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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
彼得·德鲁克在《知识社会的兴起》一书中指出，100多年来人类经历过三次革命，即工业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管理革命，这三次革命都是由知识意义的根本转变驱动的。
随着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正如彼得·德鲁克所强调的：
“因为知识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中心器官是管理，仅仅管理就能使今日的所有知识成为有效。
”如果说诞生在美国的“泰罗制”引发了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革命”，那么在21世纪，全球的企业管理迎来了以“人性化”的知识管理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
一、知识管理发展理论概述
知识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源于20世纪80年代。
DEC在1980年率先采用大型知识系统支持工程和销售，联合国国际劳工大会在1986年首先提出了知识管理的概念。
1.知识管理发展源流
知识管理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八、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伴随大量生产与大规模制造而兴起的管理思想，但知识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领域的兴起则只有不到30年的历史。
1.1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论著中专门论述了“知识在社会中如何利用的问题”。
哈耶克指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
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知识而并非整体地赋予每个人以知识的问题。
1.1.1知识垄断还是知识共享的问题。
哈耶克将经济给社会制度的制定与选择因素归结于“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如何做才更能取得成功，这里就存在如何综合知识的问题：
“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这其中蕴涵着“知识帝国”（知识垄断）还是知识共享以实现最终目标的问题。
哈耶克在批判任何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认识时说，“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1.1.2实践知识重要性的问题。
哈耶克明确指出不同种类知识的地位及重要性是不同的，而那些“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即“给定”知识）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点与实践检验知识的认识是一致的。
1.220世纪50年代的波拉尼。
波拉尼有更精彩的论述和分析。
在《个人知识》以及他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波拉尼强凋知识的个人性也就是“隐秘性”。
因为所谓“知识”，直观地就是知道和理解了的事情。
而理解必然是个人的、主体的、特殊的和难以充分交流的。
1.320世纪60年代的德鲁克。
“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
这既包括使信息成为行动的基础的方式，也包括通过对信息的运用使某个个体（或机构）有能力进行改变或进行更为有效的行动的方式。
彼得·德鲁克是最早注意到这种社会变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1960年左右创造了“知识工作”或“知识工作者”等词汇。
在他的力作《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是且应该是知识”，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将发挥主要作用。
1.420世纪70年代的彻驰曼。
彻驰曼在1971年在对知识的定义中指出：
“将知识设想或看作是一种对信息的集合的观点，事实上已经将知识这一概念从其全部生活之中剥离了出去……知识只存在于其使用者身上而不存在于对信息的集合中。
使用者对信息的集合的反应方式才是最为重要的。
”
在这一定义中他明确指出了知识不单纯是信息的子集，两者有着明确的区别，同时也强调了人在知识创造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人的知识创造性在这之后的20多年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520世纪80年代的野中和竹内。
1985年日本教授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出版了《创造知识的公司：
日本企业如何建立创新动力学》。
受到迈克尔·波拉尼关于隐性和显性知识之间区别的启发，野中和竹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过认真、彻底思考和充分证明的、用于创造知识的方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知识、创造力和创新。
野中和竹内认识到公司的许多知识存在于其员工主观的见解、直觉、预感、理想、价值观、想像、象征、比喻和类比之中。
如果能够适当地进行了解和开发，这些资源将为公司的日常运作增加巨大的价值。
公司有必要主动开发一些程序来发掘这些思想和见识。
他们提供了某些公司是如何加工它们的知识的例子，例如，本田、佳能、卡夫通用食品、日本电气公司和3M公司等。
野中和竹内发现，中层管理人员是理想的项目和计划的领导人，因为他们不但能理解高层管理人员的要求和比喻，而且能够沟通和鼓舞企业中的专业人员。
他们主张的是一种“中层一上层一下层”的管理。
野中和竹内针对西方管理人员和组织理论家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们对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不再具有笛卡儿所说的脑体分离特征（这是困扰西方思想界达几个世纪之久的问题）的论述提出质疑。
他们也对西方观念中的“最佳实践方法”和“基准化”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学习做事的方法是不够的。
相反，公司需要主动加工它们所学到的东西以使之成为自己掌握的本领。
他们还怀疑关于虚拟企业能够轻易地将公司、供应商和顾客的知识融合起来的观点。
野中和竹内认识到新知识的创造过程不但需要处理思想，还要处理人们的理想。
这确实意味着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不是比质量和工艺重组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他们的工作确实以不同的方式加深了整体性、不规则性和敏捷性方面工作的效果。
事实上，他们把即将出现的组织形式比喻为“超文本组织”。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频繁地使用万维网，他们将更好地理解这个“超文本”的比喻，它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一一种动态连接和网络编排形式。
超文本组织形式包括三个部分：
商业系统层面（等级体系）、项目团队层面和知识基础层面。
一个超文本组织是一个真正的分层的关系网，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加工多种多样的思想。
1.620世纪90年代的达文波特。
托马斯·达文波特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学教授，他对知识管理内涵和原则的阐述颇具实践指导性。
1.6.1关于信息和知识管理之间的关系：
知识和信息之间不断的转变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无法总是人对人地交流与共享知识。
1.6.2关于知识的创造：
搞得好的日本公司十分注重“默然知识”，也称隐性知识，即基本上难以用文字表达的知识。
它们通过对产品和战略的大胆设想，加上提倡知识和信息的共享、透明度和积极的作用推动知识创造。
1.6.3关于知识的利用：
知识必须应用在一个有的放矢的工商环境中，否则就毫无价值。
许多公司不遗余力地用关于知识的信息来将其知识库的“货架填满”。
但是，雇员们必须应用和利用知识，不仅要经营好今天的企业，而且要为明天的企业研究出新高招。
1.6.4关于人的因素：
既然知识主要寓于员工之中，而且是员工对其加以利用和分享，以获得经营结果，那么知识管理就不仅仅是管理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且也是管理人。
如果你还没有对知识管理得出这个重要结论，那么你就可能是遗漏了很多东西。
1999年，达文波特在谈及知识管理前景时指出：
现在知识管理已非常“流行”，企业不断推出各种知识管理解决方案，包括像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及微软这样著名的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的IT企业都在推销自己的知识管理理念及技术与产品，而“知识经理”（知识主管）也成为一种非常正式的职位，并提出了“知识管理两阶段论”。
第一阶段：
企业像管理其有形资产一样来对其知识资产进行管理：
获取资产并将其“存放”在能够被很容易获取的地方。
对有形资产而言，存放地点是“仓库”，相应地存放知识资产需要有“知识库”。
第二阶段：
当公司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库中已经拥有太多的“知识资产”时，必须要考虑知识工作业务本身的改进与提高。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使知识的供需实现基本平衡，那么首先要考虑知识工人究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2.知识管理的发展
许多管理学家为知识管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们当中为人熟知的有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保罗·斯特阿斯曼和彼得·圣吉等。
德鲁克和斯特阿斯曼强调了信息和隐含知识作为组织资源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圣吉则重点放在“学习型组织”，即管理知识的文化因素。
哈佛商学院的切瑞斯·阿奇瑞斯、克里斯托福·巴特莱特和多萝西·莱昂纳多·巴顿则考察了管理知识的多个侧面。
莱昂纳多·巴顿的《知识之源：
建立和维持创新之源》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对查帕诺钢铁公司有名的案例研究。
艾沃瑞特·荣格在斯坦福大学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托马斯·艾伦在麻省理工学院关于信息和技术转移的研究（这两项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也为我们理解组织内知识的产生、利用和扩散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古典经济学理论忽视了知识作为资产的价值，而且多数组织缺乏管理知识的战略和方法，但知识（以及它以专业能力形式的表述）作为竞争性资产的重要性已经明确化。
伴随着对组织知识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以指数倍增长的可得知识和日益复杂的产品、过程的问题产生了。
在各个领域，有效地处理冗余信息的计算机技术开始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多戈·英格博特在1978年引入的“增长”（为“提高人的智能”）是早期能够连接其他应用软件和系统的超文本／群件应用系统。
罗伯·埃克斯凶和丹·麦克克洛肯的知识管理系统，一种开放的分布式超媒体工具，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范例，而且它比WWW因特网网提前了lO年。
20世纪80年代依赖于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管理知识的系统获得了发展，同时还建立起诸如“知识获取”、“知识工程”、“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和“基于计算机的存在论”等理论观点。
由于这些学者和专家们的不懈努力，知识作为一种组织资产的重要性在80年代中期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当时绝大多数公司尚未开始正式的知识管理活动，正统经济学理论也完全忽略了知识作为组织资产的价值。
直到1989年，为了给管理知识提供技术基础，一个美国企业社团启动了“管理知识资产”的项目。
有关知识管理的论文开始在《斯隆管理评论》、《组织科学》、《哈佛商业评论》以及其他刊物上出现，关于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的第一批专著也开始出版，如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和萨凯亚的《知识价值的革命》。
到1990年，许多管理咨询公司开始了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项目，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著名企业也建立了重点知识管理项目。
1991年当汤姆·史都华德（TomStewart）在《财富》杂志发表了“智囊”一文后，有关知识管理的著作进入了畅销书行列。
这期间，读者最广的著作就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的《创造知识的公司：
日本企业如何建立创新动力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知识管理开始大面积推广和普及。
1989年成立于欧洲的国际知识管理网络（IKMN）于1994在网上建立主页。
不久美国的知识管理联盟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与出版机构也纷纷加盟该网络，该网络一度成为知识管理界的旗手。
与此同时，由于各大公司意识到管理和利用知识资源对增强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有关知识管理的会议和研讨会开始在各处举行。
1994年，IKMN发表了其对欧洲公司知识管理活动的调查报告，1995年欧盟通过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战略计划（ESPRIT）首次资助知识管理类研究项目。
随着知识管理理论的成熟和方法体系的日益完备，产业也将其视为对业以失败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和业务流程重组活动的一个补救措施，从而大大刺激了对知识管理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与此同时，基准研究、最佳实践、风险管理、变革管理、情报学等领域的专业学术性组织也开始研究知识管理与其专业领域问的关系，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和美国情报学会。
从此，知识管理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3.新经济增长理论
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之后，世界经济发展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西方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越来越不能控制和解释现代企业的兴衰起伏。
彼得·F·德鲁克指出：
“在新的经济体系内，知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相并列的社会生产资源之一，而是唯一有意义的资源，其独到之处，正在于知识是资源的本身，而不仅是资源的一种。
”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和管理方式、理念已经不足以适应外界的要求。
新的环境和竞争压力迫使人们去挖掘新的生产要素和要求人们有新的管理方式和理念。
保罗·罗默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必须承认知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在计算机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函数。
罗默认为，必须充分认识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知识的投资不仅能增加知识本身的积累，而且还能相应地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为知识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1996年，OECD发布了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把知识定为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为最重要的部分。
尼考拉斯·莱斯切尔在他的《认识经济论》一书中认为，只有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对人们、获取、保存和使用知识的各种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知识可以带来双重收益：
理论（纯粹认识的）收益和实践（或实用）收益。
知识的理论收益的载体，这种收益是纯认识收益，只与知识的获取有关。
另一方面，知识的实践收益与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有关，它在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这就说明，知识具有经济的功能。
罗默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经济增长领域。
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是罗默（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1988），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
罗默在内生增长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导致了经济增长分析的全面复兴。
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最早体现在罗默1983年的博士论文中，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的论文，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兴趣。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
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
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在引起广泛关注并重新焕发人们对增长问题兴趣的经典论文罗默（1986）中，罗默以阿罗（1962）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
他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
保罗·罗默1990年的经济增长模型把公共知识和企业拥有的专门知识看作内生变量。
20世纪以来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交互作用的创新模式使我们很难把二者从经济意义上截然分开。
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使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依赖于技术的内生活动。
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公共知识的含义自然就包括了基础科学知识在内，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成果也自然包括在罗默所指的公共知识之内，成为内生经济变量。
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
①主要命题与假设；②基本模型；③平衡增长的均衡解；④福利性质与基本结论。
内生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基础上的模型，包括罗默的知识外溢（1986）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等；第二种是将R&D、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的技术进步模型，包括罗默（1987，1990）、阿洪和霍伊特（1992）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
第二种模型明显受到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这类模型往往被称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主义的复兴，特别是阿洪和霍伊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被视为新熊彼特主义的代表人。
在上述理论的支持下，知识管理应运而生，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瑞典企业家与财经分析家卡尔·艾历克斯威比博士，美国管理科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和日本管理科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博士。
三位大师级人物对知识管理领域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知识管理成为泰勒科学管理后最重要的管理发展，知识管理的出现时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去也组织提供必要的管理基础。
20世纪以来，出现了多种具有不同程度的管理技术，诸如全面质量管理、企业制造再造、目标管理、X管理、Y管理、Z管理、团队管理等，都为知识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识管理不仅适用于企业，它对整个人类、各个国家、地区、组织、个人都同样重要，并且正在渗透到企业、个人、政府运作、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
对个人来说，知识管理就意味着终身学习，在干中学习；意味着别人交往、交流、共享知识。
个人知识既包括书本知识、实践知识、更包括见识——经历或独特的体验等。
知识管理的概念与思想是在1998年初随着知识经济一同进入中国的，当初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被作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一个不太重要的措施来对待。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即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国翻译出版、1997年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报告发表、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大庆典演讲中指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这三件大事标志着知识经济在中国开始发育、成长，而1998年则成为中国学术领域的“知识经济年”。
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并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了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
二、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它涉及了许多的相关研究领域。
诸如它可以和学习、创新、教育、记忆、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心理科学、脑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信息技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联系在一起。
它并不单纯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涉及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哲学的多个层面。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在发展和完善阶段。
因此，在于知识管理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定义。
对于知识管理的定义及理解各家学派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
1.国外学者不同视角下的知识管理
国外的学者和某些组织机构对管理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并有不同的理解。
美国戴尔集团创始人之一卡尔·菲拉保罗和LindaStone认为，“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的新途径”，“知识管理的第一步是将个体的隐性知识和经验转换成显性知识以便于他人获取并以此来增加之中的知识资本”。
欧勒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过程，它通过对信息管理和学习组织的合理实施，加强组织内部知识的运用；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
马斯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地发现、选择、组织、过滤和表述信息的过程，目的是改善雇员对待特定问题的理解。
奎达斯等将知识管理看做“是一个管理各种知识的连续过程，以满足现在和将来出现的各种需要，确定和探索现有和获得的知识资产，开发新的机会”。
知识管理的目标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知识的发布，以便一个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应用知识；
第二，确保知识在需要时是可得到；
第三，推进新知识的有效开发；
第四，支持从外部获取知识；
第五，确保知识、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
第六，确保组织内部的人知道所需的知识在何处。
文莉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是帮助人们对拥有的知识进行反思，帮助和发展支持人们进行知识交流的技术和企业内部机构，并帮助人们获得知识来源，促使他们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
Malhotra在其新作《Decipheringtheknowledgemanagementhype》中认为，知识管理是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非连续性环境时，针对组织的适应、生存和竞争能力所采取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在本质上，它包含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力求将信息技术中的信息与数据的处理能力和人的生产与创新能力有机的结合起来。
Dell&Essaides（1998）认为，知识管理师一种“有意的策略”，将合宜的知识适时提供适当的人员，并协助他们分享以及将信息应用到组织的行动之中。
在莲花公司于1998年1月发表的《Lotus、IBM和知识管理》战略白皮书中，把创新、反应能力、生产率和技能素质作为特定商业目标和知识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帮助公司自身适应知识管理的活动要求。
美国生产力和质量中心认为知识管理应该是组织一种有意识采取的战略，它保证能够在最需要的时间将最需要的知识传送给最需要的人。
这样可以帮助人们共事信息，并进而将通过不同的方式付诸实践，最终达到提高组织业绩的目的。
资深知识管理专家、经济学博士YogeshMalhotra认为：
“知识管理是在提议家具的不连续的环境变化情况下服务于组织适应、生存和能力等关键问题的活动。
其实质在于信息技术处理数据与信息的能力以及人们创造和创新的能力有机配合的组织过程。
”
2.国内学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
随着在国外的进一步研究，引发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知识管理研究的热潮。
国内著名学者乌家培教授认为“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经历了文献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性情报管理，演讲到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师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层，它同信息管理以往各阶段不一样，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接起来，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与知识（出显性知识外还包括隐性知识）的共享，运用群体的智慧进行创新，以赢得竞争优势。
他还评述道：
“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最宽的理解认为，知识管理就是知识时代的管理，最窄的理解则认为，知识管理知识对知识资产（或智力成本）的管理。
介于上述理解之间的知识，又有两种，一是对知识的理解，另一种是用知识来理解，尽管理解不同，但是对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加以管理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对知识管理日趋重要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林榕航在《知识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
“企业的知识管理可以说是形成和管理企业的知识资产。
将知识资产即知识作为资本进行经营，使“知识”从“资产”上升为“资本”，并结合货币资本产生全新的企业资本形式，从而为企业法带来巨大的价值，使知识成为企业的生产力”同时他还认为“知识管理是传统管理学与IT“联姻”后的复合型的“新生儿”。
由于知识的复杂性，使得知识管理难以被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某些微观细节，从而要求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去探究。
从知识管理众多的定义来看，反映了人们从各个侧面对知识管理不倦的探索，纵观各个侧面的研究是我们对知识管理有一定深度的理解。
知识是一个发展动态的概念，知识管理活动不仅涉及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管理结果对组织和社会带来的效益，推动管理主体和客体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国内学者则比较愿意接受下面一种定义：
知识管理就是对一个企业集体知识与技能的捕获，将这些知识与技能分步到帮助企业实现最大产出岗位的过程。
知识管理的目标就是力图能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
实际上，知识管理源自于资源基础理论，通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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