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体化下的中国经济转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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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体化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重构国家价值链
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
刘志彪
摘要:
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充分重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重构“价值链治理”的问题，即要重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
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体系和治理结构，实现国民消费需求支撑下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地位主导下的发展，是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机遇中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
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依托于市场总体规模即将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大优势，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以及产业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基于NVC的治理结构、模式和机制，重新调整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逐步地做成世界品牌，这种渐进化的构建NVC的战略与试图直接摆脱GVC而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进行面对面竞争的做法不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目前处于“链主”地位的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
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
而且，当今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企业，往往同时处于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发展背景下，专业化市场和领导型企业是我国构建NVC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主要机制和方式。
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基于NVC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优势在于它可以为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市场空间。
而构建NVC时强调其中的领导型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基于NVC的“链主”，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关键词:
转变发展方式；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交易模式；中国企业
作者简介:
刘志彪（1959－），男，江苏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主动地利用低级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以国际代工或贴牌代工方式参与到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分工体系中，发挥的是一般性的、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介入的主要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组装环节，由此带来利用外资和制成品贸易的“爆炸式”成长。
这种GVC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驱使中国在2009年就跃居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全球。
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GDP总量在2005年进入世界第四，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沿海地区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主要发展方式的发达省份，如江苏省2010年人均GDP已经跨越了7700美元，进入了可以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的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在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面前，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实现的其实是一种粗放的、贫困化增长：
虽然制造业总量较大、增长很快，但增加值率较低，而且还在持续走低。
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实际上使中国形成了“世界加工厂”形态的低级的制造业发展方式。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由此导致在可能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抵制。
扬弃我国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
一方面，继续维持在“GVC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和扩大国内需求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试图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这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
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基于内需还是外需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
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
据此我们认为，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
鉴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发展阶段上，要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充分重视中国企业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文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
二、融入“被俘获”的GVC：
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的发展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
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高粗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
这一事实简要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发展出著名品牌，难以开发出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国际营销渠道和营商网络，更难以具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常受到国外产业的纵向压榨和横向挤压，处于制造加工环节的我国的代工企业普遍面对研发和设计（被提高授权费或提高关键零组件价格）与市场网络、品牌、营销（被压低代工价格）两个高端力量的持续控制，造成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现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制造被一些人认为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了一起，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和70年代香港、台湾和韩国制造那样，及时摆脱这种不雅联系，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市场形象，而且限制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低级要素嵌入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
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即当这些企业开始转向GVC中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功能时，即走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驱动发展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成功的证据。
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
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也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部地区定位于GVC的低端，使我国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被东部地区压制在外向化发展的“隔离”地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
第四，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和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
这种发展格局，会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巨大的周期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丧失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第五，为了解决国际代工企业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的“脑体分离”问题，摆脱单一的“世界加工厂”的尴尬地位，我国在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知足，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来吸收高端的制造业FDI，这又限制本国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余地和选择空间。
只有发展起本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在经济开放中使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化，而不使经济运行受制于外国资本。
第六，以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中的差别化定位，相反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
过去我们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国内过剩的能力通过廉价商品消化在了欧美国家的市场。
它的后果是：
既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并不领情，反过还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基础和正常运转体系。
更有甚至，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超级学者，还屡次抨击中国说，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资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
实践已经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嵌入GVC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是不会有长久的国际竞争力的。
今后我国要在GVC上建立起强大又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著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大力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由此成为我国攀升GVC、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微观上必须经历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在内的多个过程。
在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低端要素嵌入GVC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虽然能够较快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却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中、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困境。
鉴于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RegionalValueChains,RVC）、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s,NVC）（刘志彪，2007）等从战略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则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增强生产者服务功能，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中国制造业发展向高端路线（high-road）的转型。
三、突围被“俘获”的GVC：
构建基于NVC的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中国必须在微观层面上高度重视从被“俘获”的GVC中突围的战略问题。
在融入GVC的基础上，中国尤其要重视重新构建基于内需的NVC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要把依赖于别人的“外围”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关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变成“发包”关系，由“低端”关系变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的关系变成“老板”的关系，由“制造”变成“创造”的关系。
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性变革。
重新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什么出口导向逆变为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基于内需重新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在融入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NVC战略，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而是要由依赖国外市场转化为以国内外市场并重的协调发展道路，做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最少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设备资产和制度机制等，甚至干部配备、思想理念等都是为出口导向战略设计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运作也是驾轻就熟，市场的突然转向必然会危及资产运作的效率。
其次，国内市场虽然庞大，其发展潜力也十分诱人，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水平上，其真正成为中国巨大生产能力的化解之地，真正能够起到发展方式和结构转换的支撑作用，还有待时日。
在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渐进过程中，以国内外市场并重协调地构建新的价值链治理，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从操作上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一步一步地做成世界品牌，与满足当前的出口导向的需求之间，是没有多少矛盾的。
它与一方面接受国际大买家的订单，另一方面又用别人的设计和技术与别人在外国市场进行直接的争夺的做法不同，可能并不会立即触犯发达国家大买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
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国内实力弱小的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
过去研究GVC中的治理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献，绝大部分都对发展中国家加入GVC后的产业升级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仅仅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与被俘获的价值链对应起来进行研究的结果。
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在市场势力极其不对称的封闭系统中研究价值分配和治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逻辑上跳出“被俘获”的悲惨命运。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参与的虽然是市场势力极其不对称的GVC，但是其整个市场运作系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高度动态开放的，即它们既有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从GVC底部进行学习、“当学徒工和操作工”的经验，又有市场多元化和同时运作在多条治理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运作的事实体验。
在当今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中，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出于回避风险的需要和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的需要，使企业同时跨越在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运作在一个多样化的市场体系中。
如广东、江浙地区的很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它们既融入由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GVC，也加入由欧洲跨国企业主导的松散型的价值链，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东南亚、南美洲和非洲出口独立的品牌，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的并不依赖于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
在后两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依据的是市场导向的价值链治理体系，这也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问题。
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所谓的“杠杆能力”（leveragingcompetences），即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
因此我们认为，忽视了当今产业集群中许多企业跨越几种价值链治理的现实，即企业既融入GVC又同时有可能加入NVC和区域价值链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既无法摆脱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又升级无望的悲观结论。
NVC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国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
我们之所以说在NVC条件下企业可能会拥有完整升级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1）本国市场的容量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该国企业创新能力能否培育而成的最根本因素。
无论是企业的产品设计与研发，还是其生产制造和商业化环节，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
只有经济体中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对高价格的创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高级要素投入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
这被称之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
（2）对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链主”的构建，也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市场来支撑。
目前处于“链主”地位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仅仅具有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而且具有对终端市场的控制力，由此实现其对高端环节活动投入的补偿，以及对利益分配的控制力和主导权。
毫无疑问的是，支撑这种“链主”地位的力量在于“链主”的规模优势。
而规模优势无非是通过企业内生成长和外生成长两条道路形成。
前者由于是企业通过内部积累一点一滴地成长，因而在其具有稳健性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发展速度慢的风险；后者主要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形成，因此企业发展速度快但运行风险大。
根据美国经济学史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对企业发展史的考察，认为在当今美国，没有一个大公司不是通过兼并成长起来的，靠企业自身积累扩张早已成“陈年旧历”。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市场成长性的收购兼并活动是塑造NVC中“链主”地位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3）从竞争手段来看，发达国家日益依靠对市场进入壁垒的打造来获取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由价格竞争转向为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体系为核心的市场进入标准体系制定权的竞争。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托于内需所构建的以专利为基础的市场进入标准体系，既可以强化本国企业所具有的高级要素竞争优势，又可以以专利授权收费方式来构造针对国外竞争者的进入壁垒，抑制模仿者的技术赶超能力，确保本国企业所投入的研发活动费用得到充分补偿。
另一方面，利用本国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标准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别国市场、绕开对方市场标准壁垒的交换“筹码”。
NVC条件下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困难，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升级的主要和关键的资源。
如本国企业可能难以独立地聚集起升级所需要的持续的资本（如持续的广告投放的资金能力）和人力资源（如高水平的国内技术研发设计和熟悉市场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
2.在国内市场开放过早、开放幅度过大的情况下，本国升级企业可能面对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争夺，从而有可能发生挤出效应。
3.国内市场消费者的挑剔程度可能不如国际市场，因而企业的升级换代压力不如国际大买家的要求苛刻。
在这种情况下，阻止国外进入的政策努力会演变为保护落后的竞争者，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
4.本国企业缺少企业重组的资本市场机制，难以发育出像国际大买家那样的规模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价值链就缺乏足够的延伸性和关联性，进入链中的企业也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把GVC与NVC条件下产业升级过程的差异概括如下表1。
一个基本看法是，在NVC条件下，中国企业既可以通过学习曲线效应逐步发展出自身的高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又可以在自己国家内部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机制。
应特别指出的是，在GVC下，当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要素成本上升时，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出于运输成本等交易成本因素的考虑，会将外包订单转移到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向中国内陆不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
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同时，造成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价值链底部的发展竞争格局；相反，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一般首先会实现产品链在自己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从而缩小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GVC与NVC条件下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比较
GVC
NVC
可实现的升级类型
工艺升级、产品升级
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的升级
品牌构建能力
弱
强
销售渠道终端控制能力
无
有
自主创新能力
弱
强
面对的市场需求特征
不接触终端的客户和需求，需求较为稳定
直接接触终端的客户和市场需求，需求较不稳定
是否为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
不是
是
产业转移机制
一般是国外转移循环机制
一般是国内转移循环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四、构建NVC的中国“链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一）构建NVC的中国“链主”的两种可能的载体
A、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化市场（见图1左）。
考虑到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组织以及参与全球贸易的客体对象是以产业集群作为载体的客观事实，我们重点探讨通过产业集群这个重要载体平台发展出NVC的中国“链主”的可能性。
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与集群中专业化市场的存在和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的。
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联结中国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一，是中国制造业构建NVC的中国“链主”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
专业化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双边市场效应”，即其既是生产厂商“卖”的市场交易平台，同时又是采购与销售商“买”的市场交易平台。
这种双边交易平台利用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可能造成类似“柠檬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实现了一般市场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经济三种优势因素的充分融合。
从交易主体来看，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所联结的是可能拥有自主品牌的本国生产厂商与专业化的国内外批发零售商，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
与GVC条件下中国企业只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者的角色不同，这种交易载体一方面具有卖方市场的“可选择性”与“可切换性”特征，生产商可以在国内外不同采购商之间进行切换，而不会仅仅将市场局限于特定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
另一方面，这种载体中的生产供应商不仅是具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低端供应商，而更有可能是创造出品牌和具有设计研发能力的高端供应商。
这是因为，双边交易平台载体可以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提供可能的多样化市场发展空间。
注：
虚线箭头表示非市场性质的交易关系，实线箭头表示市场性质的交易关系。
图1两种构建NVC的模式
B、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见图1右）。
在产品链的分工网络中，某些企业掌握着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具有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导型企业，位于产品链“金字塔”型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且拥有对网络内的其他企业的领导与控制权，这种性质的企业就是我们所说的NVC中的“链主”。
领导型企业将产品链中非核心、可标准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与领导企业有着协作与控制关系的独立企业，组合成一个具有“弹性”与“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
之所以把其称之为“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是因为在该类型产品链分工协作网络中，领导型企业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必须通过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构建，来向消费者直接传递产品特征信息，而且，必须具有随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的能力。
相反，在产品链零配件供应商的外包企业与领导型企业之间，就不是一种单纯市场交易关系，而是融入了权威服从关系的商品交易契约。
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差异性越大，关系型交易的特征就越强；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标准化程度越大，商品交易契约的性质就越强，由此形成由处于紧密协作层或松散协作层的不同企业所组成的多层次、差别化的产品链分工协作体系。
越是靠近领导型企业且处于紧密协作层的外包协作企业，与领导型企业进行隐性知识交流、技术交流以及创新研发能力就越强。
NVC条件下的领导型企业必须成为本国市场和产业的领导者，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的领导者。
只有中国制造企业承担了价值链中的领导者的功能作用，这样的NVC才具备向高端升级的“自动机制”和能力。
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
构建NVC条件下的领导型企业，等同于中国必须通过竞争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塑造出本国跨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公司。
很显然，这不仅需要有内需支持，而且也需要一个有作为的强势政府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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