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利用的环境污染效应分析以江浙沪为例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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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利用的环境污染效应分析以江浙沪为例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国际经济贸易

FDI利用的环境污染效应分析---以江浙沪为例

引言

“经济全球化"与“环境保护”已经是当前全球范围内讨论的两个热门话题。

经济全球化是通过贸易、投资、技术转移等多种途径对环境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自从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都得到了迅速扩大，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状况造成很大的威胁。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和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的潜在关联性也开始显现出来，环境污染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得我国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

而江浙沪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外商投资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江浙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数量得到迅速扩张。

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江浙沪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地区的环境质量面临着日趋恶化的巨大压力。

江浙沪地区目前己成为我国新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大气污染非常严重、酸雨较频繁、水体污染、地下水超采引起地面沉降、水质浸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堆积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在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下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吗?

环境的持续污染有多大程度是归因于经济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资的引进?

开放的经济究竟通过哪种途径对江浙沪地区的环境造成影响?

江浙沪地区又该如何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

由于江浙沪在中国有特殊的经济地位，拥有着能够较好的吸引外商投资的经济和政策环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研究江浙沪的情况能够为我国其他地区产生借鉴意义和预警效果，并且在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对江浙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一步地探讨，为江浙沪地区为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政策建议。

一、FDI的涵义

杨大楷（2004）对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定义为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

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载体，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所起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国际生产持续扩张。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仍是FDI的主体，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三强鼎立的“大三角”格局逐渐形成[2]。

李享章（2006）按照IMF的定义，指出国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二、FDI利用的环境效应相关理论

DeanJudy（1992）发表了“污染天堂”假说，它解释了环境管制、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

“污染天堂”假说的定义是指跨国公司资本的流动会受到国家与DeanJudy（1992）发表了“污染天堂”假说，它解释了环境管制、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

“污染天堂”假说的定义是指跨国公司资本的流动会受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环境标准高低的影响，对于环境标准较高的地区，他们会将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地区转移，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污染转移的问题。

这样一来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污染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避难所”。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较高。

这样一来世界的污染产业将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发展中国家将会成为世界污染产业的“避难所”。

Esty（1994）和Geradin（1997）他们都指出，当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候，各个国家会降低它们各自的环境标准，从而来维持和增强它们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Walter（1982）考察了西欧、美国和日本在1970-1978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向，即使大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是转移到了海外去生产，但是很难找到十足的证据说明这就是由环境控制成本的差异所引起的。

“环境标准竞次假说”认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对待环境保护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发生过程，它的逻辑基础是"囚徒困境"，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会担心他国采取的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得本国的工业处于竞争劣势，为了避免遇到这样的损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会竞相采取比他国更加低的环境标准，导致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用比没有国际竞争时更加低的环境标准，并且最终使全球的环境恶化变得加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它所描绘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会得到降低，环境质量终将趋于改善。

在这个理论观点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Grossman和Krueger（1995），他们选取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江河含氧量、江河重金属含量和江河城市居民排泄物含量当做是环境指标中的变量，这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是呈倒U型的经济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环境与投资的关系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

GrossmanKrueger（1991）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AmericanFreeTradeArea，简称NAFTA）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时，建立了一个分析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的理论框架，认为贸易的环境效应归纳为五种：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收入效应及政策效应。

这5种效应对环境的共同影响是前后继承或相互作用的。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会扩大东道国的经济活动规模，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会增加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生产废物的排放，从而导致环境的恶化。

这是FDI带来的直接规模效应。

其次，一国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国民收入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收入效应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作用：

（1）经济增长创造出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环境质量；

（2）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它会促使严格和完善的环保政策出台来保证环境质量，这就涉及到政策效应；（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绿色环保的要求也会提高，这会促使生产企业改进生产技术，从而使技术效应发挥作用。

再次，FDI的投资结构还会引起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污染产业比例的增减将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环境质量；同时，跨国公司带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又会直接形成正的技术效应。

此外，政策效应还会反过来影响到FDI的流入和投向，这种影响会通过FDI的上述作用机制再一次流入循环体系当中。

这种复杂交错而又盘旋往复的内在影响机制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综上所述，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是存在关系的。

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

国家之间的环境标准高低的影响，对于环境标准较高的地区，他们会将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地区转移，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污染转移的问题。

这样一来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污染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避难所”。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较高。

这样一来世界的污染产业将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发展中国家将会成为世界污染产业的“避难所”。

Esty（1994）和Geradin（1997）他们都指出，当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候，各个国家会降低它们各自的环境标准，从而来维持和增强它们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Walter（1982）考察了西欧、美国和日本在1970-1978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向，即使大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是转移到了海外去生产，但是很难找到十足的证据说明这就是由环境控制成本的差异所引起的。

“环境标准竞次假说”认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对待环境保护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发生过程，它的逻辑基础是"囚徒困境"，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会担心他国采取的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得本国的工业处于竞争劣势，为了避免遇到这样的损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会竞相采取比他国更加低的环境标准，导致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用比没有国际竞争时更加低的环境标准，并且最终使全球的环境恶化变得加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它所描绘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会得到降低，环境质量终将趋于改善。

在这个理论观点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Grossman和Krueger（1995），他们选取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江河含氧量、江河重金属含量和江河城市居民排泄物含量当做是环境指标中的变量，这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是呈倒U型的经济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环境与投资的关系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

GrossmanKrueger（1991）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AmericanFreeTradeArea，简称NAFTA）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时，建立了一个分析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的理论框架，认为贸易的环境效应归纳为五种：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收入效应及政策效应。

这5种效应对环境的共同影响是前后继承或相互作用的。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会扩大东道国的经济活动规模，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会增加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生产废物的排放，从而导致环境的恶化。

这是FDI带来的直接规模效应。

其次，一国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国民收入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收入效应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作用：

（1）经济增长创造出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环境质量；

（2）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它会促使严格和完善的环保政策出台来保证环境质量，这就涉及到政策效应；（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绿色环保的要求也会提高，这会促使生产企业改进生产技术，从而使技术效应发挥作用。

再次，FDI的投资结构还会引起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污染产业比例的增减将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环境质量；同时，跨国公司带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又会直接形成正的技术效应。

此外，政策效应还会反过来影响到FDI的流入和投向，这种影响会通过FDI的上述作用机制再一次流入循环体系当中。

这种复杂交错而又盘旋往复的内在影响机制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综上所述，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是存在关系的。

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

三、FDI利用的环境污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情况下会使用到三种检验方法，包括：

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同时，我国许多学者也就FDI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做出过相关研究。

（一）实证检验方法

研究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时，主要可以用到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方法。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又称ADF检验（augmentDickey-Fullertest），通过ADF临界值表检验零假设Ho：

§=0。

只要其中有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就可以认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当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零假设时，则认为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这里所谓的模型适当的形式就是在每个模型中选择适当的滞后差分项，以使模型的残差项是一个白噪声（只要保证不存在自相关）。

2.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是在目前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由Granger（1987）所提出的，已成为了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且通过线性误差修正模型（ECM）刻画了经济变量之间的一种线性调整机制。

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1969）因果检验方法是一种利用时间序列来鉴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

回归分析能够度量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但不足以判别因果关系必须基于一个变量是否受其他变量过去变化的影响来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二）相关实证检验

余妙志和潘申彪（2005）5运用了江浙沪三省市1986-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因果检验。

在做因果检验前，文章运用了单位根检验，证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然后再进行协整检验，证明序列间是长期稳定的，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的结果得出三省市的所吸引的FDI的增长是引起该区域环境污染加剧的一大原因。

李惠茹，林巍，傅修远（2007）7年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FDI与工业三废呈倒U型曲线关系。

包颉，侯建明（2010）8年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上海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FDI是工业三废增加的原因，而工业三废不是FDI增长的原因。

方鸣，应瑞瑶，刘美玲（2010）9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模型形式设定检验、Hausman检验、模型估计结果。

得出结论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

卢新德、刘小明、刘长美（2010）10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得出的结果是我国的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环境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构成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且这种影响表现出来的最终结果是有利的促进作用。

我国众多的学者就研究FDI利用对环境污染效应的分析进行相关研究时，运用的是实证分析较多，通过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建立后，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而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意见。

总的来说，FDI对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正面的来说：

FDI产生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及规模效应引出的收入效应和政策效应对环境污染起正面作用；负面的来说：

FDI的规模效应对环境污染起负面作用。

四、FDI利用的环境污染效应对策与结论研究综述

针对以上提出的FDI的利用对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

产业结构的调整；选择地引入FDI；利用政策法规进行管理。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

贺文华（2009）提出，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中国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外向型的出口发展战略掩盖了出口企业的低工资引起的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两极化非常严重。

所以，国家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进行发现战略转型，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控制好资源的出口数量，对产能过剩的企业进行整合节约资源，将污染严重的产业淘汰掉，发展新兴的产业，发展环保产业，转变环保的理念，构建绿色的和谐家园。

（二）选择性地引入FDI

雷明，朱晓珊（2008）提出，要设置“绿色门槛”，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等有关法规。

对污染严重的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土地等项目，一律不应予以批准，严格禁止高污染、高耗能和浪费土地的项目进入，限制单纯卖资源的项目进入。

对少数污染密集型项目经综合治理可以消除污染、且国内经济发展所急需引进的项目，要在申请报告中详细载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具体目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并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认真评审论证，按特例严格审批。

强化国家及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应拥有的一票否决权，任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不得立项。

祖强，赵珺（2007）提出，要合理的调整外投资结构。

目前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上，势必会对环境造成相当程度上的污染。

因此，要积极引导外商投向第一、第三产业这些低污染的产业，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当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所占的比重较低。

进入后WTO时代，第三产业势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因此要积极引导外商对金融、保险、咨询、零售商业等行业的投资以提高这些行业的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贺文华（2009）提出，在FDI的投资方向上进行引导，调整规模和区域的分布。

政府应该纠正盲目地去追求外资规模或数量或忽略环境保护的做法，积极地去引导FDI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调整，健全和强化对FDI的监督管理，积极鼓励FDI投向具有重大影响的可持续发展领域，积极引进清洁生产技术，鼓励外商投资环境产业。

（三）利用政策法规进行管理

雷明，朱晓珊（2008）提出，加强对现有的外资企业排污治理的监督，确保达标，并签订排污治理和环境保护责任状。

不管是新设的还是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凡是排污治理和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不规范、不符合要求的，一经查明，必须限期整改，后严重或不能按期整改的，应按有关法律从严惩处，直至停业或关闭。

祖强，赵珺（2007）提出，要制定与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立法来约束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从环保的角度规定鼓励、限制或者禁止外商的投资领域，从法律层面上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环保标准，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贯彻到引进外资的相关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可以吸收国际相关法律的长处为我所用，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更加适合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特性。

通过以上众多学者的观点，主要可以总结出，FDI的利用对环境的正影响要靠政策上的支持，对FDI进行选择性地引进，调整FDI投资的产业结构，并利用政策法规进行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使FDI的利用与环境和谐，更好的发展绿色经济。

总结

综合上述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FDI利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理论有污染天堂假说，环境竞次标准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波特假说等等。

从上述文献理论中可以看出两个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是通过ADF检验确定数据的平稳性，接着进行协整检验，最后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并且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是FDI的利用与环境污染之间是有关系的，呈正U型曲线，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是FDI利用与污染之间是呈倒U型曲线；三是FDI的利用和环境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

国内外研究FDI与环境污染问题之间关系的文章较多，而研究FDI利用与江浙沪环境污染的文献较少，本文研究将在FDI引进与江浙沪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上做出分析，通过各项检验得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参考文献

[1]申屠芳芳.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D].浙江：

浙江大学.2007:

10-11.

[2]汪婧.四川省FDI与环境污染问题初探[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09）.

[3]ManiM.andD.WheelerInSearchofPollutionHavensDirtyIndustryMigrationintheWorldEconomy.WorldBankWorkingPaperNo16,April（1997）.

[4]EskelandG.S,Harrison,A.E.Movingtogreenerpastures?

MultinationalsandthePollutionhavenhypothesis[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mics,2003

（1）.

[5]JieHePollutionhavenhypothesisanenvironmentalinpac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caseofindustrialemissionofsulfurdioxide（SO2）inChineseProvinces.EcologicalEconomic,2006

（1）.

[6]AndrejSusja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InstitutionalEnvironment

inTransitionEconomies[J].TransitionStudiesReview.2007

（1）.

[7]AndreasWaldkirch,MunisamyGopinath.PollutionControl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Mexico:

AnIndustry-LevelAnalysis[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Volume41,Number3,289-313,DOI:

10.1007/s10640-008-9192-1

[8]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3）.

[10]潘申彪，余妙志.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5（12）.

[11]杨海生，贾佳，周永章，王树功.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3）.

[12]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益[J].世界经济研究，2006（6）.

[13]杨涛.不分配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本质上属于原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所有留存收益属于股权资本的一种形式。

[14]胡凤斌.资本结构及治理优化---现代公司理论与国企改制实务[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15]万解秋.企业融资结构研究[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6]吴晓求.中国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7]李惠茹，林巍，傅修远．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18]包颉，侯建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上海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0（3）.

[19]雷明，朱晓珊.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1995-2003）[D].北京：

北京大学.

[20]贺文华.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技学版），2010

（2）.

[21]DalyH.E.Steady-StateEconomics[M].Washington:

IslandPress,1990.

[22]GentryB.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theEnvironmentBoomorBane?

[R].

OECD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theEnvironment,1999.

[23]GrayWB,ShadbegianRJ.EnvironmentRegulation,InvestmentTimingandTechnologyChoice[J].JournalofIndustrialEconomics,1998,46

（2）:

23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