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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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2011年04月03日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刘辉
山东嘉祥武氏诸祠及其墓群，是我国东汉时期山阳郡的武氏家族墓地。
从宋代被发现至今，不但我国专家对此作了大量地研究，还引起许多海外学者的兴趣；作为武氏诸祠画像石建筑构建的复原，更成为中外汉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较为全面地复原武氏诸祠建筑的工作，是从美国学者费慰梅先生开始；近年来，我国汉学专家蒋英炬、吴文琪先生在费氏复原的基础上，又做了积极努力，经其逐石测量和苦心考证，对武氏诸祠建筑做了再次复原，并取得更大的进展；蒋、吴二位几近准确的恢复原状，为武氏祠画像石内容、配置的解读，石刻艺术乃至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更深层地研究，提供了便利，使人们从过去对武氏祠画像石的零碎的认识，上升到对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的整体探讨；因而，深受国内外汉画像研究界的重视与好评。
然而，由于历史的与客观的因素，当我们在多年后再来审视武氏祠建筑复原的情状和认真研读蒋、吴二位的《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时，却感到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或者明确地说，其中有些画像石位置的配置显然失当。
基于此，笔者斗胆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蒋、吴二位先生。
一、嘉祥武氏祠的历史背景及汉画像石出土概况
嘉祥县地处鲁西南，武氏祠及其墓地，则位于嘉祥县城南十五公里的纸坊镇武宅山（也称武翟山）的北麓；与此遗址紧邻的一个村庄亦名武宅山。
东汉时，嘉祥县的武宅山属于山阳郡金乡县所辖，[1]金代皇统年间始置嘉祥县。
先秦乃至汉代，嘉祥所在的地域，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一直较为繁荣。
嘉祥东邻的曲阜为圣人孔子的故乡；汉代尊崇儒术提倡孝道，厚葬成风。
尤其是此处墓葬与地面的祠堂，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来自本地或外地的能工巧匠修建，这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都能够充分表现出来。
该地还处于全国五个画像石分布区中画像石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配置规律严谨，而且类型齐全，墓室、祠堂、碑、阙、画像石一应俱全，是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的第一区域。
[2]且从信立祥先生《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的全国汉画像石分布图看，嘉祥及其周围地区的画像石分布又最为密集。
同时有考古资料显示，这个区域技术高超的匠师还不断被本地或外地豪门贵族招揽去服务。
[3]仅从包括嘉祥在内的鲁南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等丧葬资料的数量、规模和雕造质量看，该地更为注重丧葬，越是身份、地位高的墓（祠）主，建筑的规模越大，材料规格越严格，结构越严谨，而且造型准确，刻绘精湛。
汉代嘉祥武氏祠的发现，是在北宋中期。
1786年，清代黄易又把湮埋数百年的武氏祠石刻发掘出来，其经过被记载在他的《修武氏祠堂略记》：
九月亲履武宅山，历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
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久碎为五；“孔子见老子”一石；双阙南北对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武班碑”横阙北道旁，土人云数十年前从坑中拽出。
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画像怪异，无题字；有断石柱，正书曰“武家林”。
其前又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石一。
复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图残石三。
此三种前人载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祠祥瑞图”。
又距此一、二里，画像二石，无题字，莫辨为何室者。
[4]
1789年秋，李克正等人又在武梁祠左侧发掘出八块画像石，并命名为“左石室”画像。
[5]同时，一村民在桥上又发现一块画像石，也被列入“左石室”，称之为“左石室一”。
[6]其后，又得到“武氏祠南道旁画像石”、“武氏祠北墓间画像石”。
1871年，轩辕华在此遗址得到“祥瑞图”残石、“何馈”残石；[7]光绪六年（1880年）又得到“王陵母”残石。
1882年，蔡纫秋发现最后三块画像石。
[8]
至今，武氏祠画像石除去佚失的“左石室十”、“左石室一”、“王陵母”和“何馈”画像以外，总计有四十七石。
[9]1992年春，嘉祥县文物局对武氏祠东南部的两座汉墓进行了清理，在2号墓内发现一石柱，其上铭刻“武仲兴道从达”。
[10]
史籍对于武氏家族未曾记载，但据武氏阙铭和诸碑文可知，[11]武氏家族计有：
母亲；四子武始公、武梁（字绥宗）、武景兴、武开明；武梁之三子仲章、季章、季立，开明之二子武斑（字宣张）、武荣（字舍和）；武梁之孙子子侨。
并且目前已知为官的有四人：
武梁官从事，武开明官吴郡丞，武斑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吾丞。
说明武氏家族在当地较为显赫。
二、武氏祠历史的复原
最初黄易尝试对武氏祠进行了复原。
他认为武氏祠这些画像石分别属于四个祠堂。
他在《武梁祠像》中认为武梁祠的形制与长清孝堂山祠堂类似，但为单开间的祠堂。
[12]至于前石室，他认为：
“石室（指前石室）之制，如肥城之郭巨、金乡之朱鲔，孤撑一柱，架屋两间，皆实其后而虚其前。
此石室比武梁石室稍大，中壁空穴，方广二尺。
虽石片零落，莫知次第，而规制约略可辨。
一石柱断碎，其室必是两间，与郭、朱二室相同。
”[13]稍后，冯云鹏提出武梁祠有一个中心柱支撑屋顶。
[14]日本学者关野贞在1907年尝试复原左、后和前石室，[15]虽然其观点无法让人信服，但他认为“后石室”的画像石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祠堂，其中的十号石应属于左石室的山墙。
[16]
美国学者费慰梅通过亲自考察武氏祠，发表了武氏祠复原的最新成果《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
[17]其复原结果是：
武梁祠为单间结构，正立面有中间柱；前石室、左石室为两开间结构，二者后壁均有小龛，其中后石室的三块画像石被配置在了左石室的西山墙、隔梁和后壁。
但是，她对两个石室的屋顶没有配置；后石室组的画像石也未作配置。
此外，1963年，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发表的《武梁祠复原再检讨》一文中修正和完善了费慰梅的复原。
[18]
1972，年，蒋英炬、吴文祺经过对武氏祠画像石逐一测量后，在基本肯定费氏的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些校正和补充，发表了《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
[19]配置的结论是：
一是认为不存在后石室。
二是认为武梁祠（图1）正立面两侧各有一个立柱并支撑上面的一个过梁。
三是认为后石室所属的7块画像石有5块来自于左石室（图2），另外2块为前石室（图3）的屋顶。
四是把费慰梅复原的前、左石室的东西壁及左石室小龛的东西壁均作了调换。
五是发现了新的石刻，认为它们分别是左石室的屋脊石和其正立面墙基部位的墙角石。
六是认为前石室后壁的墙基部有一个祭案石。
七是复原后的三座祠堂的东西壁都是分别放置在后壁两边的糙边处，而不是过去费氏认为的放置在两山墙之旁。
三、复原存在的问题和推想
武氏祠的复原，适应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的需要。
正如蒋、吴二位所言：
“完成武氏诸祠堂画像石的建筑复原，是系统整理武氏墓群石刻资料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步骤。
只有把零落散乱的祠堂画像石配置到原来的建筑位置上，才能确切了解祠堂的形制和数目，对各个祠堂画像内容的著录和研究才有可靠的依据。
”[20]武氏祠的复原，又是一项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容不得半点勉强与含糊。
从清代黄易等发现并认定武氏墓地存在四座祠堂，但是由于其未能对诸祠作出科学的发掘、记录，致使后人对祠堂的数量等方面产生了分歧。
如关野贞提出了“后石室”的画像石可能来自其他祠堂的看法，这个思路受到了费慰梅和蒋英炬、吴文琪先生的追随。
蒋、吴二位对武氏祠进行了更为认真地复原实践。
从武氏祠画像石细致、生动、精美的艺术、建筑规模及史料中，可知昔日武氏祠的画像石建筑，蕴含和集中了四面八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与智慧。
所以它们每一方画像石建筑的规格和构件，复原后的结构和位置应当是准确与得当，这里既包含着每方画像石的长、宽、厚（或高）尺寸在允许的误差内与整体的恰当组合，也包含着一方画像石的内容与其左右内容的连续或恰切配合。
然而，当我们反复、细致地检视蒋、吴的复原时，发现有些画像石建筑构件配置欠妥；对个别石室的认定也值得商榷。
1、蒋、吴二位对武氏祠建筑复原的方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
蒋英炬、吴文祺先生是采取“按每块石头的形状大小，实际测量绘图”进行配置复原各个祠堂建筑的。
[21]这种方法并没有真正走出平面复原的窠臼。
但对于立体的武氏祠建筑，用此基本上尚属平面复原的方法，无疑，也会留下新的遗憾。
试想，如把武氏诸祠画像石缩成同一的比例，再做成模具，然后来进行配置复原，具有更为立体、直观的效果，这样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失误呢？
2、武梁祠东壁旁的石柱配置证据不足
蒋英炬、吴文祺先生正确地推断，从配置起来的武梁祠前檐伸出的长度和正面外观的要求，在两山墙的前面应当各有一立柱，以承托挑檐枋石。
认为“那块‘武家林’断石柱，可能就是此祠前面承托挑檐枋的竖条立石，配置时将刻花纹的宽面（19厘米）朝前（关于武氏祠画像石详细的尺寸数据，参见蒋英炬、吴文琪：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中《武氏祠画像石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背面无画紧贴山墙，有画像的一面在内侧面，后人刻的‘武家林’三字在外侧面。
据此，该柱应立在东山墙前的檐角下。
”[22]然而他们认为：
前石室的挑檐枋“前石室九”和“前石室十二”厚20厘米，此柱厚13.5厘米（《一览表》中写为宽度，但按照蒋、吴的配置就成为了厚度），承受不了上面的重量；又左石室的两山墙“左石室二”、“左石室ll三”和“后石室七”、“后石室九”，其厚度都在20厘米以上，此柱宽度19厘米，挡不住山墙。
[23]而推想“武家林”石柱属于武梁祠正立面东壁前的立柱[24]。
该石柱厚19厘米，武梁祠东、西壁的厚度都是16厘米，比墙壁仅宽了3厘米。
汉代房屋的状貌可从出土明器中发现，房屋前面之门的两侧均有一定宽度墙体；孝堂山石祠前的石柱也比墙壁宽19厘米，形成一面墙体。
这样对比看，如果此柱作为转角石则感觉稍窄；况且柱上承托前挑檐的枋石佚失，其尺寸不明。
所以把它配置在东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3、前石室个别画面的构图不协调及建筑的结构不均衡
首先，前石室中“孔子问礼”图一组画面的构图不协调（图4）。
其后壁上方西段，是“孔子见老子”画像，后壁东段和东、西壁同一高度的画像都是与其相关的画面。
需要先弄清的是，在“孔子见老子”画像中，孔子与老子面对，二人中间站立项橐，孔子背后即东壁的人物中有子路，自然这一列人物是孔门弟子。
而在后壁东段和西壁的这一列人物，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孔门弟子。
[25]然而，这些人都在老子背后，因此他们应该是老子的弟子；这种情况在嘉祥县以及其他地区大量的同一内容画像中都能够证明。
比如，嘉祥齐山出土的一个画像石，画面分两格，下格是车骑，上格是孔子问礼图。
孔子身后面向其站立二十名弟子；老子身后面向其站立七名弟子。
[26]即，所有此类内容中，孔子和老子身后站立的都是他们各自的弟子，弟子们都面向自己的老师；这符合情理；亦是古人遵循的一个美术规则。
而此处孔子身后的弟子却是背向孔子。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有：
一是“孔子见老子”一石不是此处的构件。
因为此石放置这里从整体画面的布局看，违背了汉画构图的原则；另外就是东壁山墙后坡上的榫与隔梁后坡上的榫很不对称，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会使上面的屋顶在放置时困难且不协调；而武梁祠两个山墙的榫却是对称的。
也许这里应是一块面左站立的孔门弟子的内容，这样画面就统一、协调了。
二是有子路画像中人的朝向是艺匠疏忽而刻错了。
但从其雕刻水准看，这些匠师应都是被请来的“名工”，如“武梁碑”中记载了聘请“良匠卫改”，所以这种因素很小。
其次，后壁总高与两山墙肩的高度不符。
《周礼·考工记》曰：
匠人营建王城时，“应用悬绳，以水平法定地平”。
住宅的要求同样如此。
因此按照常识，两山墙的肩高与后壁高应当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二位的复原并非如此。
先算东壁的肩高：
可以先用三角隔梁“前8”的高度62厘米－“前1”的高度39厘米＝三角隔梁山尖的高度23厘米。
这也即是东西壁山尖的高。
把东壁的“前2”和“前7”相加再减去23厘米，就是东壁的肩高，即117＋96－23厘米＝190厘米。
如此运算西壁的肩高同样是190厘米。
后壁总高是：
“前1”高39厘米＋“前4”高51厘米＋“前10”高70厘米＋“供案石”高25厘米＝185厘米。
后壁比两山肩矮5厘米。
名工比普通工匠技术高超，做工考究，这也是雇主请他们的原因，所以大概不会出现这种差错。
同时，供案石上的是云纹，东西壁基部却是幔帐纹、菱形纹，东、西壁与后壁之间的纹饰不统一、和谐。
而在武梁祠东、西壁和后壁的基部的纹饰皆相同[27]；安徽褚兰M2祠堂考报[28]的东、西壁和后壁下部，均为统一的菱形纹；嘉祥宋山1号小祠堂的下部纹饰也相同[29]。
这是因为汉代人注意画面纹饰的对称与美观。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供案石大概不是前石室之物。
最后，屋顶石的配置不当。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
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是中国建筑特征之一，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
[30]汉代祠堂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
因为隔梁石横跨于该祠前后两壁的中心，把祠堂分为大小相当的两间房屋；且隔梁上的榫也基本处在隔梁的中部，这种建筑的结构就决定了屋顶每一面的两块石板相对应的高度和宽度应该基本相等（但不是绝对相等，从《一览表》的尺寸看，允许一些石材有小于或等于1厘米的误差）；只有它们的尺寸相等时，才能使卯与榫相扣合。
而蒋英炬、吴文祺先生认为后石室的“后5”和“后4”，是该祠屋顶前坡东、西段的构件。
[31]但是，“后5”的高121厘米、宽222厘米；“后4”的高121厘米、宽215厘米。
虽然它们的高相同，宽度却相差7厘米。
这样，屋顶会非长即短，不合建筑结构的要求；其上的榫和卯也无法扣合。
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证明它们都不是或者有一个不是此处的材料。
孝堂山石祠也有与此相同的结构，其三角梁卡在后墙正中；屋顶的“前后坡各用两块石板构成”，[32]推测每一面坡两块石板相对应的宽和高也应一致。
再检验一下屋檐伸出墙体的长度。
屋顶总长：
“后4”宽215厘米＋“后5”宽222厘米＝437厘米。
石室墙体总长：
“孔子见老子”的宽168厘米＋“前1”宽167厘米＋“前8”厚24厘米＝359厘米。
437－359＝78厘米，就是说，屋檐伸出两边墙体各39厘米。
笔者认为这个长度有问题，因为武梁祠后壁长241厘米，屋顶总长279厘米，屋檐伸出墙体的尺寸是：
（279－241）÷2＝19厘米；孝堂山祠堂屋顶总长462厘米，后壁石长382厘米，东西壁石的厚度都是20厘米，因其后壁是夹在两山墙之间，[33]所以，屋檐伸出山墙的长度是：
（462－382＋20×2）÷2＝20厘米。
由此可知，此类祠堂，无论是双开间还是单开间，其出檐都小于或等于20厘米；而前石室出檐的长度明显过多。
4、左石室配置后的建筑结构违背了建筑的要求
其一，屋顶石的长度比石室的长度短。
蒋英炬等先生认为后石室中的“后三”和“后二”组成该祠屋顶的前坡；“后一”为后坡的东段。
[34]但是，巫鸿先生指出：
“这三石的长度不足以覆盖此石室。
左石室的长度可通过以下的方法计算获得：
后7（厚度）＋左四＋左7（宽度）＋左九＋左8（宽度）＋左五＋左3（厚度）＝426厘米。
而蒋英炬和吴文祺复原后的屋顶长度则为336.5厘米（后2＋后3）。
此外，被认为平行摆放组成屋顶前坡的后2和后3长度不等，后2的宽度为140厘米，后3的宽度则为129厘米。
蒋英炬、吴文祺认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假设这两石以及组成屋顶后坡之一的‘后石室1’的无画部分都被‘后人打去’。
但问题是‘后人’为何要打去无画部分？
又为何将三石打成如此统一的形状——后1、后2及后3的长度分别是167.5厘米、167.5厘米和169厘米？
这三石的画像内容互无关联。
后３的画像内容规整地分为三层，与后４和后５的画像接近，而蒋英炬和吴文祺认为后４和后５是前石室的屋顶石。
反之，后１与后２画像都由众多人物、动物、鸟和云气组成大幅、不分层的图画，与后3的画像缺乏视觉及叙事上的连续性。
这些问题使得蒋英炬、吴文祺所做的左石室屋顶的复原缺乏说服力。
”[35]
巫鸿先生的说法非常有道理，只是他所计算该石室的长度426厘米有误。
因为他仍然沿用费慰梅先生的后壁是在两山墙之间的说法而计算的。
这样就多算进去了两个山墙分别是33厘米的厚度，总长自然就多出了66厘米。
其实是如蒋英炬等先生所说“作为后壁用的画像石两端有无画的糙边，是用来挡住两边山墙的。
”[36]如此再按照巫鸿先生的方法相加后的总长是360厘米。
但是从蒋英炬、吴文祺先生“左石室画像配置图”中可以看到，“左4”的右边，明显残缺了一部分；巫鸿先生计算长度时所用的石头数量也太多，这样计算结果的误差就会大一些。
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作检验。
因为从前石室的配置可以知道，后壁最上端是两个长度一致的石头，它们中间夹一个隔梁。
那么，左石室墙体的总长可以用“左6”宽172×2＋“后8”厚26厘米＝370厘米。
“左6”没有残缺，计算的长度也更准确。
这样以来，屋顶石总长比左石室墙体总长要短33.5厘米。
再加上屋顶石出檐部分的长度，相差的尺寸就更多了。
假使按照蒋英炬、吴文祺先生说的两个前屋顶石都被打去了一部分，那么，可以先算出“后1”原本的尺寸。
“后1”右边搭在山墙的一边无残缺，只有搭在隔梁的“左边无画糙边被后人打去，上有一卯尚留痕迹”。
[37]从其左边残存的卯就能够算出该石原先的大概尺寸，因为此石室也同前石室一样是两个相等的开间，这个残缺的屋顶石的一边是放在三角隔梁上的，它与另一个缺失的屋顶石各占据隔梁厚度的一半。
所以，“后1”的最大长度应该是：
167.5厘米＋隔梁“后8”厚度的一半13厘米＝180.5厘米；还因为“后1”与后坡西段屋顶相对应的高和宽应相当，所以该屋顶的总长是：
180.5×2＝361厘米。
这个尺寸还是比后壁总长（370厘米）短了9厘米，更不要说出檐部分了。
其二，西山墙比东山墙高2厘米。
笔者曾经做过仔细地观察和比对，就是有一定身份（如中、高级官吏）或有相当财富祠主的祠堂，无论是雕刻还是建筑规模和要求，都比普通人的墓（祠）更高、更精细；祠堂的东西山墙墙体的高度相同或基本一致，即使有个别误差也小于或等于1厘米。
普通人的祠堂建筑和雕刻等则相对粗糙、随意一些。
从该祠堂的整体观察，不属于普通人群。
其西壁的高度是：
“后7”高99厘米＋“后9”高91厘米＋花纹基石高25厘米＝215厘米。
东壁高：
“左3”高98厘米＋“左2”高90厘米＋花纹基石高25厘米＝213厘米。
二者相差2厘米，形成了一高一矮，不符合建筑的要求。
有一定身份、地位祠主的祠堂，请的都是名工，这些名工不仅具有高超的刻画技术，而且对建筑构件的尺寸同样也不会丝毫马虎，用身份、地位悬殊不大的祠堂山墙验证一下。
比如武梁祠东西山墙高都是184厘米、前石室的西山墙是“前5”高117＋“前6”高96＝213厘米；东山墙是“前2”高117＋“前7”高96＝213厘米、孝堂山祠堂东西壁高都是220厘米、[38]徐州白集祠堂的东西壁高也均是157厘米。
[39]
其三，后壁的高度与两山墙的肩高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后壁是由“左6、“后6”和“左5”三块石头组成。
因此后壁高度是：
“左6”高36厘米＋“后6”高51厘米＋“左5”高96厘米＝183厘米。
西壁肩高：
先算此壁山尖高，“后8”高64厘米－“左6”高36厘米＝28厘米，然后用西壁总高215厘米－山尖高28厘米＝187厘米。
东壁肩高：
用东壁高213厘米－山尖高28厘米＝185厘米。
形成了西壁187厘米、后壁183厘米、东壁185厘米不等的高度，参差不齐，最大竟相差4厘米，不仅不符合建筑要求且屋顶石将无法放置。
所以，笔者认为：
该祠配置出现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就是因后石室中某些画像石原本就不是左石室的构件。
并且，两座祠堂都存在相关的问题，更证明二祠一些配置的失误。
5、武氏墓地存在后石室
笔者认为，左石室的配置出现这些失当的原因，主要是某些石材的尺寸、纹饰等出现了相同或接近；但不能由于这些因素而左右我们的思路，作为建筑配置的定论。
因为武氏诸祠雕造的年代相距较近，从嘉祥发现的大量相同风格的祠堂构件看，雕造这些祠堂的工匠（或是他们的弟子等）一直还在附近频繁地重复着这个工作，再加上他们都是为武氏家族及其周围武氏宗族中身份、财力差不多的人建造祠堂，其尺寸、花纹甚至是某些内容出现类同，都难以避免。
如詹姆斯认为武梁祠和前石室画像中人物的风格接近，得出它们可能出自相同工匠之手的结论；[40]前石室与左石室建筑结构的配置则完全一致。
黄易的发掘资料，是解开一些谜团的钥匙。
因为前、左石室尤其是其小龛的复原，主要是借助黄易“中壁空穴，方广二尺”的记载完成的。
故此应当更细致地分析这些资料，发现曾经失落的信息，去连接这个已经断开的锁链。
先说武梁祠和前、后石室。
“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黄易并没有因为只见到三块画像石而认为它们不是一座祠堂，还详细地记录了其“久碎为五”。
从其前面对前石室建筑状况的描述看，虽然该祠当时已经局部零落，但其建筑的大体轮廓还在。
并且后来他又把发掘出的石块慎重地编排为“前石室”、“左石室”，尽量多的记下了当时发现的状貌，有现在使用的考古学方法的成分；他还做过复原石室的尝试。
而且，上述的发现还与清代县志相吻合。
清初的《嘉祥县志》说：
“县南三十里紫云山（即武宅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即武氏诸祠），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
”[41]表明当时至少有三座保存了一定轮廓、相对完好的祠堂，而损毁严重、没有建筑轮廓的后石室，却未被人注意并记录进县志也可理解。
后来专家学者的复原只能证明该遗址存在至少三座祠堂，但不可能当时只有三座祠堂。
至于历史上对武氏祠毁坏的年代的种种说法，只是由于他们对建筑损毁程度的描述不同而已。
[42]加之左石室配置不当而剩下的后石室材料，种种迹象显示，黄易记载的“后石室”是存在的。
并且后石室的“后7”是其西山墙的下部、“后9”或许是山墙的上部，“后6”是后壁中的一个构件。
然而，“后8”的画面分两格，下格同样有“前6”和“后7”中的车骑过桥、四维轺车后一人挥剑追杀和后面轺车前一女子持剑拦截等内容，根据汉画故事构图的模式，可知这幅画面同样是“七女为父报仇”的内容。
[43]但是该祠“后7”已经有了此内容，似乎不必再重复这个的故事（其他许多汉祠堂画像中均未见刻画重复的历史故事）；而且后8是在据此遗址一二里的地方得到的，故此，后8极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祠堂的构件。
至于其他屋顶石为何祠堂的构件，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
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武氏四兄弟应为其父母立祠。
西阙铭中用“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的字眼，表明阙与石狮是为其父母兼及家族而雕造。
但是，这些不是丧葬中关键的设施，祠堂才是最重要的丧葬建筑之一。
武母死后武始公四兄弟自然有能力建立耗资巨大石阙、石狮，他们就一定有力量也应该为其父母建造更为重要的祠堂，以便祭祀，否则不合情理。
目前已经明确祠主身份的是武梁祠、武开明祠[44]和武荣祠，依据这些现在已知的祠主；再根据清代黄易等人以武梁祠为方位坐标标出的前、后、左石室和古人墓葬的昭穆排列次序，笔者推想，位于武梁祠之后的“后石室”，不仅存在且很有可能是武氏兄弟之父母的祠堂；同时，后石室的存在也合情合理。
武氏四兄弟除去武始公、武景兴的情况目前尚且不明外，其他两人或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或是官吏，而且武开明还曾经被察举过孝廉。
在两汉，岁举孝廉是朝廷重要的察举科目，也是入仕的一个主要途径。
据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中说：
两汉时期孝廉的名额75%以上都被贵族、富豪子弟垄断了。
这说明，两汉的举孝廉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官贵子弟世袭制；广大普通民众，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一般是不能被察举的。
[45]因此，武氏兄弟的父亲过去大概是官吏或富豪，不然武开明不会被举孝廉并为官、武梁也不会为官和博学之人；这些都需要殷实的家境或较高的地位来支持。
如“武斑碑”曰：
“汉兴以来，爵位相踵”。
证明武氏家族曾经是冠盖世家。
因而，“后石室”与武荣等祠上部一样，出现了连车列骑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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