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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论文二稿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

谈方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作用

姓名：

孙荣晶

学号：

081120256

学生工作单位：

武城县甲马营乡中心小学

学生所在电大：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德州分校

指导教师：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管理处编印

内容提要

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

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

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

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

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

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

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

谈方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作用

德州分校08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号：

081120256姓名：

孙荣晶

【内容提要】

  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

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

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

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

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

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

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

关键词：

方言语言模式地域性民族性

正文：

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

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

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

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使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

方言与现代文学对立统一，它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正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现代文学追求恒久人性的目的。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势必损害当代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多样性和总体水平与魅力。

一 、方言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及对文学的重要影响

（一）方言的本质

方言是什么？

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

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

与方言相对的是书面语，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二）方言与地域的关系

首先，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

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

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

其次，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

（三）文学中地域与方言的关系

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

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

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

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

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

（四）文学中方言的本质特点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

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

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

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

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

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

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

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起源与历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

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

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

（五）文学中方言的本质意义

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

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

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

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

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

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

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方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

（一）古代作品自然使用方言的传统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

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

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

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

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

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二）五四时期前辈对方言文学的倡导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

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

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三）方言写作在现代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

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

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

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

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

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

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

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四）当代文坛对于方言写作的探索和局限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

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

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

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

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

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

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

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

三、方言文学发展的危机

（一）方言创作与普通话创作的不同  

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

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

（二）方言与现代文学的对立统一

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

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

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三）方言创作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

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

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

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

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

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

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

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

（四）方言创作困难的自身原因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

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

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

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

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

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

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

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不是方言创作消亡的问题，势必损害当代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多样性和总体水平与魅力。

参考文献：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国语海上花列传》，胡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半农杂文》，刘半农，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王安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郜元宝，2002年第4期。

   《于坚集卷5?

拒绝隐喻》，于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