，乘风凌虚，长生不死，逍遥自在，是迎合汉武帝喜好神仙，求长生不死的心理。
极写仙境之不可恋而人世之弥足珍，以骚体形式而用大赋手法，造句生动而意存讽谏。
至于武帝读后飘然之感则是作者史料未及的。
其内容和形式模仿《楚辞·远游》。
《哀秦二世赋》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作品。
作于相如从武帝猎于长杨宫，旨在劝武帝居安思危，谨慎持身。
小赋情词恳切，语短意长。
《长门赋》
《长门赋》相传为司马相如作品。
本传失载，今之传本见于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
由于其序不合史实，有人认为此服为后人托名伪作，但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赋为司马相如所作，其序可能为后人之笔。
《长门赋》可看做是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境的一篇。
赋写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苦闷抑郁，忧郁凄伤，将宫廷妇女失宠后那种卑微屈辱而又梦寐望幸的哀怨心情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子虚赋》
《子虚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
此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阔富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
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
总的来看都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
此赋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上林赋》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
作品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
作者在赋中倾注了昂扬的气势，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
此赋是表现盛世王朝气象的第一篇鸿文。
《天子游猎赋》
《天子游猎赋》为《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合称。
将《子虚赋》与《上林赋》作一篇论者认为，司马相如曾明言“请为天子游猎赋”，以此为语明确地提出了所为赋名，即《天子游猎赋》。
《蜀都赋》
该赋是西汉扬雄的代表作，作于扬雄居蜀期间，极尽言辞，以写成都之壮美秀丽，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
《甘泉赋》
西汉辞赋家扬雄早期作品，其代表作之一。
采取“推而隆之”的方法，极力描写甘泉宫的崇殿华阙，借以说明如此华美的建筑非人力所能为，非人间所应有，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戒，并委婉地挖苦了成帝宠幸赵昭仪事。
但其讽喻主旨并不十分明显，没有到达序中所设定的目的。
首创以骚体形式表现汉代盛世和天子声威，扩大骚体选材范围，使骚体正式融入主流文化。
《河东赋》
西汉辞赋家扬雄早期作品。
作者随成帝横大河、祭后土、祭祀巡游归来之后所作，寄讽谏之意。
《羽猎赋》/《长杨赋》
《羽猎赋》/《长杨赋》为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作品，为其代表作之一。
其作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子虚赋》、《上林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天子游猎为题材，极力描写畋猎场面的壮观和天子气象的恢弘、池苑的阔大和物产的富庶。
最后以君王悔悟，戒奢戒侈，勤政爱民作结。
手法上极力夸张渲染，铺张扬厉，词彩纷披，语言侈丽。
冷静沉着，致力于历史社会人文精神的挖掘，更具挖苦力度，并在一等程度上跳出宫廷圈子，表达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鲜明的反对扰民虐民的行为。
《解嘲》
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后期作品。
是一首咏志抒怀之哲理赋，通过感慨贪富贵将致丧身危族、积财名将致祸怨缠绕，以鸟羽美殃身、今珠遭擘为喻，希图求道纳静、自由自在，歌舞闲适、与仙同乐。
而后以屈原投河、伯姬焚身、孤竹二子饿死首阳山等典故强调自己独执《太玄》以荡然肆志。
全赋表现出超脱避世的道家思想，但也隐含儒者气质，可以说是扬雄阳道阴儒思想的表征。
此赋亦言志亦抒情，实为上承楚骚、下开抒情小赋之中介。
《答客难》
《答客难》是西汉辞赋家东方朔晚年的作品。
此赋抒发了作者话才不遇之感，对汉代文士不得志的状况有深刻地揭示。
这也是现存汉代最早的以怀才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后世文人对此赋竞相效仿。
《洞箫赋》
《洞箫赋》是西汉时期通音律、善辞赋的文学家王褒创作的一篇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是汉代咏物赋的代表作品。
因现存的赋体中属首创，故后人称之为“诸音乐赋之祖”，是汉代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的奠基之作。
该赋详细记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乐师高超的演奏，以及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等。
该赋结构合理，布局完整，对后世影响较大。
《两都赋》
《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以都洛、都雍为题材创作的大赋。
《两都赋》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他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质为上下章。
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了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晰可辨。
《两都赋》中《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度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可见。
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是作品增色不少。
《二京赋》
《二京赋》是东汉辞赋，为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
《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借“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对答结撰成篇。
二京，指汉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
《西京赋》写凭虚公子夸耀西京的繁盛富丽，生动而形象、细致而全面地再现了西京的繁荣富庶、穷奢极侈的都市景观和恢弘巨丽、雄壮无比的盛世气魄，但同样于极度的铺夸描绘中见出其荒唐的一面，见出作者的批判意图。
《东京赋》写安处先生陈述圣贤之道以否认西京的奢靡风气，从总结秦亡汉兴的的历史教训入手，逐步阐明关险不足恃、物丰不足凭，只有遵循圣贤之道、勤于朝政、体恤民情，崇节俭、尚朴素，使“海内同悦”，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
赋中在对东京诸般事物的描绘上，极力彰显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简而不陋的风范，客观描绘与主观说理两相结合，有力的阐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政治主张。
《二京赋》作为京都赋长篇之极轨，在思想和艺术上就有不可无视的价值，对京都赋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鲁灵光殿赋》
东汉文学家王延寿的作品。
这是一篇专写宫殿之雄伟壮丽的作品。
延寿游鲁，既惊灵光殿历劫难而未毁，复讶其巍峨壮美巧夺天工，于是由内而外，由主及次，对整个宫殿进行了细致而精彩的描绘。
一方面盛赞其宏大崇高、豪华精巧，一方面暗寓天佑汉室、福祉绵长的颂祝之意。
这篇赋辞藻华美，刻画传神，层次井然，气势飞动，刘勰称其为“瑰影独标”“善图物写貌”。
后人诵读颇盛，王延寿也因此而得入“辞赋英杰”的行列。
《遂初赋》
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歆的作品，是汉代纪实性述行赋的开山之作。
刘歆经历的主要是三晋旧地，每到一处，自然联想起晋国掌故，作品中所列举的晋平公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和西汉哀帝朝情况极其相似，因而，《遂初赋》具有明显的借古讽今性质，都是衰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
《北征赋》
《北征赋》是汉代文学家班彪的作品。
此赋记述了作者北行的历程，抒写了怀古伤今的感慨，表现了安贫乐道的思想。
《东征赋》
《东征赋》由东汉才女班昭创作。
班昭随儿子曹成去陈留赴任，在本赋中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写了离开京城的悲伤和长途跋涉的劳苦，并缅怀先贤，体察民难，最后教导人们洁身自好、坚持正道，敬业慎行。
《述行赋》
《述行赋》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作品。
记叙了作者赴京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从体制来说，这是自模仿刘歆《遂初赋》以来的纪行赋，写作方法并无特异之处。
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格外强烈。
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的主旨，在篇首小序中就明白点出。
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
《归田赋》
汉代辞赋家张衡从仕途转向退隐时所作的一篇小赋。
这是一篇短小明畅的抒情小赋，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洗汉大赋铺采缛文、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规矩，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的风格。
描画了一幅明丽祥和、充满生机、情趣盎然的田园风景。
《刺世疾邪赋》
《刺世疾邪赋》是东汉文学家赵壹的代表作。
它是一篇挖苦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可贵精神。
语言简练质朴，刚劲有力。
形式短小灵活，因意命笔，意尽而止，绝不拖泥带水；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慷慨陈词，全无掩饰，极具个性特征，带有东汉党人的锋芒。
《鹦鹉赋》
东汉文学家祢衡的代表作。
虽是一片咏物赋，但咏物即咏人，因物入情，物我合一。
赋中借鹦鹉之奇资妙质、聪明慧辩以自娱，复以其因才致祸、身困笼槛以自况。
心理描写细腻委婉，苦情哀绝，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人鸟一境。
句式工整，言辞华美，比喻的运用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也很出色，是抒情小赋借物言志的上乘之作。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其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述。
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沉浮的情景，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画面。
记述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
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严谨有法，笔法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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