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蒋介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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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
——张学良与民国政要
解读“白粉知己”
——张学良与蒋介石
蒋文祥
人们常把赵一荻比作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我也曾把周恩来比作张学良的“铁血知己”，而张自己则把蒋介石比作他的“白粉知己”。
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
”
众所周知，“红粉”者，胭脂也，“红粉知己”即红颜知己、女性知己是也；“铁血”者，政治也，“铁血知己”犹歃血为盟的政治知己是也；而“白粉”者，毒品也，世人恨之若寇仇，避之恐不及，怎将“白粉”与“知己”扯到一起?
!
何为“白粉知己”?
确实令人费解，值得细细品味。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还说：
“至于我和蒋先生的关系，在他过世的时候，我送了一幅挽联给他，叫做：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哈哈哈，你们都是文人，可以品味我的话，就象品茶一样的品味嘛!
”我想，这挽联上的16个字应该是对“白粉知己”的最好注脚：
论私交——他们“情同骨肉”，视若“知己”，是朋友；论政见——他们“宛若仇雠”，亦如“白粉”，是敌手。
事实正是如此。
一、“东北易帜”——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的开端
张学良回忆说，“我希望中国统一。
……我的行动可以说明我是拥护国家统一的”。
如果“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
”
张、蒋初识是在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之后，当时张学良“未至而立，即负方面”，接替其父——被日本人炸死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成了东北当局最高统帅。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东北向何处去，因为这事关东北的前途和命运。
当时的局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百事待举。
一方面奉军新败出关，北伐军继续北伐，志在统一中国；另一方面日本加速推行“满蒙政策”，千方百计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
何去何从，张学良必须作出抉择。
当时，东北集团内部对东北的前途有三种主张：
一是以袁金铠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巩固东北政局，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不与南京政府合作；二是以杨宇霆为代表的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老派人物，虽赞成东北易帜，但要实行区域自治，不受制于蒋介石，以便进退自如；三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新派人员，坚决主张易帜，实现国家统一。
张学良具有国家民族观念，对日本侵吞东北深恶痛绝。
他认为，“只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只有国家统一，才能抵抗侵略”。
因此，张学良一上任便立即谋划与南京政府息战谈和。
这时，北伐军已经和平接受京津，新疆也已宣布易帜，至此全国除了东北都已悬挂青天白日旗。
冯玉祥坚决主张出兵关外，彻底打败奉军。
但是，蒋介石则力主对东北不用武力而取和谈的办法。
他派了代表去东北游说，要求张学良认清时局尽早易帜实现统一。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既可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可巩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统治地位。
南方代表奉蒋之命与张进行了晤谈。
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
“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
”当他得知蒋介石抵达北京的消息，随即派出代表王树翰、刑士廉前往北京，向蒋输诚，表示东三省愿意“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
蒋介石请刑士廉转告张学良：
“东北须先行易帜，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
”并赞扬张“能精诚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
”随后，张学良本人也向蒋表示了“易帜必行、统一必成”的决心。
张还致电东北代表，“即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
”
不料，南北议和的消息却触怒了日本方面，遭到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日本政府的横加干涉。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回忆说：
“我父亲死后日本派元老林权助来吊丧，事后我请他吃饭。
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我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啊，意思是不要我挂青天白日旗。
我说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样事情没替我想到。
他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
我说你忘掉我是中国人啊!
”“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就是士肥原顾问‘王道论’中说明了，意思是不要我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我帮我。
”如果“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
”他还说：
“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
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
”
1928年10月，刚刚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当即迫不及待地提名要尚未来归的张学良担任国府委员。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还特意加以说明：
“我认为当以力求统一为前提，对于张学良应予明令发表之，彼或一时不能就职，即准备其不就职可也。
且日本阻碍东三省归入中央之阴谋，因此而得以揭穿其真相，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处。
余之主张如此，请诸同志务以大局为重，慎加考虑。
”当提名获得通过后，蒋立即电张知照，张复电蒋：
“学良才识浅薄，重蒙提挈，得与诸贤共襄国事，感幸已深。
又得我公为主席，获追随左右，万惬私愿。
届时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
”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向全国发出通电：
“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同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东北易帜”是张、蒋合作的开端。
张学良归顺蒋介石，使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二、中原大战——给了张学良向蒋介石效忠的机会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都是为中央统一。
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就是这
个意思。
”
张学良“东北易帜”，原本期望中国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然而，中国虽然到处遍挂青天白日旗，但并没有带来和平。
所谓国民革命，实际上不过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
他们依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而拼命厮杀，这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无疑是个严重威胁。
北伐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召开编遣会议，对地方势力实行“削藩”政策，要求裁减地方武装，可是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的坚决抵制，他们谁也没有裁减自己的部队，相反都在扩军备战。
冯、阎、李、白看到蒋介石如果“削藩”成功，他们将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同蒋介石决一雌雄。
于是，1930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内战在鲁、豫、皖中原大地展开，史称“大原大战”。
双方投入上百万兵力往来拼杀，战火起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杀得天昏地暗。
有人打比方说，中原大战犹如一只飞速旋转的陀螺，参战双方都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加鞭。
战争愈演愈烈，胜负旷日不决，这时，只有一种力量能使陀螺停转，那就是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
因为只有张学良的36万东北军，是处在这次战争之外的唯一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可以说，张学良成了决定这场战争胜负属谁的关键“棋子”。
开战之初，双方都对张学良极尽拉拢之能事。
阎锡山、冯玉祥抢先给张学良送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头衔；蒋介石也不甘落后，赶紧任命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加拨现款五千万。
张学良手捧两个副总司令的委托状，开始并未表态。
他要静观事态发展，他要等待发兵的最佳时机。
狼烟初起，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
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胜负，蒋军先胜后败，处于被动。
但是，就在这“万马战犹酣”之时，工于心计的蒋介石也没有忘记给年轻的张学良送去一份30岁生日的丰厚贺礼。
当年的6月3日，正好是农历五月初八，恰巧又是张夫人于凤至生日，是张学良夫妇难得的“双寿”。
蒋介石特请50岁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作为祝寿专使赶赴沈阳张氏帅府，并特电致贺：
“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
贤伉丽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
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心存感激。
6月中旬，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阎锡山不予理会，并加速组建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对立的北京政府，于民国19年9月9日9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任民国政府主席之职。
他本想取一个“永世长久”的好兆头，不料却乐极生悲，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冯、阎内部产生矛盾，蒋介石乘机发起反攻。
8月中旬，蒋军攻占济南。
经过几个月的细心观察，张学良认为时机已到，于9月18日发出“巧”电：
“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亲率10万精锐东北军出关助蒋，占领平津。
战局随即发生急剧变化，阎锡山望风而逃缩回山西，冯玉祥则因部下倒戈而全线崩溃，蒋介石大获全胜。
这是张学良继“东北易帜”之后对蒋介石的又一次重大支持。
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打赢了这场战争，巩固了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为稳定南京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
若不是张学良出兵助蒋，那么蒋、冯、阎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因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万分感激。
蒋曾致函张说：
“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感激之情，可见一斑。
当然，张学良也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他成了蒋介石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全国第二号人物。
10月9日，张学良宣誓就任蒋介石南京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
“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
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
”
三、“政治蜜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完全征服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回忆说：
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
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
”
张学良宣誓就任以后，对蒋介石的依赖与日俱增。
当时，他感到不仅东北的许多事情须和他相商，更主要的是北方善后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也要向他汇报。
1930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特邀张学良列席。
因为张学良这时还不是国民党正式党员，仅就这一点，张学良感受到蒋介石对他的殷殷关怀，更是欢欣鼓舞。
而且这也是张学良首次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兼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晋见蒋介石。
为欢迎张学良的到来，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由沈阳陪同南下，又加派张群、贺耀祖等到天津迎接。
沿路欢迎张学良的大幅标语随处可见：
“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
”“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
”称赞张学良是“国家统一的表率!
”“和平息戈的使者!
”车到南京江北浦口，顿时军乐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邵力子、宋子文、何应钦等党政要员列队到月台欢迎。
登上过江军舰，官兵列队甲板，行至中流，军乐又起，鸣炮19响，向张学良致敬。
上岸后早有蒋介石专车迎接，驶进国府大院，蒋介石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一边向他问好，一边乘势张开双臂，张学良再也抑制不住年轻人的激动，一下子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四中全会开幕式上，蒋介石特别介绍张学良加入国民党，并请他列席会议，这一切早已使张激动不已。
张学良入都后的第一天盛大晚宴，蒋介石更是精心安排，亲自祝酒致词称赞“精明绝伦的张副司令”。
张学良乐不可支，连夜致电东北军政要人：
“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之想象。
”
张、蒋关系的升温，使得东北元老深感不安。
正当张学良在南京乐不思蜀之时，张作相以老把叔身份致电张学良，请他早回东北主持大计。
张学良明白辅帅的意思，回电时有意敷衍了他一下：
“本星期五（27日）尚有一次会议，讨论关于人事问题。
此会过后即行北旋。
”但在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后，他立即在南京发出贺电：
“恭谂荣膺推选，兼秉政衡，郅治之隆，慰斯民之望，宣劳党国，实至名归，逖听下风，曷胜忭跃，谨陈贺悃，敬请崇安。
”看得出来，张学良对蒋介石可没有丝毫的敷衍。
这次南京之行，张学良如醉如梦地一住就是23天，后来有人将此比之为张、蒋二人的“政治蜜月”。
为使东北更加贴近中央，蒋介石请张学良在东北的外交、财政、交通诸方面支持中央。
张学良表示完全支持，答应在这三个方面东北完全归中央直辖，同时将东北军改称中央国防军。
蒋介石许诺将黄河以北地区划归张学良节制。
临别时，蒋介石又摆出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紧握张的双手说：
“汉卿，北方善后，东北、华北八省全靠你了!
为了方便节制北方八省军队，我以为你应将副司令行营设在北平。
”张学良象军人开赴前线一样，敬了一个军礼，说：
“请蒋主席放心，一切照办。
”
的确，张学良这次南京之行已完全被蒋介石所征服，从外表到内心，对蒋十分佩服。
张学良的南京之行，使张、蒋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荣耀”的顶点。
过后不久，蒋介石又邀请张学良再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亲自提名张为只由少数几人轮流担任的大会主席团主席。
这个头衔使得张学良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继、戴季陶等人并驾齐驱。
会后，张学良把“一切听命中央”和“一切听命蒋介石”相提并论。
作为回报，张学良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不惜屈尊亲到机场送别。
此后，蒋介石又提名张学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张、蒋关系进一步巩固。
不料，张学良离开南京后生了一场大病。
但他出于对蒋的忠诚，还是带病在天津召开了军事会议。
回到北平又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通报南京国民会议情况，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惟钧座之命是从”。
张还服从蒋的调遣，派兵出关讨伐了石友三部的反叛。
张学良将留在关外看家的大部分东北军调入关内，军火枪弹亦大量运至关内，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便利条件。
四、“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轻信蒋介石绝对不抵抗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
“‘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已意识到日本人可能要在东北下手，他连续两份电报致蒋：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现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
”“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蒋在给张的回电中明确指示：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
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就是有名的“铣”电。
张在北平遵照蒋之指示电令东北军：
“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需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又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称“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
对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张学良对东北日军挑衅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很不放心，准备亲自回沈阳一趟。
临行前，蒋介石约他在石家庄会面。
两列专车接拢后，张学良走进蒋的专车见蒋，蒋用关心的口气说：
“我听说土肥原要对你下手，你可不能重复令尊的老路，请三思而行。
”
蒋此时有意提醒这个问题，是不愿意让张回沈亲自处理这两个事件。
土肥原要暗杀张学良，张也耳有所闻，经蒋这么一说，觉得应该重视。
蒋说：
“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
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得抵抗。
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们的。
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
张学良惶惑不解，提出一连串的疑问：
“难道我们就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吗?
”“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3000万父老?
我又以何理由答辩全国人民的质询?
”蒋介石答复说：
“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
”张学良无话可说。
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他们预先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事发当晚，张学良偕夫人正陪同英国大使在北平中和戏院兴致勃勃地观看梅兰芳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戏将终场，副官来报，沈阳有长途电话。
说可能出了大事，定要张副司令亲自去接。
张学良便起身向英国大使告辞，然后趋车直奔协和医院，操起一直没有挂断的电话。
荣臻报告了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情形并请示如何处置。
张学良遵照蒋之指示答复：
“不予理会”，“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
”于是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
次日上午，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接见《大公报》记者，称“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同日下午，张学良又在协和医院会见中外记者称，他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此后，张学良对日军“不得抵抗”、“绝对不抵抗”等说法见诸报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
19日，他给张学良的电报称：
“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
此后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并在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要求国民“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
张学良轻信了蒋介石。
他一连以自己的名义下了好多“不抵抗”、“绝对不抵抗”、“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而没有提及这是蒋介石说的。
正如后来冯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所证实的那样：
蒋对张学良说：
“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
”还说：
“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是我说的。
”
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国人责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责骂东北军是“误国军”。
一时间，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
就连他最喜欢的四弟张学思也质问他：
“为何下令不抵抗?
为何不念杀父之仇?
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张学良当时有口难辩：
“难道我就愿意不抵抗吗?
我就愿意丢掉国土，丢掉老家和祖坟不管吗?
唉!
我还要听蒋先生的啊!
”
直至迟暮之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才道出实情：
“‘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这是张学良拥戴蒋介石吞下的第一个大苦果。
五、引咎辞职——张学良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张学良晚年回忆：
“蒋对我说，‘你我同舟共命。
船就要沉了，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
蒋先生说完，我当时就说，‘跳下去的应该是我’。
”
“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张学良宣布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移至锦州办公。
随后不久，日军又向锦州进攻，南京政府虽然连续两电下令抵抗，但是既不发军饷，又不补充枪械弹药，东北军丢失锦州。
张学良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遣责。
1932年1月6日，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检讨锦州失陷的责任，说：
“锦州失陷，学良待罪行间，循躬责己，罪戾至深，尚祈严予处分，以照责罚之公。
”此时，在党内宁粤派系争斗中自动下野赋闲在家的蒋介石，却发表了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文章，只字不提张学良对锦州失陷应负的责任，而是大讲张学良对中国统一和与日本抗衡的功绩，借以帮助张学良摆脱舆论的谴责。
文章说，张学良主持东北之后，不为日人之威胁利诱所动，毅然加入国民政府，于东三省青天白日之帜，以促进民国之统一，且兴建东北各铁路与要港，与日本为经济上之抗衡，期得经济之独立，不为日本所操纵，一方面又拒绝日人种种非法之要求，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愤嫉益深，遂决心扫除东北之武力，酝酿已久矣。
而国之割据纷争，甚至借助外力，尤是授人以可乘之隙。
日本于我之虚实及内部之分裂，既已了然无遗，故益足以坚其侮我之决心，于是东北之事变乃爆发而不可收拾。
”蒋介石之所以说出这番赞扬张学良有功东北、有功统一的话来，因为这时他还需要张学良。
日军攻占东三省得手后，又向热河进逼。
张学良准备抵抗日军对热河的进犯，要求南京政府拨付军饷。
岂料与张有隙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却以张学良丢掉东北为借口拒绝拨款，并以辞职要挟刚刚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罢免张学良。
蒋介石采取了两不得罪的办法，先是派人对汪精卫进行劝勉，并致电慰留。
继之对张学良准予辞去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随即撤销绥靖公署建制，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自任委员长，命张学良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代理委员长职务，后又正式任命他担任北平分会委员长。
张学良仍然坐镇北平，只是大门口换了块招牌而已。
1933年初，日军又扑向山海关。
张学良努力想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率领东北军奋起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
蒋介石急派中央大员何应钦、宋子文、罗文干、黄绍竑等北上，名为支持张学良抗战，实际上蒋却另有一番打算。
请看当事人黄绍竑的一段回忆。
他写道：
中央派大员去华北，“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
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
宋子文表面上看似乎是做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做部署；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
何应钦表面似乎是做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
罗文干则是与北平各国外交使团打交道，看看风声，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
我虽是去做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
”
原来这班人不是真心去支援抗战，而是去准备接班的。
可张学良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实情。
长城抗战的结果蒋介石早有所料：
张学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东北军因为实力太差，再加上部署失当、用人失误，一些将领临阵脱逃，长城抗战失败了。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占热河。
热河失陷，北平舆论大哗，全国舆论大哗。
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尤其是张学良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评论家》杂志刊登了一封致张学良的讽刺信。
信中说：
“张学良应被提名为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
”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孙科等也一致要求张学良辞职。
这时，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也只剩下引咎辞职一条路。
3月7日，张学良于万分痛苦中电呈南京政府，请求辞职。
宋子文毕竟与张学良关系不错，他不无担心地对蒋说：
“张学良如果脱离军职，则北方军队的指挥调度将会发生困难。
”不料蒋介石却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使责任分明，只有让张辞职。
”
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约定保定会面。
蒋对张说：
“现在全国舆论压力很大，内部争执也不小，我们处境很困难，全国都在攻击我们两人，我们处境相同，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之灾。
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无话可说。
次日，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向大家通报他与蒋介石在保定商谈辞职的经过。
他向大家解释说：
“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
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
东北军将士听说张学良辞职下野，都非常气愤，大清早就围在张学良门外，一见到他们的副司令，个个都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张学良望着这些朝夕相处的东北子弟，深情地说：
“诸位，蒋先生这次允许我辞职，是对我的关怀，是爱护我。
我身体不好，心情也颓丧，非长期休养不可。
大家不要儿女情长，要振作精神，英勇作战，时刻准备收复失地，披甲还乡。
”张学良与东北军将士依依惜别。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
“热河失守之后，蒋介石和宋子文来找我，蒋介石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说道，热可失守，当今的中国就象飘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只船，二人都坐，这条船就要沉了，总得有一人下去，于是我就辞职了。
我也做好了受处分的准备，但蒋委员长没有处分我，劝我出国游览。
”于是，张学良下决心戒除了毒瘾，便去了欧洲。
当年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还登了一首讽刺他的打油诗：
“赞助革命丢老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
六、下野游欧——张学良高唱“拥护领袖”论
张学良回国后头一个喊出的口号，就是“拥护领袖”。
他说：
“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之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
”
张学良晚年讲到他出国考察的事情时说：
“我那时非常想到外国看看，除了日本之外，我还没有到过别的国家，我一定要到欧洲看看。
当时我对法西斯很感兴趣，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
张学良出国第一站选择的是意大利，因为他与意大利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私交很深。
张学良主政北平期间，齐亚诺任驻华公使，两人往来密切。
所以，下野后的张学良急于了解意大利为什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准备对意大利的社会进行综合考察。
这次到意大利，张学良既没有去寻访罗马的教堂斜塔，也没有去欣赏威尼斯的水乡月色，他是要到墨索里尼那里求经取宝，以便回国东山再起。
张学良特别钦佩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
“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
”墨索里尼向张学良大肆宣扬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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