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反讽艺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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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反讽艺术

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反讽艺术

　　一、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主要是指语言层面上的“所言非所指”。

[1]电影中的言语反讽主要运用于影片中人物的台词对白。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巧妙利用人物台词的表层义与深层义的对立，即能指与所指的偏离或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之间的反差的言语反讽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主题。

例如影片中李雪莲第一次求见王公道时的一段对话：

　　李：

你就是法院的王公道吧？

　　王：

啊

　　李：

后山岭的陈阿大是你表舅吧？

　　王：

嗯

　　李：

陈阿大他老婆的娘家是崔家坞的，你知道吧？

陈阿大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齐家岸，你知道吧？

我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陈阿大他老婆的妹妹婆家的一个叔伯侄子，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咧。

[2]

　　这一段对话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求人办事儿时往往不直奔主题，而是先绕弯儿，最后才说明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且将李雪莲作为一位农村妇女说话的特点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一段连问式的对话，从台词表面意思来看李雪莲是在和王公道攀亲戚，套近乎，而李雪莲的真实意图是让王公道帮她办案子。

同时也讽刺了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

熟人好办事，可以走后门。

这一段曲里拐弯的对话真的达到了“曲尽其妙”之效。

　　此外，在影片中市长马文彬多次讲话反复提到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防微杜渐”“因小失大”“万无一失”等词，中央首长敲桌子说的话“他们不是人民公仆，是拿着人民的俸禄、不为人民办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市长马文彬跟县长說的话“我们是为了帮助李雪莲呢，还是为了保住我们头上的帽子？

我看是后者居多吧”等台词也具有言语反讽的性质。

　　二、意象反讽

　　意象反讽是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不是应合关系，而恰似悖逆乖离，正是通过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两者之间的悖反，在矛盾统一体中现了浓郁的反讽意味，生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并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更好地传达意旨。

”[3]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意象反讽主要运用与人物名称、地名和人物形象反讽两个方面。

（一）人物名称与地名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人物名称采用了谐音命名，意蕴丰富。

这些人物名称与其所代表的人物形象常常是背道而驰的，“名不符实”的。

影片就是在这种矛盾与悖反中传达出了浓厚的反讽意味和对现实世界的关照。

影片中的法院法官叫王公道，法院院长叫荀正一，光明县县长叫史为民，永安市市长叫蔡富邦等。

这些官员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地位职业密切相关。

听上去都与公道、正义、为人民服务、富强安邦等紧密相连，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在其位不谋其政，心口不一，善于投机钻营，自私自利；遇事不是事来推事，就是绑架民意、官官相护。

法院院长荀正一，喝酒之后碰到来告状的李雪莲，骂她是“刁民”并赶走了她；县长史为民路遇李雪莲拦车喊冤，谎称自己是县长秘书脱身后叫县信访局长来处理；市长蔡沪浜创建“精神文明城市”之际，出差回来发现市政府门口静坐的李雪莲，为迎接检查就粗暴下令先把李雪莲先弄走。

十年后新上台的法院庭长贾聪明，急于立功升职，派赵大头“色诱”李雪莲，想终止李雪莲的告状，最后弄巧成拙，反使事情变得更难处理，升职不成反挨批。

这些人物名称本身相关联的身份象征与人物行为举止之间的悖发体现的反讽意味，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

通过对这系列人名崇高化的解构，“枉公道”（王公道），“似为民”（史惟闵）和“假聪明”（贾聪明）等，产生了独特的反讽效果和艺术张力，把编剧和导演对官场文化的揶揄和嘲讽表现得淋漓之至。

　　此外，影片中选取的地名也独具匠心，如“光明县”“永安市”等。

“光明县”并不光明，“永安市”也并不安宁。

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背离产生的反讽效果独具魅力。

这些人名与地名的命名不仅体现了编导与导演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反讽关照，也折射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

（二）人物形象反讽

　　反讽在更高的意义上不是指向某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段或情景下的整个社会现实。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中除了李雪莲这个女主人公外，还涉及了28名男性人物形象，上至省长首长高官，下至果农屠夫。

从影片可看出这些男性人物形象与社会期待的“有担当”“勇敢”的男性社会形象背道而驰。

这些处于社会话语权主导地位的男人们遇事时只知互相推诿，明哲保身，软弱无能，毫无担当，怕麻烦。

如影片中当得知李雪莲逃跑后，县长郑重要求法院和公安局一起去把李雪莲追回来时，法院院长王公道却推脱说是公安没把人看好，　　　　

　　与法院无关，等等。

因而李雪莲一件小小的离婚错案，绵延了十余年而未解决，从“芝麻变成了西瓜”，从“蚂蚁变成了大象”，让这些官员寝食难安。

最后这件离婚错案是以秦玉河的意外死亡结束的，并不是这些官员努力的结果。

影片中呈现的男性形象与我们社会期待和塑造的男性形象相悖逆，反讽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某些男性的弱点和官僚体制的局限性。

　　三、情景反讽

　　言语反讽主要运用于影片中人物台词的对白，这是局部性的反讽。

而情景反讽追求的是整部影片的反讽效果。

米克曾说：

“我们观察言语反讽，是站在反讽者的立场上，而观察情境反讽，则站在观察者的立场。

”[4]所以情景反讽关注的是影片的结构与整体，对影片的主题表达和情节编排有重要作用。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情景反讽主要体现在人物言行的前后对照，环境与事件的矛盾对立和期待与结果的巨大反差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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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言行的前后对照

　　通过人物言行的前后对照是电影叙事常用的策略之一，而且前后人物言行的对立反差也是情景反讽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影片中，李雪莲在每年人代会召开之际就去北京告状，坚持了10余年。

法院院长王公道为了打听李雪莲具体什么时候去北京告状，去李雪莲家极力与李攀亲戚，说他们是亲姐弟的场景对话令人印象深刻。

而当李雪莲得知被赵大头和贾聪明联合欺骗离开后，县长郑重问王公道李雪莲和他不是亲戚关系嘛，王公道却极力否认他们不是亲戚，八竿子都打不着。

王公道前后鲜明的言行对比令观众捧腹大笑，反讽意蕴由此蹦出。

（二）环境与事件的矛盾对立

　　《我不是潘金莲》电影一开篇给我们展现江南烟雨、蓑衣竹筏的优美画面，片中的小桥流水、阴雨绵绵、绿柳成荫等属于江南水乡特有的美景与影片所讲述的李雪莲艰辛的告状之路和困境人生形成鲜明的矛盾對立，环境的优美与故事的悲剧形成巨大的反差。

此外，影片片中圆与方的和谐统一与故事本身的尖锐矛盾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影片的反讽张力通过屏幕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三）期待与结果的巨大反差

　　反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逆期待性。

情景反讽的逆期待性主要通过观察者和参与者的期待与事件结局之间的对立来实现，往往事件结果出人意料，造成期待与结果的巨大反差。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充分地利用情景反讽的逆期待性的期待与结果的巨大反差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深化主题。

　　在影片中，李雪莲为了证明与丈夫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和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了长达10余年艰辛的告状之路。

她从镇里告到县里，从县里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北京，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等一大批官员拉下了马。

可是最后她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她前夫的意外去世而不了了之，法律上她和秦玉河的离婚仍然是真的，在别人的眼中她还是潘金莲。

她的期待落了空，她十余年的坚持成了一个的大笑话，她的艰辛努力与事情的相反结果构成了强烈的讽刺。

这让观众在观影后对李雪莲事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片中各级官员为了阻止李雪莲每年在人大开会期间去北京告状所做的各种努力，如院长王公道与李雪莲攀亲戚，县长，市长亲自去李雪莲家拜访，还安排了4位警察在李雪莲家蹲守，可是最后李雪莲仍跑到了北京坚持告状。

这些官员的期待与努力和事情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与相悖，营造了影片巨大的讽刺张力。

　　四、结语

　　冯小刚导演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有深刻地洞悉和体悟。

在他导演的电影中通常运用反讽艺术来表达他的这种洞悉和体悟，因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导演综合运用言语反讽，意象反讽和情境反讽等反讽艺术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主题，表达他对当下社会生活的认识与思考，给观众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

　　注释：

　　[1]佘向军：

《小说反讽叙事艺术》，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2]冯小刚：

《我不是潘金莲》，2016年11月18日，华谊兄弟电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