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报告之马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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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报告之马二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
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窘。
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
马二先生的悲剧性格
《儒林外史》中,马纯上一出场,便是仗义疏财救公孙,隔一回又资助落魄的匡超人。
虽难免贪财小弊,但为人也算是古道热肠了。
可惜科场不利,虽然“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却还只是“秀才出身”。
二先生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作半夜,“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几篇的道理”,治学不可谓不认真。
然而总未中过,是何道理?
卫体善说他的文章“于理法全然不知”,他自己却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匡超人也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谁是谁非,让人糊涂。
还是高翰林说得明白,“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
为何?
原是不懂得“揣摩”二字,不知大场跟学道选文章竟是“两样看法”。
马纯上批文引《语类》,在家注《春秋》,他也揣摩,但他揣摩的是学问,是古圣先贤的话,而非考场道理。
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没有掌握考试的方法,焉能得中?
迟衡山由是感叹:
“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
”真真一语中的,功名学问,也就如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也。
科举时代,文人出身,科甲是正途,“异路功名”,终是有限。
如是只求功名,讲究举业即可。
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名字,它的主人在举业以外,还得另有一技之长才行。
我们只知郑板桥画好,却不知他举业如何,但可想而知,若非他的官名,他的画断断不能流传那么广。
《红楼梦》中,张先生为秦可卿看病一节,虽无浓墨重彩,却也可借此窥出世人对技艺的态度。
贾珍就说:
“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
”医术也如琴棋书画,兼通是风雅,但若以此为生,则是十分低贱的职业了。
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前提就是要入仕当官,你的一技之长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反过来说,当官只得一世之名,若要留名儿与后人景仰,非得有真才实学不可。
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熟知的文人的名字,总比清官的要来得多。
官名文名,正是互为相长。
但是这等程度,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世上更多的是平常人,功名学问,二者求一,已是十分艰难了。
然而还有一等痴心人,妄想二者兼得,结果只能像迟衡山所说,“一样都做不成”了。
想马二先生不过碌碌庸人,虽是一生着实讲究举业,但到后来还得靠学道保题他的优行才得官做,只好算作异路功名,为正途出身之人所不齿。
如他能不讲学问,专心功名,成为高翰林一类官员,料应不难。
如他能一心只求学问,不问功名,在下也不失为杜少卿一流人物。
可叹他贪求二者兼得,终于竟是一事无成。
《儒林外史》里外的马二先生
(一)
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
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
这个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本质被引偏
一出场,马二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①。
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②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
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
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
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
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
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
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
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
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
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不能都把它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
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
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这里必须提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搞得好,相对而言是较公平的。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一些机会。
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
比起魏晋时的门阀制度来,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科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但是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利益驱动,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又是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
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使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功名富贵的制度,对庸弱的人性形成炼狱般的折磨。
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解的悖论,至今犹然。
二、敬业诚笃被错用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他资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乡,极其慷慨。
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
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
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
‘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
他自己却一直清贫自守,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言,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
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
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初衷不无规范化、标准化的因素,又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为立论的根据。
这一套把教育内容与选拔人才统一起来的机制煞是厉害!
它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鹦鹉学舌,结果扼杀创造精神,造成鲁迅说的: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代文人。
我在批评它时,都严格限定为“八股科举”,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举制度。
八股科举的危害,已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所识破并广加揭露抨击,可以说八股已失去存在的价值。
但马二先生却依然由衷地称赞八股取士“是极好的法则”,过去的岁月已在科场中虚掷,未来的生命仍无保留地交付给八股选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诚而狂热的传教士,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已失去严肃性的事情,强不美以为美,强不智以为智,拿着一篇八股文,可以摇头晃脑地“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以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这种不和谐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他操选政“批文章”(选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点评说)极其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高度认真负责。
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肯为牟利的书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肯为商业利益而放松学术操守,表现了淳儒的诚笃秉性。
而由他引入举业的匡超人,没有足够的儒学学养,根性未稳,被商品市场的风气所熏染,成为牟利书商的合伙人,为“趋利”而不讲学术责任心。
初学“批文章”,他拿起来就“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
批文老手马二需要两个多月的工作量,这个匡二“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
”其中还与斗方名士、八股选家鬼混了一天,不过这一天也没白花,他摭拾席间议论选政的一些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变成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士子。
如此剽窃加滥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场味口。
匡二成了畅销书的名家。
少年得意的他胡吹自己的作品已有“九十五本”,“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
”(想当然外国人也要学八股考科举!
)“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识趣的老儒当场捅破他的浅薄:
已经去世之儒才称“先儒”,健在的你怎能称“先儒”?
他红着脸还要强辩,并且进一步忘恩负义地在众人面前肆意贬低于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恩师马二。
文品是人品的有机部分,当原本孝悌敦睦的乡村青年堕落成文痞时,也同时全面蜕变为无才缺德的小人:
当枪手、造假证、停妻再娶,无所不为。
匡二的堕落宣告马二教育道路的破产。
马二无私资助、竭诚指引的匡二,结果成了既有害社会,也有损自己的人,这对马二是不小的讽刺。
不过匡二也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
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三、审美情趣被窒息
鲁迅特别推许马二先生游西湖能够写出“迂儒之本色”。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马二游西湖的足迹来体悟《儒林外史》讽刺的特色吧。
小说第十四回,马二开始游湖时,作者先把沿湖的美景介绍一番: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恩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
从钱塘门起正是马二先生第一天的游湖路线,至今仍是西湖一日游的主要游程,驰名遐迩的“西湖十景”沿湖相接,美不胜收。
作者介绍马二先生所经历的胜境,正是为了与他的感受作鲜明的对照,用审美客体的美,反衬审美主体的腐。
马二先生早就知道“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
这—日,他“独自一人,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
可是他跑了一天,遍历十景,陈腐的心田却唤不起半丝美的涟漪。
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在湖光潋滟的白堤上,他不是望着酒店肴馔咽口水,便是看着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识她门的贵贱,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
“苏堤春晓”、“六桥烟柳”—带,游人到此流连忘返,他却觉“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急不可耐地问行人:
“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
”到了“花港观鱼”,他无心观鱼赏花,却被御书吓得魂不附体。
直到雷峰塔,暮色渐起,“孤峰犹带夕阳红”的“雷峰夕照”,也无法映入他的眼帘。
赶到净慈寺,他横着身子冲过妇女的队伍,什么也不敢看。
在“南屏晚钟”,他也无心谛听引人遐想的钟声,忙着不加选择地乱买杂七杂八的东西填饱肚子。
然后“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
隔天,马二先生游吴山。
吴山,“胸前竹石千层起,眼底江湖一望通”,自古就是登高览胜的佳地。
在山冈上,马二先生“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眼睛倒没有近视,但吸引他的是什么景象呢?
钱塘江上“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
“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
——水天开阔波光粼粼的钱塘江景,他搜索到的只是贵人乘坐的轿子;堆青泼黛丰姿绰约的西湖景色,他想象到的只是长大后能吃的小鸭子!
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有所见了,受感染了,于是极力想吟咏两句,搜索枯肠,终于嗫嚅了一句:
“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却是从举业必读书《中庸》里找出的写“地”的一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
足以看出八股迷头脑的迂腐僵化。
审美情趣是同各种复杂的观念和思想连锁在-起的,对于个人来说,是长期环境感染和文化教养的结果,是他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标志。
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智力上越是发达,审美经验越是丰富,他所感知的自然美越能够唤起各种联想,他的审美感就越丰富,越深刻,越精细;反之,他的审美感就是贫乏的,浅薄的、鄙陋的。
八股科举制度是摧残人才的制度,马二先生就是从八股科举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典型产品,他顽固地仇视、排斥一切美文学,凡是“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他就认为会使后生们“坏了心术”,凡是“带词赋气”,他就认为“有碍于圣贤口气”。
封建的蒙昧主义窒息了爱美的天性,戕伐了审美的功能,造成人性的严重异化。
再美的景色和乐音对马二先生也没有任何美学意义。
他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能引起鄙俗猥琐的反应,丝毫也引不起美感愉悦和审美想象。
吴敬梓如实地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美景的麻木不仁,把八股迷灵魂的庸陋,精神世界的枯朽,准确地揭示出来,进行严肃的批判和讽刺。
美感实际上包含着功利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说:
“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珠宝商人所看到的只是商业的价值,而不是珠宝的美和特性:
他没有珠宝的感觉。
”③在吴敬梓看来,只有像王冕、庄绍光、杜少卿、虞博士那样摆脱八股科举的羁绊、淡薄功名富贵的文士,才具有美好的情操,能够领略七泖湖、玄武湖、清凉山的自然美,伴随他们,出现清新的写景美文。
马二先生则不然,他身处西湖胜境,心里系念的却仍是功名富贯。
在“片石居”,他不欣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想道:
“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
我也进去问一问。
”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他想道:
“这些甚么人?
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
”与八股功名无关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才女,他不但茫无所知,而且压根儿就拒绝理睬。
到了丁仙祠,他又想“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正是怀着发财的欲望,高高兴兴地钻入洪憨仙的圈套。
看到书店发卖自己的八股选本,他心花怒放,又是问价格,又是问销路,只是在这时候,他枯寂的心田才掀起“欢喜”的波澜。
四、智能结构被斫伤
吴敬梓不是用论文,而是形象显现八股科举对人的毒害。
写周进、范进那样的八股迷,写足了势利风气和取士制度对寒士的煎迫;写马二呢,则写足了八股选政对士子思维感受能力的斫伤与蔽锢。
写“二进”是从外在层面着笔,写马二是从内在角度下手。
当文化的规约性一旦变成了内在的至高律令,便病入膏肓了。
八股迷的灵魂是一片封建王国。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开口《孝经》,闭口“曾子”,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
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批八股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总是跟在朱熹屁股后亦步亦趋。
他著书就“著《春秋》”,读史就读《纲鉴》。
他解释《诗经》,只知道遵照官定的举业读本《永乐大全》,他赞叹风景,只知道引用《中庸》里”载华岳而不重”之类的现成句子,别无语汇。
语言是思想的家园,圣贤书把他的语言都限定得僵死了,他哪里还有自己?
哪里还有活人的生动情趣?
他的脑海再也吹不进—缕春风,唤不起半丝涟漪,任何“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他都绝对排斥,以防“坏了心术”。
就这样他养就了十足的奴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恭顺的奴才。
八股世界是蔽锢人的黑暗王国,科场士人成天遨游于三代之上,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脱离,与革新政治的进步思潮相隔绝,根本不探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既不接触自然科学,又不学习实际技能.连社会知识也贫乏可怜,往往成为不通世务迂腐朽拙的”老阿呆”。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生动反映了八股愚民的恶果,偌大一个海内知名的八股选家,求签、降乩不算,居然还相信自己见到的是活了三百多岁的洪憨仙相信这样的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相信神仙给他的黑煤可以烧出银子,相信神仙有点铁成金之术,心悦诚服地冒充神仙的表弟,充当洪憨仙行骗的工具。
2005年骗子假称孙中山还活着,居然有人相信并奉金。
可见马二之举也并非不可能。
在花港御书楼,蓦然撞见仁宗皇帝的御书时,作者写道:
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
吴敬梓在这里是明显地调侃马二。
评点家天目山樵也在这里调侃地写道,马二念念有辞地说“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④这里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
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而他就像当面朝圣一般跪拜如仪。
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但却俨然像朝廷大臣一样,整冠带,秉笏板,仿佛真的在面君参拜,扬尘舞蹈。
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破又旧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长布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桶里拔出来的一把纸扇。
他仿佛是“过家家”的三岁孩童,一本正经地玩着面君的游戏;可事实上他已年过半百,而且是著名选家,他如此诚惶诚恐地行着叩见大礼就显得越发不和谐。
他的姿势是那样僵硬机械、滑稽可笑,具有很强的喜剧性特征;他的动作是那样习惯成自然地熟练,那都是他在幻想中演习过多少次而没有机会实践的君臣大礼,此时突然遇到行礼的因由,他便如白日做梦一般施行了起来,奴性已深入骨髓。
“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终于回到了现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
在幻觉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又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
五、正常人性被压抑
八股与理学是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在八股迷的灵魂里不仅弥漫着君臣大义.而且充塞着男女大防。
马二先生执拗地不与女性打交道,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箴规。
在吴山,走渴了想喝茶,“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
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
柏格森说过,“取笑灵活的罪恶难,取笑执拗的德行易”⑤。
马二先生的执拗很富有喜剧性。
他独自一个,像清教徒似的穷酸落寞,同众多女客花团锦簇的繁华景象,又形成格格不入的不和谐色调:
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
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副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
女人也不看他。
他也不看女人……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但吴敬梓伐隐攻微之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他不仅写马二先生不看女人,而且写了马二先生看女人。
一到西湖沿,他就看“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而且看得很细:
“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
也有许多疤、麻、疥、癫的。
”就像用非审美的庸陋眼光观察自然美一样,他又用病理学的浅陋眼光观察游湖女客,两者异曲同工,各逞其妙,对于马二先生的智能结构都是精确的光谱定性分析。
只不过走了里把多路,他又看起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
”真不够君子!
竟细细地看一个个女客换衣裳。
吴敬梓没有写马二先生心底的感情波澜,更没有写他有什么邪念。
他毕竟只是迂腐之人,而并非像有些人那样口称不近女色却挖空心思接近美色的伪君子。
但作者通过客观描写告诉我们:
即使是被“天理”戕伐的灵魂,“人欲”也不可能完全泯灭。
对马二先生来说,“男女”之欲只能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
在远处,他不妨仔细端详妇女,及至她们到了跟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过去,不曾仰视”,他又遵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非礼勿视”了。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难。
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滚热的蹄子、海参、槽鸭、鲜鱼……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
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
以茶充饥,越喝越饥。
到了花港,看着“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傍晚到南屏,实在熬不住了,又到茶亭喝一碗茶,看见“柜上摆着许多碟子:
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
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
”山珍海味引得马二先生垂涎三尺,但酒店菜馆他根本无钱问津,不得已求其次,吃点零食,但这又怎能填满他那缺少脂肪的肠胃?
每样几个钱的小吃.只能暂时压一压浇不灭的饥火。
对西湖风光“全无会心”,对各色食物馋涎欲滴,这本来是很可笑的,但“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在马二先生的可笑里,不是也浸透了无言的辛酸么?
如果联系前面他为替蘧公孙销赃解厄而慨然罄囊相助,一下子掏出九十几两银子,我们又不能不从心底油然生出一种敬意。
马二先生此时的拮据,正好反衬出彼时的慷慨,这样的“血心为朋友”,确乎颇有“古君子”之风。
想到此,我们就再不忍心嘲笑他的酸腐相了。
六、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话又回到吴敬梓艺术才能的特色上。
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⑥,强调要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再现生活,使讽刺艺术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社会意义。
他要求作家客观冷静地描写现实,让讽刺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赞扬《儒林外史》里范进吃虾丸的一段描写,“无—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
他认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赞赏“不尚夸张,一味写实”的讽刺。
吴敬梓就有这种高超的“自然讽刺”的艺术,其要点正在于如实描写,不采取过分夸张、漫画化的手法。
他用准确而客观的白描,按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把马二当作八股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来描写,不仅写出他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所蕴含着的人性的温馨。
对匡超人,虽萍水相逢,而真心实意地劝导、爱助;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免祸;对洪憨仙,明知受骗,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
真不愧是“有意气、有肝胆”的“正人君子”。
吴敬梓对他这种忠厚诚笃的君子风是赞许的,而对其愚昧朽拙的迂腐气是嘲讽的。
前者说明他本来可以是有价值的人,后者表现他实际上已成为无价值的人,撕破无价值的,具有喜剧性,是对八股的批判;原有的价值被损伤,又具有悲剧性.也是对八股的批判。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典型意义的深刻把握。
熟知的喜剧性格惯常是孤立地突出性格的某一基本特征,把它极端化,作为喜剧性的基础,仿佛它就是整个的人,而不再顾及人类复杂万端的七情六欲。
莫里哀笔下的吝悭人、伪君子等就是这样成为某一种劣根性的类型化代表,《牡丹亭》里的陈最良,经历遭遇很像马二先生,但也是类型化的形象,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汤显祖把这个特征加以突出、夸张、漫画化。
他开口就是“诗云、子曰”,闭口就是《礼记》、《孟子》,恪守孟夫子“收其放心”的圣训,顽固地禁绝感情的微澜和美感的引诱,“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