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docx

第414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docx

《第414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414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414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

第414回：

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  一一九，韦国清桂林游斗

第414回：

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

一一九，韦国清桂林游斗

1月16日的深夜，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说：

“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王光美很感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

“总理，你真好。

”

1月17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强迫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仍坚持反动立场，于是宣布拆除刘少奇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

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刘少奇家里时，刘少奇这回沉不住气了，他挡住造反派说：

“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拆！

”来人只好回去了。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18日，刘少奇电话被撤。

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以及买回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点消息。

在1月12日上海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王洪文宣读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本来就是张春桥的意见。

1月19日，上海“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终于秘密召开了，共有38个造反派组织参加。

当晚上21时，张春桥接见上海35个造反组织。

他说：

“你们不要认为斗争胜利了。

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还要准备打几次硬仗。

”

这句话他反复讲了两遍，姚文元在旁边又重复了一遍。

张春桥接着说：

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

他说：

“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

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

”

张春桥说：

“目前还有很多群众卷在经济风中，所以上海目前运动的焦点是反对经济主义。

如果不反对经济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断。

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通过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可以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争取群众，创造新的经济命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他对代表们说：

“正像你们刚才说的，陈丕显还没有打倒，他还在活动，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还有势力。

市委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也没有真正揭开。

赤卫队还在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活动。

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下乡支农返沪人员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

”

他最后说：

“现在考验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彻底不彻底就是看他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这次筹备会议的召开让张春桥十分的高兴，1月20日，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

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

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

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

姚文元还报告道：

“联络总站成立，日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1月19日，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在桂林被游斗。

1966年底，桂林“老多”已成为在桂林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

1966年12月18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正式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由桂林师范学院的学生黄沃南、李宝雄、师院中文系老师杨福庭和桂林“工人红卫兵总部”一把手高桂英4人组成领导核心。

1月7日，《广西日报》社“硬骨头”等19个战斗组联合“广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广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桂林八一红卫兵驻邕联络站”等组织成立“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布“封闭《广西日报》通告”，决定从元月7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1月12日，桂林“造反大军”接管了桂林广播站。

1月15日，广西“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司”、“广西红总”、“南宁831”等25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简称“造反大军”。

他们在成立后的当天，首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称1月7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是盗用造反旗号，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

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1月15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

“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

”

果然，1月16日，《新闻报道》出版，由“广西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

这时，桂林师院“老多”向自治区党委提出来要批判韦国清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去南宁的桂林师院外文系学生、“老多”头头刘振林他们对韦国清说：

“我们批斗你，但我们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你住在我们的学生宿舍。

”

1月17日，韦国清带着自治区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书记处候补书记霍泛和办公厅主任黄继全，还有他的秘书小黄，警卫员小邓坐着吉普车来到桂林，直接开进广西师院。

“老多”刘振林果然将韦国清安排到外语系二楼一间学生宿舍。

宿舍里边有3个架子床，韦国清就睡靠里边那付架子床下边的铺位。

中间有张学生自习用的桌子，周围摆了些凳子。

这一切，桂林市委事先并不知道。

当晚22时左右，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和刘竹溪接到通知，叫他们到桂林师院来见韦国清。

当他们走进师院韦国清住的学生宿舍，看见刚刚来到桂林的韦国清他们，吃完饭正在那里等他们。

韦国清坐在凳子上，贺希明坐在床边，段远钟在那里走来走去。

韦国清对段远钟说：

“老段，你坐下来，静下来好不好？

你像没有魂似的。

”

段远钟心情很沉重，听韦国清这么一说，他才在靠近窗户那张椅子坐下。

韦国清没问桂林的情况，而是开门见山地对王同连和刘竹溪说：

“看来过去我们对中央的精神领会的不够，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作法，看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应该紧跟中央的有关指示，都要支持桂林的革命派。

”“你们要支持他们啰，你们也不要想不通。

也不要再犹豫了。

”“我呢，看来这一关，是一定要过了。

”

王同连说：

“我们尽可能地给学生这些头头做工作，既然要批判，就要文明的批判，不要搞一些越轨的东西，不要搞不文明的举动，这个呢，我们要尽量去做工作。

”

韦国清没说什么。

从韦国清那里出来，王同连和刘竹溪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走廊里活动，像是警戒、监督。

这是师院学生刘振林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韦国清住在这里，采取的防范措施。

王同连和刘竹溪找到刘振林，希望他们在批判过程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注意政策。

刘振林当即表示：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

据说，刘振林曾私下对韦国清说，希望运动后能送他继续深造。

韦国清说：

“你去找伍晋南吧，我不管这些事，我是管党政和干部的，他是管文教的。

”

从1月19日起，桂林“造反大军”连续3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

批斗大会由师院学生黄沃南主持。

在批斗过程中，刘振林亲自给韦国清戴上高帽，韦国清的警卫员小邓，上去把那个高帽子从韦国清头上拿下来，戴在自己头上。

学生们一见，又冲上去把小邓戴在自己头上的高帽抢过来，将他推到一边，又将高帽子重新戴在韦国清头上。

当时被批斗的还有：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

会后，数十辆载着许多当权派的卡车队，缓缓驶向桂林市中心十字街，进行大游斗。

韦国清盘腿坐在第一辆大卡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身上披着一件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又大又宽的长袍，活像个红衣教主，胸前挂着块白底的大木牌，写在上面的“韦国清”三个大黑字，打了个大红叉。

他头上戴着顶用白纸糊成的长长的尖顶高帽，高帽上面的“韦国清”三个黑字，也打了红叉。

两个红卫兵学生站在他身后，二人一手抓着他的后胸，一手摁他头上的高帽，很是神气。

韦国清坐在那高高的卡车驾驶棚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紧闭双眼，脸憋得红红的。

当天，韦国清连夜就回南宁去了。

游斗又搞了两天，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和刘竹溪游斗结束后回到家。

王同连的家属没在桂林，就到刘竹溪家里吃饭。

疲劳加上心里难过，刘竹溪拿来一只大大的玻璃杯，倒满桂林三花酒就喝，喝完以后，落泪哭了。

他问：

“同连呀，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

”

王同连说：

“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是这种形势啦，我们是区党委支持，叫我们这样工作，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只有顶着，能顶到哪天算哪天啰。

我心里也没有底。

”

他劝刘竹溪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这样伤身体。

他说：

“我看这个事情，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我们还要做长期的打算，我们总不能够逃离职守呀！

都要坚持呀！

”

那顿饭，刘竹溪老伴为他们包了饺子。

副市长牛命之游街后，想不通，和老红军、城建局长屠利尤找到王同连，流着眼泪问他：

“怎么办？

你是市委副书记呀，你主持工作呀，你说怎么办呢？

”

王同连又能怎么办？

他只能说：

“哎呀，你们都是老同志啦，你们看这种局面怎么办？

现在中央表态就是这个样子。

”

到了1966年12月，天津市委机关内部也开始造反。

市委文革办公室有人给市委书记处上书，注明“十二万分火急”：

“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胡昭衡同志：

群众骂我们，轰我们，斗我们，我们成了群众造反的对象，成了固守资产反动路线的天津市委的替罪羊。

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对群众骂我们是市委的特务、保皇派、骗子这些激烈言辞，感到莫大的耻辱！

有时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吵起嘴来，形成群众斗群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

要知道，我们是革命干部，是革命群众。

我们是有造反勇气的。

群众对我们骂也激起了我们的革命斗志。

我们也要站起来造反了，我们已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强烈要求市委火速整顿文革领导机构。

送上一对联。

上联是‘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快快快’。

下联是‘怕字当头，坚持错误，慢慢慢’。

横批是‘当机立断’。

”

如何“当机立断”？

市委文革办副主任王辉急忙向市委几位书记汇报，建议撤销文革办公室，抽调的人员回原单位闹革命。

一阵沉默后，胡昭衡首先点头，其他人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王辉回去以后立即宣布。

那天晚上，大家慌慌张张收拾文件资料，屋内纸张散乱不堪，一片狼藉，真有点像电影里军队兵败撤退的样子。

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陈文毅拿着大家交来的一大串钥匙不知如何是好，王辉说：

“交给我吧”，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叫苦不迭。

市委下发红头文件成立的文革办公室，仅仅折腾了4个月，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1967年1月2日，中央正式发了电文：

天津改直辖市，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闫达开为第二书记。

1月4日，天津反修锦纶厂的造反派头头张承明联合天津各大单位的造反组织，于下午14时30分在体育馆批斗张淮三，到会的有胡昭衡、路达、解学恭、赵武成等人。

天津最早起来造反的学校是十六中，最早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学校是“劳二半”，第一个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工人组织就是反修锦纶厂。

没想到那天到会的人员太多，上万人！

坐落在成都道和贵州路交口处的老体育馆根本装不下，批斗大会又临时改到民园体育场。

等把人都组织好，已经是下午16点多了，一中王小勇致开幕词。

会场很乱，有几个单位发生矛盾，当场有十八中、劳二半退出会场……

张淮三没来，造反派找胡昭衡要人，没有。

僵持到17点半，天都快黑了，胡昭衡站起来了，他在主席台一进门的一个水泥台上开始讲话：

“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批斗不了张淮三。

”

他停顿了一下后，转了个话题说：

“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央已定了，从1967年的元月一日起，天津市由省辖市升格为直辖市！

第二，中央已经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

第三条，我告诉你们实话，张淮三现在太原监狱关押。

”

可是与会的群众坚持要批斗张淮三，解学恭就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商量，让他们派个代表，和公安局的人一起，把张淮三从太原押回来，然后再批斗。

天津反修锦纶厂的张承明是批斗大会的召集人，于是就派张承明和市公安局的人一起去了太原。

张淮三为什么被关到太原监狱了？

原来，1964年天津市成立了“审干办公室”，市公安局长江枫任办公室主任。

他们从公安局现存的解放前伪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张淮三曾经被捕过的案卷。

当时抓捕张淮三的是天津市伪警察局，他们向上峰汇报后，还没来得及审问，第二天张淮三就被军统局的人给带走了。

时间不长，军统局又把张淮三给放了，扣押在伪警察局的贵重财物也都悉数退还。

从伪警察局档案中看，只有逮捕张淮三的手续，没有审讯笔录，到了军统以后的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指示将张淮三隔离审查。

将他放在天津不放心，于是就关押到了太原监狱。

张承明他们将张淮三带回天津后，于1月9日下午，在民园召开批斗张淮三的大会，给张淮三带的牌子上写着：

“自首叛党分子张淮三”。

此后，张承明没有将张淮三送回太原，而是一直关在反修锦纶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