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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与重构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与重构
王皓祎
摘要
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更突出了世界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
国际货币体系去向何方，既关系到能否防范或弱化未来的金融危机，更关系到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对每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意义重大。
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近百年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做出纵深分析，可得出如下重要启示：
美元霸权以美国的综合实力为基础；超强的战略研究与外交能力在维护美元霸权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元本位制得不到遏制是国际货币体系全部缺陷的根源。
世界经济不平衡并非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美国通过释放美元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产品和战略性盈利性资产的表现形式。
美国政府支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举债或增发货币，加上美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杠杆效应，直接导致了全球由债务融资支撑的虚假繁荣，并最终酿成泡沫破灭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过剩美元的回流与美国次债危机的发生则根源于由强转弱的美国经济基础与太过强盛的美元霸权之间的不平衡。
本选题旨在通过分析历史上国际国币体系的发展演变，以及探究现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力图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和重构提出一些浅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危机；体系重建
Abstract
Stableandeffectiv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isanimportantguaranteefor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theworldeconomy,thecurrentfinancialcrisissweepingtheglobeexplainswhyweneedastableandrational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Theglobalfinancialcrisisbrokeoutin2008exposedtheshortcomingsofcurrent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isrelatedtotheabilitytopreventfuturefinancialcrisesandtherestructuringoftheglobaleconomicandfinancialsituation,whichissignificantforeverymajoreconomies.
Bymakinganin-depthanalysis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ndthedrivingfactor,wecandrawthefollowingimportantrevelations:
theUSdollarhegemonyisbasedonheroverallstrength;superiorstrategicresearchanddiplomaticabilityplayanimportantroleinmaintainingdollarhegemony;overstretcheddollarstandardistherootofallthedefects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
Thereasonoftheworldeconomicimbalanceisnotthefinancialcrisis,buttheUSdollarliquidityinordertoobtainresources,productprofitabilityandstrategicassetsonaglobalscale.TheUSgovernmentprintedadditionalmoneyisadirectresultoftheglobalfinancialcrisis.TheUSsubprimecrisisisrootedintheimbalancebyweakeningfoundationoftheUSeconomyandthestrongdollarhegemony.
Byanalyzingthe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currencysystemandexploringthereasonsfortheglobalfinancialcrisis,wearetryingtocomeupwithsomesuperficialobservationsandrecommendationsforrebuildingandreconstructing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
Keywords:
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globalfinancialcrisis;reconstructionofIMS
一、历史追溯：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
（一）、两次世界大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及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经济运行的金融与贸易体系，世界经济停止了运作。
为了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得以运行的体制，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二战后美国独霸天下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元从制度层面彻底替代英镑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并以美元为中心构建了全球金汇兑本位币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对战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弥补了国际清算能力的不足，较大程度解决了由于黄金供应不足带来的国际储备短缺问题。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汇率波动受到严格约束，币值保持相对稳定，促进了国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
1948~1971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为8.4%，而这一比率在战前1913~1938年仅为0.7%。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援助、信贷以及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在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美元取得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一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铸币税，二是增加了其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使美国可以容忍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而不必立即作出调整，三是促进了美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标准等的对外扩张，其意义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局限。
其致命缺陷在于，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因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客观上需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增加，这只能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来解决；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1971年，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
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发行权属于美国主权，别国不能干涉，货币发行多少只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但却对国际经济和美元储备持有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的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并不一致，其他国家却被迫按照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其经济政策。
由于美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金融投机日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日渐淡化，导致危机频发，中小国家很难抵御。
第二，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以购买美国政府和公司债券的形式，使资金流回美国。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是不对等的。
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在减轻外债负担的同时刺激出口，实现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
此外，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降，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
这等于引诱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第三，对于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只是被看作是与“固定汇率”相对的概念。
实际上，“浮动”应当有一个参照物，但由于这一参照物难以确定，才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制成为当前国际金融领域危机频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历史经验的几点启示
纵向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发展与演化阶段，即从第二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金本位制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演化到目前的牙买加体系。
国际金本位制的主导货币是英镑，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目前的牙买加体系的主导货币都是美元。
分析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1、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
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效率”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
美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是美国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
2、美元的霸权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高科技等硬实力以及由这些硬实力支撑的政治、外交和文化等软实力共同支撑的。
美国具有世界超强的战略研究和外交能力，地区货币合作只要存在国家利益差异和内部摩擦的可乘之机，美国一般都能通过政治压力和外交手腕予以各个击破和瓦解。
3、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受限制和遏制的美元本位制度，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对称性、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国际汇率的内在不稳定性等缺陷都是从这一根本性缺陷中派生出来的。
4、国际货币的需求量不与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正相关，只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程度正相关，这是国际货币需求与国内货币需求的根本性区别。
因此世界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不应成为美国输出美元的正当理由。
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和加深是美国持续输出美元并且拒绝国际收支调整的结果，也是各国的抗争因为美国以违约从而令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相要挟的失败造成的，是美元霸权得不到遏制的结果。
但同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社会中各国经济相对地位将发生变化，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相对上升。
二、全球金融危机、美元霸权与全球经济不平衡
08年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
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
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
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造成危机爆发的温床。
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
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
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
其四，最为重要的一点，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
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
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
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
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
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本位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两次大的国际间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是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
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协调各方认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全球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的体系”时代，该“体系”的核心也是两条，一是多元本位币，二是浮动汇率机制。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本位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强大的国际金融地位和政治话语权，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美元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因而事实上“牙买加协议”的核心变为，一是仍然延续美元单一本位制，二是浮动汇率机制。
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
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
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
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成为全球货币创造的中心。
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
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
由于美国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因而在事实上，美元的发行不仅没有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潜在通胀水平，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排在本国利益之后，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推动全球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
更重要的推手是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
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及国际资本流动和管理.从这三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均存在重大缺陷。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
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
其次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
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埋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
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
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
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
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
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
三、解决措施：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与重构
针对本轮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调控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针对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如何进行监管，并未触及货币创造机制本身。
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就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
因此，防范金融危机有赖于全球货币发行量的控制，有赖于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改变，有赖于对现行的“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有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重构的核心是有针对性地改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有如下四个方向：
（一）、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牙买加协议”明显的缺陷在于，虽允许多元本位币并存，却并未构建相应的制度保证，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单一本位币制。
我们知道，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既是各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国际间制度安排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
从各国实力比较来看，美国、欧盟、亚洲三者大体相当，分别占全球GDP的25%左右，但在储备货币中，美元、欧元、亚洲货币占比却分别为65%左右、25%左右、3%左右（主要是日元），显然，美元占比过高，亚洲货币占比过低，欧元占比适当。
从国际间制度安排角度来看，本轮金融危机推动了全新的国际间协调机制的产生，G20首次替代G8成为全球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发展中国家已经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
当然，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益者，美国自身不会主动推动结构性变革。
因此，新体系的构建一定是从量变到质变、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
具体制度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核心储备货币选择。
由于美、欧、亚代表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主体，因此，核心储备货币必然是选择此三个地区的主体货币。
因此，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可确定美元、欧元、人民币为核心储备货币。
当然在过渡期内，也可考虑以人民币和日元同时作为亚洲区货币的代表。
二是制度约定。
通过G20或其他国际组织以正式协议的形式明确，世界各国须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占比来确立各自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
三是阶段性调整。
核心本位货币的构成可以动态变化并予以阶段性调整。
当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经济体及其所属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明显提升时，也应考虑扩大其为核心本位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离开人民币，核心储备货币不仅没有代表完整的亚洲，而且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代表，因而是不完整的，仍然是失衡的国际货币结构。
（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尽管浮动汇率机制被后来的自由经济学派和认同自由经济价值观的“华盛顿共识”所推崇，但其增大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推高国际货币供给、传递和放大金融风险的内在缺陷，却是不容置疑的。
197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浮动汇率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
因此，对浮动汇率机制进行修订，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必然取向。
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一是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建立固定汇率机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的予以调整。
由于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左右的情形大不相同，因此可有效保证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二是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
由于外围货币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比较小，其货币浮动对全球的货币体系影响较小。
同时，由于核心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为各外围国家实施与一揽子核心货币挂钩的汇率机制创造了条件，全球汇率必将趋于稳定状态。
（三）、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牙买加协议”承认了金汇兑本位制废止的状况，各国货币发行不再通过美元储备间接对应来约束，而是各自建立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
在全球货币管制日益放松、货币自由流动日益加速的情况下，各国各自为战的货币创造机制最终会导致全球货币供给失控，货币流动性泛滥，成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大诱因。
因此，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又一取向。
可考虑在以确立多元储备货币共同的协商机制下，协商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并赋予约束效力予以全球推广。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四）、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监督约束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IMF对各国汇率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协调的职能。
理论上，“牙买加协议”以后，这种监督约束机制名存实亡。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国际监督协调职能的机构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
因此，此项内容同样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取向。
首先，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不尽合理。
一方面，基础投票权的作用名存实亡，让位于金钱决定的投票权。
另一方面，作为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也已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却未能在基金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因此，应重新分配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避免任何一个国家及国家集团（如欧盟）具有否决权的现象出现。
其次，IMF对成员国的监督应具有切实的约束力。
目前IMF的条款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方向很难具有现实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环境，因此无论是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还是其决议约束力的改革，都应该照顾到各方利益并且是切实可行、可操作的。
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IMF的职能被事实上强化，完成了增资，参予了欧元的救助，并重新分配了投票权，已经在重新进行着职能定位和调整。
未来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可继续沿用IMF的监督和救助机制，赋予其下列职能：
一是监督各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是否按照其贸易结构予以相应调整，保持多元外汇储备。
二是监督核心储备货币国之间的固定汇率机制，并根据各国经济情况的变化，对核心储备货币国、对核心储备货币间的汇率给出调整的建议。
三是监督各国货币的发行是否执行了统一的货币发行原则，并对这些原则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和给出调整建议。
四是进行危机救助。
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心，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信任机制，因此，建立货币救助机制至关重要。
IMF目前有大约7500亿美元的资金量，可以继续发挥这方面的职能。
考虑到IMF资金相当部分已经占用，可有计划的进一步增资，使其具有与全球金融危机相适应的危机救助能力。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呼唤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贸易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和金融环境的逐步改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货币，中国也必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造中去，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李若谷.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重构[N].金融时报,2008年11月
[2]赵柯.货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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