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视频直播的传播伦理与社会责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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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视频直播的传播伦理与社会责任研究

  

 

  

中国网络视频直播的传播伦理与社会责任研究

 

  

 

 

 

 

 

 

 

   

 

 

 

 

 

自2016年起,网络视频直播成为传媒界议论的焦点。

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有200多家视频直播平台,共有用户约2亿人,同时在线人数达400万,同时在线直播间有3000个,市场规模达90亿人民币。

国外的网络巨头如Facebook和Twitter也开设了直播服务。

网络视频直播在我国最初以网络秀场的模式存在,如YY直播等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并赴美上市。

随着移动社交媒体的竞争格局已定,微博、微信占据了统治地位,国内互联网界开始寻找具有颠覆性的新媒体模式,移动视频社交被认为具有这样的潜力。

在此背景下,大量的移动视频直播平台纷纷涌现。

虽然网络视频直播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但它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仍然是一种青年亚文化,以中老年人群为主构成的社会精英群体仍然不能理解甚至对它产生恐惧。

在此背景下,有关网络视频直播的负面报道也层出不穷。

网络视频直播的发展势头太猛,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在2016年也集中爆发。

斗鱼、熊猫等平台先后曝出存在涉黄问题,2016年4月,央视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

随后文化部出台相关禁令,对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进行监控,设置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在监管压力下,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对主播实施实名身份认证制度,承诺不为18岁以下主播提供播出渠道并不予注册。

直播内容存储15天备查,涉政、涉枪、涉毒、涉暴、涉黄内容的主播将被永久禁播。

本文对美拍网、咸蛋家、斗鱼等三家视频直播平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参与观察研究,并且访谈了部分网络主播和观众。

本文主要探讨网络视频直播的伦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一网络视频直播的传播特性

在网络视频直播兴起之前,已经存在若干与之相关的学术概念。

早在2004年,廖声武就提出了“网络主持人”的概念,只不过当时的网络主持人与用户之间主要通过文字和图片在传统电脑网站和网络论坛上进行沟通。

与网络主播的概念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播客,国内对于播客的研究起源于2000年以后,栾奕玫比较了传统主播和播客广播的区别与联系。

刘瑞生对国内的播客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

“罗辑思维”是知名的播客和自媒体,但不能称其为网络主播。

网络主播与播客的区别在于它不再是以一个作品的形式呈现,而是以流媒体的形式出现。

播客的作品常常是在离线的情况下制作的,通过反复的加工和修改后,然后再上传到媒介平台上传播,作品可以在互联网上不断地被回顾和重播。

网络视频直播也可以被保存,但它的价值就在于直播那一刻的真实性与参与感。

(一)真实性

网络视频直播与传统电视相比,缺点是录制环境和设备条件比较简陋,主播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正是因为这样,使得它具有传统电视节目无法比拟的真实性。

网络主播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得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产生巨大的心理认同。

因为这才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真实”生活。

相比之下,传统电视节目高投入、高门槛的生产模式带给观众的却是一种隔膜感,无法即时给观众提供其想了解的真实生活的相关信息。

网络视频直播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移动视频直播将重塑新闻业。

网络视频直播具有真实性的特征,这一特性与真实电视(RealityTV)相似。

有学者认为观众很享受真人秀里表演出来的真实,在真人秀节目中,某种程度上的表演是预料之中的。

真人秀节目常常强调戏剧性和故事性,最后需要经过比较多的后期制作。

网络视频直播一般情况下是即时传播,没有后期处理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种在线的真人秀节目,具有一种表演的真实性。

网络视频主播向观众敞开自己的真实生活空间,粉丝通过视频凝视自己偶像的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电视真人秀更加真实。

但是问题也同时出现,网络视频直播呈现给观众的景象就是真实的吗?

观众可能以为他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然而网络视频直播跟真人秀节目一样,网络主播也可能事先准备好脚本,然后表演给观众看;或者在直播中向观众撒谎,装出一贫如洗或突遭变故的样子,接受观众的经济资助。

因此,网络视频直播的真实性虽然比传统电视节目看上去高一点,但仍然无法摆脱被扮演的命运。

同时网络主播作为自媒体,他对自身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专业,因此在涉及新闻报道的时候也可能不够客观公正,这也是网络视频直播需要克服的缺点。

(二)移动性

网络视频直播在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从PC端迁移到移动端之后迎来了大爆发。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应用,网络视频直播在PC时代以“网络秀场”的模式存在,被称作“网络夜总会”,到移动媒体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生活社交为主要目的的“全民直播”局面。

由于网络视频直播嵌入手机App之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直播。

这意味着它不受限于网络秀场模式,而是可以走到户外,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

随着技术瓶颈的突破,移动视频直播正在逐步取代短视频。

基于移动设备的视频直播带来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融合。

以往网络主播主要在私人空间中直播,但当手机移动视频直播技术成熟之后,他们会利用各种地理空间进行直播,带入更丰富的场外信息。

但是这样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扰,如主播边走路边直播,可能会摔跤;驾驶员在驾驶汽车时进行直播,可能分散主播的注意力造成交通事故。

同时,在公共空间中未经他人许可拍摄的图像也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例如学生女主播在宿舍直播,而室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宿舍里换衣服,就可能使室友走光,引发伦理问题。

(三)社交性

社交媒体热衷于发展网络直播应用,人们使用这种应用的目的不再是纯粹的追求打赏,更多的是拓展社交圈,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得到社会的认同。

视频直播社交相比传统电视节目增强了观众的主动性,使得观众能够实时反馈信息给主播,并且可以要求主播表演指定的节目。

网络视频直播具有社交性特征,观众可以跟主播实时沟通。

观众获得了空前的参与感和能动性,直播内容也更加贴近他们的需求。

社交电视(SocialTV)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根据郭小平的定义,社交电视(又称“社会化电视”)是将社交媒体(Twitter和Facebook等)与电视进行无缝结合,让电视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终端,使身处不同地方的电视观众能够方便地共享和讨论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

网络视频直播应用与社交电视不同,它本身即嵌入社交媒体中,通过弹幕实现主播和观众的实时沟通。

计算机中介传播(CMC)对探讨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络人际沟通具有重要价值。

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工具是网络直播平台的技术中介。

相关理论主要包括线索补偿论、社会临场感理论、信息丰富理论、符号互动论、结构行动论、关系建构论、超人际互动模式等。

移动视频直播被广泛应用到社交网络服务中,以往仅仅通过文字、照片的交流被真实的影像代替,在未来甚至会出现以“视频直播+VR技术”的虚拟社交方式,人们可以不见面但产生接近真实的交往体验。

但在这种情境下网络低俗和色情内容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一方面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身体客体化和商品化,成为观众的消费对象。

二网络主播的自我表露

网络主播的人群目前主要由青年人构成,并逐渐向中老年群体扩散。

数据显示,学生主播占30%~40%,专职主播占40%。

年轻人具有较强的信息科技素养,能更加熟练地运用手机、麦克风、音响设备等新的传播手段进行网络直播。

在阶层构成方面,除了被直播平台重点邀约的娱乐明星,普通的网络主播一般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如无业人员、小商贩、办事人员等。

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和对自身隐私权的重视,加之经济收入稳定,除非兴趣所向,一般不会进入网络主播之列。

(一)自我表露带来的隐私问题

自我表露指的是网络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信息交换过程,传者会根据传-受关系亲密程度不同而进行一定的边界管理和信息控制。

在通常的网络交往中,出于隐私顾虑,网民在传播过程中并不会完全暴露个人的身份信息。

网络主播为了吸引观众,常常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个人隐私,这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1.反面教材

有些主播在直播间大谈特谈自己的性经历,或者是欺凌他人、作奸犯科的经历,这会让观众觉得这些社会越轨行为可以被效仿。

2.个人信息泄露

一些主播会透露自己的性别、年龄、住址、公司,甚至一些视频直播软件就自带地理位置定位系统,这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尾随主播出行或者诱骗主播出门实施犯罪行为。

3.隐私泄露

有时网络主播不慎将自己不愿意为人所知的个人隐私在直播中吐露,使得他人手握把柄对其进行敲诈勒索。

或者是主播在私人空间中直播,将亲戚、朋友的隐私泄露,也会对他们造成困扰。

2016年3月29日,斗鱼TV女主播“狐狸笨笨笨”疑似携带摄像头混进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女生寝室,并全程进行直播,后被宿管和保安及时制止。

最后,网络主播也需要运用自己的身份背景吸引受众,例如有飞行员在驾驶飞机前直播,有政府工作人员直播上班的场景,有道士直播画符,和尚直播算命,这些社会身份元素的介入增加了直播内容的多元性,但也带来了较大的伦理争议。

例如直播飞行和驾驶会带来交通安全事故的风险,道士和尚直播算命会宣扬封建迷信等,国家近期也出台了对涉及宗教、军队直播内容的管理规定。

网络主播应该控制个人信息的自我表露,进行一定的边界管理,对可能产生危害或者有负面影响的信息表露都应该自觉规避。

(二)自我表露中的越轨行为

根据布迪厄的相关理论,社会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可以相互转化。

网络主播通过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展演和自我表露,增加了自身的知名度,获取了一定的符号资本,并借这些符号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芙蓉姐姐、凤姐都成功地通过炒作成为网络红人。

相当一部分网络主播也希望通过人气的积聚,获取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从而不必付出特别辛苦的努力就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

为了获取更多的人气,网络主播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容貌和性感的身体,二是特殊的才华。

外形对于网络主播来说非常重要,但并非唯一,譬如红极一时的Papi酱,她犀利的吐槽通常都能直击社会的痛点,得到观众的认同。

Papi酱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且参加过练习营,受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

草根网络主播很难像她那样用才华吸引粉丝。

因此不少网络主播铤而走险,通过暴露身材,甚至进行涉性的表演来获取人气。

网络主播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个人魅力,可运用的手段有身体、话语和社会身份。

身体主要指的是主播的容貌、身材、服饰。

网络主播为了获得性感的身体,每天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在化妆、健身以及服装上。

大部分直播平台都禁止暴露身体的敏感部位,但不乏某些主播为了讨好粉丝通过一些“失误”来展示敏感部位,以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博取高人气。

某些直播平台会在每个直播间都安排管理人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予以警告或者停播的处罚。

在直播间内,抽烟也是被禁止的。

除此之外,口语表达也对网络主播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挑战,主播需要将自己打造成“段子手”,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普通主播们大都缺乏渊博的学识,因此荤段子和涉性话题成为吸引粉丝的路径。

由于网络主播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以说到什么度,都很难把握。

常有歧视、嘲笑弱势群体,宣传错误价值观的事件发生。

虽然网络直播平台与传统电视台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仍属于“党管媒体”的范畴之内,其思想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三)自我表露的性感失衡表现

网络主播的性感也满足了主播自身的自恋情绪。

通过阅读观众弹幕里面的赞美之词,主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

“靠脸吃饭”在直播间里第一次成为现实,依靠观众的打赏,主播每月可以从直播平台获得不少的抽成。

以往大众传媒中对性感的消费也屡见不鲜,但需要通过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来实现,不像视频直播平台的打赏机制这么简单直接。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网络主播也乐于卖弄风骚,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色情、低俗内容。

禁止在直播间里裸露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一是商业化,在直播间里的裸露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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