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第一艘起义军舰黄安舰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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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第一艘起义军舰黄安舰doc

黄安舰起义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在青岛胜利起义。

这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艘起义的军舰,而且完好无损地归入人民解放军行列,为国民党海军官兵树起了弃暗投明的一面光辉旗帜。

黄安舰起义后,参加了解放沿海城市的战斗。

在解放一江山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回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作战中,与兄弟舰艇一起,击伤击沉了国民党大型驱逐舰“太平”号等舰船,又立下了新功。

新中国人民海军成立后,该舰被命名为“沈阳舰”。

  黄安舰原系日本制造,是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26日接受日本战后赔偿的一艘护航舰,排水量8100吨,最高航速16.5节,舰员编制126人(起义时实有64人,其中军官12人,士兵52人);接收时仅有航海和动力设备,没有火炮和其他武器装备。

国民党海军将该舰编为“接22号”,送青岛海军造船所修理并安装武器;1947年下半年开始组建,调配人员,命名为“黄安”号,隶属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

  该舰的起义,是中共青岛市委、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胶东军区联络部等所属地区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开展策反工作的结果。

  1948年春,中共青岛市委领导得知在青岛铁路中学从事地下工作的王志进的胞兄王子良在国民党黄安舰担任副枪炮官,思想进步,可作为争取的对象,即令王志进回解放区汇报王子良的情况。

市委书记宋子成、社会组组长衣吉民等领导经研究决定,由王志进承担争取王子良反正的任务。

王子良在王志进的帮助、教育下,于同年7月被发展为地下工作者,由市委社会组具体掌握。

市委旋即派情报干部陈坤全进入市区,建立青岛铁路地下党支部;同时,直接领导王子良开展工作。

陈坤全化名周永祥,以上海商人及王子良同学的名义住在王子良的父亲家(今杭州路93号)。

起初,王子良的任务是掩护陈坤全的安全,获取敌海军情报。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陈坤全、王子良按照市委的指示,将组织策动黄安舰起义当作首要任务,全力以赴。

  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地下工作者鞠庆珍是1948年9月由“汾阳”号炮艇调上“黄安”舰的。

鞠庆珍及其大哥鞠庆玺在其胞弟鞠庆璞(化名曲永昌,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派人青岛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联络下,于1946年参加了革命,并按照“区统”的指示打入国民党海军。

鞠庆珍先是被任命为“海澄”号炮艇中尉轮机长,后升任副艇长。

1948年8月,鞠庆玺因开展工作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逮捕后遭杀害。

鞠庆珍亦因涉嫌,被撤销副艇长职务。

为完成任务,鞠庆珍辗转托人,于同年9月调上汾阳舰,后又调上黄安舰任舰务官。

  胶东军区联络部的地工人员刘增厚是1947年中共牟平县委联络科地工人员发展的。

当年2月,牟平县联络科为便于工作,将刘增厚的关系转给胶东军区,军区联络部即派干部张庆颐进入青岛,与刘增厚建立了联系。

按照张庆颐的指示,刘增厚于1948年春托人举荐,于是年10月打入国民党海军泰安舰,随后又调上黄安舰,任少尉枪炮官。

  孙露山(又名孙启仁)由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联络科于1947年3月发展派入青岛;由同乡鞠庆珍保荐到黄安舰任上士枪炮班长。

  1948年10月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陆续登上黄安舰。

起初,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各自秘密工作着,有的把对方当作争取对象。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

虽然青岛的国民党军队自恃拥有海军优势和美军的庇护,扬言固守,但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做撤逃的准备。

中共青岛市委、胶东区委统战部、胶东军区联络部审时度势,加强对组织黄安舰起义的领导,指示所属地工人员做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相机而动。

这时,四位地工人员彼此间自动沟通了情况,互相明确了身份,凝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每周碰头一二次,共商起义大计,携手厉兵,准备起义。

  鞠庆珍刚上黄安舰时,即通过舰长刘广超将自己的知心朋友张杰(又名张绪宣)从海澄号调上黄安舰,任航海班长;又于年底,借舰上需要充实技术力量之机,从青岛海军造船厂调来几名思想进步的技术工人。

其中有周文竹、迟德贤、张金诺、王书恩等,安排在电工、轮机等要害部门。

鞠庆珍曾冒着极大的风险,试图策反中校舰长刘广超。

刘广超在国民党海军中有一定的影响,亲朋中不乏有权势的上层人物。

鞠庆珍利用与刘广超之间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设计试探策反。

一次,鞠庆珍佯装忧虑地对刘说:

“听说共产党要封锁小港。

到那时,与其就擒,不如过去算了。

”刘广超瞪了鞠庆珍一眼,板着面孔说道:

“你哥哥掉脑袋没几天,你还敢说这样的话,不想活了!

”鞠庆珍意识到事情不妙,只得强装笑脸,巧妙地搪塞过去。

鉴于刘广超的思想反动态度强硬的情况,决定放弃策反他的打算,待起义时见机行事。

  黄安舰上的起义骨干中,只有王子良、刘增厚各藏有一支手枪,行动时必备的武器明显不足。

1949年1月下旬,黄安舰修理工程接近完工。

一天深夜,国民党海军后勤部门将300吨军用物资运抵“黄安”舰停靠的码头。

刘广超指派刘增厚负责理货装舱。

其间,刘增厚发现货物中有一箱手枪,便不露声色地和孙露山一起将这箱手枪搬进另一个小仓库,解决了起义枪支不足的问题。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之时,王子良、刘增厚的行动引起了刘广超的怀疑。

1月19日晚上,黄安舰的军官在一起聚餐。

席间,刘广超突然质问王子良:

“你为什么经常发牢骚,宣传共党言论?

为什么经常带一名青年(指陈坤全)到舰上来散布蒋委员长吃败仗?

”王子良机智从容地回答说:

“那个青年是我过去在上海军校的同学,现在是上海的大商人,他怕共军过江搅了他的富裕生活而担忧。

我发牢骚是冤得慌,跟随舰长20多年,一心效忠党国,到如今才混了个准尉,连老婆都嫌我没出息。

我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的事,哪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在场的几个军官也纷纷帮着王子良说好话,总算应付过去。

散席后,刘广超对鞠庆珍说:

“王子良、刘增厚不称职,得把他们调走。

”鞠想,调走了他俩,势必削弱起义力量。

经起义骨干紧急密商对策,鞠庆珍以舰上正当用人之际为由劝说刘广超慎为其事;王、刘二人亦分别给刘广超送礼疏通,终于使刘广超暂时放弃了换人的想法。

  2月9日,大修完工的黄安舰奉命离开造船厂码头,驶向小青岛西侧的锚地抛锚待命。

与此同时,起义骨干们获悉:

黄安舰将于2月13日之后起航南撤。

起义已经到了付诸行动的关键时刻。

  在锚地停泊的当晚,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和张杰秘密聚会,缜密研究,筹划起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具体措施。

  选择起义时间。

多数人认为2月12日,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为最好。

主要考虑到两点:

(1)元宵节晚上,舰长刘广超肯定会下舰过节,家属在青的军官也会下去一些;

(2)节日是敌人松懈的时间。

但有的人担心一艘舰单独行动,战斗力比较弱,主张在南撤途中举事。

后经权衡,认为在南航中脱离舰队,不易成功。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2月12日晚上行动。

  确定起义后的去向。

最初考虑把舰只开到胶东沿海解放区港口,包括烟台、威海、石岛、乳山等,但经仔细研究,南行比北行隐蔽、安全,不易引起敌人怀疑,故确定开往解放区港口连云港。

  分析敌人能否追击。

鞠庆珍分析认为:

敌舰舰长一般晚上都回家,军官也有一部分下舰,士兵也有请假溜号的。

有了作战任务,把舰长和有关人员召集回来,然后再备航,最快也得四五个钟头,而国民党舰艇最快的速度,如“太平”号,“太康”号为16.5节,青岛离连云港90多海里。

我们从前海起锚,跑上四五个钟头,等他们追出二三个小时,我们早已到达解放区了。

至于国民党空军,其指挥权归绥靖区,飞机起飞要通过南京空军总部,海军无权调动指挥空军飞机。

要打通这些关系,没有二三个小时是不行的;再说国民党空军,对袭击海上目标没有经验,况且我们是夜间行动,茫茫大海,目标不易发现,所以,对此不必担心。

鞠庆珍的一席话统一了认识,坚定了大家行动成功的信心。

  如何对付美国军舰干涉的问题。

当时,停泊青岛前海的美国军舰有20多艘。

鞠庆珍以他的经验说:

“我在海澄号炮艇时,出入港口不知多少次,美国军舰从来不加干涉,最多问一问情况。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给他个信号,答复一下就行了。

我们走内航道,美舰不可能替国民党追我们。

退一步讲,如果国民党要求美舰出面干涉,不仅手续繁杂,而且涉及国际外交问题,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研究舰上某些人员的问题。

为保证黄安舰安全驶出港口,决定宣布起义时,将副舰长刘振东和电讯官宁德辉关押起来,封闭电报房,切断对外联系。

要密切注视几个可能破坏起义的人的动态。

起义时,将其一律控制在住舱内,封锁舱口,不得随便出来。

  研究掌握轮机的问题。

舰上的航海、枪炮部门已控制在起义者手里,但轮机部门缺轮机长指挥。

这次会议决定于起义之日,由王子良突击争取轮机长刘彦纯。

  研究了与解放区的联络信号。

指定刘增厚与胶东军区的张庆颐取得联系,把黄安舰到达解放区港口的联系信号转告有关港口驻军。

  对家属的安置也作了安排。

为了避免敌人迫害,决定以元宵节联欢晚会的名义,把起义骨干的家属接到舰上,既可随舰起义,增加起义力量,又可安全地撤到解放区。

  2月10日,王子良、刘增厚离舰,分别向各自的领导陈坤全、张庆颐作了详细的汇报。

陈坤全听取汇报后,立即报告了市委,市委则通过胶东区统的电台向华东局城工部报告;张庆颐立即通过秘站上报胶东军区,军区通知了沿海各港口驻军。

鞠庆珍于2月11日告知胶东区:

“一切就绪,定明驶连云港。

  王子良下舰还曾要求陈坤全上舰指挥起义。

对此,市委早有指示,认为陌生人上舰容易暴露,对工作不利,起义时应由舰上自行掌握。

陈坤全向王子良转达了市委的这一决定,并嘱咐他在行动中应注意掌握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反抗分子的策略,鼓励他要沉着镇定、临危不惧。

  预定起义的这一天——2月12日上午,王子良将妻子袁丽峰、刘彦纯的未婚妻潘素娟接上舰。

下午,鞠庆珍回家接眷时,适逢同乡田炳基(共产党员)和鞠的表弟王德隆(“海澄”号炮艇轮机兵)在家中做客,便将准备起义之事直言相告,并让田、王二人上舰助一臂之力。

田、王二人当即慨允,随鞠庆珍夫妇及张杰夫妇等人登上黄安舰。

刘增厚的妻子正在产褥期,不便上舰,由张庆颐将母子二人转移到解放区红石崖。

  下午,舰长刘广超乘汽艇下舰过节去了。

刘增厚以值更官的身份在甲板上往来巡视。

一些官兵正忙着分发香烟、糖果,置备菜肴,舰上洋溢着官兵眷属共度元宵节的祥和气氛。

  下午3点半,王子良独自来到刘彦纯的住舱,孙露山在警戒。

此刻,刘彦纯正同未婚妻潘素娟亲昵交谈着,见王子良进来,忙起身相迎。

客套了几句之后,王子良郑重地说道:

“我们要驾舰起义,驶向解放区!

”刘彦纯是舰上“保密防谍小组”的组长,又是刘广超的亲信,听到“起义”两字顿时惊呆了。

他望了望一言不发的未婚妻,喃喃地说:

“这,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请让我考虑一下。

”王子良见刘彦纯犹豫不决,便换了一种语气说:

“彦纯弟,我们认为你为人正直,有爱国心。

你是个聪明人,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大势已去,再跟着他们走是不会有前途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革命的同志让我和你谈谈,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奔向光明!

”潘素娟在上舰之前已明确了自己此时的任务,她见刘彦纯似有所动,便十分严肃地说:

“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应该听子良哥的话,站到起义队伍里来。

”刘彦纯思索了片刻,坚定地表示:

“我考虑好了,决定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同你们一起干!

”王子良上前紧紧握住刘彦纯的手,兴奋不已,连声说:

“谢谢你,彦纯弟!

  至此,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1949年2月12日,农历乙丑年正月十五晚,黄安舰起义骨干聚集在前舱里举行紧急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张杰、刘彦纯、田秉基、王德隆等。

会议在鞠庆珍、王子良主持下,缜密研究确定起义骨干的分工。

具体分工是:

鞠庆珍同张杰等人,迅速占领并控制驾驶台,指挥军舰安全离港,直奔解放区;王子良、刘增厚负责关押副舰长刘振东、电讯官宁德辉和其他反动分子,主管全舰的对海、对空的安全警戒和各部门间的通讯联络;孙露山负责起锚巡视舰面和发放枪支;刘彦纯负责控制轮机部门,及时发动主机,确保舱内各种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全舱电源的供给;王德隆、田秉基负责警卫靠近驾驶台的主要舱口,防止反动分子进行破坏;袁丽峰负责看管被关押的反抗分子。

会议还对起义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确定了三条处置的原则:

(1)要广泛团结舰上更多的官兵,一同到解放区去;

(2)舰上反动分子只要不抵抗,不开枪镇压;(3)军舰驶出青岛港后,如遇到敌机、敌舰轰炸、追击,则坚决还击,万一被敌人追上,为了革命事业,宁肯牺牲,炸沉军舰,也决不让敌人抓回去。

  约晚8点30分,会议结束。

孙露山打开武器箱子,取出18支手枪,分发给起义骨干。

王子良把自己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发给每个起义人员,作为行动时识别袖标。

然后,各就各位,分别行动。

  王子良和刘增厚持枪来到副舰长室,刘增厚随即缴了刘振东的手枪。

副舰长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面如土色,嘴唇颤抖地问:

“你,你们这是干什么?

”王子良宣布说:

“我们起义了,要把军舰开往解放区!

”早已吓瘫了的刘振东的妻子,只是用手紧紧搂住她的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

  王子良觉得刘振东夫妇平时为人还不错,有一定的爱国心,于是态度变得和气地说:

“请你们放心,只要不反抗,我们绝对保证你们全家人的安全。

如果刘副舰长支持起义,我们是欢迎的。

”刘振东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不敢反对。

”“刘副舰长,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待。

为了使你作最后的选择,同时也为了你和太太、孩子们的安全,暂时委屈你们一下,请到锚链舱去吧!

”王子良说罢,使了个眼色,刘增厚随即把刘振东夫妇押往锚链舱。

与此同时,被关押的还有报务官宁德辉和报务员吴胜明。

  鞠庆珍以检查是否拖锚为名,把两个武装值勤水兵叫到船头,对他们宣布:

“今晚要把船开到解放区去,这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把枪交给我,我们一起走吧。

”这两名水兵当即表示参加起义,并接受协助起锚的任务。

  起义的消息在舰上迅速传开,原来发展的积极分子纷纷前来要求参加起义行动。

少尉航海长鲁思远说:

“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鞠庆珍即着其配合张杰工作。

准尉帆缆军士长杨子良,轮机军士长张大发,准尉电工军士长周文竹,轮机上士班长黄兴湖,轮机士兵马书本,轮机中士王民宪、张金诺、王书恩、迟德贤,航海下士杨玉荣,信号兵朱洪,枪炮下士陈辉,航海兵王德明,枪炮下士万荣,轮机电工兵周裕谋、安守智,枪炮兵纪瑞祥等,都主动参加了起义。

对个别不赞成起义的人员,采取监护措施,关入士兵舱,不准他们上来。

至此,黄安舰已完全控制在起义者手中。

  晚8点50分,鞠庆珍登上驾驶台,以黄安舰新指挥员的身份,镇定自若地发布命令:

“全舰官兵,各就各位,准备起航!

”“备车”、“起锚”、“启航”!

随着这一串的命令,军舰微微一震,主机轰鸣,平稳起动,舰首劈开汹涌的海浪,向外海驶去。

  张杰熟练地操纵着舵轮,从停泊在锚地的20多艘美国军舰的间隙中,缓缓地行驶。

不料,舰上有几个官兵冲上甲板,反抗起义。

他们选择这个时间、地点出来反抗,无疑是想暴露黄安舰起义的行动。

而早有防范的王子良等人,一面对这些人进行说服教育,一面带领起义人员把这些人制服,关进了锚链舱。

这时,一艘美舰向黄安舰发来灯光信号,询问去向。

舰上的气氛聚然紧张起来。

鞠庆珍果断命令信号兵朱洪回答:

“此处风浪太大,避风去。

”信号灯有节奏地闪动着,在漆黑的海面上显得格外醒目。

鞠庆珍手持望远镜注视着美舰的动静,美舰再无反应,“黄安”舰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

  为了防止被港口信号台发现,当黄安舰驶过竹岔岛时,鞠庆珍下令实施灯火管制,甲板上的灯光全部熄灭,一片漆黑。

此时,风浪越来越大,舰体剧烈摇摆着,鞠庆珍凭着丰富的航海经验,沉着镇定地驾驶着军舰全速前进。

王子良等起义骨干各自坚守岗位,满怀必胜的信心,同风浪进行着英勇的搏斗。

  2月13日凌晨4时许,黄安舰驶抵苏北解放区连云港外的东西连岛海面,经与驻港解放军联络,于7时停靠码头。

起义官兵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涌向舰首甲板,欢呼起义成功。

  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政委苏羽等领导登上黄安舰,向起义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同时电告胶东、华东两级军区。

华东军区接报后立即打电报向中央军委报告,称:

“青岛敌兵舰一艘,系敌运输第二兵站处的黄安号于昨晚开至连云港向我投诚。

……”2月16日,中央军委给华东局发来贺电,祝贺黄安舰起义成功,并指示:

“一、该舰全体人员均须留用,除反对起义而又为群众所检举者外,目前不要更动一人……。

二、粮食水炭供给及人员生活,必须予以足够保证,一般的说可以比我们的陆军稍为提高一点。

三、请向舰上人员查明该舰续航能力,可否一直径行航抵葫芦岛,以及如何绕过青岛附近敌海军巡逻区。

四、威海卫军港及荣成港有无防空设备,如黄安号转泊该处的安全程度如何,亦请一并查告。

  2月14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等领导人,接见全舰官兵,在连云港召开军民欢迎大会,庆贺黄安舰起义的重大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向起义有功人员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等颁发了嘉奖状,舰上全体官兵每人发给一枚首创起义纪念章。

  黄安舰起义成功之后,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于4月21日打电报给华东局、中共中央,详细报告黄安舰起义的情况。

电报指出:

“经胶东关系鞠庆玲(珍)、青委关系王志(子)良共同努力,于丑文4点半,乘其舰长登陆,将已载装之大宗军火(炮弹),及南撤之匪家属一部,驶向连云港起义。

”5月4日,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呈报了黄安军舰起义材料报告。

报告说:

“在舰务官鞠庆珍、枪炮兵(官)刘增厚、王自(子)良、军士长孙露山率领下,召集全舰官兵宣布起义,……12日下午3时开出青岛,13日上午4时开入连云港……”这些珍贵的历史文件,详细记录着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等人的功绩。

  黄安舰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他们派出飞机,连日侦察、轰炸,妄图炸毁它。

然而,由于黄安舰到达解放区后,立即采取了隐蔽、保护措施,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国民党为了欺骗民众,稳定军心,在青岛《大民报》上谎报:

黄安舰驶抵渤海湾,被空军侦获炸沉。

  2月16日,周恩来亲自拟写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的祝贺电报,高度评价起义成功——“庆祝你们争取敌军舰黄安号反正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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