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然辩证法审视中医的科学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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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辩证法审视中医的科学性
用自然辩证法审视中医的科学性
用自然辩证法审视中医的科学性
回顾中医在近现代的曲折发展史：
距离鲁迅先生把中医定性为“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已有80年。
再向前追溯，距离中西医汇通派的形成已有150年。
如果从近代医学史上第一个接受西医学说的医家——王宏翰（约卒于1700年）所处的时代算起，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已经经历了整整3个世纪。
可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将来可能也不会出现一门学科——像中医这样备受争议。
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水乳交融，使得它始终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徘徊。
又由于人体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中医的认识充满随机性、灵活性、模糊性等不确定[1]。
有鉴于此，中医能否归属于“科学”的范畴，理所当然成为历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科学，或称为“科学理论”。
它来源于拉丁语,意为“知识”、“学问”。
科学界和哲学界目前对此词并无严格统一的定义。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科学理论”被阐释为：
“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
”自然辩证法认为：
科学可分为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在科学水平上存在着时代性差距。
古代科学的突出特点是：
以直接观察为基础，采取直观思辨的方法，探索自然的奥秘，缺乏科学实验的论证，对自然现象只能做出猜测或主观臆测的说明[2]。
它与现代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只是科学水平的差异。
只能说古代科学“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准”，不能说古代科学“不科学”。
我们不否认中医更多的是立足于古代科学，相对侧重现象描述、经验总结、提出假说、研究假说。
这与现代科学的一些特征确实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但这并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
盲目地用“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种二选一的判断来界定中医是欠公允的。
对一门学科科学性的判定，必须综合考虑该门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多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
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和可检验性等。
那么，中医是否具备这些特点？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并且是具有生命体征的人。
探讨的是人的生、长、壮、老、已的生命现象，揭示的是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体健康，预防与治疗疾病，提高生命质量。
现代公认的科学试验方法，如重复、对照、随机、盲法等原则的本质是追求事物或现象的共性。
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努力追求事物或现象的个性，最终实现个体化诊疗，这是中医赖以发展的基础。
中医理论是“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医的研究对象又千差万别。
这决定了中医思维方式的细致性。
换句话说，个体化思维是中医的特点，中医具备具体化的特征。
中医以经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经验”二字，表达了人们的认知方式：
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才能上升为理论。
没有这个过程，就谈不上“科学”二字。
可以认为“科学”就是“经验”的论点；“经验”就是“科学”的论据。
中医通过“司外揣内”进行观察，通过“取象比类”认识疾病，依靠“尝百草”确定药物的性质和作用，依靠推测和反证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
中医理、法、方、药的辨证思维过程，将中医的经验性特征崭露无遗。
中医是通过直觉判断和推理反证进行思维和构建理论体系。
这种以直观感悟为主的认识方式，立足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打破常规的思路，突破思维定式和逻辑规则的束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认识主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往往能够获得单从分析方法所得不到的结果。
中医得到的结论是系统而明确的，彼此联系，互不矛盾。
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体系不严密，进而中医得出的结论不精确，中医缺乏精确性。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中医理论的形成，坚持走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路线。
联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纽带是若干假设的命
题。
这类命题是一种猜测性的陈述。
在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医家就是在临床观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并运用各种命题，在辨证施治、遣方用药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然后经过长期医疗实践的反复检验，不断修改和完善，使之逐步接近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最终形成今天所倚重的经典理论，并据此作为本学科的检验标准。
因此，中医命题的论证，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构架。
其在临床上已经证明了自身的规律性和实践性，并表现出部分真理性。
虽然部分中医结论的严密性有待加强，但历史证明，中医命题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证实，但也不易被证伪[4]。
事实上，在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医命题中，有些已经成熟为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则正在向科学理论转化，还有些则由于研究策略或验证能力等原因，还暂时处在“休眠期”。
从这一点看，中医不乏精确性的特征。
中医的结论在可控条件下，可以接受重复的临床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医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成果，其科学性、真理性也只有通过医学实践的检验才能得以确立。
中医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用的临床医学，中医强调功能表象，这使传统中医无需提出深入认识物质结构和弄清功能细节的任务便能取得临床疗效[5]。
尽管中医的治病机理没有深入到微观层面，但它经受住了几千年的时间检验，疗效有目共睹。
当然，中医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以中国古代哲学、古代科技为理论和方法武器，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说为核心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为基本的诊断、治疗体系，以中药、方剂、针灸、气功等为主要治疗手段，并包括一两千多年临床实践为基础形成的各家学说和名家经验”[6]。
这使得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自然哲学、辩证法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
中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缺乏实证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
由于科学实验方法的匮乏以及尊经崇古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引导，中医选择了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
一切生理机能、疾病过程、病理机转、治疗法则的解释都要到经典里找到理论根据。
然而，经典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概念歧义、语言模糊和理论的不确定，用尚未经过科学实验严格检验的经典理论作为检验的标准，以思想验证思想，以理论检验理论，其结果只能使理论脱离实践，造成理论研究的纷争和混乱。
最终出现某些临床实践脱离医学理论，或某些医学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奇特现象。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农学、算学等的衰落相比，可谓是一枝独秀，被称为“科学史上的奇迹”[7]。
中医作为一种认识成果，出现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中国古代。
它是古代劳动人民为了生存繁衍，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与自然作斗争的办法、方式等。
可以认为，中医是一门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科。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法天则地”。
这就是说，中医尊从的是自然规律。
“医乃仁术”，又使得中医带上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征，使中医符合我们今天对科学所具有的既是一种认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结论。
当前进行的对中医各种命题的证明证伪工作以及对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结合点的研究工作，都是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是对中医理论体系本身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有理由认为：
综合中医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来看，中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医的科学性
尽管中医与西医是如此异质的两个体系，依照科学的五大判断标准---理性原则，时间原则，可重复性原则，逻辑完备性原则和简单性原则，我认为，中医还是具有一定程度上西方科学所谓的科学性的。
首先中医不承认信仰，尽管没有西方科学那么严格的理性。
第二，中医经受了几千年时间的检验，疗效是众所认可的，尽管其中的机理没有深入到微观水平。
第三，中医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并非主观臆断的产物。
第四，中医虽然没有严格的形式逻辑，但也有自己的模糊性的辩证逻辑。
最后，中医是可以学习和掌握的，只是学习方法需要个人的领悟。
从自然观来看，中医主张的整体思维方式，普遍联系的观点，天人和谐思想与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更为接近，体现了在自然观上的科学性（尽管是模糊的，略带臆断性和思辨性的）。
在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上，中医科学的观察法、逻辑推理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和直觉思维方法与西方科学是相通的。
并且中医与近来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方法有很大的相似性。
例如中医很好的运用了其中的信息方法和黑箱方法。
在信息方法中，中医的经络可以看作是信息的通道，传递着身体的阴阳平衡信息。
黑箱方法主张在尚未了解物质系统内部结构和运动细节的情况下，依靠系统的输出和输入关系考察系统的整体功能或推测其内部结构。
而中医藏象恰恰就是借助朴素的黑箱方法构建的，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并发展出“四诊”手段来考察黑箱。
荆志伟曾在《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
—中医与科学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从辩证哲学、科学观念、中医的人文哲学特色等角度剖析中医的哲学内涵和科学隶属，得出结论，即“中医本身就是一门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古代科学，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互融互动”。
樊正伦，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曾说中医和西医是“不同层次上的科学”。
中医的科学性在于用“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改善了人体的内环境，让你被破坏的环境得到修复，让致病因子在这儿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掉”。
这样看待中医，我们就看到中医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了。
当然，中医不具有西方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性。
以《内经》为例。
它“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辩证的逻辑思维原则和直觉意象思维的方法，使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获得互补效果，十分可贵。
但限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其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的内容是朴素的。
原因之一是它的思维内容建立在直观基础上，没有深入生命内部微观细节，其结论必然笼统、模糊而欠准确、精密;二是在人类逻辑思维中，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辩证关系，前者指导后者但不能替代，而《内经》形成时代的医学理论恰恰是前者替代了后者，虽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但形式逻辑的不发达则终究使医学研究难以深入。
”
总之，中医虽然不具备爱因斯坦归结的西方科学的两大方法论基础即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和近代的系统实验方法，但中医仍然是具备一定科学性的。
所以中医并不像有些人士所说那样“没有科学的指导”，是“伪科学”。
一个标准还是多个标准？
“是否只有一个标准？
”也许在这个问题被更好地解答之前，关于中西医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
何裕民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中西医之争的根源在于“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
”西方科学标准固然有其优势，它大大推动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但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我认为，现在西方的科学标准也不应该被奉为绝对的真理，不能因为它的优势就赋予其绝对的权力和话语霸权，被当作绝对的金科玉律去审视其他的事物。
否则就是对西方科学的迷信和盲从。
实际上，用
唯一的西方近代科学标准来评估中医是不合适的。
因为，“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规律不完全一样，标准也不能一元化。
近代科学并非是唯一的知识源泉，也绝非唯一的知识标准。
中医不能得到近代科学支持的观点，在逻辑上有可能是近代科学的无能为力，或者暂时水平不够。
”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例如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主体性科学，这与中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相通的；西方传统哲学追求普遍性和同一性，并且认为掌握普遍性的东西就是主体，凡是主体的东西就有权利，而后现代主义倡导差异性和个体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将矛头直指理性传统，现代科学的统一规范、因果分析范式开始让位于或然性原则，方法的统一性让位于多元性和解释理解方法的差异性、互补性。
这样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医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它植根于古老的东方文明，因此没有必要也不能用西方现代的尺子来绝对的衡量，并且西医不应该是医学发展的唯一模式。
当然，中医的神秘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功能性气化结构---藏象，经络，三焦，命门并无形态解剖结构上的对应，这违背了现代生物科学中结构决定功能的理论，但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在不断的接近真理，我相信，就像“场”在一定时期内我们没有认识到一样，以上的功能性结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被发现。
因此，无论是从中西医的异质性，中医的科学性，还是科学标准的非唯一真理性来看，中医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一时的神秘就否定它，废止它，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应该是想办法去发展它，挖掘它。
中医的现代化发展途径
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探微》一书认为实体模型的缺乏是其发展缓慢的根源。
唯象模型与实体模型的难以通约造成中医体系的相对封闭。
科学理论与实验之间循环加速体制的缺乏使得中医难以证伪来不断发展自己。
另外一些中医认为原因在于现代中医教育已完全复制西医模板，完全破坏了古老的中医师徒传承方式。
用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医，试图将中医现代化是中医没有明显发展的原因。
我认为，发展缓慢的原因还有人文传统以及价值观的影响。
中医重价值。
一旦可以满足需求，就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怎么发展。
西医重知识，新的知识总是等待着发现，因此西方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
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中医崇古尊经，而西医学术氛围相对自由。
在中医领域，就好像西方的牛顿力学时代，言必称《内经》、《伤寒论》等权威著作，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
也许中医的变革也需要什么乌云，危机的出现才能发生巨大的变革。
不管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西方话语体系垄断的时代，该怎样去弘扬中国的传统科学和传统文化，例如中医，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思考的事情。
我认为鉴于中西医分属两个性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哲学体系，以及科学评价标准的非绝对唯一化，因此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只能相当于南辕北辙。
事实也是如此。
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药物的疗效，中药有效成分提取以及微观层次上的研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带动中药领域真正的发展。
正如杜军等所言，“中医现代化应该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先理解中医、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才能谈发展。
”中医盲目西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那么中医科学化现代化的途径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这需要广大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好传统科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医哲学会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医会找到自己现代化科学化的途径！
最近，在互联网上刮起了一股取消中医的浪潮，对各种观点进行一番浏览后，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否认中医是有疗效的，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中医理论，认为中医理论不是科学理论，甚至连经验科学都谈不上，应该抛弃。
奇怪的是，一个不科学的理论怎么能够指导临床产生疗效呢？
关于科学，大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正确的知识或理论，即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二是方法，指获得真理的正确方法。
近代西方科学哲学非常强调后一种含义，他们为知识的获取途径制定了一套规则，即逻辑证明和实验证明，认为如果一个陈述不能被逻辑或实验所证明就应该扔到垃圾箱里，中医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西方学术界所不容。
然而，中医几千年来救人无数，医案如山，支撑着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难道是假的。
如今在西医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中医诊所和从业人员正在逐年增加，人口仅六千万的英国就有中医诊所三千多家，中医针灸师一万多人，受惠于中医的患者不仅是华人，也有不少西方人。
这一理论与事实的巨大反差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西方评判科学的标准存在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中医理论没有经过严格的逻辑和实验如何获得正确的认识？
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问：
逻辑证明和实验证明是否是获得真理的惟一途径吗？
我们所熟悉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对于简单系统和对应性的关系比较适用，遇到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往往要依赖统计学，而统计学只是通过对样本的观察推论总体的特性，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
中医对生命和疾病规律的认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途径，大体分为自身实验、临床观察、传承印证、社会选择的一系列过程。
由于中医的对象是生命和疾病，属于复杂系统，其最好的观察手段就是自身的感觉。
人的感觉是大脑高度信息化处理的结果，是对身体状态的真实反映，它通常是精细而综合的，西方的仪器检测尚无法代替人的感觉，即使是最基本的疼痛，仍依赖病人的主诉。
到目前为止，感觉仍然是探察人体状态的最重要手
段。
中医腧穴和经脉的发现就是感觉观察的结果，对于腧穴有“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按之快然”等描述，明显是通过感觉确定穴位；经脉的发现则与循经出现的病证感觉及治疗效果有关，中药药性也是通过感觉得来的，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的典故，还有久病成医的俗语。
通过感觉的反复自我实验所发现的规律有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因为人虽然有个体差异，但共性的成分也很大，在一个正常个体上可以重复的规律很可能存在于其他同类个体上。
西方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就是在自己身上反复实验发现了遗忘曲线，最终得到普遍的印证。
但个体经验往往是不够的，一个中医学家常常穷其一生探索疾病的规律，他不仅通过自身体会，还有大量的机会在病人身上验证，如发现刺激某个穴位的效果后，可在同样的病人身上验证其效果，还可以通过师徒的传承由徒弟进一步的印证和发展，其整个认识过程常常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是超大时间尺度的实验过程，比用几十只大白鼠的所谓科学实验要深入扎实的多。
从社会学的角度，一个医学理论必然获得好的疗效才能得以保留下来。
根据史料记载，在《黄帝内经》的同时代，还有不少其它的医学著作，而最终只有《黄帝内经》理论的得以保存延续下来，这应该是理论竞争与社会选择的结果。
我们的结论是：
中医理论的认识过程是科学的、经过检验的，因为没有科学的方法，是不可能获得正确认识进而有效指导临床的。
有人认为中医理论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陈述，并以此作为中医不科学的理由，这是因为对中医概念体系和语言不了解。
中医概念形成于两千年前，与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要研究认识中医理论，首先要对中医概念做深入地分析。
中医从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借助了当时的哲学、农学、天文学和水利学等成就，比如中医对经络气血的描述就利用了水利学的概念，如把奇经八脉的作用比作一种蓄水池，可以储藏和补充十二正经的气血。
中医理论的描述中有不少是取类比象的推理，即同类事物具有类似属性。
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自然，自然界中具有的规律在人体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中医理论包含了人体实验和“人天合一”的推理描述，如果我们拘泥于概念本身，往往会感到不知所云，但如果我们把认识的重点放在概念之间的关系上，比如肝木克脾土，就能获得指导临床的有用知识。
有人还会指出：
既然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为什么中医在国内出现严重萎缩，在竞争势头上不如西医呢？
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中医理论不像西医理论那样具体，中医理论学起来并不算很难，但掌握了中医理论并不意味着能看病，中医理论的临床运用需要一个很强的技术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医生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感觉经验，比如对脉象和舌象的把握，对中药四气五味性质的把握，对针刺得气、补泻操作的把握等等，这种把握需要通过检查疗效对其做出修正。
古代中医没有西医的干扰情况下，获得这些经验比较容易，但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
正规医疗体系中西医占主导地位，病人往往是吃了中药又吃西药，做了针灸又做理疗，中医大夫很难判断哪些是中医的效果，有时甚至是西医治不好了再试试中医，就像这次中医治SARS。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一代的中医难以迅速成长，有人还没有体会到中医的妙处就对其丧失了信心，加上大学期间接受了不少西医的教育，很容易就倒向了西医一边。
中医的萎缩源自高水平中医大夫的减少，而非中医本身之过。
第二是市场的影响，在医学越来越成为谋生赚钱手段的今天，医院不以疗效而以技术成本定收费，很低的中医技术成本导致中医在收入上远远不如西医，在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中医的人才流失和萎缩成了必然结果。
与此相对照的是，国外的中医多数为个体开业，其收费制度比较灵活，经济情况和发展势头反而比国内好。
对于中医的现状，我们不能指责西医的竞争，窗子既然打开我们就要面对，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
批评中医的观点也不是全无道理，中医理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真正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
近代“中西汇通”思潮和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试图从西医的角度理解和改造中医，但并不成功，就像有些人说的“反而证明了中医的不科学”，一些表面上证明了中医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在临床上毫无用途。
前几年中医局曾号召“读经典”，但
中医经典著作晦涩难懂，其中还充斥着不同学说之间概念上的差异和传抄的错误，掌握起来谈何容易。
网上有人调侃“什么时候中医理论写明白了我再来学”，中医确实处于回归经典和现代化之间进退两难的徘徊局面，但取消中医的方式绝对是错误的。
中医必须要发展，维持现状只有死亡。
中医的发展途径也许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一是要“好学”，二是要“好用”。
解决中医的发展，首先要对其理论形式进行改造，中医经典理论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而现代人们掌握的是科学语言，两种语言没有沟通，这就好比印度文的佛经可以指导印度人修佛，但无法指导中国人一样。
将中医理论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进行重新阐述是必要的。
由于中医理论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用这些“横断科学”的概念系统阐释翻译中医理论是可能的。
阐释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研究再认识的过程，包括对中医的概念体系进行重新整理，寻根溯源，祛除错误，显影整合，这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阴阳五行》一书作者杨学鹏教授倡导的中医阐释学研究。
与此同步的中医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应该大量增加系统论、信息论等课程的设置，包括相关的数理知识。
第二，中医理论虽然是系统科学，但系统是由要素和关系所组成的，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可通过实验研究的内容。
比如，通过对中医气血经络的研究我们发现，它们即非神秘的未知组织，也不是只有功能没有结构的虚幻物质，而是西方生理学中不太被注意的组织液和组织间隙以及由毛细血管、神经末梢、肥大细胞构成的复合体，这些结构的协同作用可能具有未知的生理功能。
由于以上结构的宏观分布特征被西方解剖学所忽视，其功能也未受到西方生理学的注意，形成了西方医学的一个认识盲区。
中医理论恰恰抓住了这部分知识，认识到经络不通会导致气血淤滞，使得阴阳失衡，功能紊乱，进而产生疾病，中医的很多治疗都由此入手。
中医能够治疗许多西医解决不了的疾病也说明了两种医学知识体系的互补性。
中医理论描述的关系规律是另一种可以通过实验研究的内容，我们曾用实验证明了十二经脉中左右同名经、表里经和上下同名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
总之，中医理论的发展并不排斥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关键是如何对分解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
比如，我们分别研究了两个单穴的针刺效果，但如果同时针刺两个穴位，其协同作用是增加还是减弱？
再比如单味药的汞含量超标，但几味药同时使用的效果又如何？
这些是还原论不能解决的问题。
总之，中医理论是可以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但除了西医学的方法外，还要开拓新的思路和技术，中医的研究经费应该向这方面倾斜。
中医发展的第二个途径就是技术改造，中医停滞的原因之一就是难用，中医诊疗技术中的人工环节太多，不易掌握，培养一个好的中医师常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中医临床技术借助仪器是必要的。
有人认为中医的精髓就是传统手段，离开了人工操作就不是中医了，这是片面的。
中医的精髓不是技术的形式，而是它的指导思想，即在整体论思想的指导下，运用信息方法综合调节，激发人体自身的抗病机能，达到治疗目的，它与西医直接针对病因病变的对抗治疗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医诊疗技术在两千年的发展中从未遭遇过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
中医诊断需要获取人体的宏观物理信息，还要进行综合分析，利用现代信息检测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人体的感觉非常复杂精细，对传感器技术和信息处理的要求很高，只能逐步实现，不可能一步到位。
中医只有变得好学和好用，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培养好的中医大夫是一个途径，但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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