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 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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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伦理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

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

2012-03-1909:

59:

48　来源:

 中国企业家（北京）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

九成以上（90.1%）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或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6.5%;比较满意：

83.6%）。

相对而言，小型企业的企业家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的比例略高（大型企业2.7%→中型企业6.5%→小型企业13.0%）。

逃离“及格线”——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

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处于及格线水平;

面对不容乐观的全球经济环境，政策不公，

糟糕的投资环境，融资难，人才困局……

他们将如何应对，艰难抉择?

本次调查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所做的专项调查。

调查针对全国16个省市的民营企业家，围绕着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状态展开研究调查，以了解该群体的生存环境，为改善和提升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一部分

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总体结果及核心发现

一、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61.30分

2011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为61.30分（百分制）。

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处于及格线水平，由于资金短缺、人力资源短缺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结果表明：

当前外部宏观环境总体上比较适于企业发展，但在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经营层面的投融资环境是制约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瓶颈所在;而人力资源状况则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内部关键因素。

为了更有效地区分不同规模企业间生存环境的水平差异，我们特别将受访企业按照不同行业各自的划分标准，将其分成大中小型三类企业进行分析。

通过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生存环境指数得分进行对比，总体来看，小型企业的生存环境指数得分最低（小型企业60.03分→中型企业62.12分→大型企业61.28分）。

二、不同背景下的企业生存环境显现差异化特征

1.不同规模企业间存差异，中型企业生存环境相对最佳

通过比较发现，不同规模企业间的企业家生存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中型企业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最佳，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为62.12分;其次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61.28分;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最低的是小型企业，得分仅为60.03分。

2.第二产业企业生存环境略优于第三产业

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企业间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最高，达到64.07分;其次是建筑业得了63.54分。

相反，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得分最低，分别为58.5分和59.08分。

3.企业家生存环境行业和地区分布不均，差异显现

分地域来看，中部地区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达到了65.64分，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分（61.03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相对较低，特别是东部地区只有60.52分。

第二部分

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研究结果和发现

发现一

企业外部宏观环境总体较好，执行力与服务有待提升

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同在，近六成大型企业看好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向，国内经济环境稳中有升，有利影响较多，抓住时机升级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一、经济环境：

机遇与挑战并存，“升级创新”是出路

1.国际环境影响正反都有，找到策略是关键

如何去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民营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通过“提高品牌意识，增强竞争力”（57.6%）和“进行技术升级与品牌创新”（54.1%）的途径，来增强企业自身的“抗危能力”才是根本出路。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小企业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比例”这一策略的青睐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35.7%→中型企业37.8%→大型企业16.7%）;而大中型企业比小型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小型企业3.6%→中型企业13.3%→大型企业16.7%）。

2.国内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抓住时机求转变

调查显示，企业家生存国内经济环境指数得分62.81分。

当前国内经济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访企业家对于正负面影响的感受均参半，认为有利的占50.2%，感觉不利的有49.8%。

二、法律环境：

立法比较全面，执行相对困难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家生存的法律环境得分72.35分。

这个分数是本指数七项一级指标中的最高分，这得益于法律对企业家较为完善的保障性（88.89分），但是企业经营、市场秩序等保障环境（60.12分）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1.企业保障有法可循，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从法律的角度看民营企业的生存，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明晰的产权关系以及安全且便捷的产权交易机制，这就要求国家提供一套完善的所有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

2.《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正负影响同时存在

通过数据可见，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民企无疑是把双刃剑，正负面影响同时存在。

从正面来看，首先是“企业的用工运作更加规范了”，对于大型企业，这项改善尤为突出，对该项的认同比例高出中小企业二十几个百分点（小型企业55.1%→中型企业51.9%→大型企业75.7%）;其次，“劳资纠纷减少”也是比较明显的改善，有四成左右的大中型企业从中获益，认同此项的小型企业也超过了两成（小型企业23.2%→中型企业44.4%→大型企业35.1%）。

反观该法律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是最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同规模企业对该项影响的认同率没有显著差异，均超过了六成（小型企业63.8%→中型企业63.9%→大型企业64.9%）。

对于小型企业来说，新《劳动合同法》所导致的“员工流失率增加”现象比大中型企业更严重（小型企业34.8%→中型企业25%→大型企业27%）。

三、政策环境：

走向总体看好，公平稳定是保证

总体来看，多数企业家（54.7%）认同当前的“鼓励创新政策”的有利影响;与此相反，56.1%受访企业家认为当前的“金融货币政策”给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于“产业及行业政策”，认为有利与不利的均占到四成左右。

1.政策公平感较低，大中企业税负公平感缺失较为突出

通过数据可知，在与民企切身利益相关的几项政策中，对政策公平性的考虑，企业家们的观点各异。

其中，近六成企业家（58.9%）认为“税收政策欠公平”;近一半的受访企业家（49.5%）认为国家对国企的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来说有失公平。

对于“市场准入政策”和“限制价格政策”，认为这两项政策不公平的受访者比例均接近四成半左右（47.2%、45.4%）。

数据显示，受访企业家们认为，若要彻底解决该问题，最迫切的是要“规范政府的行政许可制度以及审批行为”（42.1%）。

可见，相关政策的制定固然非常重要，但如何落地，并彻底地执行以及规范化地推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经济政策变数大，小企业更担心“货币”与“税收”

比较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家对于政策的稳定性会有不同考虑。

大中型企业对于“汇率政策”的稳定性较为担忧（小型企业34.8%→中型企业55.6%→大型企业53.3%）;相比较而言，小型企业对“税收政策”（小型企业60.9%→中型企业48.9%→大型企业33.3%）和“货币政策”（小型企业60.9%→中型企业42.2%→大型企业40%）的稳定性更为悲观。

四、政务环境：

政府更像领导，“管”得重“理”得轻

通过指数得分可见，与其它几方面的外部宏观环境相比，当地政府的政务环境是需要有较多提升的一个方面（54.29分）。

1.政府更像“领导”，尚需努力向“服务型”转变

在本次调查中，企业家们对于当地政府的角色定位偏向“领导”（64.5%）。

政府给予企业正确的引导与管理是必然，但给予更多的服务与支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也许才是民企生存与发展的保障。

2.企业越大越容易“被重视”，政府“廉洁”与“效率”更待提升

小规模企业感觉政府对企业不重视的占到43.5%，分别高出大中型企业21.9和11.1个百分点。

换言之，企业规模与其被重视感成正相关（被重视：

大型企业67.6%→中型企业65.7%→小型企业52.2%）。

谈到当地政府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超过半数（53.7%）的企业家对于“当地政府针对企业的审批环节过多，周期长”深有感触;另外，苦于“与政府间没有合适的沟通渠道”和“相关行政部门功能重叠，重复收费和重复检查”的企业均超过了三成。

发现二

产业经营环境繁杂，“无处可寻”向“无钱可寻”转化

总体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融资环境是影响企业发展的最短板（47.08分）。

一、投资环境：

政策支持有度，资金与人才最匮乏

1.超半数企业有投资计划，行业内扩张是主流

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家生存的投资环境是所有十七个二级指标中的最低分，40.12分。

市场准入环境需进一步拓宽是一方面，而可利用资源丰富以及劳动力的充沛性则是另一个需要加强改善的主要方面。

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53.3%）的企业在未来一年里有投资计划，其中，大型企业的未来投资意向强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73%→中型企业48.1%→小型企业50.7%）。

2.缺乏专业人才与资金是最主要的投资障碍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16.8%）和“政策对民企产能规模的限制”（16.2%）已不再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主要障碍因素，相反，与企业资源配置密切相关的困难才是真正的投资壁垒。

受访企业家们认为投资最主要的障碍点在于“缺乏投资方面的专业人才”（45.8%），其次是“缺少投资用的资金来源”（41.1%）。

二、融资环境：

自筹与贷款相结合，民间借贷属无奈之举

1.小规模企业更多依赖自筹资金与民间借贷

企业的融资环境指数得分52.86分，除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以外（59.62分），国企与民企间关于融资的平等性问题（46.13分）是挫伤民企融资环境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大中型企业可更多地借助银行融资（大型企业78.4%→中型企业72.2%→小型企业44.9%）;而小型企业则更多地依赖自筹资金及民间借贷。

2.“国、民”融资平等性有偏颇，找到适合的渠道是关键

数据显示，82.2%的民企认为在融资问题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平等。

相对来说，小型企业认为非常不平等的比例尤高（大型企业24.3%→中型企业22.2%→小型企业42.0%）。

3.半数以上企业融资需求未得到满足，金融机构贷款限制是主因

“资金紧张”是目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三大困难之一，本次调查中的提及率达34.6%。

尽管有银行贷款、自筹资金、政府扶持、风险投资等多种融资方式，但在现实操作中，民营企业可采用的途径并不多，有34%的受访民企仅通过一种渠道融资。

此外，超过一半（55.9%）的民营企业融资需求部分或完全没得到满足，基本得到满足的为41.6%，完全得到满足的企业仅占2.4%。

相对来说，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更大一些（融资需求完全或基本得到满足：

大型企业54.3%→中型企业45.7%→小型企业36.2%）。

4.七成企业在银行难贷到款，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超过七成（70.5%）受访企业家认为获得银行贷款有困难，且中小企业的困难更大。

按企业规模比较可以发现，获取银行贷款的困难程度与企业规模成反比，规模越小困难越大（小型企业78.3%→中型企业73.1%→大型企业48.6%）。

5.承认民间借贷有风险，超1/4民企欲迎风而上

资金紧张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又因为各种原因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间借贷”也由此成为无奈之举。

通过交叉比较可以发现，获取银行贷款越困难的民企，在未来1-2年采用“民间借贷”的可能性越大。

三、税负情况：

超七成认为税负重，税率低于10%为佳

调查显示，近一成民营企业家认为目前的企业税负“非常重”，63.6%认为“比较重”。

不同规模企业对税负的感受较为一致，可见，税负于大中小型民企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发现三

内部管理环境严峻，“人”或是攸关点

一、企业困境感：

半数以上盈利有增加，成本、赋税及资金成发展“拦路虎”

整体来看，相比于上一年，半数以上（52.8%）的受访企业2011年的盈利有所增加，平均增幅为18.87%。

28.5%的企业表示当年（2011）的盈利减少了，平均减幅接近两成（19.66%）。

二、人力资源：

半数企业或有用工荒，中高端人才最奇缺

1.半数以上未来存在用工荒，大型企业缺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缺中高级技术人员

在受访的企业中，78.5%采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企业管理方式，仅有19.2%采用的是家族式管理。

相对来说，小型企业采取家族式管理的比例略高于大中型企业（大型企业13.5%→中型企业17.6%→小型企业24.5%）。

研究显示，企业家对企业的人力状况并不满意：

仅有29.4%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引进人才比较容易，三成左右（34.6%）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比较满意。

超过一半（51.9%）的民营企业家预计未来1-2年内存在“用工荒”的问题，相对来说，中型企业用工问题更加突出。

2.行业人才紧缺是用工荒主因，提高福利待遇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

对于用工荒的原因，企业家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刚性供求差距”：

行业性专业人才紧缺（60.3%）;其次则是企业硬件与软环境有待提高（企业规模小：

31.8%;企业缺乏有效人才机制：

24.5%;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

9.3%）;此外，行业环境吸引力不够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2.5%）。

三、企业家精神：

卓越才能是特质，“忠于本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

“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本次指数研究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能力给予了较高评价，得分为78.89分。

1.企业家精神：

卓越才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企业家特质

11.2%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没有欣赏的民营企业家。

马云以17.3%当选最受欣赏的民营企业家，其次分别为柳传志（8.4%）、史玉柱（7.0%）、李嘉诚（5.6%）。

企业家本身的头脑与才能是最被推崇的特质（33.2%），而创新的精神（9.8%）、卓越的管理理念与能力（9.3%）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8.9%）都是企业家们看重的品质。

2.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对消费者负责，其次对员工负责，然后才是对社会及环境负责

在受访企业家看来，责任意味着首先对消费者负责，保证产品质量（68.7%）;其次是对企业员工负责，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及收益权（60.7%）;再次才是为国分忧（21.5%）、为环境解压（保护自然环境：

17.3%;节约资源：

15.4%）。

如果社会责任分为几个层次，那么最基础层就是对消费者负责，中级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员工负责，中高级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对社会负责，最高级是对整个地球与自然环境负责。

前两层看似简单，却是其它所有责任得以实现的基础。

3.企业家移民：

近1/6受访企业家考虑移民，教育及保障体制成主要推动力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

九成以上（90.1%）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或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6.5%;比较满意：

83.6%）。

相对而言，小型企业的企业家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的比例略高（大型企业2.7%→中型企业6.5%→小型企业13.0%）。

世行报告

国企改革新博弈

过去政府在关键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或许是个优势，今后却可能成为提高生产率、创新和创造力的制约因素

即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比之前慢1/3（即年均6.6%，过去30年为9.9%），中国仍将在2030年前的某个时刻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

迈过这一里程碑意味着中国将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一代半人的时间内跨过低收入社会和高收入社会之间的鸿沟。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能否仍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中国能从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转向新政策，以应对未来不同的挑战。

如何化解频繁产业干预?

从产业上看，19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产业政策和管理实施了较为广泛的干预。

产业管理的方式包括审批、备案、行政检查、强制关闭业务和其它对企业的限制。

在广泛意义上，产业干预的设计是为了影响经济活动中的资源分配，以达到不同的结果。

这一类政策在各个行业中都有，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领域最为关键。

这些政策牵涉到了各级政府，而他们则使用各种手段通过企业界来实现其多重目标。

结果，中国就成了世界上使用产业政策和产业管理最频繁的国家。

中国政府这些产业政策通常有如下典型特征：

1.规模化，政府更关注大型企业的发展，而冷遇中小型企业;2.对产能过剩的行业扩张进行控制;3.对于过于分散的行业引导其集中;4.鼓励技术进步，如要求使用特殊或本地的技术来实现规模;5.给政策鼓励优先发展的行业推荐资源，给政策禁止的行业撤销资源;6.多部门联合办公;7.这些政策在各级政府的推进中出现交叉目的，如当中央政府打算在全国范围加强某个行业，就会出现多个省份把这个行业作为支柱经济的情况，甚至出现所有省份都积极参与的情况。

最后，这个所谓的“支柱”行业是鼓励还是不受鼓励，利弊达到了何种程度，一般很难说得清。

任何一个国家，对产业政策总体的有效性的看法都会有很多种，中国的产业政策在两方面是不太成功的。

首先，实际发展与政府规划往往不一致。

例如，1982年，国务院打算推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行业。

从“七五”（1986-1990年）到“十五”（2001-2005年）计划，国家都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最终结果让人失望。

其它发展缓慢的行业例子还有汽车，“七五”期间，汽车行业就被确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但在整个1990年代，这个行业几乎没有像样的发展，而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产业才真正出现质的起飞。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没有被关注的行业却在一些地区获得了蓬勃发展，如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工程机械产业。

其次，尽管政府在努力地通过并购来增加产业集中度，但那些受产业政策管制的企业还是变得更加分散化。

在“十五”期间，政府曾尝试把前十名钢铁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50%提高到2005年的80%，然而至2004年，他们份额居然下跌至34.6%，到2009年也才达到43%。

同样的，1994年中央曾颁布《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目的是扶持2-3家大型汽车企业，结果至今中国汽车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仍很低。

造成中国产业政策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每五年换届一次;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加剧了重要行业的分散化。

因为大型企业是当地重要的雇主和纳税人，而地方政府因其分享辖区内的产品增值税的25%，因此地方官员通常会保护现有的企业格局或者吸引更多新的企业来本地竞争，他们特别担心跨省的企业合并，因为这样会减少本地的就业岗位和转移税基至其它地方。

有时一些中央政府本打算关闭的低技术、重度污染的企业，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导致关闭不了，并形成更恶性的竞争局面。

与产业政策相比，中国的产业管理也饱受争议，特别是酌情权的使用和监管审批系统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恶化了商业环境。

国企需结构性调整

中国要想取得生产效益和提高创新能力，巩固更快的成长势头，至2030年前如下路径非常关键：

通过重组国有企业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和私有化企业的竞争来提高技术和配置效率，特别是相应缩减国企规模和阻止行政垄断;通过进一步实现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来提高配置效率;通过更多受限制的、一致性的、可预见的、市场化的产业干预来迎接新挑战，改善商业环境。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方面，中国政府可以梳理一下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基础与支柱产业方面拥有的特权清单。

通过梳理并确认某些行业或下属行业可以从以上清单中移除，政府就可进一步确定和取消导致这些行业中不合理的限制竞争的显性或隐性的障碍。

如果这个明确的信号可以释放，那么这些行业的发展将会出现真正公平竞争的局面。

对于确实需要国有化的行业，应该将重点转移到加强这类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上。

这样的梳理需要通过一个能明确指出国有企业长期、短期问题的国有体制政策来促进。

鉴于中国现有产业政策中所有权的显性或隐性的角色，国有体制政策中应包括对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予以详细阐述。

1999年，中国曾尝试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经济布局，当时列举了四个国有企业控制的领域：

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产品领域和重要的支柱及高科技企业。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国有制度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2006年，国资委宣称国家应该对七个行业有绝对控制力，对其它九个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

未来，如果重新定义中国的国有政策，就应该把国企集中定位在提供公共品的非竞争性市场。

目前，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所有权分布是广泛的、多样的，涵盖了大部分领域，包括全资、多数股权和少数股权。

这给国有企业重组带来两方面的挑战：

公共资源如何能最优地使用;中国如何能较好地从现有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过渡到适合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新体制。

第一个挑战的对策较直截了当，公共资源应当且仅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

这些公共产品的范围从国防到基础建设、社会保障和基础研发。

最近的重点是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房，这是政府资源如何用于解决社会需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际上，公共产品的范围是相当广的，甚至包括可靠的能源供应、通讯以及邮政等领域的普遍服务。

配置到特定公共产品的份额是由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决定的，在多数领域，少量股份参与就可能实现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

重要的是，在许多政府采购的公共产品领域，应该鼓励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同时参与提供，私有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会带来新的竞争维度，并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应对第二个挑战则并不简单。

首先，政府可以尽快把隐藏在国企中的股权证券化。

这可以带来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委任高级管理层，并向公众披露符合国际准则的财务报表，推行外部审计等，这些可为国企改革铺设道路。

其次，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持国有股份，同时在现行的金融市场对这些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和交易。

国有资本的分红应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至财政。

最后，一部分的国有资产应转移至国家养老基金，用其收益满足未来的社会保障需求。

在中期，扩大私有企业的参股是对余下的国企重组的一种补充方式。

基于中国国企公司化和重组经验，特别是那些母公司由中央和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大型国企，应该重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上市公司。

此外，政府可以减少其在国企中的股份，建立起专业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

另一个缩减国企规模的好处就是国资委可以将精力更多地用在余下的国有企业上。

在中期，更公平的竞争可以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来限制可能扭曲的行为，即确定清晰的“游戏规则”。

在长期，为了保证单一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国可以考虑制定政府直接或间接对企业的财政支持的限制。

最近的个案是大量的资金注入国有航空公司。

那些亏损对一个纯粹的商业企业是无法或不太可能承受的，这样的支持导致了不公平竞争。

为了扭转这样的不利结果，中国应为政府提供一个很清晰的游戏规则以应对某种援助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压力。

这可以参照欧盟实施“国家援助”的经验—欧盟经验强调建立可信的制度框架去监控行业补贴计划和实施双方同意的行业政策。

虽然欧盟和中国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在管理成员国（欧盟）和地方政府（中国）之间的反竞争行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

（摘自世界银行报告，翻译：

张韫妍）

（本文来源：

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