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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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
试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
刘星
2013-2-1621:
08:
53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7年6期
作者简介：
刘星，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同盟的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同盟所面临的“威胁”的明确性和强度、同盟成员国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同盟成员国内部主张结盟的政治势力的地位。
冷战结束以来，日美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期”以后获得新的定义，同盟的生命力日趋增强。
其主要因素是：
日美双方逐步明确同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特别是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日本政府尤其是小泉政权的极度亲美政策导致日美关系的紧密化；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抬头的互动。
从长期看，日美同盟并非铁板一块，它与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目标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
如何应对日美同盟的调整，争取实现中国追求和平发展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日美同盟同盟生命力日美军事合作
从小泉政权（2001～2006年）到安倍内阁上台（2006年），日美同盟在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日美同盟的军事功能得以强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个方面：
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调整；日本借助与美国合作加快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对中国军事能力增强的疑虑。
为了适应反恐战争和在亚洲地区“防范”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对其全球军事态势进行了调整。
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促使日本承担更多的海外军事责任成为美国对亚洲战略和对日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与日本的积极配合下，日美同盟的战略重心从“周边事态”扩展到“全球安全”，而军事功能的扩大给日美同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仅仅与日本在亚洲地区制衡中国的意图的“过程”相符合，却未必同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目标”相一致，因为一个真正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不可能永远容忍从属、受控于美国的地位。
一日美同盟面对“威胁”的明确化
国家之间结盟是对“共同威胁”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原因，如果共同的威胁削弱了或者不存在了，那么就意味着同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失去了需要共同对付的“苏联威胁”，致使同盟关系出现了一段“漂流”时期，在日美都曾出现过“日美同盟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的讨论。
特别是1995年在日本冲绳发生了驻日美军士兵强暴当地少女的事件，在日本国内激起极大震惊和愤怒，曾使日美同盟发生动摇。
但是，美国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不愿意放弃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需要继续维持和利用与日本的结盟关系。
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对冷战后日美同盟的战略定位即已形成。
1995年，美国国防部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称，日美同盟为美亚洲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①一年后的《日美安全共同宣言》更将日美同盟“再定义”为“21世纪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础”，②明确地表述了同盟介入地区安全的意志，赋予同盟以新的存在意义和内涵。
③
尽管同盟被认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同盟也可能被“目的化”，而在同盟被“目的化”的场合，外部威胁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主观需要”。
④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日美同盟就开始了寻找“新的威胁”的努力，朝核问题、台海问题等都成了“新威胁”的种子。
（一）九一一事件后，日美同盟越来越从“周边”走向“全球”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权强化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加紧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部署，以利于“先发制人”地应对各种事态。
⑤布什批评其前任总统克林顿采取的均衡中日关系的亚洲政策，采纳了2000年10月发表的《面向成熟的美日伙伴关系》报告书中的主张，将日美同盟置于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并提出将来日美同盟的构造应遵循“美英同盟的模式”，⑥推动日本扩展在海外配合美军行动的功能，促使日美同盟的战略对象由应对“周边事态”转向应对“全球事态”。
2001年，美国公布的《国防计划修正报告》提出了从日本海直到中东的“动荡的弧形地带”这一新的安全概念，主张美国在维持冲绳战略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同盟关系，强化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能力，促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这一新安全概念中最重要的前沿基地。
⑦2002年9月，美国确定了“先发制人”的新战略，⑧并开始调整美军的全球军事态势，以便“在适当的地方部署适当的军事能力”，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无法预测”的危险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
⑨
这一系列被称为“秋千权力战略”⑩的实质是：
美国在收缩海外驻军的同时大力提高机动性和综合性的打击能力，作为“外部者”游刃于亚太、北太平洋和西半球三个主要地区之间，以维系其全球战略优势。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就必须提升盟国在同盟体系中的军事功能，确保盟国承担美军行动的基础部分。
具体到日美同盟，则谋求在将来的联合军事行动中，日本“作为（美军）跨太平洋的后勤基地和（作战）前方基地”，（11）执行后勤保障和战后治安等任务，而直接作战行动以及全部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则由美国掌管。
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相继出台了《日美防卫新指针》、《周边事态法》及相关法案，为日本安全政策和日美同盟的延伸提供战略解释，扩大活动空间。
小泉上台以来，日本加紧修正本国安全政策以适应美军战略转型，以便充当美国盟国体系中的最重要战略据点之一，谋求“通过紧密分享领导权，将日美同盟变为地区安定的国际公共财产”，为日美同盟定下了“走向全球”的基调。
（12）2003年，日美考虑到“日美合作在日本国内已余地甚小”，从而开始举行秘密协商，“就各自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广泛对话”。
（13）
（二）中国成为日美同盟的明确目标
作为同盟，需要存在一种明确的“威胁”，所谓“威胁”的明确化意味着它必须以某一国家/地区或某些特定国家作为其所针对的对象，而不能够把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的恐怖主义势力作为对象。
美国利用朝核问题让日本人相信只有美国才能保卫日本，但它也不忘提醒日本人“防御”来自中国的“威胁”。
它认为对付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比对付“朝鲜威胁”更具有煽动力。
“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所凭借的“依据”包括客观性力量和主观性意图两个方面，在客观性力量（综合国力、进攻性力量）方面极力渲染中国军事费用增长及其所谓“不透明性”，还把中国为阻止“台独”（这理所当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所做的军事准备也列为“威胁”的依据。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事力的增强日趋敏感甚至“感到不可容忍”，指责中国发展军事力量超出了自卫范围并破坏了地区的实力均衡，主张对中国实行牵制和“监控”。
2006年初，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中国军费增加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最常见的理由。
（14）在美国看来，“以进入从太平洋到波斯湾的广阔海域、成为‘海洋强国’为目标的中国与欲保住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之间必然形成竞争态势”。
（15）2006年5月，美日就驻日美军调整问题达成协议后，森本敏与冈本行夫认为，“美军调整八成以上是为了针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美军调整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
（16）
在主观性意图（攻击性意图）方面，“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极力渲染中国社会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差异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宣扬唯有“由共同价值观组成”的所谓“民主共同体”国家之间才可以避免军备竞赛和互相威胁，（17）视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为美国在现实政治和价值观上的最大“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极力渲染“崛起”中的中国日益显示出意欲扩大海权的动向，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牵制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阻独”的决心。
中国台湾地区对于美日来说是通往中东等地区的海上运输线的“咽喉”，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走向太平洋的广阔空间的“门户”，这种地缘重要性诱使美日粗暴地在两年前的美日国防部长+外交部长（“2+2”）会谈中将中国内政问题（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列入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之一。
日本右翼学者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阻独”，“必占取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日本某些岛屿。
他们极力渲染中国武力“阻独”将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为日本介入台海问题制造借口。
（18）
基于现实主义理念，“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对于中国一再表明的“和谐世界”外交方针充耳不闻，现实主义素来主张“国家彼此畏惧的基础是，在大国拥有相互攻击的能力并且可能具有进攻动机的世界里，任何关注生存的国家至少对其他国家存有疑心，不敢掉以轻心”，（19）安全只有通过势力均衡才能得到保证。
总之，外部威胁的明确性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
对于日美同盟来说，“中国军事威胁”尽管是“假设的”，却是“明确的”。
随着中国成为日美同盟的明确目标，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调整中，除了强调建立可对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威胁进行灵活打击的能力之外，特别重视加强在亚洲地区的海军威慑力量以制衡中国。
“追随强者”、与强国结盟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的一贯传统，（20）小泉政权仍沿袭这一外交传统，采取了比二战后历届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追随美国的政策。
小泉曾说：
“日美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日美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才有可能面对面地与中韩打交道。
”（21）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现了凸显中国“军事威胁”的动向。
2004年，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表示“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表明“顾虑中国”已不再是日美进行战略对话的“障碍”。
（22）同时，日本继续进行兵力和装备构成的重心南移，配合冲绳美军加强日美同盟在东海和台湾海峡等海域的军事存在。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军的指导下开始强化在东海等浅海地区的反潜训练等，（23）凸显了监控和抑制中国海军发展的意图。
日本人并非不清楚：
“美国在表面上期待日本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其实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其对中国战略的手足”。
（24）
2005年2月签署的《日美共同声明》宣示了日美同盟的战略重心将从日本转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国沿海等日本域外地区，并为此而对日美两军进行战略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成为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的政治和军事姿态。
但是，日美同盟将中国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未必意味着在亚洲完全“回归”冷战时期的军事对峙体制，特别是处于“指导者”地位的美国未必希望将日美同盟完全建设成“武力遏制”中国的工具，而是企图通过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地区机制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引导中国发挥活力并维持东北亚和平繁荣”，（25）促使中国认同现存体系并承担责任，主张“关键在于任何新的制度都应该包括中国”，（26）同时向中国显示同盟的威慑力量，防止中国“偏离轨道”。
（27）今天，中、美、日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尽管不可能成为消除冲突的保证，但却可以“中和”潜在冲突的升级和失控。
二布什-小泉的“日美蜜月”能持续多久？
同盟是以对同盟之外的某些国家的高度不信任（感到“威胁”）和同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高度的“信任”来维系的。
在小泉政权时期，日美关系达到了二战后以来“最好时期”。
尽管这未必意味着日美之间达到了真正的“相互信任”，但是，空前亲密的日美关系确实给两国同盟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日美强化军事同盟与合作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都是在小泉政权时期制定和实施的。
（一）小泉政权：
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忠实支持者
小泉政权时期，日美关系紧密化和亲密化的最好证明莫过于日本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所给予的毫无保留的支持。
长期以来，日美同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谓“人与物”的合作，即日本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物资和资金（物），而驻日美军（人）则充当日本的“保护者”，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28）在这种不对称的合作背景下，美国不断指责日本“免费乘车”、轻视军备，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分担责任”，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推行与其国力相称的安全政策。
1991年海湾战争后，日本为战争提供了90亿美元“战费”，但却被美国批评为“只出钱不流血”，甚至被科威特“圈出”“有贡献国家”的名单。
这使日本政府深受刺激，促使日本决心在安全领域成为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为世界做出“看得见”的“国际贡献”。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立即表示希望日本在反恐战争中提供“看得见国旗与人的合作”。
（29）2001年9月19日，日本宣布对进行反恐作战的美军提供医疗、运输、补给等后勤支援，同年9月25日，小泉在访美期间明确表示自卫队要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
随后，日本颁布的《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规定了对美军进行后勤支援的详细内容。
（30）据统计，日本自2001年以来先后制定了《有事法制》等30多项相关法律。
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为日本将日美间“人与物”的合作关系提升为“人与人”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契机。
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开始一小时后，小泉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美国发动这场新的战争。
2004年2月，日本在二战后第一次将军事力量派驻到一个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主权国家。
尽管日本自卫队只从事提供净化水、医疗等活动，虽说是“只出人不流血”，但却是首次正式确立了美国所要求的“人与人”的合作模式。
小泉政权不仅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一再坚持伊拉克掌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张，如此一贯地忠诚于美国开战理由的大国恐怕世界上唯日本一家。
为了表彰小泉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对美日同盟和美国利益所做出的忠心耿耿的贡献，2006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家乡的牧场盛情款待日本首相小泉，演出了布什-小泉“蜜月”外交的最精彩的一幕。
（31）
（二）日美同盟日趋制度化
小泉政权时期，日美关系紧密化和亲密化的另一表现就是日美积极推进日美同盟的制度化。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同盟是一种安全制度，同盟之所以能够超越环境变化而继续维系，是由于同盟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进而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
（32）基欧汉认为同盟的制度化越成熟，其可持续性就愈强。
（33）长期以来，日本在同盟制度化的运作上一直比较消极。
小泉政权期间，日本对同盟制度化的态度转而趋向积极，包括积极配合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按照日美“共同作战”的需要修正日本防卫政策、扩大军事合作的范围、加强合作的规范化和责任分工的明确化（尽管仍未能使美国满意）等，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日美同盟制度化的进展。
为了建立操作性更强的合作机制，日美建立了包括“日美共同委员会”等四个级别、涵盖从具体技术开发到战略对话的全方位安全对话机构，初步构成了包括“综合体制”（战时进行军事合作、制订共同作战计划）及负责具体实施的“调整体制”在内的合作机制。
（34）日美同盟能否建立联合司令部等统一指挥系统尽管目前尚不可知（日本至今仍对此问题十分消极），但美国欲通过与日本的“人与人”合作将自卫队定位为美国的战略“别动队”的动向（35）以及日本对此做出的正面响应，却为日美同盟的制度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日美同盟的制度化使美国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日本来推行其全球战略，使日本成为“确保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在东亚具有强大地位的关键因素”。
（36）可以说，驻日美军的现状最能体现日美同盟的制度化“成果”。
目前，驻日美军拥有美军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最大的油料基地、最大的弹药库和最强的电子信号侦听设施群等，构筑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完整的基地体系和军事能力。
同时，这些基地不仅完全由美军管理，而且享受着种种特权。
日本还为美军支付每年40亿美元以上的驻留费用，比北约各国为驻欧美军支付的总额还多。
日本军事评论家认为，“应该说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之下。
日本在表面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门面，实质上仍然被美国占领着”。
（37）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利用日美同盟扩大影响，通过为同盟做出各种贡献，加快走向“普通国家”的进程，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争取美国的支持。
（38）
2005年2月，日美发表共同声明，称“极其良好”的日美关系在确保两国安全以及地区、世界的安定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安倍上台后日美“蜜月”外交的降温
2006年9月，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不到两周即对中国、韩国进行了闪电访问。
2007年1月，安倍出访了欧洲各国，强调要加强与北约这一军事同盟的合作。
安倍对美国的访问被安排在其上任七个月之后，而且在此期间日本的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均未访美，这在二战后历届首相上任后大多首先访问美国的现象中实属罕见。
对于安倍晋三迟到的访美安排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其一是安倍对小泉确立的日美之间空前的亲密关系抱有信心，可以不在乎访美日期的安排；其二是安倍政权尽管表示要继续加强日美同盟，但却对小泉过度亲美的路线做出修正，欲推行其所称的“自主外交”。
从安倍上台以来，日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小泉-布什的日美“蜜月”关系有所降温，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美国副总统切尼于2007年2月访日时，拒绝与防卫大臣久间章生举行会晤，其原因是久间章生此前批评“布什总统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指责美军在基地调整问题上态度傲慢等发言触怒了白宫。
其二，2007年3月20日，日本的《读卖新闻》突然对美核保护伞提出质疑，（39）日本防卫省官员也表示，日本有必要知道，“在受到朝鲜核武器袭击时，美国将在何时使用核武器？
美方要如何通知日本？
日本必须事先了解美国到底会不会真的使用核武器？
”其三，2007年3月，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突然公开日本最新发射的两颗间谍卫星的绝密资料，令日本政府和军方大为不快。
据分析称，美国的目的就是对意欲摆脱对美国情报依赖的日本发出警告。
其四，2007年3月，美朝在围绕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表现出的和解趋势，日本媒体认为美国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让步，日本政府内部开始有人怀疑美朝背着日本做交易。
（40）其五，美国众议院提出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提案后，日本首相官邸相继派出两名辅佐官前往美国试图阻止提案通过，但白宫及国务院多名官员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会面。
（41）
在小泉政权期间，小泉与布什之间“蜜月”般的个人关系和各自在国内政治的强势地位有效地缓解了双方的潜在矛盾，（42）而随着布什总统在中期选举中遭到的失败以及安倍首相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面临重重困难，令人怀疑处于政治弱势的两国领导人能否继续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日美关系的潜在矛盾。
但是，从安倍首相比小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右倾、亲美的政治理念看，加强日美同盟的路线不会因为日本首相换届而发生变化，何况过高估计领导人改变既定国策的可能性并不符合日本的国情。
长期以来，日美同盟的不断加强及制度化过程已经在日美之间形成了非常深入的相互政治渗透（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渗透），并造就了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及其造势能力已经成为维系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力量。
三日美国内政治因素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日美同盟的生命力还与日美内部主张加强日美同盟的政治势力的强势地位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
（一）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在布什政权前期，被称为“亲日派”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成为积极加强美日同盟的主要推进者。
当时，布什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competitor）”，表现出强烈的“力量的意志”（43）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占据政权中枢的政治背景下，美日同盟被进一步强化，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布什政权后期，随着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力的下降，所谓“资本的意志”日益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上来，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例如，开始称中国是“利益相关者”）。
有的学者认为：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家没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卷起铺盖，把视线转移到了东方”，（44）尽管“现实主义思维会继续存在下去，但目前它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导因素，否则美国就不会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及开展战略合作，而是会寻求围堵与遏制中国。
实际上，只要美中能够继续合作并避免冲突，现实主义战略的影响就会进一步受到削弱”。
（45）今后，如果布什政权被民主党政权取而代之的话，日美同盟将可能被新政治潮流所左右，下一届美国政府对军事和同盟的重视程度也许不会像布什政府那么高。
但总的说来，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不会因为布什政权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乃至今后美国政权的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无论是追求“力量的意志”（这导致美国优先考虑增强军事力量及与他国的军事同盟）还是追求“资本的意志”（这导致美国重视与他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美国都需要充分利用和高度重视美日同盟关系，任何一届政府都将同时追求“力量的意志”与“资本的意志”而不至于“二者择一”。
何况日美同盟还具有防止“日本过度的自我行事而导致在地区的孤立或者背离日美同盟”，从而“使美国丧失日本的实用价值并危及美国的地区利益”的作用。
（46）从美日同盟“再定义”（由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所确立）的事实也可以断言，美日同盟的生命力不会因为总统换届而遭到削弱。
（二）日本国内政治因素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从1955年以来，坚持还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一直是保守的自民党与社会党等革新政党之间“保革之争”的焦点。
主张同美国结盟、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美同盟得以长期维持的国内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社会党等革新政党长期开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对自民党的亲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牵制和制衡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的终结，日本国内的政治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日本国内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力量进一步陷入“信仰危机”并趋于衰退，右翼势力趁机加强，政党政治和社会思潮日趋保守化，国民政治运动几乎趋于沉寂。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持续了38年的保守党与革新党（即同在1955年结成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的所谓“1955体制”终于在1993年分崩离析。
从1993年到1996年，自民党经过分裂、重组并恢复了“一党独大”地位，而长期以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平宪法、反省侵略历史、主张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的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越来越受到冷落，议席日益减少，残存的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制衡作用被严重削弱。
对于当今的日本来说，坚持对美结盟政策已经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坚持对美结盟的同时，如何对待中国。
虽然在小泉政权大力推行“对美一边倒”路线的五年多时间里，认为“日本需要美国保护以便防范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精英层的共识，但是，围绕“对美一边倒”还是“首先重视对美关系同时也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华关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对小泉政权推行的“对美一边倒”政策的批评依然强烈，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大力呼吁日、美、中关系应该成为“等边三角形”。
（47）自民党内主张坚持和平主义、重视对华关系的政治力量也在聚集，日本的理性的政治力量显然期待通过妥当处理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两头获益”。
日本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加深并不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
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必然需要建立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
（48）很多的日本精英界人士认为，尽管日美安全体制对日本至关重要，但如果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平共存，日本在21世纪就不可能发展。
（三）日本“修宪”和“建军”动向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是1947年在美国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
其中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了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以及不得拥有军队，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某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即使不是针对前者的直接攻击，前者也有动用武力展开反击的权利），故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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