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小说自反性叙事下的荒诞世界以《迟开的花朵》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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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自反性叙事下的荒诞世界以《迟开的花朵》为例

契诃夫小说自反性叙事下的荒诞世界——以《迟开的花朵》为例

契诃夫作品根植于广阔而繁杂的俄国社会背景，以微观具现的视角和简朴洗练的语言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

他善于削弱冲突外在的情感爆发和内在的原则性分歧，以冷静而节制的“客观主义”语调不动声色地叙述实则惊心动魄的激烈冲突，在平和舒缓、从容不迫的笔调中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予以深刻的反思。

契诃夫的作品沉淀了深刻博大的哲理思考并揭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本质问题，他也因此成为俄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

契诃夫十分重视艺术责任感，他曾明确指出：

“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受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他热烈地鞭挞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和奴性心理，无情地嘲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与庸俗，力求以理性与自制的笔触呼唤人们的良知和情感觉醒，以清醒的理智和无倾向性的客观反映俄国的现实生活及普遍的社会情绪，成为俄国文坛上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契诃夫拥有敏锐的艺术先见性和前瞻性，其文学作品对现代性主题和创作方法均有所触及。

高尔基曾有契诃夫“杀害了现实主义”之语，便是在肯定了契诃夫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清醒客观描摹和其内蕴的崇高哲思及含义深远的象征之外，进一步意识到作家作品中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要素，即文学文本中新的情感内核——荒诞感。

契诃夫在其早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迟开的花朵》中积极地进行现代性探索的文本实践，创造性地引入因果相悖的多层自反式的现代性叙事策略，并以此揭示了俄国现实世界的荒诞性。

短篇小说将两条线索平行并陈，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19世纪末期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动。

契诃夫象征性地暗示了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物或成为新式生活的寄生虫，或成为没落阶级的牺牲品，或在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中迷失自我步入歧途的悲剧性命运，探讨了社会动荡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目标问题，展现了契诃夫深刻的现代性思维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叙述者模糊介入的自反性叙事方式

契诃夫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意识形态的变更、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各类哲学思潮的兴起，在为俄国社会各界带来崭新氛围的同时，也使各类矛盾浮现出来。

矛盾不仅聚焦于阶级壁垒被打破后各阶层人民身份调换和身份失落的危机感与不适感，还通过人们深层次的思想危机显现出来。

面对信仰的缺失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人们被各种思想体系与方法裹挟其中而无法进行自证与自认，他们受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体系影响，对其极力推崇的新式生活极尽怀疑与向往，又对祖辈各代坚定承袭的旧日生活十分嫌恶而又有所留恋。

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与各类复杂情感的交织以极其强大的冲击力侵入人们的思想并洞穿了人们的灵魂，于是主观体认的无措，精神情感的虚无以及个体存在的失落便不可抗拒地共同袭来，人们仿佛无端地成为言行无状的闯入者，眼见着周遭的世界变为陌生的齑粉甚至化为虚空。

人们置身于迷雾之中，看不清来处与前路，烦闷颓靡、空虚焦虑、理想崩塌、精神委顿便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世纪末情绪”，人与外界的和谐感与平衡性产生裂痕，悲伤与绝望的情绪弥漫开来，当这些情绪加诸在主体身上时，便产生荒诞感。

契诃夫小说《迟开的花朵》便以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新旧时期交替为背景，既描绘了日趋衰败的贵族普里克朗斯基家庭“无可奈何花落去”般不可挽回的颓势，也书写出公爵小姐玛露霞和托波尔科夫医生的凄美爱情悲剧，这两幅画面实则以多角度、多方位的形式构成了俄国新旧制度更替时期的完整图景。

契诃夫以朴素的生活描写和日常的人物对白构成没落贵族阶级与挣脱了农奴镣铐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叙事话语空间，有意地造成叙述者缺席或模糊介入的表象，却以人物评价与其行为悖逆、人物语言和叙述言语的悖反、情节结局出人意表或发生反转等自反性的方式构成戏剧化的荒诞世界，影射19世纪俄国社会制度交替时期各阶层人物存在境遇的荒谬，从而揭示契诃夫讽刺与批判的深层次真实意图，在令人叹惋哀恸之余，又引人深思。

在故事的开头，公爵小姐玛露霞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自己的哥哥——公爵叶果鲁什卡，奉他为“最高真理的表达者”，称他为“最高美德的模范”。

她狂热地相信，自己的这位退伍骠骑兵哥哥拥有一颗纯洁高尚、足以令神话中的仙女都羡慕的心。

她同哥哥说话时极尽温柔，并亲昵地依偎在他身旁，奉献自己所有的爱意。

虽然父亲亡故，家族没落，但她却为哥哥颓丧萎靡的状态找好了借口，认为他只是一个不得志、还没有被人理解、没有得到承认的人。

她希望哥哥可以振作精神克制欲望，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利用自己的才智、正直和爱心重振旗鼓。

文中人物的自白和语言对目标角色的品德和能力推崇备至，但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却揭露了玛露霞小姐实则只是在悲哀地自欺欺人。

公爵小姐亲吻的是“刺人的、散发着酸臭酒气的唇髭”，抚摸着哥哥的秃顶，卑微而无奈地为他的酗酒无度和放荡行为寻找开脱的借口。

这场谈话实则是公爵小姐和母亲对哥哥淫荡放纵、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劝阻，是对公爵可以顺应时代变化、树立新式生活目标的希冀。

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隐蔽的叙事话语完全不能自洽，叙述语言的矛盾自反形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叙事空间，母女二人的苦口婆心和公爵的气恼敷衍交织并存，这一切甚至会引起文本中人物的反思，不可避免地导向玛露霞对哥哥不羁行为的类比——她想起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哥哥所作所为俨然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只知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挥霍成性、颓靡放浪、坐吃山空、过着寄生虫生活的时代的多余人。

在此后的日子里，公爵叶果鲁什卡非但没有改变自己放荡颓废的生活作风，反而愈加变本加厉。

他变卖家产，为一个有夫之妇将父亲的抚恤金挥霍一空，整日饮酒取乐，招摇撞骗，甚至偷盗妹妹玛露霞的钱财。

当公爵小姐病逝后，众叛亲离的叶果鲁什卡并没有遵循读者的期待目光因自食恶果而自生自灭；相反，他得到了医生托波尔科夫的精心照顾，他“活着并且非常健康”，犹如寻找到下一个宿主的寄生虫般继续纵饮作乐，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结尾情节的戏剧性自反与文本的情节走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悖谬，作家契诃夫极力渲染旧式贵族生活习气的丑恶，却仍然让这种丑恶安然无恙地留存在世间，这无疑具有荒谬讽刺的意味。

作家利用叙述语言的自反和情节的戏剧性自反塑造了公爵叶果鲁什卡这一不思进取、坐吃山空的没落贵族典型，以现代性的自反叙事张力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揶揄，是对寄生虫式的时代多余人形象的揭露与鞭挞。

二、叙述者隐匿话语下的悖谬现实呈现

放纵不羁、众叛亲离的公爵叶果鲁什卡却得到精心照料的荒谬结局暗示了契诃夫对以其为代表的坐吃山空、只顾纵饮享乐的旧式贵族阶级寄生虫生活的讽刺和批判。

而小说的另一个情节线索——公爵小姐玛露霞和摆脱了农奴身份的新式知识分子托波尔科夫医生悲凄的爱情故事则以不同角度和着眼点揭示了俄国新旧制度交替时期人们丧失生活目标、不知前路何在甚至步入歧途的荒诞存在状态。

二人的感情纠葛与爱情事实上缘起于因信息不对等造成的玛露霞小姐的单方面爱慕，并掺杂着诸多误会和巧合，荒诞氛围十分浓烈。

公爵小姐玛露霞爱上了为哥哥和自己诊病的医生托波尔科夫，他本出身于农奴之家，但却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青年医生。

他拥有华丽的房子、精美的双套马车，拥有“像象牙雕出来的”一样极其端正的五官。

他体态端正高傲，仪表堂堂。

而更加能吸引公爵小姐玛露霞的，似乎是医生身上的一种“积极有为的东西”。

托波尔科夫脸上永远带着符合医生职业操守般的严肃与自制以及操劳过度的疲倦与惫懒，他对于看病以外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近乎冷酷与冷漠的程度。

在病人们眼中，医生细心而富有智慧，是牢靠的救命稻草，是医学知识的宝库，是科学与理性的代名词。

公爵小姐因此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在身边环境愈发愚蠢、庸俗和懒散的情况下，医生工作时散发出的正派与智慧的气质便如同指明了玛露霞新生活方向的一束光亮。

与此同时，公爵小姐接到了托波尔科夫医生的媒人送来的求亲消息，她的心灵为爱情之花得以开花结果而震颤不已，却又因没落贫穷的家庭不再能支付起高额的嫁妆而羞愤惊惧。

漫长的矛盾与等待过后，医生另娶他人的消息传来，玛露霞小姐的梦幻在惊雷般的晴天霹雳中破碎，她通往新生活的道路被无情斩断，重又落回庸常颓丧的深渊。

作家运用叙述者模糊介入的自反性叙事方式为读者扫除迷雾，揭露了医生托波尔科夫这一人物的真实面目。

医生对于公爵一家的殷勤接待和玛露霞小姐演奏的美妙琴声漠不关心，但他的惜时如金却并非源于医生忙于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情怀。

当公爵一家将一沓钞票作为报酬送至医生的眼镜前时，他终于卸下假面，“脸上掠过一小片明亮的，类似人们在圣徒头上所画的光晕般的云彩”。

他毫不难为情地清点钞票，露出满意的笑容后点头离去。

至于对玛露霞小姐的求婚，他自己甚至并不知情，因他只是随意打发了个媒人前去随机求亲，只为获得高额嫁妆用以置办房产而已。

作家利用偶然与巧合等手法使玛露霞小姐得到求婚消息时的振奋激动与医生托人求亲时的功利随意形成强烈的戏剧性对比。

托波尔科夫医生和商人之女的婚姻仿佛残酷的命运之神无情地从公爵小姐手中抽掉了她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她只能在颓废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直至被完全吞没而失去生命。

玛露霞小姐操持着被哥哥挥霍一空而日益衰败的贵族之家，沦落成为没落制度和没落时代的牺牲品。

她在将全部纯真的情感和生活的意义赋予托波尔科夫医生所代表的“新生活”时，却受到托波尔科夫医生华丽美好表象蒙蔽，而成为受害者。

作家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

在故事的结尾，玛露霞小姐犹豫再三，最终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向医生表露了爱意，真挚的情感仿佛揭开了医生坚硬的外壳，令他幡然醒悟——这仿佛是他第一次体悟人间的真情，是他汲汲名利一生却未曾品尝到的异样感觉。

他回顾自被地主压迫的农奴生活到成为著名医生的一路坎坷，突然明白自己早已偏离了昔日的理想，为了挣一些“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奉献出“生活、安宁”等更有价值的东西。

托波尔科夫医生跻身靠激发人的本能欲望作为发展动力的新式社会，而新式社会世俗化的发展旨归虽然能带来某种程度的人性解放，满足人们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期许，但必然伴随着人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庸俗生活观的形成。

医生在恶浊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逐渐异化为一个只顾追求金钱财富、平庸卑微的灵魂。

玛露霞小姐将托波尔科夫医生当作自己走向新生活的领导者和引路人，而她的真挚爱情是真正令医生醍醐灌顶、走上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之路的一剂良药。

倾慕者实为拯救者，这不可不谓之悖谬。

作家以真挚而纯粹的爱情为母题设置文本线索，构成托波尔科夫医生反省自身价值观念的契机，以叙述者隐秘介入的形式造成文本人物的自反性叙事，深入探讨了砸碎农奴制锁链后积极对抗阶级壁垒和社会性命运的新式知识分子的走向问题。

揭露了社会制度变革初期积极响应阶级流动的人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沦落到丧失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的荒诞境地的景象。

契诃夫以玛露霞的爱情呼唤人们寻回失落的理想，重新树立新生活的目标，是对在俄国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被裹挟其中的各阶层人民命运走向的人文观照和哲理思考。

三、多层次叙述声音之间的矛盾与背离

小说中的自反性叙事主要利用多层叙事话语设置中各种叙述声音矛盾悖谬的对话冲突多方重叠和交错而铺展开来的。

因而自反叙事中的“自反”不是知识上的“反思”，而是社会理性的“自我应用”和“自我冲突”。

作家打破小说单一声音的叙事模式，多次利用叙述者声音的隐蔽介入与文本人物声音的悖反，运用故事结局的戏剧性反转和偶然与巧合的情节模式凸显因果循环关系链条断裂的自反性特征，在各种叙事声音矛盾倒错的叙事张力中显现出文本叙事空间中的荒诞感，从而宏观并全面地揭示了19世纪末期俄国社会制度更迭时期各阶层人民的命运沉浮。

事实上，在小说《迟开的花朵》中，叙述者也曾偶尔显现，明确地以其声音主动与文本人物声音形成背离，丰富叙事空间的层次，强化不同层次间叙事话语的矛盾，从而进一步构成其对话或冲突。

公爵小姐玛露霞按捺不住自己对医生的思念，终于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捏着仅有的几个卢布去找托波尔科夫医生看诊。

玛露霞小姐忐忑而焦急地坐在候诊室中，看着有秩序地走进医生房间的病人们均面露病态，苍白、严肃，甚至有点发抖，而出来时却像在教堂行过忏悔礼后如蒙大赦般卸掉重负，不论病人严重与否，医生“为每个病人看病都不超过十分钟”。

玛露霞为自己爱而不得的情思所困扰，只是在思忖着如何对医生表露心迹，而这时的叙述者却从情节内容中跳脱出来，不再聚焦于女主人公凄婉自艾的内心世界，转而对托波尔科夫医生看诊的方式质疑，“这一切多么像是江湖郎中的招摇撞骗”叙述者的声音揭露了医生看诊迅速的本质：

他以宽慰病人的形式极力地压缩看诊时间事实上只是为了实现看诊病人数量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敛取财富。

这无疑与前文中医生出诊时脸上的呆板和疲倦形成因果闭环却又与玛露霞小姐对他职业操守的极力赞美和感叹相悖。

叙述者脱离文本情节的正常叙述，在文本中公开显露踪迹，发表议论，并将其叙述话语承载的所指内涵公然置于前文中其自身情节叙述表象的对立面，显见的叙述者以公开的话语立场对自述的情节内容进行反拨，进一步明确了作家对历尽艰辛挣脱了农奴制镣铐却转而迷失在绚丽纷繁的物质诱惑中的托波尔科夫医生的讽刺与批判，表露了契诃夫对制度更迭时期新式知识分子跨越阶级鸿沟之后的生活方向问题的人道主义关注，以及哀其命运之不幸、怒其信念之不坚的心酸与无奈。

叙述者还尝试通过景物描写公开介入文本叙事，虽然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平直客观的语调描述风景，但暗示了故事氛围和人物命运的荒诞凄凉。

小说分为三章，按照时间顺序将故事主要情节的展开聚焦于每年秋天。

公爵小姐玛露霞与医生托波尔科夫相遇在一个“阴郁”的秋天，玛露霞小姐在一个落叶被无情践踏，大自然疲倦熟睡又“略带寒意”的秋天痛失所爱，又在与上一年同样“潮湿、泥泞”的秋天香消玉殒。

在玛露霞小姐对托波尔科夫医生表露爱意之后，医生被真挚的情感之流所震撼而不知所措，他如醍醐灌顶般审视和反省自己的生活，唤醒了沉睡在灵魂深处的激情与理想，而改变的第一步便是将从前尽心竭力积攒的金钱视如“一摊污泥”，这也是新式知识分子误入歧途后悔过自醒而价值重估的过程。

医生注视在贵重华美家具中间的玛露霞，如同在一摊污泥中间瞥见了生活的真谛和存在的意义。

他将早已没有康复希望的玛露霞小姐带去法国疗养，期望通过为她付出的时间和钱财实现自我救赎。

“他和她都多么想活下去啊！

”叙述者感叹。

太阳出现在阴翳秋日的乌云之间，“然而太阳没有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来，而且……晚秋已经开不出花来了”。

叙述者进一步暗示玛露霞小姐的爱情之花虽然娇艳含苞，但未及盛开便被扼杀在萧瑟的秋风中。

正如美丽高贵事物的毁灭总能引起人们的酸楚哀叹，契诃夫也为女主人公玛露霞情感的消散和生命的陨落而无限伤感叹惋。

既然叙述者口中玛露霞小姐的爱情之花夭折，那么小说题目《迟开的花朵》中的花又是什么呢？

它是支撑托波尔科夫度过忍饥挨饿岁月的坚定信念，是他树立的夜以继日工作所为的目标，是他中学时代的“理想”和大学时代的幻想。

这朵理想之花曾被医生埋葬在一摊充满铜臭味的烂泥之间而日渐暗淡，却因玛露霞小姐纯真的爱情浇灌而重放光彩。

文本中叙述者暗示的爱情之花与小说标题中的理想之花进一步构成了因果链条中的叙事自反，以“花”这一意象所象征的文本内容的深层次隐喻与标题能指内涵的悖立扩充了小说叙事层次和意蕴范围。

而玛露霞小姐死后，医生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却为了公爵叶果鲁什卡与妹妹相似的下巴而收留了他，并纵容他的挥霍与放荡。

本就迟迟开放的理想之花却最终变成了堕落贵族寄生的温床而变得妖异，这不可不谓之荒诞。

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与标题中隐喻的声音形成背离自反，最终形成了一个各种叙述话语和文本情节相互悖反的多层次叙事空间。

这其中，契诃夫囊括了19世纪俄国制度更替时期的各阶层典型的人物形态，以强烈的叙事张力巧妙地揭示了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荒诞现实和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凸显了契诃夫深沉的哲思和社会责任感。

四、小结

契诃夫在1892年致苏沃林的信中写道：

“现在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心中一无所有……这是不是一种病？

……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六十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

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契诃夫作为一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感知力觉察出普遍颓废的社会性荒诞的精神状态。

契诃夫虽然并不十分乐观，但却希求以理性的分析道出时代的症结，他狠心撕裂时代的伤疤只为排除毒瘤与脓疮，加速其痊愈。

他毫不杜撰地描绘现实，揭露现实世界中“那么多可憎可恨的残酷的东西”，他认真体味社会性的孤独颓丧情绪，不可避免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文本作品中，甚至被列夫·舍斯托夫称为“绝望的歌唱家”。

列夫·舍斯托夫认为：

“在契诃夫笔中，一切都毫无希望，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一切都只有死亡，契诃夫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存在的可怕处境，人类在面对它时，已不能有各种虚幻的希望了。

”契诃夫将作品的意义追寻至人类存在这一人类本源的哲学性问题，对人类孤独与自我迷失的描摹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桎梏而更加接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荒诞主题。

荒诞不仅成为契诃夫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还为其众多文本深层的精神内核而使其作品更具现代性特征。

事实上，契诃夫的众多短篇小说都通过对不同精神特质与存在处境的描摹体现现实世界的荒诞。

在小说《草原》中，作家以儿童视角展现人类面对不可知世界的苦闷与犹疑；在《灯光》中，契诃夫以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世界，但理性的知识却成为精神痛苦的根源，已知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如探寻无底洞般坠入深渊，人类对世界的追问从无应答，而被抛入虚无的存在境地；在《苦恼》中，马车夫独自迷失在人流拥挤的城市，同类间的漠然如同彼得堡冬日的寒风与霜雪，如孤岛般的他只得与母马诉说自己生存的苦痛与无奈。

在短篇小说《迟开的花朵》中，契诃夫虽然并未提出走向新生活的正确方向，但以情节内容本身、文本叙述者和人物话语之间，甚至文本叙述者与文章标题之间形成因果相悖的多层自反性叙事空间的方式，揭露俄国制度更迭时期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命运与生活走向以及荒诞性的现实世界，肯定了农奴“砍断锁链”、树立新生活目标的伟大理想，却也暗示了新旧世界更替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乱象，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对现代主义文学中荒诞主题的触及以及现代性叙事方式的应用，也展现出契诃夫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与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