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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红24军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

鲜为人知的红24军:

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

1931年7月4日,在山西省平定县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

1931年7月5日,平定起义后在山西省盂县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

1931年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山西省阳泉市及其所属的平定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的源头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红二十四军)的记载是一段空白。

其实,红二十四军的历史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70年前,它曾经在我国北方巍然屹立过,但在此后却被岁月风沙湮没……

但是,山西省阳泉市的党史工作者们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党史、军史专家张宏志的帮助和指导下,终于使红二十四军的辉煌军史在湮没史海70年后被发掘出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

此后,国共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南昌市领导了贺龙等部的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8月9日,中国共产党又在湖南省领导了秋收起义。

此后,这两支队伍会合在江西省井冈山,造就了我国第一个工农革命武装割据的根据地。

1930年1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大获全胜而终结。

冯系军阀高桂滋所部国民党第47军减员至4000余人,只好由原来的3个师缩编为1个师,并改名叫“正太护路军第一师”,驻防山西省平定县等地。

还在1926年,第47军驻防安徽省阜阳时,以赫光、苗广义等为首的10多名共产党员就打入了高桂滋部,并在第一、第三团都成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五六十人。

初始,赫光在军部任少校参谋。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认识到,要想兵变成功,必须掌握兵权,赫光便主动要求离开军部到下面的一个营里当了营长(后来队伍到平定缩编,营改连,赫光成了连长)。

经过4年的努力,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里分别担任了营、连、排、班等干部,控制了相当一批武装力量。

当时,正太护路军不属蒋嫡系,也不属阎系统。

兵饷没有来源,士兵生活极苦,抢劫、逃跑之事时有发生。

不失时机的,我地下党加紧准备在这支部队举行兵变。

1930年4月15日,党中央发出指示,确定在高桂滋部组织兵变。

同年9月,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和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与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谈话,将山西省作为北方革命的重要省份,对山西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

同年秋天,中央北方局决定将中共山西特委改为山西省委,由刘天章任省委书记。

10月,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认为山西省已具备发动武装暴动、创建北方苏区的条件,决定选派干部,加强山西党的领导。

此后,刘天章重新组建了山西省委,北方局军委书记谷雄一接受党的指示从天津回到山西。

山西省委指派李志敏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平定,整顿高桂滋部的党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31年1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顺直省委。

4月,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

贺昌、薄一波代表顺直省委入晋,与山西特委共商起义大计。

根据中央精神,决定由谷雄一负责平定起义,从驻防平定县的高桂滋部拉出3个团,举行武装暴动,依托五台山,开辟晋冀边根据地。

计划上报党中央后,中央批准以此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红二十四军的番号开始出现。

此后,山西特委先后派出李志敏、马芳庭、牛清明、吴耀礼等人到高桂滋部进行兵运工作。

李志敏与特委委员、团委书记娄凝先负责发动经济斗争配合起义,并负责刻制印章、发布文告、制订土地革命纲领等工作。

赫光则负责成立军事委员会、军需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队和特务队等工作。

在准备起义过程中,娄凝先为起义军的军旗书写了大字,他的妻子杜涤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妹妹)连夜刺绣制作了两面起义军的军旗:

一面是司令部用,一面是政治部用。

5月,高桂滋部一批党员的身分暴露,党组织将他们转移到吕梁山区,与陕西特委一起组建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治委员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

这支游击队后来进入陕甘宁边区活动,更名为陕甘游击队,与刘志丹会合在一起后组建了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道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此后不久,中央红军反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取得了胜利,而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国统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上海的一个叛徒供出高桂滋部一团二营八连的排长刘玉珊是共产党员。

电报拍到平定县,刘玉珊马上被捕。

高部中的党组织立即派副营长刘明德到太原向特委汇报,特委书记刘天章决定乘高桂滋回北平(现北京)为其父祝寿之机,派谷雄一协助赫光提前举行起义。

7月3日,是个星期五。

下午3时,装扮成国民党军官的谷雄一、杨大华携带起义旗帜、印章及各种印刷品,坐火车到达阳泉火车站。

赫光派出数十名士兵骑马到车站迎接。

谷雄一到达后,立即召集十几名党员在军营外的一个小坟岗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趁高部的3个团长全部跟随高桂滋去北平为其父祝寿,星期六(7月4日)晚上12时高部军官全部放假、士兵可以自由活动之机,举行起义。

为保证起义万无一失,7月4日,谷雄一又主持召开了骨干会议,研究了行动方案,确定起义口号为“立”,暗号为拍三下枪托,要求人人必须系红领带,表明为革命敢于牺牲。

这条红领带,红二十四军的指战员叫它“牺牲带”。

眼看起义在即,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我一地下党员、高桂滋手枪连连长喝醉了酒,将起义计划说了出去,被高桂滋的表弟贺纪善得知,报告了二营营长刘孔章。

刘孔章马上派勤务兵叫8连连长王子冈(党员)、7连连长窦世雄(党员)到司令部去“开会”。

王、窦二人发现情况不妙,将勤务兵扣下。

但是,敌人已经加强了戒备,控制了县城的交通要道。

赫光下令,起义提前半小时。

当夜,天降大雨。

11时30分,高部1200多名官兵在一团二营驻地城隍庙集合,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举行起义。

起义军在城隍庙门口将高桂滋的表弟贺纪善击毙。

营长刘孔章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后门开溜。

当时,起义部队的分工是:

一团负责攻占敌司令部和县政府,破狱解救被捕的刘玉珊等同志,封锁反动军官住宅,切断敌人通讯线路,收集军需物资和畜力,严密监视晋军孙楚和李生达部在阳泉的动向。

二团、三团党员数量少,驻地距城较远,负责破坏阳泉火车站和敌人的营房。

不料,由于敌人早有准备,占据了城墙,居高临下,一团没能攻下县城;加之二团没能带出,原准备的阳泉煤矿工人组织起义的计划也落空;最终,只有一团的全部和三团的一部拉出来了。

眼看攻打县城无望,起义军遂撤出平定,经河下、白羊墅,越过正太线,沿五渡、杨树沟、三都向盂县挺进。

7月5日凌晨,起义军到达盂县清城村,随后进行了整编。

在全军大会上,谷雄一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委、窦世雄为副军长、刘明德为参谋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

红二十四军下辖两个纵队及军部直属连,一纵队长靳树生、参谋长王子周,二纵队长穆春芳、指导员牛清明、参谋长蒲子华。

全军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对这一任命予以了通过。

红二十四军的军旗开始高高飘扬,国民党盂县县长听说红军打到清城,携眷逃离县城,只留其他一些官员把守城门。

高桂滋派骑兵连和步兵团会同井陉、盂县、五台所部对红二十四军设法堵截追击。

敌追至清城村,红二十四军放弃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斜出牵牛镇、河底、韩庄、西南舁,边战边走,经白土坡又迂回到盂县境内。

7月8日,红二十四军在盂县上社歼敌一部;11日,在五台县柏兰镇生擒敌保安队队副;12日夜,由柏兰镇向东经黑山关于13日进入河北省平山境内;15日,经灵寿向阜平挺进;18日,打败保安团300多人,县长朱涛望风而逃,攻克阜平县城……

攻克阜平县后,红二十四军排军列阵于城外的沙滩上,宣布进城纪律。

各界群众代表30多人来到队前,向红军三鞠躬,欢迎军长进城。

进入阜平县,红二十四军开仓放粮3天,每天来领粮的有2000多人。

群众看到,这支队伍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军长与政委和士兵一样,排队领取每人3块光洋的饷金。

经过宣传鼓动,穷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这支队伍很快就扩大到3000人。

7月27日,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牛清明为阜平县苏维埃主席。

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设立的机构有教育委员会、农民委员会、邮政委员会等。

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开办了穷人学校,穷人的孩子免费入学,由红二十四军中有文化的干部担任老师。

此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对红二十四军的活动和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的成立,国民党惊呼:

“事实虽小,情节甚大。

北方之朱毛较之江西有过而无不及也。

” 高桂滋则向全国发出通电,称:

为剿灭红军,“誓愿追随党国,捐躯致死,沥血披阵,伏维昭鉴”。

时任国民党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命令石友三部的沈克师对红二十四军进行围剿,并给其“陆军新编第一师”的番号作为诱饵。

为示与红军相区别,沈克师所部脖子上都围着绿毛巾,号称“绿军”。

沈克师的26旅旅长赵海清和27旅旅长赵渤开始以诈降与红二十四军联系。

两赵诡称,阎锡山不可靠,石友三投向了韩复榘,张学良不要自己,所以,请求红军收编。

年轻的红军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认为,沈克师反蒋失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来投靠自己是自然的事。

谷雄一拍案道:

既然肥肉到了口边,还有不吃的道理?

于是,决定受降。

8月9日,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世雄、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副主席刘应融等率军部人员及当地干部群众一行18人,用十几头骡子驼着牛羊、粮食和银元,赶到沈克师的驻地王快镇进行慰问。

结果,全部中计被捕。

8月10日,沈克将谷雄一等5人押往北平请赏,同时派赵海清的26旅开往阜平县城,声言奉谷政委的命令前来接受改编。

当天下午,赵海清派副官到红二十四军驻地,说部队给养困难,人心涣散,要求军长赫光立即接见,以稳定人心。

经过激烈的辩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红二十四军决定收编26旅,但不让他们进阜平县城,而是让他们沿城南沙河岸到距县城5华里的法华村等待整编。

8月11日上午,赵海清又以一个营投降为幌子,敦请我红二十四军军长出面训话。

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及6名战士带着慰劳品来到法华村。

赵海清在村中的老槐树下举行了所谓的欢迎会。

 8时多,赵海清请赫光给他写了几个大字标语后,双方一起来到会场。

赫光发现赵海清部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对其意图有所觉察,但还是大义凛然地走上讲台,大声说:

你们起义,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

赫光的讲演,深深打动了国民党士兵的心,大家静静地听着,一动也不动,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摆这个鸿门宴。

 赵海清原来与部下约定,以他捋胡子为号动手,但他连着捋了好几次胡子,还不见动静,顿时脸色大变。

赫光发现后,向赵海清提出了严重警告。

敌兵这才醒悟过来,扑上去抱住了赫光的腰。

赫光掏出手枪,打中赵海清的大腿,但终因寡不敌众,倒在村中的碾子旁,壮烈牺牲。

时年赫光仅29岁。

赫光牺牲后,敌军将其头颅用铡刀铡下,装进酒桶,送到北平,拍成照片,命令士兵传阅。

遭此沉重打击,红二十四军不得不撤出阜平县城,经龙泉关进入山西,向晋西北转移。

失去领导的红二十四军推选刘明德为军长,王子周为副军长,蒲子华为参谋长,继续战斗。

在山西应县小石口歼灭敌两个连以后,红二十四军派牛清明秘密回到太原,向山西特委请示汇报。

特委书记刘天章接到报告后大吃一惊,决定亲自到红二十四军领导武装斗争。

刘天章率领山西特委的军委委员梁子修和牛清明及陕西府谷籍的青年学生王宗舆等人,化妆成客商,经苛岚、兴县到达保德,准备渡过黄河,与红二十四军取得联系。

在保德,刘天章等人住在王宗舆哥哥开的店铺里边,先派牛清明、梁子修过黄河,到对岸的府谷县寻找红二十四军的下落。

牛、梁二人过河后,被敌人当做红军的探子抓了起来。

刘天章只好返回太原,等待上级指示。

9月11日,经叛徒指认,刘天章被捕。

还在9月初,红二十四军就于山西河曲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北部的绥远地区。

国民党绥远省(解放后,划归陕西、内蒙古管辖)政府主席傅作义、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电令绥、陕国民党军对红二十四军严密防堵。

在十里滩,红二十四军同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段振西团展开殊死较量,作战失利,只好放弃攻打府谷的计划,转移到神木地区,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天民取得了联系。

在神木的木瓜堡、清水一带,红二十四军又与敌3个团1个营的优势兵力展开了激战。

经过反复冲杀,作战不利,红二十四军打消了在陕西北部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突围到绥陕交界处,打算继续向西转移。

期间,为了取得和上级的联系,军长刘明德返回太原寻找党组织,下落不明。

继任军长蒲子华在与党组织联系时,不幸被捕,光荣牺牲。

9月20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中央及河北、陕西、山西的党组织必须共同派出10到20名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红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

但为时已晚。

为了消灭红军,敌人沿长城线布防堵截,逼弹尽粮绝的红二十四军进入蒙古草原。

在内蒙古的河口、王免、彩当一带,红二十四军陷入重围。

失去领导的红二十四军战士,英勇奋战,大部被敌人打散,许多战士被俘后被敌人活埋。

一部分战士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派出代表与井岳秀谈判,结果代表被井收买,近千枝枪械落入敌手。

最后,红二十四军兵败于两岔河。

 在血腥镇压红二十四军的同时,敌人对被捕的共产党干部也下了毒手。

1931年7月上旬,刘玉珊在北平东门外的新市街口就义;8月上旬,谷雄一在北平西直门外护城河边被敌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8月27日,窦世雄在北平就义;11月1日,刘天章在太原就义……

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省瑞金宣告成立。

红二十四军在两岔河失败以后,残部在陕北神木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春,在神木地区南区东乡正式成立了“临时特务队”,并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8月正式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三支队,最终成为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的一部分,与红二十六军一道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镇压过这支英雄队伍的国民党将领,以后都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逼蒋抗日;1948年,傅作义在华北起义,和平交出北平;井岳秀(此时已去世)部于1949年6月1日在榆林起义;高桂滋脱离国民党反动派,于1949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张宏志对此现象概括道:

“红二十四军的历史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革命胜利后的今天,我们去追索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红二十四军的英烈们所从事的事业把他们的对手全部征服了。

在山西省平定县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平定起义后在山西省盂县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山西省平定县及其所属的阳泉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的策源地。

由于种种原因,红二十四军的将士和烈士所从事的事业在我党史、军史里没有被提及,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被忘记了。

但是,群众没有忘记这些先烈,他们自发地收集烈士的遗骸,建成烈士塔,以志怀念;山西省阳泉市的一批党史、军史工作者,也没有忘记这些功臣,他们本着存史、存学、存真、存信于后人的信念,在线索稀少、资料匮乏、当年亲历者陆续去世的情况下,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8省3市,艰苦寻觅4年,终于使红二十四军的辉煌军史在湮没史海70年后重新为人民所知晓。

记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个人。

一是山西省平定县党史研究室的梁忠德,他是从事红二十四军军史发掘工作的带头人;一是山西阳泉市政府的干部王伟,他经过努力,主创了两集文献纪录片《一支红军阳泉来》,再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填补了我党史、军史研究的空白。

在中央电视台的协助下,这部文献纪录片已经拍竣并播出。

为什么要对红二十四军的军史进行发掘?

张宏志认为:

“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存史、存学、存真、存信于人民。

在这4个‘存’字当中,存真、存信是核心。

没有真实,人民也就不相信这个历史了。

正是本着这么一种精神,我们这一批党史工作者才从事了这段历史的发掘和研究。

记者得知,这些党史、军史工作者们发掘了如此珍贵的革命历史后,向山西省阳泉市郑重提出,希望阳泉市以共产党阳泉市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将红二十四军正式列入当年红军的战斗序列,还红二十四军历史的原貌。

“长城怀抱英烈骨,大漠无语血泪痕。

自古燕赵多豪杰,大义为民献吾身。

“板胡一曲泪满襟,黄河沉吟忆故人。

碧血尽洒华夏地,丹心迎来万木春。

张宏志为红二十四军创作的这些诗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现在听说红二十四军军史后万分景仰的心情。

面对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我们不由得要缅怀为祖国捐躯的这些革命先烈,也十分敬仰为烈士树碑立传的张宏志等人。

义无返顾不问归①,英雄流血不流泪。

史海长眠七十载②,歌声引得红军回③。

 这是张宏志为红二十四军做的又一首诗。

注1:

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为了闹革命,结婚后多年与媳妇不同房。

平定起义前,他专门回家看了媳妇一次,牺牲后留下一遗腹子。

注2:

“史海长眠七十载”,意指红二十四军的军史被湮灭了70年。

注3:

当年,在山西省太原等地广泛流传着一支《兵变歌》,歌曰: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支兵变歌,兵变歌,为谁作,为的士兵吃苦多;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支兵变歌,兵变歌,为谁作,为的天下穷人多;莫打鼓来,莫打锣,咱们唱支兵变歌,兵变歌,百姓作,24军人马多;莫打鼓来,莫打锣,咱们唱支兵变歌,江西南,山西北,南方北方红军多。

”在研究红二十四军军史过程中,这首《兵变歌》也再次在群众中流传,故称“歌声引得红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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