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严复《论世变之亟》文献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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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严复《论世变之亟》文献导读
严复《论世变之亟》文献导读
杜建
1895年，也就是大清国光绪21年，中国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这一事件更加暴露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全国上下为此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国人意识到此刻正是“危急存亡之秋”，于是救亡图存就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心问题。
然而面对当时强大的传统专制政治，变法图存更显得任重道远。
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津的《直报》上，与它同时期发表的还有严复的《原强》、《救亡决论》及《辟韩》。
一、运会
严复把时代危急归结到运会上去，运会具体指的是世界趋势或世界潮流。
他认为这种趋势和潮流不是人力所能够扭转或改变的。
“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
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
”
人在这种运会面前只有预见它的发展变化，并且在世界潮流后面照着潮流的趋向走去，才能“置天下于至安”。
“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
”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出严复进化论观点的雏型，它认为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始终是有一种不变的规律存在的，而人只能顺应这种规律才能够得以发展。
不过很显然严复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倾向还是很模糊的，
“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
”
他并没有对世变的原因追问下去，而仍旧陷入了传统思想中“顺应天命”的窠臼。
二、中西事理比较
接下来，严复从时间观和历史观两方面进行中西比较
在时间观上：
中：
好古而忽今；
西：
力今以胜古；
在历史观上：
中：
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西：
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观念
中
西
时间观
好古而忽今
力今以胜古
历史观
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接着严复开始阐述神州大地造成现在这种贫弱状况的根源。
中国的圣人贤者并非不知道宇宙的资源能够大力发掘和利用，也并非不清楚民众的智力可以得到无限的发展与提高。
只是他们不把社会往这个方向去推进，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思虑和想法的。
“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
”
正是这种为了避免动乱和战斗的心态限制了圣人们把社会朝向上述的社会发展。
他们认为，
“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寝多，镌鋔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
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
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
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
”
这种弱民和愚民政策的实施正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即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严复认为这种政策并非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的阴谋，而是为了使民，
“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
”
严复用宋朝的科举制度做了有力的说明。
科举制用《四书》、《五经》这些古圣先贤的著作命题，考试中所写的文字要代古代的圣贤立言，这种方式看似切近，实在迂远，看似有用，其实确是空洞无物的。
既不能显出个人的真才实学，而且考试的名额又有严格的限制。
此外，还有一种固定的格式规范来核定一个人是否考中。
考中的人就像是鲤鱼跳龙门一样变成了龙，而落榜的却像搁浅在石头上的鱼一样没有生气。
严复认为这种统治政策造成了结果只能是，
“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
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
”
由此可见，严复还是深味中国的温柔敦厚的伦理教化的，正如此段最开头所说中国是“好古而忽今”，代圣贤立言的。
这也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后来的读书人被束缚在先哲的条条框框中而难以有自己独立创新的思想，而科学精神却在于对这个世界的无限追问与探求上，科举制无疑限制了这种求索的道路。
于是才有严复将轮船和火车分别称为“跨海之汽舟”与“缩地之飞车”，国人在面对这些从未见闻的事物时该怎么办。
然而严复的想法并没有停留在西方的技术层面，接下来他开始对中西不同的“事理”进行言说，“事理”与我们今天说的思想与文化很相似。
然而这种统治政策由于西方人的侵入日益显得与“运会”不相符合，
“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
”
于是国人就不得不重新来反思古代圣人使民“相养相生”的生民之道，重新来审视圣人这一套教化传统。
于是严复开始向西方去寻找人家的长处，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人的长处主要不是在于他们的“汽机兵械”，也不在其“格致天算”，其命脉是在于他们的，
“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中国的朱子学的路径也在于崇真和为公，那为什么“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在严复看来，关键点在于其自由与不自由的差异。
他是这样理解自由在中国与西方的差异的“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恕指的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栔矩指的是，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此之谓栔矩之道。
”
西人的自由是“存我”的，它是高扬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的，而我们的自由更多的是需要在待人接物这些人伦关系中显现出来。
严复认为自由是根本，是造成中西差异的基础。
然后便是他对中西种种差异的言说。
这部分在研究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犹为重要。
“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余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
中
西
范畴
三纲
平等
伦理规范
亲亲
尚贤
人际关系
以孝治天下
以公治天下
治国之基
尊主
隆民
政治态度（倾向）
贵一道而同风
喜党居而州处
行为方式
多忌讳
众讥评
姿态
节流
开源
财用
追淳朴
求欢虞
生活习惯
美谦屈
务发舒
接物
节文
简易
衣食起居
夸多识
尊新知
为学
委天数
恃人力
祸灾
严复上述列举的种种中西方差异，虽然这种差异与自由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得很清楚。
然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严复的这些概括无疑仍是有其生命力的，而且他的说法是相当精练的。
的确在我国传统道德系统中仁与爱都是要分等级和差序的，他没有西方基督教中爱的观念——不分等级差序的爱。
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履行义务本身就是每一个公民都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利。
而中国传统社会中义务和责任的履行还要回到父母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中。
概而言之，严复认为中国的思想和行为是具有强烈保守性和节制性的，而相反西方则是开放的和前瞻的。
三、清王朝顽固派作为“假想敌”
通过一番中西的对举，更凸显出学习西方的重要性。
接着严复对西洋人侵入中华大地的历史史实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大致包括以下四点：
1、马嘉尼之请不行；
2、东印度之师继至；
3、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
4、焚毁宫阙，震惊乘舆。
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严复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有自己的具体批判对象的。
他引用郭侍郎和姚郎中的两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
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
’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
‘危亡危亡，尚不可知。
即或危亡，天下共之。
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
’”
其实严复这些话是在针对当时的顽固派，他将顽固派称为“印累绶若之徒”，所以“其必矫尾厉角”。
面对国家的危亡，顽固派却一味地想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处处与这种运会相为难。
与天地之机为难者。
我们再也不能持一种“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的心态了，这是一种落后盲目的观念。
当务之急是要寻求一种富国强民的道路，而在当时可资借鉴的唯有西方的先进文明，然而严复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国家自身强大。
由这两段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西方的文化思想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之策推行下去，更多的是面对世界潮流的一种即时性策略。
他没有像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样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严复对民族传统文化还不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批驳。
严复在文章最后一段提出了他对士大夫或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形态的期待，
“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
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
”
这也可以看成全文的一个核心，恰巧应和了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西方各种思想的关键点都要归结为两个字，谋国。
此外之所以要向西方学习是因为“夷狄”这个定义的变化。
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世界其它地方的国家和民族是要对天朝上国俯首称臣的，而且国人深信其它民族也只是华夏民族的附属，即使这些“夷狄”侵入华夏民族其命运仍是要被同化的。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一次次越来越严重的侵略使得国人不得不重新来反思这一观念。
在严复的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夷狄”蔑称的烙印，
“高颡深目之伦，鸟言夔面，飘然戾止”，
这其中夹杂着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
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
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
其命脉云何？
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
概而言之，严复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中的“黜伪而崇真”的科学主义精神，以及“屈私以为公”的民主自由制度。
关于形而下层面的器物，严复斥责为“粗迹”。
很显然，严复仍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只不过打上了更深的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烙印。
【附录】
一、文章结构：
整篇文章只有六段。
第一段和第二段为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到现在的局面，是数千年的运会使然，中国圣人虽然殚精竭虑，设定了跟西方不同的中国治理的模式，但这种模式无法应对外来竞争。
三、四两段为第二部分，言西人之异于我、强于我之根本，在于学术崇真，刑政为公，以及追求自由作为以上二者所由之径。
五、六两段为第三部分，言今日之祸，虽曰运会，亦由顽愚怙私之士大夫所致。
二、原文
论世变之亟
严复
呜呼！
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
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
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
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
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
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
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
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
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谗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
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
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
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
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
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
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
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
嗟乎!
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
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
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
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
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
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
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
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
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
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
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
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
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
忠爱之道，固如是乎？
周孔之教，又如是乎？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
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
其命脉云何？
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
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彼西人之言曰：
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
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
何则？
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
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粗举一二言之：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
迨及国朝，梯航日广。
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
道成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
此郭侍郎《罪言》所谓：
“大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
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
不见夫激水乎？
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
不见夫火药乎？
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
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
且其祸不止此。
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
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
虽然，待鄙言之。
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搆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
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
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
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
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
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
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汗，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
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
何以言之？
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
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
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善夫！
姚郎中之言曰：
“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
”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
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
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
孔子曰：
“苟患失之，无所不至。
”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
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
噫！
今日倭祸特肇端耳。
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
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
尚忍深言也哉！
《诗》曰：
“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又曰：
“瞻乌靡止。
”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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