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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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谓轰轰烈烈，文学领域对女界人生的反思与表现，走在了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前面。

在“方法热”、“文化热”的催生下，在“妇女文学”兴盛及关于“女性文学”究竟是什么的论争方兴未艾之际，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悄然而至。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

　　一、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义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戊戌维新以来，女性主义思潮就开始在中国萌动，它在内受到明、清之际不少男性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袁枚、曹雪芹、李汝珍等的哺育，在外，受到西方文化及19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

　　明朝的思想家李贽在《答女人学道为短见书》《夫妇论》《司马相如传》中大力宣传两性平等思想、抨击妇女低人一等的道学观，可谓中国“女权”运动的前驱。

自1878年起，《万国公报》便刊出《裹足论》《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女教》等文，介绍英美俄德等国妇女受教育的情况，倡

差异性表明：

密尔强调的是实际的社会参与，而李贽强调的是自我的内在修养。

由此阐述了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同思考，即西方女性主义者比较强调实际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则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更新。

强调通过内在的道德选择来改变人们的思考与生活方式。

这种差异至今仍然存在，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女性主义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接受、影响和发展。

　　在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人们的性别意识，呈现出从“性别”（gender）到“中性”（neutral）再到“无性”（sexless）这样的发展轨迹。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民族解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广大民众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妇女也就跟着解放了。

这一思维模式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在文学领域得到充分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这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妇女也难以企及的。

但在“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语域里，以妇女的名义解构了“妇女”，一种忽视女性生理、心理特殊性的“拟男”主义在种种口号下滋长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学或女性文学。

“人的自觉”消解于政治的大目标中，更遑论“女人的自觉”了。

“性”乃至“性别”属性成了洪水猛兽，像瘟疫一样招人嫌弃，《百合花》《林家铺子》《红豆》等表现了一点点人，性人情的作品往往受到批判。

　　70年代末，性别问题随着社会政治问题或新启蒙思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新时期之初，“人”的发现必然伴随着“女人”的发现，“女人”的发现绽露出人们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朦胧追求。

由“五四”开启的有关性和情的欲望叙事场景开始了新的转换。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舒婷的《致橡树》等作品，构成了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作为一个伸展开伤残的生命朝向光明与未来的乌托邦式诗篇，成为此间文化风景线上的核心景观”。

0她们也许并不认同90年代女性写作的观念和意识，但她们却在长久以来女性的沉默中发出女性内心的真切呼唤，她们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启示着后来者。

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探讨并未特别将性别因素或性别差异问题化，但对“人性”的呼唤、女性作品的繁荣、女性意识的萌生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加上本土女性主义运动的缺席与国门的打开，使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二、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中国的影响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1ib-eral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lheory）为其理论基石。

传统的女性主义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即生理差异导致社会差异，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关系，价值关系再引出不平等观念。

女性并非因为生理性别而自然成为女人，她必须自己转变成女人；更确切地说，她必须满足社会对她的期待，通过教育和调适而转变成女人。

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从最初的反抗男权压迫（这与解构主义反传统有类似之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受后殖民主义的影响）。

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euhuralstudies）等现代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颠覆，或至少重新评价政治、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

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它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

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

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

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

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体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

　　这一阶段，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

具体地讲，传播内容主要包括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西蒙·波伏娃与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女性主义理论先驱的著作。

译介是双向的，即理论的介绍和作品的引进，两个途径同时并举，有效适应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日益觉醒的需要。

朱虹在1981年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女性主义。

序言满怀热情地介绍了美国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再次勃兴，详尽评述了它兴起的历史背景、现实表现及其在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创作及批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给国内读者介绍了《女性之谜》《性权术》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及《自己的房间》《第二性》《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介绍了历史上被埋没的女作家。

朱虹对西方女性主义的介绍具有启蒙的意义，她的工作对我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王逢振译），其中伊丽莎白·詹威所撰写的“文学妇女”一章，将妇女文学用六七万字的篇幅列专章编入文学史，在我国读者面前展现了西方文学妇女的反抗阵容。

除此以外，该书还对激进的女性主义诗歌做了大量的介绍，阐述了被称为“妇女文学”的领域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提倡女性独特的表达方式，并倡导一种跨国度的妇女主体意识。

该书的一些重要见解，被国内不少女性评论文章反复引用。

　　1986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早期女性主义者的专著，也是在各个层面的读者群激起千层浪的著作。

该书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下卷主要说明当代妇女从少到老的实际生活经历与生存处境，提出：

“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这个“女人形成”论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坤在与宋晓霞的访谈中谈及，“最早接触的，波伏娃，第二性，一下子被击中的感觉。

”

　　1986年，《外国文学》杂志在第12期推出了“妇女专号”，并在编者按中宣称其目的是“满足广大妇女姐妹及一切关心妇女的读者对国外妇女文学动态有一定的了解”、“引起读者自己更深入更广泛地去探讨文学中的妇女问题”。

1988年后，该刊又辟出“妇女文学专栏”，介绍了多丽丝·莱辛、艾丽思·沃克及托妮·莫里森等人的作品。

至此，人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及文学作品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找到了一些攻玉之石，对国外女性主义批评译介的活跃形成一种浓郁的理论氛围。

根据林树明在《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中的粗略统计，1980年至1983年间，全国各刊物平均每年发表5篇这方面的评介文章，1986年至1987年，每年11篇，而1988年增至20余篇，1989年多达32篇，其数量逐年成倍增长。

重要的理论刊物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学理论研究》等也加强了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

　　弗·伍尔芙的出版于1929年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译本198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至1992年6月，已三次重印。

《一间自己的屋子》及其他一些文章，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

从父权社会中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人手，探讨了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中，最为独特的是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

在访谈录《网络时代的女农民》中，女作家徐坤强调对于从事文化艺术行当的女性。

没有什么比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更重要时，将它与农民的土地相提并论，“一旦失去，他就会流离失所，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历时三年的准备后，1992年推出了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是国内学者编选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选。

文集完整收录了肖瓦尔特的《我们自己的批评：

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以及吉尔伯特和格巴的《镜与妖女：

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等美法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这些文选的观点频频见诸报纸杂志的引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围绕其“平等、发展、和平”的主题，“首届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95北京世界妇女电影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等大型国际、国内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频频举办。

不少出版社、文艺期刊及社科学术刊物都推出了妇女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丛书与专号，著名的如“红辣椒丛书”、“红罂粟丛书”、“她们丛书”等。

“中国女性在亿万世人瞩目之下经受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的女性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

　　与此前后，在许多女作家提供的文本中，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等都不讳言女性主义对自己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其创作方面的代表就是新女性小说。

”如果女性主义因为它的激进（或偏激）而多少使人有些生畏的话，那么这些女作家、女批评家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则起到了联合起女性写作的纽带作用。

它们营构出馥郁的女性主义氛围和语境，尽可把王安忆、铁凝、方方等较为“传统”的作家，和张欣、徐坤、周洁茹、卫慧等晚出或新锐作家统摄其中。

那么足以表明，90年代的女作家们，已经在“空白之页”上把自己刻入历史。

在女作家看来，“中国妇女早已失去性别意识，被表象化的‘男女平等’所遮蔽。

那些‘铁姑娘’、‘女强人’之类的称誉已经把她们请入瓮中文火煮熬一煎到底了”。

因而许多女性都盲目地对搞女性研究抱着本能的厌弃。

隐藏的性别泯灭、性别歧视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